赵灵敏

　　 几天之前，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随行的是韩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代表团，人数达71人，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梦九、LG电子集团会长具本茂、浦项制铁会长郑俊阳、三星电子副会长姜皓文等财阀都在其中。

　　 目前，以三星、现代、LG等为代表的韩国前五大财团，其产出占韩国GDP的比重已经从2007年的1/3左右上升到目前的57%。单单是三星集团及其子公司，其市值总额就占汉城综合股市的近30%，涉及的行业几乎无所不包，除了人们熟知的家电和手机，还有保险、证券、超市、服装、游乐场、重化工等等，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免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韩国学者林炳润曾指出:“财团就是韩国经济之全部的比喻，并非夸大其辞。由于财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发挥的作用如此巨大，故可以说，没有对财团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韩国的经济。”

　　 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的“反托拉斯法”把“财阀”（Chaebols）定义为总资产在4000亿韩元（按当时汇率约合5亿美元）以上的大企业集团。当时韩国有43家财阀。对韩国民众来说，财阀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字眼。从好的方面看，财阀是韩国经济成功的功臣。韩国的人均GDP能从1961年的81美元上涨到2012年2.27万美元，财阀的贡献功不可没；仅在2010年，弹丸之地的韩国就有14家企业位列世界500强，目前，三星在手机领域甚至有力压苹果之势，这些都让韩国人感到很有面子。很多韩国人以进入三星这样的大企业工作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

　　 而从坏的方面看，财阀们的第一桶金都来自于政府，“财阀主导的经济”等同于“政经勾结”的经济。20世纪50年代，战后的韩国一穷二白，韩国政府选择了将少数资本集中起来，选择能干的企业家，发展国民经济中最迫切需要的产业，并向其提供美元外汇。可以说，财阀的成长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特别是“韩国历史上最伟大的CEO”朴正熙任内的经济政策。而这不仅造成了贫富分化，而且也铸就了“政经勾结”的政治社会文化传统。目前，韩国前1%富人的收入在全体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16.6%，稍低于美国（17.7%），但却高于英国（14.3%）、加拿大（13.3%）、日本（9.2%）、澳大利亚（8.8%）等其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而从李承晚到李明博，1948年之后的历任韩国总统最后都身陷丑闻甚至身败名裂，这与政商之间的畸形互动有莫大的关系。

　　 自亚洲金融危机、一批财阀破产以来，加上官商勾结的痼疾，韩国财阀在中国一直名声不佳，甚至遭到了全盘否定，认为是一种落后的企业形态。应该看到，韩国财阀确实存在许多与现代企业制度格格不入的东西，除了官商勾结之外，还包括家族和企业不分、决策一言堂、盲目扩张、负债率过高等，但与此同时，这些富可敌国的财阀一直拥有着非常可贵的企业家精神，坚持走实业之路，追求卓越，不断创新，勇于承担风险，正是这种精神，让三星站到了苹果的面前，也让韩国这个“贫油之国”产生了全球石化行业效率最高的企业——SK集团所属的蔚山炼油厂。

　　 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时，认为邓小平做的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就是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目前有不少企业已经进入世界500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些企业中基本都是垄断企业，他们主要依靠政府和行政的力量，占有社会资源与财富，攫取超额垄断利润。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的苹果和三星，却只有中石油和中石化？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李健熙这样热衷制造业的企业领导人，反而出了那么多的房地产商人？乔布斯和苹果可能离中国人太远，但“李健熙”们同样产生于和中国类似的东方社会，两相比较，答案不言自明：

　　 首先，韩国的财阀都是私营企业，这就意味着企业的生存要靠自己。虽然早期韩国政府的政策扶持至关重要，但越到后来，随着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加速，政府要明目张胆地庇护某个企业已经很困难，企业能否成功越来越要靠自身的经营能力和判断。这就是为什么大宇集团会分崩离析、而李健熙会再三强调“稍有不慎，三星集团10年后就有可能沦为小铺子”的原因。另外，韩国本身市场狭小，企业要发展壮大必须到世界市场和欧美大企业竞争，这也让企业家更早适应了国际规则。而在中国，13亿人已经是很大的市场，只要得到政府的支持，不需要到海外也可以赚个盆满钵满。而大型国企是高度行政化的，其领导人一般同时是某个级别的政府官员。这样一来，对这些人的考核就更多考虑政治因素和上级的偏好，而不是能否把企业搞好。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国企各级管理人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害怕变革和创新，最大的考虑不是经营好企业，而是揣摩上意，保住自己的位子。虽然少数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领导人通过大胆创新，创造了企业在某一时期的辉煌，但这种状况通常难以持续。

　　 其次，韩国人从思想理念到行为规范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进而间接影响到韩国的企业文化。韩国企业等级分明，员工、下属必须非常尊敬和服从老板、上司；相应地，老板、上司也应该以身作则，对员工尽到照顾的责任。这种双向的权利义务关系和无形的压力，使得韩国的财阀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殚精竭虑搞好企业。而在中国，老板往往片面要求员工的忠诚，自己却置身规则之外，这就造成了一些企业家的为富不仁和责任感的缺失。

　　 第三，韩国人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好面子，很多韩国企业在发展之初就会定下高标准。三星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 “第一主义”，这是三星创始人李秉哲在创立公司时就提出来的。三星的会长李健熙在1993年又提出三星要在所有涉足的领域追求第一，成为这些领域最先进、最好的企业。韩国的另一家大企业LG集团的董事长具本茂曾在10多分钟的简短新年祝辞中，十三次使用了“第一”的字眼。韩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奉行“第一主义”并不是响亮的空口号，而是其企业文化不断进取的动因。这种追求完美的精神，就更容易造就在产品上精益求精的企业家。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