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杰式向上流动体现了《独立宣言》关于平等与独立的核心价值，但即便在美国，僵化永续的阶层结构仍是一个难题

　　来源：《投资时报》

　　文｜理查德·V·里夫斯（Richard V. Reeves）

　　翻译｜陈召强

　　一

　　2014年春，一个温暖的傍晚，由豪华轿车和林肯城市加长礼宾车组成的车队，载着数百名身着正装或长晚礼服的宾客驶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家会所。他们将要参加的是“美国梦”庆典活动：由霍雷肖·阿尔杰杰出美国人协会（Horatio Alger Association of Distinguished Americans）举办的年度颁奖之夜盛典。

　　12名新成员（男11人，女1人）获得今年的年度大奖：他们有过贫困的童年，但最终成为商业领袖或高级公务员等社会知名人士。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也出席了此次典礼，他是1991年该奖项的得主。这12名新成员分别作了简短演讲，自豪而谦逊地讲述了他们从贫到富的奋斗故事：“我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农场/堪萨斯州的小城/小石城的孤儿院……我小时候没有住过室内有管道设施的房子……我在16岁时已经干过好几份工作……谁会想到，现在我会经营一家市值超过60亿美元的公司/我会成为一名美国大使/我会雇佣1万人。这一切似乎只可能在美国发生！”

　　随后，100多名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出现在领奖台上，而这也掀起本次活动的高潮。在帮助年轻人方面，该协会一向不遗余力，多年来已累计发放奖学金1000多万美元。知名电影演员、制片人汤姆·塞立克（Tom Selleck）向今年的奖学金获得者朗诵了卡罗尔·萨潘·戈尔德（Carol Sapin Gold）的一首诗：“……不冒险者，一无所成，一无所有，一名不文。”伴随着天花板上缓缓展开的巨大的美国国旗，加拿大乐队“美声男高音”（The Tenors）登台，唱起了一曲《永远年轻》（Forever Young）。励志、感恩、感动成为庆典的主基调。

　　获奖者讲述的关于他们摆脱贫困、走向成功的生动故事让人印象深刻，但在更大程度上，他们只是例外。与所谓的霍雷肖·阿尔杰神话相反，美国的社会流动率低于大多数欧洲国家。当下，各种力量—不仅包括与收入和财富相关的力量，也包括与家庭结构和教育相关的力量—正在为美国创造一个僵化的、永续的阶层结构，而这对美国的基本理念将会产生灾难性影响。

　　很多国家支持精英理念，但只有美国将机会平等奉为一种事实上的“国教”，并将个人自由—追求成功的自由—与社会平等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平等的个人主义理念。在美国，平等的衡量标准并不是穷人和富人的收入差距，关键在于交换位置的机会。

　　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2013年在国会山发表其总统第二任期就职演说时宣称：“我们要忠于我们的信条，要让出生于最穷困环境中的小女孩也能知道，她与其他人一样，拥有相同的成功机会，因为她是美国人；她是自由的、平等的，在上帝的眼中是如此，在我们眼中亦是如此。”

　　奥巴马并不是说每个小女孩都会成功，而是说她应该拥有成功的机会。毫无疑问，这种关于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的道德诉求是包含在美国的“信条”—《独立宣言》之中的，因为它宣称“人人生而平等”。在这份历史文件的草案初稿中，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原本写的是“人人生而平等和独立”。虽然“独立”一词后被删掉，但精神却被保留了下来。

　　《独立宣言》是一个关于美英关系的声明，同时也是一个关于美国人自己的声明。美国是一个由白手起家者组成的国家。法国历史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表示这个年轻的国家有着“勇敢和合理追求平等的激情”，而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则称赞他的国民有着“独立的天赋”。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即平等加独立等于向上流动的希望，而这个公式也创造了一种颇具吸引力的国家形象：无论是从社会、政治还是经济层面讲，这个国家都是一个庞大的、平等的竞技场，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正因为如此，儿童穿的T恤衫上会印有“未来总统”的字样；正因为如此，美国人信仰竞争文化，热衷体育运动，并时时强调“游戏规则”和“公平”；正因为如此，成功者引以为豪的并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才能，而且还有给予他们发展空间和成功机会的精英体系。

　　二

　　阿尔杰式的向上流动是以霍雷肖·阿尔杰的名字命名的，但他本人并不符合这个奖项的标准。霍雷肖·阿尔杰1832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切尔西一个中等富裕家庭，1899年在南安蒂克的妹妹家中去世—他妹妹家也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家庭。阿尔杰创作的童书虽然让他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大多数时候，写作收入也仅能维持基本生活。为此，他不得不通过家庭教师工作补贴收入。阿尔杰并非贫困家庭出身，去世时也未成为富豪。

　　他的出身和贫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创作的那些故事。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在全球的总销量已经达到数亿册，这在美国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他的书之所以畅销，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们生动地体现了美国的国家信条。在他去世一个世纪后，他仍是美国排名第五位的畅销书作家。

　　阿尔杰最出名的作品是1868年出版的《衣衫褴褛的迪克》（Ragged Dick）。在这本书中，男主角迪克是一个以擦鞋为生的小男孩，后来遇到了惠特尼先生—一个和蔼可亲的主顾。惠特尼先生对他说：“在这个自由的国家，早年的贫困不会阻止一个人前进的步伐……小伙子，攒钱，买书，干一番出人头地的事业。”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迪克。凭借自己的努力，他最终完成了从衣衫褴褛的迪克到成功的理查德·亨特阁下的转变。阿尔杰的所有著作都有类似的主题：有着良好品质的男孩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好心人的帮助（他的这些故事中都包含着运气成分），最终摆脱贫困，走向成功和富裕。

　　自一开始，阿尔杰的这种理想就饱受批评。1875年，马克·吐温（Mark Twain）出版了《好孩子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Good Little Boy）—一个针对《衣衫褴褛的迪克》的、具有反讽意味的短篇小说。吐温的男主角雅各布·布利文斯（Jacob Blivens）具备阿尔杰小说人物的所有优秀品质，“他对父母总是唯命是听……他总是好好读书，上主日学校从不迟到。”但布利文斯最终却在铸铁厂的爆炸中死去。这是一个悲剧。“这个力求上进的好孩子就这样死了。”他总结道，矛头直指阿尔杰，“但是，他的结局并不像书中讲的那样好。除他之外，别的跟他一样努力的孩子都得到了成功。雅各布的下场确实出人意料。这其中的原因恐怕永远也弄不清了。”

　　1888年，马萨诸塞州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在其畅销小说《回望：2000—1887》中对阿尔杰这位同乡作家的白手起家理念发起了更严峻的挑战。贝拉米描述的是一个可能的未来，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个跨越时空的、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式的叙事者，站在2000年的时间点上回望20世纪，而2000年时的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以中央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贝拉米所谓的具有同等价值和额度的“信用卡”，这个社会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收入平等。

　　这本书引起极大轰动。1900年，也就是贝拉米去世两年后，这本12年前出版的图书仍占据畅销榜第三的位置，仅次于《宾虚》（Ben-Hur）和《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然而，与阿尔杰不同，现在贝拉米这个名字以及他的著作已经从国民意识中淡出。

　　毫无疑问，贝拉米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但他的政治哲学与美国精神是相悖的。他塑造的是一个以完全平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所以，他的书在欧洲大卖一点也不奇怪。与之相对，阿尔杰的政治哲学更接近于古典自由主义，他若设想2000年时的美国，应该是一个人人自由、独立和拥有成功机会的国家，而人们所持有的信用卡，亦应在价值和额度上加以区别，就像现在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发放的黑卡或白金卡一样。

　　三

　　霍雷肖·阿尔杰本人并不是一个从贫到富的典型，但他写的那些故事的确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很多人的真实生活。19世纪的美国实行开放的移民政策，不断拓展疆域，并致力于将这个国家打造成一个创造财富的乐园。只要你有能力和雄心，那么很快就可以积聚起巨额财富。

　　在这个当时仍被称为“新大陆”的国家，向上流动的机会是如此之大，而范围又是如此之广，以至于超过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等“强盗贵族”都发迹于美国，受益于当时不受监管的繁荣经济，而他们靠的无非就是个人智慧。

　　在美国，推动向上流动的两个因素是学校教育和人口流动，而它们也早已植根于这个国家的灵魂之中。受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美国的缔造者非常重视学校教育，而这也成为推动社会和经济进步的一个巨大引擎。杰斐逊对他一手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充满自豪，并要求在自己的墓碑上铭刻这个伟绩。在他看来，“弗吉尼亚大学创建者”与“《独立宣言》作者”是同等重要的。1850年，在5至14岁的儿童中，有三分之二在学校中接受教育，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这一比例仅为50%。高等教育的发展相对缓慢一些，在1860年时，这个国家只有381所大学，但随着赠地大学的出现，美国很快就超过了英国。目前，美国已拥有超过7000所高等教育机构。

　　此外，美国的向上流动性还得益于人的跨地域流动。以19世纪70年代为例，这10年间，在30岁以下的美国白人中，一半有过跨国流动，四分之一有过州际流动。在著名报人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发出的口号—“去西部吧，年轻人”的鼓励下，雄心勃勃的创业公民源源不断地进入西部，寻找工作或开垦土地。在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当时美国国土面积较这个国家宣布独立时已增加3倍，土地的易获得性是推进西部发展的关键，因为对数百万定居者来说，他们至少有机会获得一些土地，而这些土地最终又成为他们的个人财产。

　　那些流向社会上层的大亨积累了巨额财富，但他们拥有的是一种新货币，世世代代积聚财富的序幕还没有拉开。当时，美国的财富不均水平虽然低于欧洲，但收入差距却在迅速扩大。需要指出的是，收入和财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收入是货币的“流动”，通常来自工资，而财富则是货币的“储存”，通常以地产、股票或其他资产的形式存在。虽然两者有重叠的地方，但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并非一回事。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关闭国境，这个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进而导致国民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扩大，达到与欧洲国家相类似的水平，而向上流动的引擎也陷入失速状态。大萧条之后，约翰·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著作《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取代阿尔杰的《衣衫褴褛的迪克》，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作。

　　美国在二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也让它一举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战争结束后，美国迎来了一波大繁荣，这源于新的经济能力以及政府在基础设施、军事、科学、社会保障和教育等领域的巨额投资。从1950年到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经济扩张推动了工资上涨和就业率提升，收入和财富差距缩小。政府提高了针对高收入者和巨额财富拥有者的征税水平，同时为穷人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和现金支持，而这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提出的“大社会计划”有一定关系。这一时期，向上流动的情况并未得到改善，但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大多数人都过上了比他们的父辈更好的生活，尽管他们仍处在父辈的收入梯队中。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推动大繁荣的机器开始减速。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生产率停滞，经济增长放缓。不平等趋势重新回到二战前的发展轨迹：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减税计划的帮助下，富人继续朝着更富的方向前进，而处于社会中低层的人们则被他们远远落下。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打破了其先前所说的“不加税”的承诺，但这并未改变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上任之后，美国出现了一个经济强劲增长时期，中产阶级的财富也有所恢复和增加。但很快，美国政治就开始右转。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上台和茶党运动的兴起使得该趋势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金融领域的监管也开始松动。在此期间，美国的流动率并没有发生变化。

　　奥巴马的当选带来一股清新之气，他关于后党派政治和致力于推动向上流动的承诺让人感到兴奋。此外，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当选似乎也表明了美国的进步，而他本人的故事，似乎也符合阿尔杰一贯的叙事梗概。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奥巴马的承诺沦为一纸空文。如今，美国仍是党派政治，而流动率也未发生明显变化。

　　（未完待续）

　　理查德?V?里夫斯，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研究方向包括社会流动、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以及家庭与子女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