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票价涨需求就会降？

　　茅于轼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火车票价上涨虽然不能增加供给，但是却能够减需求。涨价后，原本乘火车回家过年的人或更换交通工具、或调整返乡时间，最后达到疏散春运人流的效果。茅于轼认为，相较而言，不涨价只会让“一票难求”的现状持续下去；即便买到了票，也必须忍受一路的拥挤。“你同样花了钱，那个质量已经大大降低了。如果我们涨价那就避免了拥挤。虽然你价格涨了，你还是买到了一个有质量的服务。”(1月13日《楚天都市报》)

　　反对

　　伤害低收入群体利益

　　姑且承认“照顾低收入对资源分配有害”，问题是不照顾低收入不是对低收入群体有害吗？而且不照顾低收入仅仅是对低收入群体有害吗？

　　“火车票价上涨虽然不能增加供给，但是却能够减需求”，即便是真的实现减需求，也只是减少低收入群体对火车票的需求。原本乘火车回家过年的人调整返乡时间可能性很小，众多在工厂企业务工人员，回家过年时间不是自己想调整就能调整，得服从老板放假安排；过年不回家也不现实，他们辛辛苦苦一年到头，就是盼着过年能够与家人团聚。更换交通工具倒是有可能，火车票价一旦涨起来，逼迫更多低收入者转而别无选择地改为乘坐长途大巴回家(飞机这种奢侈消费出行工具不在低收入者考虑范围)。

　　根据往年经验，每到春运期，公路出行也是人满为患，长途大巴名义上不准超载，实际上不可能不超载，一辆核载五十多人的卧铺车超载一二十人丝毫不奇怪，只是因为坐车者为了平安返乡“互相包容”不愿理会，而车老板与司机有的是办法对付沿途煞有介事的安全检查，因此才会“相安无事”。火车票一旦涨价，原本乘火车回家过年的人转而选择乘坐大巴车，无疑将使公路出行压力加大，大巴车超载更多与更加拥挤势在必然。当公路出行也一票难求，不仅车老板会乘机涨价，而且会为公路交通增加不安全因素。这样一来，铁路出行可能“达到疏散春运人流的效果”，但是却加剧公路出行拥堵，岂非顾此失彼？

　　公共知识分子秉承公共立场、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鼓与呼，除了要有扎实专业知识储备之外，更须对社会各阶层生活有着全面了解与深刻认识。

　　涂启智

　　提醒

　　不要误读涨价论

　　“春节火车票涨价论”里“有涨有降”。茅老不仅讲道“春节火车票应该涨价”，他还说了“有很多空位子”的时候，火车票应该像飞机票那样打折而降价。其实，在中国，“铁道部”已不存在，“中国铁路总公司”是企业而非慈善机构。企业就要讲经济效益，讲“成本核算”，讲“生存与发展”，企业对其商品价格有权利“随行就市”，其理论依据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市场决定论”。如果说，铁路企业采纳了茅老的建议实行“春节火车票涨价而节后降价”，我们没必要对此说三道四，大不了，春节火车票价格上涨后，我们改乘汽车、飞机罢了。

　　“春节火车票涨价论”里“有涨有补”。针对涨价可能对低收入人群产生的影响，茅于轼认为，最好的解决方式是给穷人货币补贴。这里的“政府补贴”起码应该包括“提高低保水平”、提高“新农保水平”、“补贴低收入群体春节交通费”。

　　并非所有的人都“有钱无钱，回家过年”的；事实上，有的企业员工，春节加班拿加班工资，如“保姆”、“厨师”等，节后调休并回家看望亲人，也未尝不可。一个社会，不能不讲“公平与正义”。这其间，所谓“公平”，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平等竞争，平等地“企业有经营自主权”；所谓“正义”，对于弱势群体来说，经济上有“特困”，政府应该给予救助。一码归一码，“企业的归企业，政府的归政府”而“市场的归市场，市长的归市长”。倪黄村

　　评判

　　公共资源的嫌贫爱富

　　茅于轼的“照顾低收入对资源分配有害”论，是对穷人群体的歧视和利益的侵犯。乘坐火车的群体大都是弱势群体，相对低收入的穷人阶层，火车票涨价，是让他们坐不起火车，是为富人阶层让位子，火车资源向富人倾斜。公共资源分配面前一律平等，发展的成果与民共享，乘坐火车交通工具是每个人的权利，“涨价杠杆”只能是对低收入群体资源的剥夺，是对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公。

　　火车票涨价是公共资源的嫌贫爱富，对穷人利益的剥夺。我们更多强调国家运行的成本和效率，主要考虑大量本已稀缺的社会资源，如何通过国家的有效治理来提高其使用效率，改善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水平。事实上，中国特色的公共资源的基本定义应该是民生资源和公益性资源，一切以民为本。公共的一切资源应当为整个国家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民生的稳定协调可持续提供服务。

　　社会公平正义，资源合理配置，不是以牺牲穷人利益为代价。低收入群体不是“资源分配有害”的原罪，“涨价杠杆”只能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相反通过涨价来缓解资源紧张，倒是资源分配最大的不公和有害。如果按照茅于轼的“照顾低收入对资源分配有害”论的逻辑推理，但凡资源一紧张就涨价，低收入群体就会于紧张的公共资源无缘享受，只能看着紧张资源成为富人群体的专利，那么只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这是“苏格拉底辩证法”，不懂得穷人经济学原理，嫌贫爱富的“歪理邪说”，没有一点道理，资源合理分配，只能遵循市场规律，不是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失去社会根本的公平性——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吴玲

　　建议

　　调整高铁票价

　　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解决需求问题，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对症下药。火车票价格一涨，能够减少需求，让人们不再死盯着火车回家过年了，就会引导人们“换乘其他交通工具，或调整返乡时间了”。按照这个逻辑，现在，房价节节攀升，解决房价上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房价推高到让人们买不起的程度，就像有专家预言，北京房价涨到40万元一平方的水平，才能迫使人们选择其他的居住方法呢？从这一点来看，火车票“一票难求”，就涨火车票的价格，房屋“供不应求”，就涨房屋的价格，液化气“水涨船高”，就涨液化气的价格……假如供不应求的涉及民生的商品都可以用涨价来减少需求，那么，解决中国现存的经济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易行了，根本用不着左一个调整，右一个升级了。

　　事实上，提高火车票价格来减少需求，对于低收入者是一种无情的剥夺，对于铁路经营者是一种额外的补助。春运期间，以火车票价格涨价来缓解需求的呼吁，满足了铁路公司的利益诉求，受到伤害的是那些低收入者，导致他们回家的成本大幅上升，让他们回家过年的旅途变得更加艰难。真正化解火车票“一票难求”尴尬窘境，依靠国家政策导向仍是最有力的左右价格走向的力量，国家有必要在春运期间对高铁票价进行调整，让那些热衷于绿皮车低票价的农民工们也能享受高铁的低票价的优惠，并乘着高铁回家过年。对此，一味对火车票价格只涨不调的利益诉求，难以达到疏散春运人流的实际效果。

　　闻一言

　　■三言两语

　　●茅于轼先生恐怕一点儿都不知道乘坐长途大巴的滋味吧！

　　——张空诚

　　●高铁速度快，可惜票价贵，如果稍微降一降，也能好得多吧。

　　——刘旭

　　●解决资源短缺的关键不是通过提高票价来解决，而是如何合理科学利用资源。资源一短缺就提高价格，通过涨价来减少人们乘车，这不是解决乘车难，缓解客运压力的根本办法。

　　——黎学东

　　●提高价格，对于那些高收入者而言，显然不是问题，对于农民工群体，这是个不小的负担。茅先生提出“最好的解决方式是给穷人货币补贴”，可究竟怎么补贴？可操作性不强啊！

　　——黄晶莹

　　●给穷人货币补贴只是一种良好愿望，不合实际，实施成本太高了。

　　——马军

　　●为什么不让高铁降价？如果平时高铁降价，春运涨价倒还说得过去。

　　——徐春红

　　●一遇到困境就涨价，这管理手段真容易！

　　——韩慧慧

　　●好论点，正中铁路公司的下怀。

　　——彭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