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真实困境(3)

　　“破产之城”？

　　在成本和价格出现往相反方向变化的时候，等待实力稍弱企业的命运，或许只有关闭这一条路。对于现在多数温州商人而言，转业破产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了。这个宝马汽车数量占据全国1／4、中华香烟每年抽掉7亿的聚金之地，似乎正从“老板之城”变成“破产之城”。

　　温州龙湾工业园区，与夜市疯狂倾销的场面相比，白天这里反倒冷清很多，下午不到五点就草草收工了。这里的鞋厂通常计件发放工资，一双30美元的鞋子他们可以赚到五角钱。在弥散着化学胶水味道的制鞋车间里，那些熟练的女工平均每月的工资可高达两三千元，而且劳动环境宽松了很多——他们只要干完手头分配的活，就可以随时下班，工厂也不要求加班。而在去年八九月份，他们身后的鞋子还一直堆到天花板上。这里有“中国鞋都”之称，超过60%用于出口，但平均单价通常只有不到5美元。

　　无疑，洗牌正在不知不觉中加剧。5年前这里有超过5000家鞋厂，而现在只有不到一半活了下来。而根据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第一个季度中，倒闭转产的制鞋企业超过了70家，那些存活下来的工厂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留住人——在龙湾工业区内，不少鞋厂门口的牌子上都用红笔写着招聘启事，吸引工人的条件五花八门，比如提供夫妻房、住房补贴、提供自行做饭的场所、如果亲戚都在工厂工资，则推荐者可以得到数百元不等的奖励。

　　在离龙湾工业园区不远的温州技术开发区内，企业猝死的事件同样时有发生。最极端的案例是，去年10月初，温州华杉服装厂的工人们被通知开紧急会议，声称要突击检查需要歇业整顿3天。3天之后，人们发现这家工厂设备以及物料都奇迹般蒸发了。这家公司的老板吴理勇、吴理武兄弟不见去向。愤怒的工人一度阻塞了当地政府门前的道路——老板甚至将工资以及进厂押金都席卷一空。时光倒退到半年前，吴氏兄弟还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刚过不惑之年的吴氏兄弟以家庭作坊起家，2007年之前一直在乐清市磐石镇开办服装厂，在这里一步步站稳脚跟。为了扩大规模，吴决定转战温州，而华杉则是其并购的温州当地一家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服装企业，拥有厂房面积多达数万平方米，一度拥有员工1200人。

　　类似的恶性逃匿事件，绝非仅此一例。今年开春时节到5月，是服装贸易型企业公认的淡季。根据温州市经贸委的调查，2007年底，仅乐清和温州开发区就有6家企业因资金链问题而倒闭，涉及的资金高达4亿多元。事发之后，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则不得不实行“清欠工资”职能，进行了全面排查工资发放情况的整治活动。“很多企业都因为相互拆借和三角债很难熬下去。”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环球企业家》说。

　　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趋势悄悄出现，很多利润微薄的企业铤而走险进行地下融资，以缓解资金困难。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企业眼中，温州民间金融正从“地摊”形态正逐步登堂入室，企业家对之爱恨交加。“民间私下拆借的兴起反映微利时代企业家的无奈。”周说。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涉及民间借贷利率的监测数据表明，这一偏保守的官方数据表明，1月份温州民间借贷月息达到创纪录的11.77‰。“温州民间借贷大部分依靠人际关系，一般只打个借条，借条上甚至连资金借出方的姓名都没有，利率多是只有口头协商或随行就市。甚至有一批专门的金融掮客以此为业。”浙江金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合敬说。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则是在温州几乎少有破产的官司接手。“如果你做破产方面的律师，那就等于饿死。”林认为温州尽管催生了强大的市场经济，但产权和法律意识依然淡漠。温州人可以了无声息地关门，但并不习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破产注销，“他们的契约通常只写在一个巴掌大的纸上，有时候连一片纸都没有”。

　　破局和重生

　　或许让外界感到欣慰的是，温州并不担心被外界遗忘，这个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企业破产，也有无数企业绝处逢生。

　　“转变得并不太晚。”温州新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植平对《环球企业家》说。白的出生地温州平阳以生产低端编织袋和皮革加工而著称，但白并没有步此后尘，而是一直从事资产投资。白是温州这个领域最资深的玩家之一，曾经在13年前创立温州财团，如今是国内葡萄酒行业中最隐秘的权势人物之一。后者在去年染指近几年陷入困境的*ST新天，后者在新疆腹地拥有亚洲最大的18万亩酿酒葡萄种植园。

　　与一般玩家从实业进入金融业投资运作的正常轨迹不同，白长期从事大型基建、地产、酒店业，均收获不菲，当人们掘金股市的时候，他却想到了实业投资。白曾经当过知青、医生，之后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如今他希望把杯中的新天葡萄酒变成国内最有竞争力的葡萄酒生产商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白是孤独的投资者。而仅仅就在去年，白所在的写字楼里一下就冒出来10多家创业投资公司，这些投资公司主要涉及矿业、证券、IPO、定向增发等。“这是一个好兆头。”白说。

　　得益于原始积累的完成，大概从2005年前后，制造型企业往多元化转型在温州成为一股风潮。华士服饰董事长曾旭光数年前已开始涉足石油流通和有色金属领域，曾从美国新加坡等地运送原油，通过上海进行中转，目前每天有8到10艘轮船为曾运送石油，仅石油销售收入每月就突破2亿。

　　温州圣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圣雄则是另一个资源型玩家。所创立的圣雄皮革公司是温州数一数二的行业巨头，在全国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以皮革业起家是温州第一批嗅到矿业财富价值的人，在皮革业如日中天之后在矿产领域多有斩获，林先后在山西、内蒙古有众多的矿业投资。如今，林将视野重新瞄准新疆托克逊县的金属硅和多晶硅矿区。这个年产50万吨金属硅及1万吨多晶硅的项目，目前进展顺利。

　　地产是诸多企业的不二之选——报喜鸟、庄吉、法派等品牌服装企业以及温州最大的鞋业巨头奥康、红蜻蜓都纷纷涉足其中。温州本土知名经济学者马津龙估计大约70%的企业都涉足房产投资，由于房产最近几年一直是卖方市场，这些企业收益都非常可观。“投机性市场有高收益，但是人们的套利行为最终会把投机性市场的期望收益拉回至一般产品市场相均衡的水平。”

　　但多元化选择毕竟和制造本身关联不多。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要解决温州制造业的困局，要么颠覆创新，提高制造水平和含量,要么迁徙，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再不痛下决心提升管理水平和创新水平就只有穷途末路了。”兴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虞文品对《环球企业家》说。尽管虞是国内电缆行业的榜眼企业，但依然无法冲销原材料上涨的压力，这让他不得不对传统创新思路作出改进——改变了传统电缆中以纯铜做导体的固有思路，将铜与铝的性能合二为一，创新出铜包铝电缆。“性能大致相当，和纯铜电缆相比，价格却可以降低30%，重量可以减轻60%。”虞文品认为。这项技术的问世骤然间就给他带了多达上亿元的订单。

　　但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还是选择了最温和、最平稳的进化方式：迁徙。陈丽芳是先知先觉者——3年前，她就转卖掉在温州当地的铜丝加工企业的股权，将企业搬往江西鹰潭。而陈的公司业绩正蒸蒸日上，在当地同行业中排名前五名的企业，陈即拥有两家。在她看来，搬迁是早晚的事情——温州在资源、成本等方面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竞争力。温州工业用地已经飞涨至二三百万一亩，铜原料完全依赖第三方物流，银行贷款非常困难；而鹰潭则是国内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基地，其工业用地成本仅仅只有几万元，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比较之下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她仅仅只考虑了两天就变卖了所持有的股份。

　　陈破釜沉舟式的决然引来了不少效仿者。温州市铜产业协会会长冯茂勋权衡之下也把自己的企业转移到贵溪，连同他一起转移的还有当地4家规模很大的同类企业。陈并非孤独的外迁者——根据温州统计局的不完全统计结果显示，近1年来温州外迁企业多达1000余家，整体迁移的将占1／4之多。温州人的聚集效果明显而直接——在刚刚过去的1年，鹰潭工业园区的业务总收入增加了两倍，一举突破百亿元大关，戏剧性地在主营业务收入、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上交税金四项指标上上增幅在该省排名第一。

　　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迁徙本身推动了中国出口行业从传统的集群地区，传统的沿海三角地带，平稳扩散到较为贫穷、成本更低的内陆省份，其产业转移进而正发挥着减缓不断上扬的“中国价格”上行压力的作用，这其中充满了自我调理的意味。“对于沉疾已久的温州来说，这是一次无奈痛苦的被迫转身。”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