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樟木头镇银洋第三工业区，倒毙已经一个月的合俊玩具厂门前，一片空寂。经营出租屋生意的吴老板叠着手蹲在门口晒太阳，今年5月，他看到合俊“厂里人多生意好”，便在对面租下一栋民房，改建成50间单间，当时人满为患，每间能租两三百元，现如今，出租屋里只剩下合俊厂一个工人，“他请了律师要索赔，平时早出晚归去找工”，那些来自四川、湖南、广西等地曾经的租客，“已经打包回家”。吴老板改了招租牌上的价格：“长期出租，不收押金，120-150元(包水不包电)”，很快，他又调了价“80-120元(包水)”。价格虽然便宜，却只能吸引到少量远处的工人。

　　吴老板的隔壁，是一间挂着“转让”牌的电话超市，来自潮州的刘老板在这里开了两年店，“我有10台电话，以前一个月话费能打一二千块，现在一天不到两三块；以前一天卖水能卖三四百块，现在只有十几二十块。”刘老板准备再等两个月等厂重开，“如果做不下去，也只能是走。”在拐角处开米粉店的张老板则显得比较悲观，“前面一间饮食店刚刚投资几万块装修，开张不到两个月就倒了。我也是在关门吃老本，现在形势不好，去找个地方开店很好找，最怕就是厂子突然倒掉。”

　　在樟木头的沿途，到处都能看到“清债”、“办证”、“厂房租售”、“商铺转让”的广告招贴，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也是某某厂的倒掉。

　　每年接近年关，东莞的工业区总会变得鸡飞狗跳。

　　工厂倒毙，无论是因受金融危机影响所累破产，还是充当走佬骗钱，除了拖欠工人工资甩给当地政府一颗烫手山芋外，通常还会拖垮产业链下端的一批小工厂以及一群供应商。

　　在天台上足足站了3个小时的王洪江，最终在当地街道办、派出所和政法委书记的劝说下走了下来，“李书记和我讲，你放心，我一定帮你跟踪到底，把这个老板绳之以法。当李书记提到老婆小孩的时候，说句良心话，谁也不想死，李书记这样讲，我感觉到有希望了。” 王洪江摸着自己手上刚刚打完点滴的纱布，显得异常疲惫。

　　恒强盛老板孙国平在《致债权人的信》中这样解释工厂破产的原因，“在今年严酷的经济危机中，由于资金链断裂，迫于无奈选择不辞而别。原因有三：一是美金升值，订单下降，原本可以赚钱的出口产品变成了亏本的东西；二是原材料涨价，工人工资提高，将微薄的利润挤压为负；三是贷款难收，到处求爹喊奶，像孙子一样收款，夜不能寐，急出一身冷汗。” 孙国平说，他原本打算通过银行贷款，但由于“经济恶化、贷款加严，愿望破灭”，“不少供应商都知道，我是一个癌症病人，为三四百人的生存操心实在太苦太累，如今金融风暴之际，生意特别难做，整天面对众多供应商追偿，原材料供应又不及时，生产时断时续，我只能选择放弃。”

　　但供应商们没有相信这位原本“忠厚”的知识分子的说法，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借金融风暴之名行“金蝉脱壳”之实的走佬计划。

　　小老板的过冬计划

　　肖功俊是东莞市大朗镇屹立印刷公司的老板。

　　9月以来，他以一个小工厂主的身份，在广东几家报纸上发表《东莞10亿“利市”，拿出不易分配更难》、《谁来引领我们中小企业前行？》、《“求大”或会误导企业》等9篇评论，从而在东莞企业主中声名鹊起。在被“我是梁山伯”于《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一文中致敬之后，他欲以“我是祝英台”撰文回应。

　　下午5点，肖功俊的工厂便已歇工，他开着黑色别克将在艺术幼儿园上学的女儿接回办公室后，抽起“五叶神”来，偶尔接到催货的电话，他便耐心解释。

　　“今年特别难做，去年开始难，今年特别难。我的厂，今年经营的困难主要是水灾，我这里就损失了100多万元。”2000年，在中央级研究院做过电子工程研究的肖功俊创办了这家小印刷厂，8年来他只有四个月出现过亏损，“2007年一个月；今年2月份过春节，生意非常差；再一个是六七月份，6月是因为水灾，7月份是没定单。”

　　肖功俊的印刷厂主要是给一些电子厂做包装盒、说明书、吊牌，处在食物链的下端。从去年5月开始，他开始明显感觉到生意难做，竞争者增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原材料价格、劳动成本上涨导致成本增加，“一方面定单不足，就算有定单也很难做，因为做下去是亏损的。即便帐面不亏，但是货款不能及时回笼，风险太大。再加上现在经济环境、法制环境非常不好，动不动就遇上走佬，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损失，去年一次，今年有两次。”

　　今年，就在肖功俊所在的沙步土地坑工业区就有七八家皮革、电子厂倒毙，“有些是山寨工厂，有一家从水灾到现在都没有开门。”

　　肖功俊从几个小细节感觉到金融海啸对东莞的影响。一是厂里的工人越来越多请假，理由是“弟弟或者亲戚的厂倒闭了，要到车站送他回家，以前没有这样的请假理由”。二是大朗汽车站的返乡潮提前到来，“以前这个时候回湖南邵阳是134块，现在回家的人多，生意好，票价涨到了220或230块，这跟过去春运一个价。”三是工业区里以前经常遭遇“开五停二”、“开六停一”的用电限制，“去年到现在，根本就没停电这回事”。

　　原材料涨30%、工人薪资涨40%、订单缩减30%……压得肖功俊喘不过气，纸张从去年年初的每吨6300元左右，攀升到现在每吨约8000元。劳动力成本由去年的每月七八百元，涨到现在的1200元左右。而印刷厂的利润比去年下降了5成，以前效益最好时每月能赚10多万元，如果只有两三万元。

　　东莞市长安镇荣发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陈秀鹏已经4年没有出去旅游，一双皮鞋穿了一两年没换，“一是忙，二是做生意难挣到钱。”为了节省开支熬过经济危机，他将厂房里的三根灯管拆成只剩一根，对工人宿舍用电也用电表控制，自己24小时呆在厂里，许多事情亲历亲为。

　　东莞市长安镇祥宇五金厂的老板易冰也发现，因为金融危机，身边的许多同行变得小心翼翼，“很多人有生意都不敢去做，都是怕自己拿材料帮别人做了，几个月后收不到钱。”他所在的五金业，许多工厂处于半停厂状态，有的正大批裁员，“反正快到过年了，有些工人宁愿回家待两个月，看看外边的情况怎么样再决定是不是出来做工。”

　　虽然，肖功俊认为东莞还处秋天，冬天尚未来到，但他也已经在提前准备过冬计划。他估计，东莞10亿元的产业转型升级资金很难摊到自己头上来。

　　计划一：压缩人员，身兼多职。比如让文员兼职管理仓库，会计兼职人事经理。计划二：老板亲自抓采购，将采购销售两头各吃5%回扣的额外成本消减掉。计划三：或者学习日本企业生产管理方式提高生产力，或者干脆“冬眠”，或者缩小规模，将500人减成100人，留下一二十个骨干搞技术，关闭生产线转做贸易，订单照接，转发给其他工厂生产，减少风险。计划四：上下游工厂几个工厂合成一个工厂进行生产，不合并不重组，你还算你，我还算我，但这样可以省掉租金，节省生产成本，风险和利益共担，等经济转暖，就可东山再起。计划五：引入阿里巴巴的“三企互保贷款”，三家企业联合起来一起贷款，如果一家企业出现了风险，另外两家一起承担，这样几家企业“抱团取暖”能减少风险促成紧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