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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棒打华为中兴背后:借口安全威胁维护利益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10月10日 17:50  重庆商报微博
9月13日,中兴公司高级副总裁朱进云出席听证会。 9月13日,中兴公司高级副总裁朱进云出席听证会。 9月13日,华为高级副总裁丁耘出席听证会。 9月13日,华为高级副总裁丁耘出席听证会。 10月8日,美国众院情报委发布调查报告,警告和华为、中兴合作的美国企业另找供应商。 10月8日,美国众院情报委发布调查报告,警告和华为、中兴合作的美国企业另找供应商。
欲加之罪 新华社 制图 欲加之罪 新华社 制图

  商报记者 敖祥菲 梁龄 高亮

  美国大选冲刺的关键时期,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一份唱衰华为、中兴两家中国企业的报告,称其“对美国系统构成威胁”,这让华为、中兴双双愤起回应。华为称,报告充满传闻和臆测,整件事就是对华为的政治绑架,中兴人士则表示对报告很失望。

  这只是共和党冲刺美国大选的惯用伎俩,还是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专家认为,这是贸易保护主义在作祟,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还是中国企业乃至中国大国崛起令美国感到担心和焦虑。 

  溯源

  美国为何“棒杀”华为中兴

  前日22点(美国东部时间前日上午10时),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一份唱衰中国企业的报告,“警告和华为、中兴合作的美国企业另找供应商”。

  该报告称,在长达一年的调查中,华为和中兴没有解释他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调查发现了华为非法行为的“可信”消息,涉及移民、贪污和受贿等。“我们不能相信华为和中兴未受外国政府影响,也不能相信他们不会对美国和美国的系统构成安全威胁。”报告称。

  据了解,这份对华为、中兴的调查始于去年11月。今年9月13日,华为和中兴的代表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听证会,就所谓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调查接受质询。

  华为称这是政治绑架

  针对该报告,华为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声明称,美众议院情报委所主导的、历时11个月完成的报告,仍然未能提供明确的信息或者证据证明其担忧是合理的。

  华为还在这份声明中称,调查报告既没有考虑华为在美国及全球的良好的网络安全记录,也对华为所提供的大量事实信息视而不见。“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样的一个报告的唯一目的,就是阻碍竞争、阻挠来自中国的ICT公司进入美国市场。”

  而华为美国发言人威廉·普卢默前晚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对华为的指控是一种政治干预,这是很危险的。”

  普卢默还说:“仅去年我们同美国公司的采购额就达到了66亿美元,那意味着数万个工作机会,这些建议在拿美国的工作机会开玩笑,这些建议是在拿数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开玩笑,这是拿数十亿美国公司采购额开玩笑,他们破坏竞争,也破坏创新。”  

  昨日下午,身在美国的中兴通讯(微博)发言人戴澍在电话中告诉商报记者,看到这份调查报告的结果后,很不满意,感到失望。

  戴澍表示,几乎所有的美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包括西方供应商),都在中国进行生产。因此,中兴通讯敦促委员会扩大视野审视整个电信产业供应链,所有供应商都应该向美国运营商提供一致的可信赖交付解决方案。

  华为中兴屡遭美方发难

  其实,这并不是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第一次遭遇美方发难。

  2003年,思科指控华为侵犯其部分技术专利,最终却撤回诉状并承认华为没侵权。

  近年来美国方面屡屡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阻碍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发展。

  2008年,华为拟收购美国电信企业3COM公司,后来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宣布对该交易启动国家安全调查,最终3COM被迫主动撤回申请,3COM公司后来被惠普(微博)收购。

  2010年8月,美国移动电话运营商斯普林特公司发起网络升级的招标,华为提供的方案可为运营商节省至少8亿美元成本。但8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致信总统奥巴马及财长盖特纳,要求对华为供应设备一事全面调查,以评估可能的“国家安全威胁”之后,这块50亿美元的大蛋糕由爱立信(微博)、阿尔卡特朗讯和三星(微博)分食。

  同年,中兴曾试图获得部分Sprint(美国主流运营商)合约,也以失败告终。中兴相关负责人事后抱怨在美国遭到了不公平对待,称他们开出的条件优于获胜者爱立信。

  2011年2月,同样是在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的压力之下,华为不得不放弃以200万美元收购3Leaf公司的交易。2011年10月,美国商务部阻止华为参与国家应急网络项目招标。

  商务部强烈反对美调查报告

  昨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就美国国会发布的调查报告发表谈话时表示,该调查报告仅凭主观猜忌和不实依据,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端指控,排斥中国企业在美开展正常经营和参与正当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

  沈丹阳表示,美国会此举既有违美一贯倡导的自由市场规则,也不利于中美双方企业相互开拓市场、扩大合作。希望美国会摒弃歧视中国企业的做法,秉承开放、合作的原则,切实为两国企业开展贸易投资活动创造公正、平等的市场环境,促进中美双边经贸合作顺利发展。

  前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也表示,中国电信(微博)企业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开展国际化经营,其在美投资体现了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性质。希望美国会尊重事实,摒弃偏见,多做有利于中美经贸合作的事,而不是相反。

  中兴通讯H股昨跌近5%

  美国众议院此番发难对两家公司有何影响?华为公关经理刘朝明对商报记者表示,这不会对华为的业务有实质影响。

  中兴通讯发言人戴澍也称,近年来中兴在美国更为重视的是其手机业务,因此可以说此番发难对中兴在美国实际业务影响不大。

  不过,受上述消息影响,前日中兴通讯H股微跌,其在A股的表现则很强势,上涨2.60%至11.45元。而昨日,中兴通讯H股低开低走,盘中最多下跌7.46%,截至15点23分,下跌4.92%;中兴通讯A股收于11.40元,较前日跌0.05元,跌幅为0.44%。

  原因

  打中国牌冲刺大选 借口安全威胁维护经济利益

  昨日央视的《新闻30分》还报道,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来自共和党,对中兴和华为两家中国企业的调查,正是他去年上任后极力推动的,鉴于美国大选正进入冲刺阶段,大打中国牌也正是共和党进行美国大选冲刺的惯用伎俩。

  对此,普卢默称报告背后的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他强调,党派纷争不应该绑架商业公司。

  除了冲刺大选这个表面原因,深层原因是什么?昨日,华为在发给商报记者的新闻通稿中称,华为的日益强大,正是美国畏惧华为进入的根本原因。

  据介绍,华为的产品和服务遍及140多个国家,服务于全球1/3人口,在移动宽带市场连续5年位居全球第一。例如在当今最快的蜂窝无线制式LTE方面,华为LTE终端一直都是技术领先者,其目前已经突破了全球90%以上的LTE商用局点,远远领先于竞争对手。思科等公司在与华为的竞争中节节败退,未来前景堪忧。

  华为表示,西方一些国家的刻意阻止,这些国家越来越担心日益崛起的中国企业,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

  “正如美国《财富》杂志在报道中所指出,美国阻止华为进入,其实是美国害怕的表现。”华为在新闻通稿中称,“这背后还存在出于巨大利益而对原有供应商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些西方跨国公司非常害怕与华为竞争后利润被压薄。”

  知名互联网评论人程天宇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在美国市场,中国制造的产品早已随处可见,其中有些美国企业的产品,也是由中国工厂加工制造的。由此看来,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之所以困难重重,更多是由于中国企业快速发展对美国企业产生了威胁。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认为,如果说华为等中国公司对西方国家有什么威胁的话,那真正的威胁不是别的,正是华为在同西方本土企业竞争时已经开始在创新方面领先,也就是说,给华为等企业歧视性待遇,安全威胁不过是借口,其关键依然是背后的经济利益。

  猜忌防范中国企业 这是贸易保护主义作祟

  昨晚,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表面看来,是目前美国经济低迷,又逢大选,多种复杂的因素造成了目前的这种局面。但究其背后的主因,则是中国企业快速成长进而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企业有了严重的猜忌和防范之心。

  梅新育分析说,首先美国对中国企业有很强的戒心和提防心,这是长期形成的。作为国际市场的后来者,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市场需要有一个从熟悉和认知到信任的过程。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贸易保护主义作祟。“宁可让人家防范,也不能让人家不当一回事。”梅新育认为,这种担忧恰恰证明了中国制造强大的创新力量。

  电信行业分析师马继华表示,外来跨国公司在华享受超国民待遇,甚至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都畅通无阻,但国内企业即便非常国际化的IT通信等领域频频被美国以安全为由拒之门外,这实际是贸易保护措施。

  应对

  赴美上市破封锁是“馊主意”

  近日,市场有消息传出,投资银行建议华为可考虑通过到美国上市的方式来突破美国“封锁”。这样的方式对于解决争端是否可行?

  “这完全是一个馊主意,希望任正非和其他的中国企业家都不要上这个当。”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说,上市不但无法消除美国等国家的疑虑,而且还会增加美国的律师中介机构前来“敲竹杠”的风险。比如,美国一次次地对中国企业发起这样那样的知识产权争端,究竟有几分真实凭据?许多中国和其他国家企业同意向美国企业支付巨额的所谓“专利使用费”,真正原因往往是摸不清的美国法律而不得不忍受对方赤裸裸的讹诈。

  昨日,华为公关经理刘朝明也明确告诉商报记者,近期华为没有上市的打算,针对美报告,目前还没有制定具体对策。中兴通讯发言人戴澍则建议,多方应持续沟通。

  时机恰当可考虑“以牙还牙”

  如何消除这样的猜忌和防范?华为方面表示,中国应重新审视一下对美国企业的开放态度。

  而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分析说,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这种防范不会消除,但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缩短这个从不信任到信任的过程。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说,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中国可以在国内市场采取“以牙还牙”的措施,对美国企业在华投资进行一定的限制。时至今日,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进口大国,国内消费连续10年保持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增幅,从而使中国得以凭借强大进口能力带动贸易伙伴经济增长。这都为中国实施“以牙还牙”措施提供了底气和铺垫。当然,这样的措施也不能滥用,过多的使用可能会影响投资环境。此外,涉及到的中国企业可以去打国际官司,据理力争。

  国内独立IT、电信分析师付亮也认为,中国市场是时候重新考虑美国企业进入的衡量尺度。电信行业分析师马继华也表示:“我们也需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能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纵深

  中国企业出海 屡遭非市场因素干扰

  事实上,中国企业走出去遭遇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已经屡见不鲜。

  2009年6月5日,全球第二大矿业公司力拓董事会在伦敦单方面宣布中止与中国铝业195亿美元的交易,并将依据双方签署的合作与执行协议向中铝支付1.95亿美元的“分手费”,从而宣告了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失败。

  同年的9月24日,一份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强加苛刻条件的企业声明,让中国有色止步对澳大利亚稀土生产企业Lynas的收购案。同期,澳大利亚国防部则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支持中国武汉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澳大利亚企业合作开采的一个矿业项目。

  让人费解的是,中国民企的海外并购之路中,也常常陷入“危害国家安全”的指责中。

  2011年8月31日,中国民企中坤集团向冰岛政府递交申请,计划斥资800万美元购买冰岛300平方公里土地进行旅游开发。9月4日冰岛旅游部门发布声明,支持黄怒波的购地计划。然而戏剧性的是,冰岛国内关于“购岛影响国家安全”舆论铺天盖地,尽管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怒波于随后发表声明驳斥这一说法,但冰岛政府仍然决定不批准中坤购买冰岛土地的特别申请。

  三一集团关联公司美国RALLS公司也有类似遭遇。9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签发行政命令禁止三一集团关联公司RALLS在美国俄勒冈州一军事基地附近兴建4个风电场,并要求RALLS在90天之内从该项目中撤出全部投资。

  评论

  美国政客的“沙漠恐惧症”

  陈习龙

  乌云再次聚集。

  北京时间10月8日晚22时(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时),美众院情报委发布一份52页的调查报告,警告和华为、中兴合作的美国企业另找供应商。

  这篇煌煌长文的大意是:华为与中兴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资助,还可能受到中国军方很大程度的影响,可能导致美国通讯网络受到操控。

  该调查报告浸透全文的是针对“中国制造”的敌意并多了几分阴毒——纵横欧美市场的“中国制造”林林总总,美国众议院为何偏对中国的新兴技术企业华为中兴特别重视?纵观全文,该份调查报告不外是老掉牙的“中国威胁论”的另类表达,背后弥漫着的是西方本位主义的臭味。

  与当年CNN卡弗蒂式的直白叫嚣不同,美国众议院的报告有着美国政客式的含蓄,值得加倍警觉——新兴大国的崛起为世界权力与秩序重构带来可能,这令西方对未来世界产生焦虑和恐慌。二者均是西方一元论的一种底色。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迅速崛起的是一套全然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正面价值体系的巨大胜利。由是,西方社会与媒体才会“诲人不倦”的从“军事威胁论”“环境威胁论”“能源威胁论”“技术威胁论”等等步步组建出一个丰满的“中国威胁论”的话语体系,并力图通过种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

  一手是“自由贸易”和“普世价值”的旗帜,一手紧握着西方本位主义不放。美国政客把从自己国家了解的种族政治知识投射到中国,但是他们错了——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瓜分的威胁之下仍然维系了多元民族的大一统,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另一套跟西方大不相同的政治文化传统。

  英国当代政治家伯林曾经指出:对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的强烈诉求乃根深蒂固的贯穿于两千年来的西方思想传统,其思想根源在于他所说的“爱奥尼亚谬误”,即古希腊哲学的谬误——力图为千差万别的事物找到统一性的基础,发现出所谓的“始基”。这一谬误一脉相承贯穿至现代,实质是对多元和差异的恐惧。反过来是对同一性的寻求。按照伯林的看法,“价值多元论”通常只有在社会已经患上“禁锢恐惧症”时才会抬头,而禁锢一旦打破,人们又很容易患上医学上所谓的“沙漠恐惧症”——失去了方向,没有了路标。维护价值多元的全部困难正在于此。

  在19世纪后,西方最新形式的一元论就是更为粗暴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因此有黑格尔所谓的文明的统一性是从“初级阶段”的中国文明到“最高阶段”的欧洲文明的“历史发展”。由是观之,美国政客们的“忧虑”实在是“沙漠恐惧症”的典型症候。

  这种一元论所衍生的国家至上主义乃是近代西方的集体创造,它最先由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提出,而英国则成功的把它化成了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从而形成了那句著名的英国格言:“吾国说对就是对,吾国说错就是错”。多位西方史学家亦指出:从启蒙时代的普世大同理想变成“国家至上主义”乃是近代西方的共同历史进程。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关于国际关系的主流论述先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后则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眼下,西方主流社会大有好感的是后者,因为其所提倡的“实力政治”乃深植于西方的基本世界观。汤因比说过:20世纪不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时代,也不是伊斯兰与西方对峙的时代,而是西方与东方遭遇的时代。

  “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对于种种羞辱“中国制造”的阴谋诡计,中国企业有理由报以高度的警觉并采取积极的对策。面对“冲突意识”太强的西方,中国是向东还是向西?向左还是向右?这曾是困扰中国人近百年的问题,诗经说:“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该左就左,该右就右,任尔东西南北风,君子无可无不可。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议员“入门见嫉,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加以虺蜴为心”实在是可以住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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