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济入大陆记：最重要是做 没人在乎你是谁

　　政治可以隔离一个民族，慈心却无远弗届。慈济进入大陆20年，提供了一个俗世心灵重建的样本

　　慈济台湾

　　文_本刊记者 朱汐   编辑_萧三匝

　　北京东花市大街枣苑小区门口，一家书店低调地开了许久，周围人很少知道这里便是在全球拥有20余万志工的慈济基金会在北京的驻地。白底浅黄纹的招牌上，除了印着繁体正楷的“静思书轩”并用英文标注了其为“Books & Cafe”外，没有任何多余信息。

　　透过落地玻璃窗，屋内的静谧沉稳隐隐透出，身穿白衣黑裙的全职志工穿梭其中。近门位置竖着一块与招牌同色系的标示牌，牌子上写的是6月份的讲座安排表。讲座多是关于心灵与健康的，从如何“转化恐惧为爱”到骨髓捐赠常识，从环保知识到养生保健。书轩的外厅陈列着慈济的各色产品和一架架书籍，内厅则摆着茶桌和藤椅，那是举办沙龙的地方。

　　每当讲座结束有人离开，身穿深蓝旗袍或白衣黑裙的志工便会先一步走到门口，拉开玻璃门送宾，鞠躬的同时，口中念念“感恩您”，有些人熟练地回以“感恩哦”，也有些人则忙不迭地说“谢谢”。显然，“感恩”这个词在他们口中颇有些不好意思说出来。

　　徐女士就是被这样的“感恩”吸引过来的。她住在书轩附近的社区，常从书轩门口经过，大约半年前终于忍不住好奇推门而入，“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慈济是什么，也不信奉任何宗教。”直至如今，她也只是在闲时踱过来听听这里的讲座，有时候是养生，有时候是茶道或插花艺术，内容很多。偶尔她会带朋友一起来。“他们的志工都非常虔诚有礼貌，但他们不传教不布道，说的都是生活中用得到的知识，听听有些收获。”

　　与徐女士的观望态度不同的是徐晨。她是一名研究血液病的医生，白血病是她的研究内容之一。这一天，她给大家分享了白血病和骨髓移植的基本常识，以打消大家对骨髓捐赠的恐惧和理解误区。她妹妹和母亲陪她一同前来。

　　研究血液病的徐晨非常清楚创立于1993年的慈济骨髓库与中华骨髓库的渊源。20年前，慈济在台湾成立“台湾骨髓捐赠资料中心”，2002年改称“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目前入库资料已超过32万人份。截至2010年年初，在实现捐赠的2000多份骨髓中，有882份捐给了大陆患者。在中华骨髓库建立之初，慈济骨髓库给与了诸多帮助与支持，并与其互通样本的检索。

　　大陆与台湾血浓于水，慈济在大陆的发展真切地印证了这句话。

　　慈济全称为“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由修行于台湾花莲县的比丘尼证严法师1966年创立。如今慈济已是台湾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证严法师也因此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如今，慈济在全世界五大洲均有分会和联络处，从事慈善、教育、医疗、文化、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境保护和小区志工等事业。在其医疗体系中，除了著名的慈济医院，还有为慈济医院培养人才的慈济医学院、慈济护专；在教育体系中，则有慈济幼儿园、小学、中学、专科学校和大学，推广和传播的是“全人教育”的理念；而慈济的文化板块则拥有自己的出版社、电台、电视台……

　　慈济历程

　　在慈济，最为年轻却颇被看重的是环保事业。在台湾，仅台北就有4500个慈济环保站，每天参与工作的志工多达65000人，其中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占了很大比重。他们通常做的就是将原本混作一炉烧掉的垃圾进行分类，并且将可以回收的垃圾卖掉。“你知道吗？在台湾，因为有慈济环保站，垃圾焚烧量大大下降，现在很多焚烧炉根本就没东西可烧。”慈济基金会项目部主任陈明宏介绍。而环保站卖掉垃圾所得的钱，环保志工们将会捐献出来，支持了“传播大爱清流”的大爱电视台大部分运营开支。在东南亚的某些国家，环保志工们捐出来的钱还为当地穷人建立了低成本的洗肾中心。

　　作为传统宗教组织，慈济在科技应用上的心态却颇为开放包容。救灾需要大量快餐，证严法师希望发明出用冷水就泡得开的即食面饭，于是国际慈济人道援助会食品组召集人魏应充领走了这个任务。作为味全公司董事长，香积面的研发全程都在康师傅的生产线上实现。而在每一个慈济的会所，慈济志工们都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那些深蓝色环保袋、T恤衫都是由矿泉水瓶回收后，经大爱感恩科技公司抽纱织造而成，4个水瓶可以做一件T恤，9个塑料瓶就可做成一条毛巾，慈济赈灾用的毛毯也由这些回收材料制成。

　　慈济志工队伍庞大，很多人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在各自的领域受人尊重，也有人原本是慈济帮助的对象。但在慈济，他们都是平等的，双手合十对每一位志工和参与者表示感恩，有需要时，他们随时可以俯身擦拭地面甚至清理卫生间。在慈济最重要的是去做，没人在乎你是谁。而这也许恰恰是身在其中的人最为感慨的。

　　志工每次出去赈灾或做社区探访，交通食宿的费用都需要由自己承担。“上人自己躬身劳作，不接受弟子供养，我们加入慈济便是受到了她的感召。”接受记者采访时，几乎每个慈济志工都会提到这一点。

　　事实上，如今的台湾，佛教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并成为司法之外维持社会治安的一股重要的约束力量，也与行政当局公权力形成有力的互补机制。除了慈济之外，星云法师创办的佛光山、圣严法师创办的法鼓山以及惟觉法师创办的中台禅寺通常都会在赈灾时冲在前头。除了台湾本地，慈济的赈灾和慈善事业早已遍及全球，其志工也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涵盖各种肤色、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每年过年，世界各地的弟子汇聚在证严法师位于花莲的静思精舍，仅是年夜饭就要摆200多桌。

　　6月15日下午，慈济委员姚莳菁身着深蓝旗袍，与身穿“蓝天白云”义工制服(蓝色旗袍和“蓝天白云”即蓝色上衣白色裤子是慈济志工在从事慈济志业时的正式制服)的丈夫介文清一起出现在位于静思书轩二楼的慈济会所。她平时在一家国际学校担任校长，在慈济的工作也偏向教育板块。在这个下午，她牵头组织了一场亲子教育活动，参与对象是来自各个协力组(在北京共有9个按地域划分的协力组)的志工和他们的孩子们。在慈济，感恩、尊重和爱是最被重视的品质，体现在家庭关系中，便是父母与子女的正向互动，孝道的传承。“上人教导我们，是每一个人组成了家庭，家庭组成了社会。总有人说这个那个都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里的人也是从一个个家庭中来的。”姚莳菁说。

　　“我们原本都不是慈济的弟子。”姚莳菁说，她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很小便已受洗，丈夫则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此前她常去教会，也为穷人做发放。她最初接触慈济是在1998年左右，台湾开始在各学校推行《静思语》(证严法师的感悟集萃)教学，她需要与其他学校的老师互相交流教学方法。“那时候并没有将慈济的事放心上。年轻人嘛，总觉得很忙，忙家庭忙事业，没有时间去做志工。”她有空的时候，也会像徐女士一样去慈济的书轩听听手语教学、看看插花。

　　直到1999年台湾9·21地震发生，姚莳菁第一次觉得需要重新审视这个在自己眼里似乎总在“教手语、插花和茶道”的组织了。地震发生于凌晨1：47，2：00时，证严法师便已指示成立救灾中心。2：30，大量慈济志工已经出现在赈灾一线，带去帐篷、睡袋、棉被、照明、口粮等物资，并迅速展开定点义诊和巡回医疗服务。姚莳菁被慈济的师兄师姐们叫上，一起走上街头为受灾同胞募款。“我很惊讶，他们为什么会在别人都往后躲的时候冲上去，为什么他们之间有如此强的号召力，那么多人立刻就联结起来了，不光要救灾，他们还细致地考虑怎么把失去家的孩子接出来，安排好，然后还要参与重建。”这让姚莳菁对这个几乎完全由志工组成的组织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

　　9·21地震后不久，姚莳菁和丈夫搬到了美国，在那里他们接受了慈济人文学校较为系统的慈济文化熏陶。“我时常想，上人也是个女人，为什么她的心能容纳那么多？她做了一辈子慈济，却从未离开过台湾。她说：‘我不需要，只要弟子听话，你们就是我的手，你们就是我的脚’。上人的话能够入我们的心，我们就能做她要做的事。”而姚莳菁觉得证严法师的心里装的总是别人的需要，“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是幸福的。”

　　当时慈济在美国很重要的一块内容是慈善，比如每周固定去养老院陪伴，固定地为流浪者和流浪家庭提供热食发放。介文清说，去领取热食的流浪者什么人都有，当地的黑人、失业者，也有很少数的华人。与一般食物发放不同的是，慈济的志工在发放食物时，还会与这些人交谈，“我们会问他们为什么流浪，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有些人因为失业，我们会告诉他们哪里有工作机会，哪里可以得到免费的培训，可以去什么地方申请救济金，不要总是在街头等着别人来帮你。”很多时候这种帮助会有效果，其中一个流浪家庭的孩子后来进入了斯坦福大学读书。

　　除了慈善，姚莳菁和慈济教育板块的志工们也会推动对孩子们的教育，“比如有人把果园的果子捐出来，我们会带高中生去整理、包装、发放。我们也带当地的学生去认养公园，清理落叶，让孩子们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生活在这个社区里，这个地方就和我有关。上人常说，‘做就对了’，一是要做对的事，一是要用对的方式做，但这些事需要不断去做，做了就会成为习惯，成为你认为应该做的事。”

　　如今，姚莳菁的一双儿女留在美国读书工作，她与丈夫来到北京。“我女儿上学时每个周末就会拉上同学把电饭锅都做上米饭，然后一大早去菜市场买菜做好了去发放，她不觉得这是额外的负担。”而让姚莳菁忍不住眼眶泛潮的小事，反而是女儿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有一年女儿生日，介文清正好在美国约她见面。她那天就起得特别早，做了20多个素三文治到公园里给露宿者发放早餐，这成了她对自己生日祝福的方式。姚莳菁相信，女儿从这样的付出中所获得幸福和快乐是真实而无法取代的。

　　姚莳菁不论去哪出差，都会在行李箱中留出一个位置给慈济的深蓝旗袍，“带着这一身行头，到哪儿有慈济的活动，都可以去出一份力。”她有时会这样提醒刚刚成为慈济受证志工的师姐要在每一次参加慈济活动的时候，都意识到自己的转变。

　　如今在大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内地志工成为慈济的受证志工。按照慈济的习惯，只有受证后的志工，才会拥有代表慈济的蓝色旗袍和蓝天白云制服，尚在受训的志工需身穿灰衣白裤，在足够了解慈济文化并确定以慈济事业为志后，才可受证。

　　从姚莳菁的角度看，受证并不意味着某种身份和光环，反而代表了更重的责任，“受证意味着你要皈依上人，要和她一条心。我在美国认识一个师姐，她甚至已经认养了一个疗养院(认养即表示她会每周都去服务，负责与这个疗养院的所有联系接洽等)，但一直都没有受证，因为她觉得她所做的还不够。所以每个人心中对于受证的意义，也有不同的标尺。”

　　慈济第一次进入大陆源于1991年的赈灾。当时华东水灾肆虐，无数人流离失所，证严法师在台湾坐立难安，决定出手援助。但彼时两岸局势并不明朗，岛内对此反响巨大，有很多人都在骂证严法师，姚莳菁至今仍记得当时的反响，“他们说台湾人都还帮不过来，为什么要去帮他们？”但骂归骂，证严法师的决心已下。“当时上人说‘政治归政治，受难的是那些无辜的民众，众生平等，怎么可以不帮？’上人发愿，慈济的志工们便要想尽一切办法将之实现。”姚莳菁说。

　　慈济真正在大陆生根是在两年后，第一块土壤是台商圈子。1993年，邱玉芬来到上海做生意，当时她希望将慈济事业带进来。“这是我给自己发的愿，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邱玉芬有这心，听的人却觉得这无异于在水泥地上播种，当时的内地经济发展刚刚开始，慈善是个陌生的名词。那时和她一样飘在上海的台湾人成了她最初发展志工的对象。在路上，听到有台湾口音的人说话，她都会迎上去攀谈，这些人慢慢累积出了她在内地开展慈济工作的第一批支持者。

　　在很长时间里，邱玉芬无从得知大陆需要帮助的穷人在哪里，只能组织一些敬老院的探访。直到有一天，她终于辗转得知，江西和湖南交界的宜春有一个三不管乡镇，因为造了水库，没了田地，“穷得女孩子12岁就要嫁人换一头牛回来，很多小女孩被带到广州卖花。”

　　这个信息是她从一个农业部下乡挂职的张书记那里得知的。在那个宜春的偏僻乡村里，由于唯一的学校在水库另一头，绕行需要三四个小时，人们往往会搭乘小船渡过去。有一年一名老师带着七八个学生坐船过水库时，船翻了，人全死了。当地的一个老农民卖了自己唯一的一头牛，到处借贷，凑了5000块钱，想在离村子近一点的地方盖一所新学校。但5000块钱啥也干不了，挂职的干部回到北京，挨个企业询问，都没有结果，只好求助附近台湾人开的饭店，这事也就传到了邱玉芬的耳朵里。

　　当年9月份，邱玉芬拉上十来个台商，赶了一个周末，坐飞机、汽车、轮船倒腾着到了宜春。夜里司机开夜车，撞上了安全岛，“那一次有师姐缝了好几十针，有师兄皮都掀了起来。你说我作为一个组织者，那种没有办法说出口的压力和负荷……”但第二天这些人简单包扎之后各自回去上班，没有人报案。“他们很惊讶，不明白这些台湾人为什么不报案。也因为这个，当地政府觉得这些台湾人可能真的挺好的，我们才获准去那边帮他们盖学校。”

　　从1993年开始，慈济在大陆一点点地艰难发展，邱玉芬几乎都是亲历者。第一例骨髓捐赠，从护送骨髓到等待受捐者苏醒过来，邱玉芬一直亲自陪伴。汶川地震，她又想尽一切办法到达灾区，调集物资，在震后第三天与志工们一起，将110吨包括38000多条毛毯、上万个生活袋和价值上千万药品的物资送入灾区，并在金山、什邡、汉旺等地建立了服务站、煮放热食点和义诊点。

　　现在与过去相比较，慈济在大陆的发展迅速很多，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台商的小圈子。2004年，慈济基金会在苏州设立苏州慈济慈善志业中心有限公司，从事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推广环保教育和两岸人文交流活动。2010年，慈济基金会终于获得正式身份落户苏州，成为大陆批准的首家非大陆居民代表任法人的基金会，慈济称之为“大陆总部”。除此之外，慈济以台商人群为第一落点，开始在大陆推广，长三角的昆山、无锡、常州、苏州和上海，珠三角的广州、深圳，以及四川、贵州、北京等地，均有了慈济的分支。除了极少数的专职工作人员外，各地志业均由志工自发展开。

　　如今，慈济不仅在政府层面有了更高的认可度，在民间也有越来越多认同其理念的参与者，慈济北京的志工赵子亮便是其中之一。他现在正处于灰衣受训阶段，对成为蓝衣充满期待。

　　1987年出生于河北省涞源的赵子亮是慈济志工中较为年轻的成员。“我当时在一个三本院校读书，觉得自己的未来很茫然，周围有家里条件好的同学，不学习也能有个看起来不错的未来。”这让他觉得世界并不公平。他躲避考试，甚至一度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机缘巧合下他听到大爱电台，后来又渐渐上网找大爱电视台的节目，发现真的还有这样一群人在努力地为别人付出，原来做一个好人可以拥有内心的平静。当时在秦皇岛上大学的他每个月都要坐慢火车到北京参加慈济的活动。如果说身份显赫的人在慈济可以获得脚踏实地的感觉，因而迷恋这里，那么对于平凡如赵子亮的年轻人来说，他找到的是一个放得下得失计较的处所。

　　赵子亮毕业后在慈济一位师兄的公司里工作，公司离慈济会所不远，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出现在慈济的各种活动现场。“在我们的培训中，会非常详细地要求不可以拍摄对方的残缺部位，不可以不经过同意就去拍摄。”这样的细节关照对于赵子亮来说，无疑是慈济对每一个生命尊重的体现，这让他觉得很贴心。

　　而远在深圳的黄桂梅如今仍每周到慈济深圳的会所值班，在这个由志工捐赠的场地里(慈济的多处会所都由其志工捐赠)，身穿制服的她总是端端正正坐在入口处，微笑地迎接着来往的师兄师姐，接待找上门来报名的志愿者，不厌其烦地介绍慈济的活动。

　　黄桂梅与丈夫一起在深圳打拼多年，如今拥有一家不大不小的企业。生活稳定的她一直乐于做些助人为乐的事。但在遇到了慈济之后，她觉得慈善的方式似乎可以有更人文的表达，“他们不称呼那些被帮助的家庭为‘贫困户’而是‘感恩户’，每一次发放物品都会由衷地对被帮助的人表示感恩。他们说话轻声缓语，甚至吃饭端碗拿筷子都有规矩。”这一切并不是耳提面命的要求，而来自于每一个在慈济出入的人亲身示范。深圳的叶碧峰师姐会在交谈时忽然轻声而严肃地提醒你“不要翘脚，会压迫到血管和神经”。在吃饭时，她们自己端坐在凳子上，挺直腰板，四指垫在碗下，大拇指扶住碗沿，“久而久之，你在这里就不会放肆，心里充满了尊重和宁静。”原本并不愿意与她一起来慈济参加活动的丈夫因为好奇，有一次跟着她和儿子听了一回静思语教学，颇感兴趣。“他会觉得，哎，这不是传教啊，这些东西蛮好的！”她笑。

　　与赵子亮、黄桂梅一般的大陆志工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慈济在大陆发展的重要力量。“有些人总担心说只有哪里哪里的人才能把慈济做好，但是全世界那么多的地方都有人成为上人的弟子，要做得好需要的是入心，把他们的心带进来，这需要时间，需要他们真的发现心灵的感动。”姚莳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