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记者 沈从乐
每个人都在寻找未来
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在文章里我们叫他张明,供职于《新民晚报》。这份报纸诞生于1929年,据今已经84年。
邬义,优捷传媒董事长,他曾经是新华传媒集团副总裁,也是上海中润广告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新闻晨报》、《申江服务导报》、《新民晚报》、《东方早报》等诸多报纸的广告总包商。他参与运营的第一份报纸《申江服务导报》成立于1997年,也就是说,他从事媒体经营工作现在已经有16年的历史。
邱兵,《东方早报》社长。这份报纸在2013年7月迎来创刊10周年。
裘新,上海报业集团社长兼党委书记。上海报业集团成立近2个月。
上海报业集团是个什么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在未来如何运作?它在报业寒冬期是讲述一个抱团取暖的故事,还是让诸多声名赫赫的报纸重新找到生存之道?
上海报业集团从传闻到挂牌短短不超过一个月,但在此后的2个月里,这些问题一直被人反复追问。他们在11月4日到10日之间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这几个人平均年龄在46岁左右,他们是上海报业发展的关键和中坚人物。
我们还不能通过这些采访勾勒出一个上海报业未来发展的完整的路线图,我们的故事所能告诉读者的是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现在的思考,以及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是如今报业所最缺少的—信心。
我们叫他张明
张明已经在《新民晚报》工作了10几年。这家报纸拥有84年历史,他经历了其中接近1/6的时间。
这也是《新民晚报》从最高峰慢慢走向衰落的10几年。这份创办于1929年的报纸,曾经在1990年代中期达到过185万份的日发行量,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第二大的报纸。
那是它的黄金时期。1992年开始的6年内,《新民晚报》连续3次扩版,首度彩色印刷,甚至将发行做到了美国。这些在当时的报界都算是“得风气之先”。
在那个时代,下班回家取报纸,在灯光下读《新民晚报》是上海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海话中它被亲昵地称呼为“夜[yǎ]报”,这是其他报纸都没有的待遇。在1996年的一次统计中,《新民晚报》当时拥有的读者数为734万人,在上海的经常阅读率高达77%。
在晚报当记者也是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1999年,这里的普通记者月收入都在七八千元左右,勤奋一点的很容易就能过万。对于当时收入只有两三千元钱的媒体同行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数字。
如果你想要在《新民晚报》上刊登一则广告,通常得排上好几个星期的队。1996年,晚报的广告销售收入达到7.3亿元,税前利润2.4亿元,平均一天的广告收入就有200万元。想要刊登广告的企业主经常围在报社广告部门口,希望能抢到位置。
“晚报的读者忠诚度是天下第一的。”张明现在依然会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虽然这份报纸在10几年间已经流失了大约100万的日发行量。读者老化的流失,不看报纸的人越来越多—如果刨除这些原因,张明还是觉得,《新民晚报》也很难再与当年“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新民晚报》相提并论了。
先是一次合并。1998年夏天,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以下简称“文新集团”),将《文汇报》—上海另一份赫赫有名的报纸—与《新民晚报》原先独立的事业单位建制撤销,保留两报报名,分别设立编辑部。
这是一次被定义为“强强联合”的组合。两家同样有厚重历史和知名度的报纸合并为一个集团,虽然在收入和经营规模上很难称为“强强”。但整合效应很快显露出来,当时的新集团甚至有过规定,要求客户在《新民晚报》投放广告的同时须在《文汇报》做相应的投放,这使得《文汇报》在1998年年底完成了1亿元的广告收入指标,这差不多是《新民晚报》的1/6。
虽然获得了支持,但自主性也降低了。开始的时候可能还只是对《文汇报》而言是这样,再后来,“当时我们就开玩笑说,现在《文汇报》是文新集团的第一车间,《新民晚报》是第二车间,两家原来所有的人、财、物都抽到了集团,不再是独立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
集团有集团的打法,接下来文新集团又做了更多多元化的尝试。有一段时间你会经常在街上看到挂着“文汇新民”顶灯的出租汽车,它们还投资入股海通证券、东方证券、汇添富基金等公司。而在房地产领域,文新集团在上海市中心的多处存量房产也成为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它们拥有市中心的圆明园路、威海路和延安中路及沪太路上的房产,去年还以4.78亿的底价在闵行区的七宝拿下了一块2.3万平方米的地皮。
张明觉得有些事情在这10几年间耽误了。他将那次合并称为是一次“随意、冲动”的决定。在晚报内部,至今仍有很多同事对合并保留着反对意见。在他们看来,如果《新民晚报》一直拥有法人地位,也不用背负为照顾兄弟媒体而产生的额外经营压力,那么这家当时手握180万发行量的报纸,还是能抓住机会去更好地维护和利用它所拥有的巨大读者群,而不至于现在也同样变成了一个包袱—离包袱可能真不远了,按一位熟悉经营的人士的看法,2012年《新民晚报》收入是3.7亿至3.8亿之间,它们的盈亏点在3.2亿左右。
文新集团现在的明星是《东方早报》和《外滩画报》这些体制更市场化、运营更灵活的新办媒体。它们的读者群更年轻,员工也年轻,关键是它们没有《新民晚报》那么多历史包袱。
这是大约10年前出现的一个办报繁荣期。在城市日报市场,最典型的变化就是公司人成为了一个迅速成长的报纸阅读群体,他们对信息的需求更为敏感而急切,而他们身上潜在的消费能力也更强大—都市报也就在这个时间里一下子成长起来,在大多数国内城市中,它们超越晚报,成为发行量和广告收入都更可观的报纸。更重要的是,这个繁荣期也让大家相信办报人以及读者的老化是重大问题,只要调整好办报的方向就能解决根本问题。
《新民晚报》也试着做了一些改变。为了争夺早报市场,《新民晚报》曾尝试过上下午两次投递,以及与《东方早报》捆绑订阅的发行策略,但很快被认为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而在广告经营出现问题之后,他们也开始用办活动等多种方式缓解广告收入的下滑。但经历了几次试错,包括后来开办新民网和文新集团整合旗下媒体推出的集团新闻网站,这些新媒体尝试都没能催生替代型产品。
晚报市场就像一个迟暮的老人,不断滑落,成为一个逐渐消失的市场。有数据显示,早在2002年,全国的147家晚报中就已经有108家改为在早晨发行。而与《新民晚报》功能和市场定位相近的《北京晚报》的发行量从2003年最高的150万份跌到了现在的100万份,《羊城晚报》也从2003年的179万份下滑到130万份。
十年间的确发生了很多变化。在欧美,是报纸迅速下滑,遭遇寒冬;而在中国,则是报纸迅速繁荣,迅速到达顶峰,迅速遭遇寒冬。
上海报业集团在这个时候宣布了成立的消息。
2013年10月28日,原有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整合重组,挂牌成立上海报业集团。
邱兵
1个亿。
“《东方早报》投资1个亿做新媒体”,这是有关《东方早报》的各种传言和议论中流传最广的一个。
上海报业集团挂牌成立时,新集团的党委书记、社长裘新专门提到了《东方早报》,“《东方早报》的采编团队通过自身优质的采编能力,在黄金周期间充分挖掘了故事、组织专题,并完全以微博的形式进行传播,这体现了纸媒和新媒体融合的优势。”他向媒体表示,这是一个符合上海报业集团新媒体发展思路的案例。
在挂牌之前的一个月,今年的十·一黄金周期间这家报纸完成了一次127小时的微博直播—报社的记者和编辑在假期里被派往中国的各处景点,实时在微博上报道各处游客的密集程度和景点的其他情况。
很多人吐槽这个举动,“这就是《东方早报》传说中的大动作”、“这就是新媒体”?
但1个亿的传言已经得到确认,“可能还不止1个亿”,裘新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东方早报》将迎来一次大变化,上海报业集团将为其引进战略投资,在《东方早报》的品牌下开设新媒体项目。
在目前的计划中,这个新媒体项目将成为一个时政财经新闻的社区,进行互动式的原创深度报道,《东方早报》将从原有的团队中抽出将近2/3的人员来参与这个项目。
它被认为是上海报业集团的几家主要媒体中最适合转向新媒体业务的报纸之一。这份在晨间发行的都市报在2007年实现了盈利,那是它创刊的第五年。在那之后,它的营收表现一直处于上升通道中。
邱兵见到《第一财经周刊》记者时感慨了一阵“最近长出了许多白头发”,“眼镜坏了一直没修”,“头发一个多月没剪”。这是他在《东方早报》工作的第10年,10年前邱兵出任《东方早报》常务副总编辑时,经常被人戏称为是“少先队报”的总编辑。现在他的职位从常务副总编辑变成了总编辑,最近他又被任命为社长。
“十年前创办东早的时候也觉得困难,像脱了一层皮,但现在可能要来一次脱胎换骨才行。”邱兵说。
在创刊的前几年里,《东方早报》也走过一些弯路。2003年筹备创刊时,邱兵和他的编辑团队认为,像美国那样的“大报”才能承载一份比较严肃的报纸内容。这位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文汇报》工作了13年的总编辑一直有点理想主义的情结。他在当时思考《东方早报》的定位时,想要区别于普通的都市报读者,针对一个更精英的人群,做得“有点层次”。
因此,当时的《东方早报》模仿《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大报,以对开的大开版形式出现。
在当时的上海报纸市场,《新闻晨报》已经发行了3年,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在进地铁站之前买一份这种四开的“小报”,在上班的路上浏览新闻。而作为一份同样在晨间出刊的报纸,《东方早报》并不能满足类似的需求,“在中国,大报都适合办公室阅读,不适合移动的环境,所以当时《东方早报》的零售量很小,甚至够不上一份都市报的基本规模。”邱兵说。
这是那个时代的办报人需要解决的需求。在智能手机还没有出现的那些年里,人们早晨上班路上的时间是都市报主要争夺注意力的市场。如果不能跟上人们节奏越来越快的生活以及对信息的需求,即使想要抓住的是那些更倾向于深度阅读的读者,也很难挤开竞争对手打开市场。
《东方早报》在2006年10月改版为四开“小报”。在那之后,发行量迅速增长起来,广告收入也出现了连续多年的双位数递增,一年后就实现了盈利。
邱兵也坚持了他对内容的要求。改版后,尽管稿件的呈现方式显得更碎片化了,但还是在内容上保持了足够的理性和鲜明的态度。他很庆幸自己坚持了对好内容的信仰。
这份现在据说发行量在40万份左右的报纸拥有的核心读者与邱兵在10年前的设想基本一致,他们以公司人为主体,还包括了大学教授以及政府的政策研究人员,邱兵将他们形容为“有态度,有判断,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人”。
这样的读者群给《东方早报》直接带来相对大众化报纸更为高端的广告客户。在他们现在的广告构成中,房地产广告占比最大,其次是奢侈品和汽车广告,这些广告客户通常会更偏爱目标读者群较高的财经类媒体。11月9日恒大亚冠夺冠后,耐克在第二天《东方早报》的头版投了半版广告—按照邱兵的说法,耐克只在《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三家报纸媒体上做了投放。
有那么一段时间,邱兵留住了这些读者。2008年开始,《东方早报》陆续推出了《上海书评》、《身体》、《艺术评论》和《上海经济观察》的等专副刊。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商业的要求,“它们提升了《东方早报》的品牌形象,这也是一些高端品牌主跟我们合作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气质对它们比较有吸引力。”
根据邱兵的了解,一些已经不再有定期看报习惯的读者,还会为了这些夹在常规报纸中的专副刊购买《东方早报》。“我总感觉,我们的读者里很多人对纸的阅读至今还很有兴趣。他们的年龄并不大,在他们老去之前,市场应该还会存在。”
他预计,《东方早报》今年的广告收入能与去年持平,在刚结束的征订中,它的订阅量同比增长了10%。
《东方早报》抓住了那个繁荣期的尾巴,但现在,它也同样需要面对报业寒冬期的挑战。
接手新媒体项目之后,邱兵在他的iPad里下载了四五十个媒体应用,每天他都会花时间看一遍它们的更新。“以前哪怕是创刊一份报纸,我们对纸媒能采用的工具和路径还是比较熟悉的。但这次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对互联网的了解除了微信和微博就没有了。现在要让我来做新媒体,连互联网怎么呈现内容我都没有底。比起以前我会慌张得多。”
邱兵不愿意多谈新媒体项目的进展,包括商业模式—他目前能想到的也只有卖广告。“现在整个社会的心态都很糟糕,其实要谈转型谈何容易啊!移动是现在最热门的,互联网媒体也都在移动里做文章,但移动要产生利润,跟报纸差不多吧,都是凤毛麟角。”
在10月9日出版的《东方早报》头版上,邱兵用了1/4的版面放上了下一年的报纸征订广告—“纸媒未死,我们邀你读到地老天荒”。这是邱兵自己写的广告词,那段时间他正在做新媒体项目的策划方案。
“这几年《东方早报》虽然还有些增长,但速度越来越慢,而成本还在增长,情况不妙。但资讯本身的需求越来越多,只是大家看资讯的载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上。我是做报纸出身的人,对纸很有感情,所以‘邀你读到地老天荒’,这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吧。”
到了强调地老天荒的地步,总是透着更多的悲凉。报业在10年内出现了全球性不可逆的衰落,报人都还期望着有一天读者会回头,但10年了,没有谁成功过。
最近一次出现令人唏嘘的情景是在今年8月,亚马逊[微博]总裁贝索斯以2.5亿美元收购了《华盛顿邮报》。过去10年间,该报的发行量从2002年的76.9万份减少至2012年的47.2万份。同期,经营业绩从2002年实现利润1.09亿美元,到2012年亏损5370万美元。
而在那之前几天,《纽约时报》公司宣布将旗下的《波士顿环球报》以7000万美元的低价出售给波士顿红袜队主要所有人约翰·亨利,这个价格与20年前《纽约时报》公司以11亿美元将其买入时相差了十几倍。
据美国报业协会的数据,随着广告客户和读者转向网络,2007年至2012年间美国纸质报纸广告收入下滑了55%。一些报纸被迫削减成本,有些直接申请破产。
《东方早报》也在跟踪着这些全球报业衰落的消息,每当又发生了些什么不幸的消息,这些关于媒体业的报道都会被放在重要的版面上。这也算是一种准备,至少一直在提醒着他们避免成为自己的报道对象。
邱兵花了10年做出了《东方早报》的品牌,然后就赶上了报业遇到整体危机。现在他又要开始重新面对挑战,并且这个挑战更艰巨。
“《东方早报》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将来的生存无非就是报和网这两个选择。我们去投资新媒体,不是简单地转移一部分人去做一个新产品,它还将是一个融合。我们做的互联网上也会将东早的气质和价值转移上去,同样也会是严肃的有态度的媒体,只是及时性更高了。”
邱兵其实没有他说的那么慌张,只是要从头开始新媒体的项目,又要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如果用一个词来说现在的邱兵,更恰当的应该是,奔波。
这一切并没有跳出他10年来一直在奔波的事情—守住目标读者。
邬义
邬义说他已经10年没有看报纸了,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上海媒体业在这10年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他在1997年创立了中润广告公司,开始代理正在筹备中的《申江服务导报》(以下简称《申江》)的广告销售,这也是当时《解放日报》的系统中第一次尝试用第三方机构来代理广告业务。
“我最初是给《申江》做报头设计,之后觉得这份报纸的定位不错,就跟他们提是不是可以把广告代理交给我,但他们立即否定了。小半年之后,他们突然跑来跟我说,党委决定了用第三方公司做广告。当时离第一期出版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手头上没人也没钱,赶忙找了一位同事,在解放日报大楼旁边租了一个小办公室,借了好多钱把定金付了,马上开始运营。”邬义回忆说。
《申江服务导报》在创办第一年获得了1700万的广告收入,这使它们实现了盈亏平衡。“《申江》当时把经营完全外包给我们,而我们会投入很多去搞不同的活动,以此来拉动消费者、发行量和阅读率的提升。我们赚100元的时候,最起码投入了50元去做市场活动。”邬义说,再加上当时上海的生活方式类周报是一个空白市场,《申江》准确地定位了年轻白领对生活服务类资讯的需求,“这些本来就存在的需求很快被刺激起来。”
用市场活动砸广告,这也是他后来代理《新闻晨报》的经营业务的思路。
《新闻晨报》的前身是1999年复刊的《新闻报》,当时解放日报社旗下的《新闻报》以一报三刊的形式分为晨刊、午刊和晚刊,滚动出版。一年后,由于运营成本过高和内容重复,三报独立,《新闻晨报》成为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旗下重点培养的都市报。
当时的上海,《新民晚报》如日中天,晨间报纸却还是一个空白市场。在早高峰的地铁和公交车上,白领们无所事事地等待着新一天的开始,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前一天的晚报在读。
2000年正式改版推出的《新闻晨报》成为了上海第一张在早上6点上摊的报纸,它很快覆盖了公司人的晨间阅读需求,发行量从6月改版前的7万份迅速飙升到年底的20万份,当年从亏损转为盈利300万元。三年后,晨报的发行量上升到45万份,全年利润超过1亿元。
邬义与《新闻晨报》也延续了之前《申江服务导报》的广告代理模式,中润广告作为总代理商,负责实现《新闻晨报》每年的广告额标的,与报社共同承担广告经营的风险。与在《申江》的做法一样,中润广告参与了《新闻晨报》的市场营销投入,将它的发行量推至高峰。到2006年,《新闻晨报》成为了上海媒体中广告经营额第一的报纸。
鉴于这两张报纸的广告业务表现,邬义很快拿到了解放报业集团中更多报纸的广告代理权。
2005年,中润广告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合资成立了中润解放传媒有限公司。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在2008年以传媒类经营资产认购新华传媒(600825.SH)股份,成为新华传媒实际控制方之后,中润解放也被整合进入上市资产中,由新华传媒100%控股,邬义也被任命为新华传媒的副总裁。
随着中润广告作为一家民营公司的结束,其服务的《申江服务导报》和《新闻晨报》在经营权转换过程当中遭遇问题。在2009年,它们的广告刊例收入均出现了下滑,而在同一时期,与它们定位类似的《外滩画报》和《东方早报》的广告收入却保持增长。在那之后,《新闻晨报》的风头开始被《东方早报》抢走。它去年的广告收入跌幅达到了20.1%,今年前10个月的收入也比去年减少了7%。
对于邬义来说,中润广告使命的结束也意味着中润式媒体运作方式的结束。“2008年中润合并进入上市公司之后,它就开始需要追求利润。我在新华传媒做了3年副总裁,唯一的任务就是收钱,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拿出钱来做市场活动了。”
邬义某种意义上被忽略的另一个身份是—一个来自民间的自下而上的报业整合者,在新华传媒之前,邬义直接控股或持有股份的公司已经与多家报纸合作,这其中包括《解放日报》、《新闻晨服》、《申江服务导报》等解放系产品,同时也包括《新民晚报》、《东方早报》等文新系报纸。在新华传媒之后,邬义还参与过一次也能够被称为是报业整合的行动当中。2008年,新华传媒与文新集团合资成立了上海新民传媒有限公司,负责《新民晚报》及《文汇报》等文新集团所属报刊的广告代理。这背后的目的,是想要将解放和文新的广告经营整合起来。邬义参与了整套方案的规划。
“当时我们想要统一价格,将不同的报纸分类经营,在定位差异化的基础上,让广告客户也能够差异化。但在方案制定的时候,每家报纸就开始争论商业利益分配的问题,在整个体制机制上也没有清晰的规划,最后这个方案连启动对广告主和广告公司的统一谈判都没有开始执行,就失败了。”
“现在纸媒的发行量已经没有太多的价值了,它们留下来的是品牌。广告主还是希望能够找到那些具有公信力的平台,这是纸媒的优势。但现在纸媒太多,每个人都想要把自己的报纸养活,就会变得很功利。”邬义担心的是,如果还是坚持宣传的需要及舆论控制的需要而不去改变一城多报的现状,这些报纸会为了争取广告资源而变得不择手段。它们可能放松对广告的审查,或是没有节制地刊登软文,甚至将采编与经营混为一谈,沦为广告主的雇佣兵。
这是他认同上海报业集团改革的原因。“整合之后会有一些媒体被关停并转,这能够削减一部分成本。成本下降之后,至少短期内会比较容易维持传统媒体的经营,产生利润,然后再逐步做转型。”邬义说。
他也相信裘新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选,他们是10几年前在《申江服务导报》和《新闻晨报》的合作伙伴。“裘新最擅长的是分类管理,去找到每个媒体的定位。当时能把《申江》和《新闻晨报》办起来,他就是找到了一个市场机会点、切入点。”
邬义猜测,在完成第一步关停并转之后,新集团会将现有的资源都倾斜到几家尚且在品牌和经营上都还有竞争力的媒体上,保留这些媒体品牌的公信力。他还提到,“裘新一直都把事情放手给下边最有活力的人做,他来给你支持,给你空间做事。”
“东早、晨报包括《新民晚报》的人对他们报纸的感情都是很深的,也是靠着这样的激情和对报纸的感情在做事。但感情不能左右所有事情的进程,还是得要足够好的理念进去。”邬义说。
两年前,他离开了新华传媒,再次创业成立了优捷传媒。这家传媒公司目前代理《申江服务导报》、《悦旅》、《新发现》等媒体的广告,同时还经营着《魔镜画报》、《橄榄餐厅评论》等媒体的品牌和内容经营。
“我还是不适应在国企工作。当时媒体受到宣传部和公司两端的利润考核,不得不去做那些容易产生利润的产业,比如文化地产,我的广告专业在体系中就变得没有价值了。”
在邬义看来,纸媒并不会轻易死掉。“现在好不容易积累下来这么多品牌,就看你怎么去用好它们。”他认为,《新民晚报》读者老化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他们真的能有60万上海老年人的数据,这其中就会有巨大的机会,比如在线下办针对老年人的社区活动,通过媒体的筛选给他们推荐好的保健产品,这都是变现的方法。关键是你要在乎你的受众,你得敢去做。”
现在还来得及,“它们毕竟是国家媒体,足够应付转型期需要的投入。不像民营公司,要是熬不过最初的培养期,说死就死了。”现在的邬义还是有一点失落。
裘新
“现在难就难在,我们没有成功的范例,全部都得靠自己了。”
裘新的办公室位于上海漕溪北路中金国际广场,楼门外挂着很官气的上海报业集团的簇新牌子。在他的办公室里,墙角的衣架上挂着10几件外套,书架上有些书还打着包,办公桌之外还有一张小会议桌,上面散放着几罐饼干,很凌乱。
裘新在采访过程中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时不时地会说出几个类似“高端大气上档次”、“小伙伴们现在都很迷茫”的网络流行语,他还始终保持着对流行文化的敏感度,但他所谈论的话题并不轻松。
这是裘新上任之后的第12天。10月28日,在上海报业集团挂牌宣布当天,裘新被任命为新集团的党委书记兼社长。据称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征询了好多人的意见之后,最终确认了裘新是这个位置的不二人选。
按照此前的媒体报道,裘新也是在今年9月中旬才第一次听说上海报业集团的计划。他在中秋节的晚上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的电话,通知他加入一个“六人小组”,参与上海报业改革方案的筹划。当时,他还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台长。
在裘新的履历中,他曾经在上海解放、文新和文广三大传媒集团中分别担任过最高级别的管理者,2011年还曾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
而在更早的时候,他还曾经是《申江服务导报》的首任主编和《新闻报》总编辑。当年邬义是他的经营搭档,他们将这两份报纸做成了上海最赚钱的生活类周报和都市报。
裘新现在思考的问题是,要是报业就在他这一代人手中不行了该怎么办?
上海报业集团成立后,裘新就成为了这个问题的焦点,无论领导、下属或是同行,几乎所有人都在问他一个同样的问题:“接下来该怎么办?”
人们猜测最多的是,在已经宣布的对新集团现有媒体中的一部分进行“关停并转”的措施中,将有哪些媒体会“牺牲”。而另一种传闻则是,新集团已有的地产资源将成为与媒体并列的主营业务,这些位于市中心地段的办公业务将用于出租,报社则搬去远郊。
裘新的态度很温和。他给新集团安排了一个多月的调研,要求他的团队和第三方咨询公司一起,对集团现有媒体和资产进行细致梳理。他并不急于去否定或者证实什么,而是把人们的预期拉到更远一些的时候。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系统性风险。”裘新很清楚的是,他现在真正要面对的问题应当是调整好心态,即使真的没能够力挽狂澜,也要坦然面对。
当然,他还是希望能力挽狂澜。而这里面的关键是,上海报业能不能用新机制产生更好的产品。
在国内现有的报业集团中,浙报传媒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案例。这家以《浙江日报》为主报的传媒集团在2000年成立之初就开始涉足投资领域,先后成立了几只PE、VC级别的基金,投资了华数传媒、财新传媒等媒体,并涉足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去年4月,浙报传媒又宣布以35亿元从盛大手中收购游戏公司边峰与浩方。
但在裘新看来,浙报传媒的动作都还属于资本运作,未来考验这家传媒公司的还是产生好产品的能力。
“十几年前文新集团投资过一些金融产品,但这并不能成为一家传媒公司特有的资产。中国传媒业倒是在地产上有些优势,它能够依靠自己的无形资产去变现,以相对较低的价格拿到土地,但这种方式是一次性的,而且因为拿来之后只能出租,它的变现能力也很差。”
裘新也思考过那些传言能够实现的可能性,但结果让他失望,“当你的产品本身不能支撑自身生存和运转的话,那就要问一句,它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还是做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比较靠谱一点。所以对我们来讲,1到3年内的事情可能比3到5年内的事情更加重要一些。”
“我们在1997年创办《申江》的时候,北京的《精品购物指南》已经开始流行起来了,2000年《新闻晨报》创刊的时候,《北京青年报》、《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都是都市报成功的先例。包括那时候我们还一直在追赶美国的西方大报,希望跟它们之间的差距能够在有生之年缩短。但现在,我们突然跟美国报业处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不是我们追上去的,而是大家遇到了同一堵墙,没谁能翻过去。”
现在,裘新被放在了“同一堵墙”面前,他说,那些在5年前能看到未来的人,都能算得上是先知,现在大家都看到了未来,预知已经变成了已知。但没有人能想出来这个题如何来破。
裘新说他接下来有三个使命。首先是所有人都在盯着的那件事—通过报业集团的合并,做资源重组,通过资产运作产生的收益来弥补媒体主业。接下来,他还要解决人的问题。“现在平面媒体的整个精神状态还有潜力。很多人拿大说事,把现在的问题归结为行业的问题。但其实他们感到迷茫,觉得前无出路最后都还是能力的问题—我们并不缺那些仅仅能够写个通顺文章的人。问题是,现在到了真正要做事的时候,能够用上的人一个手就能数过来。”
对于裘新来说,这第二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新集团一共四千多号人,其中采编有八九百人。如果纯粹是个投资者的话,我就砸个4亿下去把这些人全部遣散,留下能干事情的三五百人,也许真能做出一些什么来。但我们不能这么干。”
“如果放开去干的话,胜算能有70%到80%。”
其命维新
“报纸的读者构成不同,对新形势的抗压能力也不一样。《新民晚报》的读者忠诚度是天下第一的,他们不会因为你新媒体的发展抛弃这份报纸。”在张明和他的同事的交流中,他们也互相安慰着,“上海的老年人越来越多,《新民晚报》会越来越好的。”
邬义也相信现在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传统媒体的优势还没有丧失殆尽,如果整合得好的话,不能说增长,至少维持一部分,一部分关掉,这些预算转到更好的媒体上。”
裘新则已经把探索未来可能性的任务先交给了邱兵。“《东方早报》的团队是一支足够聪明、能干和敬业的团队,他们如果能够在新媒体有一片天地的话,这个项目的启发性还是会有普遍意义的—如果做成了,其他媒体再做不好就是能力问题。”
“要转型新媒体,我们唯一拿手的就是对新闻媒体专业的素养。现在的门户网站和媒体网站都没有把大力气投入到原创中,所以要说竞争,很难。我们还是想用最传统的积淀来参与新兴领域的竞争,强调内容为王。”让邱兵感到自信的是,他们在传统上的积累将是《东方早报》新媒体项目的核心优势。
在他更详细的计划中,原来《东方早报》纸质版上偏碎片式的新闻将被剔除,转移到网络上,然后在纸质版上推出更多的偏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的长文章。
这也许确实能够引起广告主们的兴趣。“现在很多报纸提供的新媒体平台往往还没法作为一个有效的广告平台去卖广告。很多时候,我们是跟他们的传统版本一起买套装广告,新媒体的部分是送的。”媒介购买公司实力传播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郑香霖说,“如果要能将这些新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数字平台去考量,你就要让内容利用数字平台互动起来,或者能够给到广告客户直接产出购买的方式,你得有独特的卖点。”
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已经创办了《时代》周刊的美国人亨利·卢斯正在筹办《财富》杂志,他希望通过刊登经济研究文章,去向世人揭示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角色。
这一年也是《新民报》诞生的年份。这个名字来源于孙中山的《民报》,也取自《诗经》“大雅”篇的作育新民之意。在“大雅”的首篇《文王》中,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句。
84年后,这也再度成为裘新的使命,“现在还没有到可以言之凿凿说媒体未来一定会怎么样的时候。并且即使是到了这个时候,不管结果怎样,都会有我们某个人的烙印在上面。我的使命感也就是这个了。”这是裘新所说的第三个使命,无论结果如何,无论报纸是否真的会在这一代人手上消失,他和“他的小伙伴们”都得要完成这个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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