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张娜 文

　　引言

　　资源型城市正在发生着改变，从外到内，从政府到企业。

　　2009年3月，国务院确定了第二批32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与公布第一批12个城市的名单仅仅间隔一年的时间。

　　本世纪以来，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突然“跳”入政府部门的视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以及中国矿业联合会为代表的行业协会纷纷设立课题组，派出专家前往各“重灾区”调研。

　　以辽宁省阜新市为首的第一批经济转型试点城市也是在那时开始被关注的。阜新市的档案馆里至今仍保存着各种机构调研的数据和转型模式探讨，有政府机关的，也有行业协会的，甚至还有各类咨询公司的。

　　细数名单中的44个城市，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这些名字都异常熟悉，因为各类资源一度成为这些城市的标签，百年老矿、百年油田比比皆是。正如中国矿业联合会调研部主任卢业授对《能源》杂志记者所说，“这些地区都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以山东枣庄为例，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其解放得比较早，很早恢复了生产，对支持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些比新中国还老的矿区、油田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百年变革才变得如此沧桑，甚至满目疮痍？

　　资源曾经成就了这些城市，也正在败坏着这些城市。它能让这些城市从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演变成地级市、县级市，能让这里的人一夜暴富；它也能把这些城市一夜之间打回原形，从曾经的辉煌变得默默无闻。

　　于是，各部委的官员和专家们开始思考，怎么让“资源”这个双面刃突出重围而又不割伤自己。

　　“未雨绸缪！”在经过了近10年的思考之后，他们给出了答案。

　　面对前车之鉴，上世纪80年代建立的企业加紧部署规划。然而，那些已经病入膏肓的城市该怎么办？似乎转型成了其唯一的出路。

　　各资源枯竭型城市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纷纷发出了求救，然而，并非所有城市都能如愿以偿。有的顺利找到转型的接续产业，比如辽宁阜新、山东枣庄、河南焦作；有的却仍在艰难寻找，在寻找的过程中也一步步走向没落，比如云南东川。

　　资源枯竭，这个词是以前各资源型城市都不愿意提及，也很少去想的话题，但是，当2008年得知国务院在确定第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时，这些城市却纷纷提出了申请，直到今天，在前不久的2009年两会上，《能源》杂志记者还收到了诸如煤炭大省山西“建议将山西列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省”的提案。

　　当《能源》杂志记者用几年前企业最不爱听的口吻问河南煤业化工集团焦煤公司是否面临资源枯竭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回避：“焦作的煤炭储量已经不能满足焦煤10年的开采，已经面临枯竭，不转型就会成为‘废都’。”

　　这些资源枯竭型城市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这些转变不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而是发自内心的。

　　本期封面文章试图从成功转型和错失良机的不同案例，从百年老矿的沧桑和新生企业的未雨绸缪为切入点，犹如煤炭的地质断层切片一样，层层细数其痛处、反思，以及它们艰难转型的探讨和为此目标一直努力着的一群人。

　　上篇：两座城市的不同命运

　　没有下雨，路却是泥泞的，路边是积满水的大坑。大巴车不停地打着滑，慢慢摇晃着行驶，车队前面的车已经停放在一段较为平整的石子路边等待，车上的人都在祈福能够平安地通过这片煤炭采空区。

　　推开车窗玻璃，有人拿起了相机。水坑边一个玩水的小男孩朝大巴车张望着，他的身后是一排整齐的二层小楼，贴满了白色的小块瓷砖。街道上零零散散地停靠着几辆黑兮兮的运煤车。

　　“毕竟村子还在，运煤车还会按时停放在家家户户的门口，如果通知集体搬迁就麻烦了。”家住山西晋城郊区的司机师傅念叨着。

　　在矿业城市，特别是煤炭资源丰富的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煤炭采空区塌陷的问题，严重的甚至迫使当地居民举家搬迁。

　　“东北的露天煤矿采完后变成了干涸的大坑，比如辽宁阜新的海州露天矿；山东和安徽等省的煤矿采完后则成了水坑，比如淮北矿业。”国家发展改革委东北振兴司副司长彭会军对《能源》杂志记者介绍说。

　　环境给资源型城市开出了同样的罚单，但拿着手里的罚单，每个城市却做出了不同的回应。

　　焦作的接续

　　去过河南省焦作市的人都知道，一要游览5A级景区云台山，二要带一箱铁棍山药回家。如此一趟下来，似乎都忽视了焦作因煤而立市的特色，忘记了这里还是优质无烟煤的产地。

　　“我们的矿井都进行了回填，煤炭采出来后，把煤矸石粉碎加上一些凝固剂，再反注回去，这样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凝固。”河南煤业化工集团焦煤公司(下称“河南焦煤”)的师红亮语气轻松地对《能源》杂志记者介绍说，这就是他们正在大力推广的“复耕行动”。

　　河南是农业大省，焦作也不例外，这里独特的垆土生长出的山药享誉国内外。垆土，北魏时期就有记载，《齐民要术·耕田》中提到：“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黑垆土。”然而这片被当地人称为“种啥成啥”的土地却一度因为同样珍贵的煤炭资源遭到破坏。

　　因矿立市

　　“市政府没搬走以前，就在我现在办公室的隔壁。”话语间，师红亮透着些许骄傲。

　　对于焦作的最初由来，河南焦煤的员工们信手拈来，“焦作最先是个小村庄，然后成立焦作矿区，直接归华北燃料部直管，后来归属到新乡，再后来就分出来成立了焦作市”。

　　翻开焦作的地方志，历史沿革这一段中写道：1949年10月15日，成立焦作矿区，划归平原省新乡行政专员公署领导；1952年11月15日，平原省撤销，焦作矿区划归河南省新乡行政专员公署领导；1956年7月9日，改为焦作市，由河南省直接领导；1974年1月19日，焦作市属河南省和新乡地区双重领导；1982年3月，焦作市划为省辖市；1986年1月，温县、武陟、孟县、济源、沁阳五县划归焦作市领导。

　　可见，直到20年前，焦作市才形成当前的行政格局。

　　“上世纪50年代，市区即为矿区，市委书记是由矿区党委书记或者局长兼任的，市领导也都是矿区的领导；后来分家后，党委书记不再兼市委书记了，而改任市委常委；一直到2000年左右，领导都是从焦煤到市里做副市长然后再返回焦煤。”熟知焦作历史的人都知道，河南焦煤和焦作市是没办法分开的。

　　而如今的焦作，农业、旅游业、重工业共同发展，煤炭资源已经面临枯竭，“据测算，按照目前的开采量，焦作的煤炭10年内将被采光”，但是，焦煤仍渗透在各个行业。

　　“我们把煤矿开采伴生的煤层气都收集起来，免费供应市区居民用气，我们用煤矸石发的电，不仅可以自给，还可以并入电网。”师红亮说。

　　一个正面临枯竭的煤炭企业仍然深深地影响着其所在的城市，焦作市如此，很多老工业基地亦如此。

　　“煤老大”的难关

　　“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出现特困的几家城市基本上都在转，”师红亮所说的包括焦作和辽宁的阜新、抚顺，“那时候新矿没有新的资源，老矿的产能又上不来，人员又多，负担又重。按照当时的煤炭价格，如果1998年的煤炭市场行情再持续4—5年，原来那几个老矿都要关门”。

　　同东北的几家百年老矿情况类似，焦作市的煤炭规模性开采也有110多年的历史，河南焦煤集团的成立和新中国是同步的。“从买办开始，清政府和英国人曾开采，然后到民国时期自己开采、合资开采，后来日本人开采，最后到1949年焦作矿务局(焦煤集团的前身)开始注册”，在焦作，几乎每家每户都能找出一两个家人或亲戚在焦煤工作。

　　然而，虽然平稳度过了10年前的金融危机，随着焦作市煤炭资源的枯竭，焦煤的处境更加艰难。

　　按照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标准，“焦作市肯定属于此范畴”，供职于燕山石化的白先生是地地道道的焦作人，他对《能源》杂志记者说，市区煤炭资源基本不多了，焦作新市区有煤，但是肯定采不了，上世纪80年代就做过探测，因其在市区位置，环评一直未能通过。

　　“小煤窑的浪费太可惜了，回采率不到10%，把一个煤田采得千疮百孔。”在资源枯竭的现状下，师红亮表示惋惜，因为大煤矿的回采率是其3-4倍。

　　这座百年老矿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据介绍，在老矿区，前几年纷纷实行了国家的破产政策，破产了4、5个矿井。河南焦煤有7、8个矿井面临枯竭，上世纪50年代建的矿井，已经所剩无几了，只有4个还在开采，但是开采量已经非常少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还是100万吨的矿井，现在只有20—30万吨，被当地人戏称为“牙缝里提肉”。然而，相对于那4、5个彻底关停的矿井而言，这4个毕竟还在出煤。

　　“焦作市辖区的总体产能只在700万吨左右”，但是，河南焦煤的规划却是到2012年预计达到1500万吨，是老矿区的2倍。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何新增产能，师红亮给《能源》杂志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新建设的新乡辉县的两个矿井，一个是240万吨，已经投产，另一个是正在建设中的180万吨的矿井，还有一个30万千瓦的矸石电厂；还有焦作的两个地方矿，也在100多万吨规模，在其旁边还有一个90万吨的在建矿井；加入河南煤业化工集团后，把洛阳伊川电力的两个矿买下来了，也都有100多万吨。

　　接续在继续

　　2009年3月，焦作市被列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之列。

　　“列入名单对焦作市来说应该是好事情，至少棚户区改造方面会对市里有扶持政策。”白先生说。

　　其实，就在本世纪伊始，焦作市就已经在行动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曾到焦作做过调研，他看的情况是，如今的焦作，煤炭只是一个方面，电力、化工、有色金属(主要是铝)，制造业、农业、旅游业并举发展，这些都是接续产业。

　　一批大公司集团纷纷落户焦作，中国铝业中州分公司是行业排名前几名的企业，风神轮胎是上市公司，焦作万方是做电解铝的优质企业，还有在河南名字很响亮的神火集团。另外也包括一些做铝板、汽车车轮轮毂的企业，和一些煤化工企业等。

　　另外，河南焦煤自身也在发展循环经济。

　　曾经，采空区塌陷和煤矸石遗留问题一度成为矿区的难题。

　　“焦作跟东北不同，那边是露天开采，就会产生大坑，我们这边有塌陷，但是都复耕了。有些煤层就在村庄和耕地下面，回填后就不会出现坑，目前就有一个下属矿井在使用膏体回填的方法进行回填。但是这种回填的费用甚至高于国家规定的塌陷赔款。虽然成本高，但长期来看是发展趋势。”师红亮介绍说。

　　面对煤矸石的问题，除了用于回填，还专门成立了煤矸石电厂和煤矸石砖厂，以延伸煤炭的产业链。

　　矸石山是历来的难题，一直往山上走，是一片又一片的山丘，其中一些山上种满了树，其他的还依稀可见很粗的车辙和红色的断层。

　　小树苗似乎刚刚成活不久，个头才一人高。但在矿区员工的眼中，“树苗的成活足以让人欣喜”，因为，它们下面是散发着毒气的煤矸石。

　　煤矸石是煤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煤矸石燃烧时散发有害的烟雾，可致使附近居住的人患慢性气管炎和气喘病，可使周围树木落叶，庄稼减产。而且，煤矸石山受雨水冲刷，常使附近河流的河床淤积，河水受到污染。国外曾发生一起煤矸石堆滑坡事故，埋没了山谷下的一所学校，造成多人伤亡。

　　河南焦煤有3个煤矸石电厂，另有1个已经列入规划尚待建设。“发电产生的粉煤灰再给水泥厂，做水泥的原料。”师红亮说，为了保护耕地，现在河南省不允许出售粘土实心砖了，多是煤矸石烧砖。本身煤矸石就发热，制砖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可以供一部分职工洗澡。粉煤灰做水泥，焦煤有个日产5000吨的水泥厂，因为焦作市背靠太行山，有丰富的石灰岩资源，把矿山买了后一边开采一边绿化。

　　煤矸石还能做成建筑用砌块，就是高层建筑保温墙里的砌块，据称需求量非常大。

　　对于煤矸石发电，河南焦煤有一套自己的想法：矿区内部电网是贯通的，建水泥厂就是为了消耗煤矸石发的电，还有硅铁、离子膜烧碱和年产300吨的多晶硅，尽量消耗本企业的发电。现在上网电价是2角钱，但是用网上的电却要掏5角钱，如果自己供自己的企业用电，只给4角钱就可以了，这样用电企业还能节省1角钱，而且这2角到4角间的利润还是自己兄弟公司的。

　　“焦煤前期抽采的瓦斯给焦作市做燃气，现在还有个小型瓦斯发电厂。”师红亮介绍，“焦煤也做贸易，宾馆等，都是在市正中心位置，新亚商厦还是焦作市最大的综合商场。”

　　除了发展循环经济、农业复耕，旅游也是焦作市重点发展的方向，鑫珠春矿区当时完全停采以后，就规划做一个地质公园，在焦作市森林公园的下面，地下地质公园配合云台山等一起开发旅游。

　　东川的叹息

　　东川是一座充满戏剧性的城市。

　　同样是因矿立市，却最终被扣上了中国首例“退市”矿业城市的帽子，并被冠以一个新名词——“东川现象”。

　　武友德，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生导师，作为云南本地的研究专家，他在调研报告中这样评价东川：云南东川，素有“天南铜都”称号，也是世界“东川式”铜矿的代表地，曾因资源而闻名、富有，现在却也因资源而陷入发展的困境，是我国西南山区最为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也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因资源枯竭而被撤市降级为区的矿产衰退型城市。

　　从“天南铜都”到“东川现象”，百年来，东川经历了辉煌，也经历了衰退。众多的研究专家分赴东川，试图为其找到一条出路。

　　“我去过东川，原本回来想写一份调研报告，但是无从下手，也不忍心写，因为我没有找到一种更适合东川的转型模式。”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说，“原本，东川是有机会的，但是没有抓住。”

　　然而，降级后，东川人开始意识到症结所在，他们在努力，凭借其丰富的旅游资源，正逐步成为开发中或待开发的处女地；并且，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在东川建设“再就业”特区，以促进东川的社会经济发展。

　　辉煌后的衰退

　　云南东川是一座因铜矿而建的资源型矿业城市，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我国重要的产铜基地之一。1954年4月，东川矿区人民政府成立，由云南省直辖；1958年10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省辖地级东川市，当时，铜业的产值和税收曾占到全市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的2／3。然而上世纪90年代，随着铜资源的不断枯竭，东川矿务局下属的4个铜矿全部破产。1999年，原地级市东川降格为昆明市的一个县级区。

　　前期的东川与所有的资源型城市走的是同一条路，然而，后期的东川为何一步步走向衰退？

　　“在于观念。”一位在东川调研的专家曾这样告诉《能源》杂志记者。

　　上世纪90年代初，去东川的人发现：从市场发育程度、社会文化生活、人的思想观念乃至衣着特征、消费理念等，明显感到东川和其他同级城市差别很大。

　　现在的东川人是这样表述其所面临的窘境的：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的生产方式和运行机制，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模式；资源消耗巨大，失去了传统常规的开采条件，企业亏损严重，矿区职工生活困难。

　　而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东川单一的产业模式无法应对矿产资源枯竭的大问题。

　　原本，早期时，苏联人给当时刚成立的东川市做过一份详细的城市规划，规划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其中有一点就是，矿工居住在城市里，即居住和工作分开，这样与居住相关的配套措施也就相应形成了。但是，东川并没有按这个规划做，而是把矿工的居住地搬到了海拔三千米的高山上，矿工很少下山，同时商业、服务业为了给矿工服务也相继搬上了山。

　　“一个地级市，城市人口仅有7万人，这个城市的主力——矿工们都住在山上，显然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一座空城。其他产业没有发展起来，和周边地区没有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城市发育不良。到了资源枯竭的时候，由于城市规模很小，政府没有收入来源，财政收入很难支付退休职工和下岗职工，大量的下岗职工没有收入来源，城市就变得非常萧条。”上述专家说。

　　本世纪伊始，东川有57家国有企业，基本都是为矿山建设配套而设立的，与矿业形成了主辅关系，由于矿业不景气，导致地方企业生产经营十分困难，其中35户资不抵债，16户停产歇业多年，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140%。

　　对于东川，云南省政府如此描述：经济结构单一；环境破坏严重；基础设施薄弱；城乡贫困面大，地方财政拮据；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和再就业任务十分艰巨，城市与资源共荣枯。

　　错失良机

　　同阜新、焦作一样，曾经，东川也是有机会的。

　　一位熟知东川的专家对《能源》杂志记者做了详细的讲述。

　　第一个机遇是1958年东川被批准成立地级市的时候。其周边有6个县，如果当时并入东川市，东川市就会成为区域的中心，周边的要素将快速向中心聚集，其他产业如商贸业就能发展起来，城市规模就会迅速扩大。即使铜矿枯竭，有这6个县的支撑，随着人口的增多，需求会扩大，城市仍然能够保持繁荣。

　　“周边的县离东川都不远，但当时它是比较富裕的，有铜矿，周边的6个县比较穷，它不想要。”交谈间，上述专家多次叹息，“就孤零零的一个地级市，很多县的县城都超过它的规模。”

　　第二个机遇是产业结构问题。东川到昆明的铁路是运矿的，它本来可以发展冶炼和铜的深加工，但是它没有，而是把矿拉到昆明市。而昆明市是个景色优美的城市，不适合发展冶炼业，相比之下，反而东川更适合发展冶炼业。产业结构的失误造成的结果是“给昆明造成了污染，东川失去了机遇”。

　　第三个机遇在于交通。内昆铁路(内江到昆明)的修建对东川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由于东川城市规模小，经济条件、地质条件都不太好，所以，没有通过东川。如果东川城市规模比较大，铁道部规划的时候就会通过东川，因为内江到东川再到昆明本是一条直线，但是由于东川规模很小，地质又很复杂，所以就没通过东川，而是到宣威接轨。如果抓住这个机遇，将铁路修到东川，东川就会成为一个交通要道，城市发展就有希望。交通条件不好也是难以发展的一个原因。

　　错失良机使东川在1999年被降级为昆明市的一个区，同时也是离昆明最远的一个区，相距180公里。

　　成立“再就业”特区

　　恰恰是在东川人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人们开始关注东川。

　　2009年3月，继个旧之后，东川成为云南省第二个列入国家名单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这就意味着东川将受到国家的重视，将得到国家的补贴”，原本以为降级后更难得到扶持的东川有些欣喜。

　　其实，早在4年前，云南省在确立工业强省发展战略的时候，就把加快矿业经济发展纳入了工作重点。

　　云南省委、省政府在东川成立了“再就业”特区，时任云南省省长的徐荣凯曾公开表示，东川“再就业”特区要以优于国家西部大开发、云南省招商引资和发展非公经济等的政策，在税收、劳动就业、土地审批等方面采取许多特殊政策，在财政补助资金、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扶贫等方面给予特殊支持。

　　随即，大力发展矿产资源开发、特色农业、食品工业、制药4大产业成为东川的战略目标。

　　“再就业”特区的名字听起来虽然直白，但在当时也算是首创。云南提出，用最优化的政策资源，吸引外资办企业并吸纳下岗失业人员，靠自我发展解决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和下岗职工再就业。

　　“中国唯一零税区”一度成为东川“再就业”特区极富吸引力的招商广告。

　　被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东川区区长田文公开表示，东川要实现县域经济向区域经济转型，就要结合金沙江上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和向家坝等水电站的建设，以及金沙江流域的现状和特点，积极融入金沙江下游经济圈的发展。为此，东川要改善现有的工业布局和水平，实现单一矿业城市向多元化产业城市的转型，进一步完备城市的功能。

　　当“东川现象”慢慢被淡忘的时候，东川又有了新的定位，即“攀(枝花)西工业明珠”。它也正在提升城市功能、旅游文化品牌建设，提升铜的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进一步发展磷化工和稀贵金属。

　　不管东川的新规划是否成功，但这毕竟是一条新出路，至少说明东川人的思想在转变。

　　“东川府辉煌了两千年，东川市辉煌了四十年便不复存在，要走出泥潭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东川人似乎还是有点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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