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成长痛

　　策划 本刊编辑部 执行 杨敏 王运宝 付倩倩

　　策划人语

　　7·21北京水灾、广州地陷、哈尔滨塌桥，接连发生的城市灾难，让城市人变得“步步惊心”，这一切不禁令人生疑：“城市究竟是让生活更美好，还是更糟糕？”

　　2012年8月18日，清华大学第七届公共管理高层论坛在合肥举行。主办方将论坛主题确定为“城市成长与政府创新”，旨在提醒人们，在中国城市化率已经突破50%的当口，城市成长的“烦恼”其根源所在是“心情太急”、“功能太全”、“变化太快”。

　　“成长痛”，是中国城市青春期必然遭遇的生命洗礼吗？是城市化的步履躲不开、绕不过的沟坎吗？是城市人期许美好生活的一个梦魇吗……

　　城市化像一场瑰丽的绮梦，然其成长之痛，会不会让更多的城市管理者在梦醒之后，去思考如下命题：快与慢、取与舍、得与失、奖杯与口碑、任内与将来。

　　规划为何这样痛

　　本刊记者 杨敏

　　每天早上，69岁的鲁老太，都要过条大马路去超市买菜。八车道的路幅，绿灯设计成36秒。“每天过马路都心惊胆战，我一个老太太腿脚不灵便，只有站在马路中间喘口气，等下一个绿灯才过得去”。

　　回迁户鲁老太所在的小区，原是她所在城市最大的一个城中村，5年前，这里的村民“被城市化”，有了大马路、大广场、大片绿地。但是，鲁老太还是怀念以前的生活。

　　鲁老太的城市，经几代规划师之手，不断扩容长大。规划师关注的是如何拓展这个城市的物理空间，而鲁老太关心的则是过马路能否更安全，暴雨后小区会不会积水，最小的孙子能不能上得了一墙之隔的小学。

　　城市规划理性的图面功夫，与寻常百姓感性的市井生活，似乎很难在某种程度上耦合。不仅如此，规划绘就的城市未来蓝图，也时常与现实发展需求摩擦碰撞，于是，中国规划人有了一份“遗憾的事业”。

　　体制之痛：

　　遭遇“首长规划”

　　退休之后，旬凯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这位曾经供职于中国城市规划院的规划大师，在规划自己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把广东沿海的一个地级市画上了“红叉”。

　　这是一座他永远都不想再去的城市。20年前，旬凯主持编制这座城市的“城市发展总体规划”，20年后，旬凯发现，这座城市的“城总规”早已面目全非。

　　旬凯的遭遇，是中国规划人普遍的角色尴尬。而这尴尬的根源，是城市规划永远跑不赢城市的变化。

　　中国城市发展到底是怎样一种惊人的速度？

　　近日，有媒体利用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对中国城市建成区的扩张进行分析和排名。

　　研究显示，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从1.22万平方公里增长到2.18万平方公里，增长78.3%；到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4.05万平方公里，又增长85.5%。20年间，扩张面积最大的省份分别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和辽宁。

　　1990年，中国省级行政单位城市建成区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只有北京。到2010年，已有7个城市越过这道标杆。

　　这20年，正值中国城市化的青春期，“旬凯们”为城市勾画的发展蓝图，往往七八年就被提前突破。

　　以北京为例，从1993-2012这20年间，北京经历1993、2005两次大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2013年，又将启动新一轮修编工作。

　　谈及修编的原因，有关负责人称因2005版规划的人口目标和人均GDP目标提前突破。北京常住人口已达1961.2万人，提前10年突破了2020年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2005版总体规划中2020年人均1万美元的GDP指标也于2009年提前实现。

　　城市总体规划由于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的提前突破，往往成为“短命”规划。按此逻辑，是否人口规模一旦被突破，城市总体规划就要随之修编？规划的标准和准则到底是什么？

　　目前，通行的规划标准是假定常住人口规模，即根据具有公民权利的城市人口的正常的家庭生活，来设计城市功能和设施配套，可是这些假定在城市化的脚步冲撞下，越来越站不住脚。

　　欧洲一些国家的城市规划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不变，而国内的城市往往是一届领导一个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认为，在中国，地方行政首长换届之后，城市发展总体规划需要修编、调整的案例很多。在建设系统内部，这种情况被称为“首长规划”。

　　由此可见，规划标准不是问题关键，发展冲动才是核心所在。

　　频繁变脸的“城总规”，俨然成了中国城市化高歌猛进的一个注脚。但是，中国城市中也有五十余年坚守“城总规”，发展不越雷池的一个特例。

　　石河子，就堪称中国规划界的一个经典之城。

　　1958年，来自上海的规划师赵琛领衔编制石河子城市总体发展规划，他没想到的是，40多年之后，当他再次来到石河子，惊喜地发现他的规划几乎百分百实现，“甚至连一条道路的位置都没有改动”。

　　上世纪90年代，石河子跟其他城市一样面临城市发展空间问题。“那时我们的城市总体规划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好在还是兵团体制，控制得非常严格，没有因为政委换了，规划就作废。”石河子建设局一位负责人回忆。

　　为了保住1958年制定的城市总体规划，石河子多年坚持专家评审制度的方式，以确保城总规不因个别领导人的意志转移而改变。

　　这是以军人执行命令的方式，成就的规划经典。

　　遗憾的是，特殊管理体制下的石河子模式，是不可复制的。这样一个孤零零样本城市的存在，越发让人看到“规划”与“首长”两者之间力量的悬殊。

　　理念之痛：

　　碎片化格局形成

　　2006年，有这样一本书，让深具焦虑感的中国规划人和城市研究者有种醍醐灌顶之感。

　　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被评为100年来影响美国人最重要的100本书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堪称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一个分水岭。

　　在此之前，城市被理解为建筑的延伸，城市规划仅是物质空间的设计，是一个纯技术的过程。雅各布斯颠覆了传统规划思想，她告诉人们，规划是一个建立在对城市的理解基础上的系统的调控过程，是城市中复杂关系和不同人群利益的协调过程，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过程。

　　问世40年才有了中译本，有人感叹它来得太晚，也有人说来得太及时。当人们回味这位妇人“唠叨”的时候，发现中国城市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正是40年前美国遇到的。

　　在雅各布斯的笔下，城市不再只是建筑、道路和桥梁组合而成的水泥丛林，她更关心下水道是否堵了，自来水是否干净；孩子们是否安全，公园里的路灯是否可以照见黑暗的角落……

　　站在雅各布斯的立场，去审视当下中国城市，人们会问城市规划仅仅是物理空间的问题吗？城市的社会意义在哪里？

　　雅各布斯曾经左右开弓批判过的强势规划理念：城市美丽运动和现实主义，正徘徊在中国城市上空。前者以美化、亮化，改造、重建之名，拆掉原本活动充沛的旧城区。今天，推土机变成城市规划师延伸的手臂，辉煌的建筑景观、广场草坪，满足了好大喜功者的审美需求。后者则以吞山襟海的大气势，罔顾现实需求搭积木似地让一座座现代新城拔地而起。据相关统计，目前全世界在建的摩天大楼87%在中国，但是中国却没有一个城市有像样的下水管道系统。

　　著名媒体人、《城记》的作者王军认为，如果把城市问题只看成一个物质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希望用推土机来解决这一问题，结果社会矛盾只会被推土机越碾越多。

　　现在许多城市要消灭“城中村”，这正是简·雅各布斯当年批评的美国现象。“城中村”所存在的问题关键，所谓的物质问题的背后是非物质的。

　　站在雅各布斯的立场，去审视当下中国城市功能定位，不禁会问，单功能的街区还是多功能街区更能带来城市活力？

　　纵观中国，有183个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目标，这些城市都是按照“功能纯化”的理念去分割城市肌体的。雅各布斯认为，城市之所以生动，一个重要原则是多样性，或者说一个区域不能只承担单一功能，无论是CBD(中心商业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都是机能不良的地区。

　　城市人经常埋怨是汽车多引起了交通拥堵，雅各布斯则认为是城市规划将许多区域生硬地隔离开来，人们才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汽车。

　　北京的天通苑和回龙观，是两大功能纯粹的“睡城”。那么，与“睡城”相应的肯定是“堵城”。

　　雅各布斯强调城市规划必须以理解城市为基础。只有从一个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出发，规划师才会发现城市社会经济的活力，在于城市功用的综合性，而不是其单一性。

　　站在雅各布斯的立场去审视中国城市，就会发现，一直强调对外开放的城市内部，正被规划分割成一个个孤岛状的封闭单元。

　　“创建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的公共空间”的现代城市理想，已经宣布破产，城市开始碎片化。从行政中心、到单位大院，再到高档住宅小区，封闭式管理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食堂、会所、超市、保安，都只有自我服务功能，这一现象被媒体称为“资源的俱乐部化占有”。

　　孤岛围墙之外的街道，尽管越做越宽，但只剩下交通功能，逐步丧失社会交往功能。所以，有人诟病中国城市，没有街区文化，只有大院文化。

　　孤岛化和碎片化的城市，难以凝聚居民共识，形成共同利益，让市民找不到归属感和安全感。

　　生态之痛：

　　从规划到反规划

　　或许城市碎片化给市民带来的安全感缺乏，还远远不及城市生态问题带来的危机感强烈。

　　2012年盛夏，北京暴雨成灾，73条鲜活的生命逝去；北京、哈尔滨等地屡屡发生的道路塌陷事件，让城市人的出行变得“步步惊心”。

　　城市为何变得如此脆弱？从规划角度来讲，很多时候中国城市建设已经偏离常识。

　　先秦时代，中原人选址筑城的原则是：“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就是说筑城向上不要靠近高地，就可以有充足的水源；向下不要靠近潮湿低洼的地方，就可以省去排水的沟渠。

　　这是法道自然、趋利避害，最淳朴的生态观。但是，今天，我们发现所谓半山别墅、观澜公馆成了规划人最得意的作品；而城市的扩展也呈现海拔越来越低的趋势。

　　根据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过去20年间我国多数城市的扩张都是越来越低。天津市的建成区在1990年的平均海拔为5.95米，到2000年降到4.12米，2010年下降为3.26米；宁波市建成区的平均海拔在上世纪90年代为7.99米，到2000年降为6.11米，而到2010年变成4.82米。

　　此外，广州、北海、连云港、汕头以及上海等诸多城市建成区的海拔高度，最近20年都在持续下降。

　　专家认为，城市建成区的平均海拔明显下降，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会有所下降，在灾害面前更加脆弱；第二说明城市越来越多地占用了更优质的耕地。

　　为什么一场雨就会有水灾？就会有人被冲走、房子被冲塌？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宫鹏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现在的城市扩张不断往低处走，河边、湖边都开发了建设房屋。

　　反生态的城市，需要用反规划去纠偏、去矫正。那么，何谓“反规划”？

　　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从2006年起，在中国诸多城市推销他的“反规划”理论。

　　他认为，反规划不是不规划，也不是反对规划，而是“强调通过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来进行土地和城市空间规划的方法论”。

　　俞孔坚在他的《回到土地》一书中，用两个比喻直观而简明地概括出“反规划”的精髓。

　　第一，先画“绿线”，再画“红线”。俞孔坚认为，传统的城市规划是先用“红线”划定“城市建设边界和各个功能区及地块的边界，剩下的才是自然的地方，才是农业，才是林业，甚至连绿地系统也是在一个划定了城市用地红线之后的专项规划”。而“反规划”则是先画“绿线”，重在规划和设计“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先做保护规划，再做建设规划。

　　第二，市长管“底”，市场管“图”。因为“反规划”颠倒了“城市建设与非建设区域的图底关系”，非建设用地是“底”，建设用地是“图”，俞孔坚强调以公益为己任的市长的责任，不是“扩图”而是“保底”。

　　显然，在地方政府无法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之时，“反规划”从理念到实践还尚需时日，但是已经有城市开始尝试走出这一步。

　　台州、秦皇岛，就是俞孔坚“反规划”理论的试验田。

　　■圆桌会议：城市成长与政府创新论坛之一

　　城市成长与规划创新

　　倪虹(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改革与发展司司长)

　　我主要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城市成长当中，特别是城市化到了50%这个节点，我们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第二个是如何从顶层设计理念出发，创新我们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关于城市的成长。我想回顾一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1949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10.6%，用了31年时间达到20%；又用了15年，达到了30%；又用了7年，中国的城市化达到40%；又用了8年，中国的城市化达到50%。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化率从10.6%到51.27%的发展历程。

　　在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着什么挑战？我想用两位著名学者的话来说明，一位是2001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先生说的，“影响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二是中国的城镇化”。还有一位是联合国(微博)的助理秘书长沃特·恩道先生讲的，“城市化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怎样，就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在这个时刻，我有两点感受：第一，城市化率超过50%是中国人口红利给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空间的好机遇，科技进步也为推动城市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前提和保障。但同时，城市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已经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去创新我们城市的规划理念、建设方式和管理机制。第二，“中等收入陷阱”等社会发展“青春期”所带来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凸显，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城市发展的模式和增长的方式。

　　城市化率超过50%，将对我国社会形态带来新的变革，成为城市社会，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规划好我们城市的未来。城市规划的创新，我想第一个是理念的创新，规划是建设的蓝图，规划是资源配置的依据，规划是政府市民共同的愿景，规划是一项公共政策，其中最后两点甚为关键。

　　规划是政府市民共同的愿景。为什么经常有人批评规划滞后？为什么个别城市换了一届政府就要换一个规划？为什么我们有些城市的领导和市民对自己城市的规划和发展缺少认同感？我想这就是在规划的编制过程中，没有真正把政府与市民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意图和愿景，充分地、智慧地、科学地体现。

　　这就要求市长们和政府的相关部门，要与规划单位的专家很好地讨论，也还要广泛征求市民的意见。现在很多城市建了规划馆，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规划让全体市民都看到城市的未来，增加对城市的认同感，同时，也约束政府领导要一任接着一任干。

　　规划是一项公共政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过去的规划理念是哪儿用地的理念，现在要求我们转变了，是哪儿不能用地的理念，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原来规划局长的任务是把项目放在哪，现在作为一个规划局长，首先要把一个城市划好“几个区”，划好“几条线”。划好什么是禁建区、什么是限建区、什么是宜建区。要划好湖泊、河道的蓝线，划好各项公共设施的黄线，划好城市公共绿地的绿线，还要划好文物保护的紫线。有了这样一些“区”和“线”的规划，才能使我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发展得更加科学。

　　创新还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二是城市总体规划，三是土地利用规划。这三个规划在政府规划中各有所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定的是“目标”，城市总体规划定的是“坐标”，土地利用规划定的是“指标”。

　　这“三标”还具有“三性”，经济发展具有条件性，城市总体规划具有发展性，土地利用规划具有约束性，也就是我们把它比喻为经济发展的“柔性”，城市规划的“弹性”，土地利用的“刚性”，所以，在城市规划的顶层设计中，把握好“三性”才能使我们的规划更加科学，更加美好。(本文内容根据“城市成长与政府创新”论坛录音整理)

　　强化城市资源配置中的农民工意识

　　刘奇(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

　　我想说两个观点，一个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五大模糊。

　　第一个模糊是内涵模糊。现在“地”城市化了，盖上楼、修上路，但是“人”还没有城市化。城市化应该是人的城市化，是把农民引入城市的一个过程。

　　第二个模糊是格局模糊。我们的城市化是先发展大城市，还是先发展中等城市，还是先发展城市群，还是先发展小城镇？格局不清，理论界也在争论，实践中也是各干各的。

　　第三个模糊是路径模糊。城市化应该是以市场规律来运作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大程度是靠行政推动。

　　第四个模糊是速度模糊。本来是应该按照经济规律循序渐进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大步跃进。

　　第五个模糊是功能模糊。我们的城市规划出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功能上有问题。大家都知道北京周围的那些小区被称为“睡城”，30万、40万人的小区不能工作，只能睡觉，早上起来开车出门上班，晚上开车回去，就是睡个觉。

　　二是应强化城市资源配置中的农民工意识。

　　中国农民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战争年代农村包围城市”；第二句话，“建设年代农业支援工业”；第三句话，“改革年代农民服务市民”。

　　谁是农民工？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我想用六个“最”来概括：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体，在最短的时间内，涌入最没有准备的城市，承托起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创造出数量最多的廉价商品，用最低廉的成本，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

　　今天，农民已经以农民工为核心分化出七大群体，四个在农村，三个在城市。四个在农村的分别是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还有一个是“后打工群体”，年龄大了干不动回去的。三个在城市的群体是农民工群体、小飘族和老飘族。

　　中国社会现在划分为三大群体，农民、市民和游民，社会的动荡主要发生在游民群体，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这个群体，而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就是农民工。

　　城市的两公必须姓公，一个是城市的公共权利，一个是城市的公共资源。具体表现首先就是住房问题，“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们今天是有了广厦千万间，但是与那些寒士不沾边。大家都知道7月21号北京大雨，救助的力度很大，但是有谁关注到在地下室居住的农民工？其次是上学问题。今天讨论“城市成长与政府创新”，城市的成长，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工的成长，农民工成长的重要方面就是农民工的子女，首先要让他们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成长起来，也要让他们享受市民待遇，他们不成长这个城市很难成长起来。

　　再者是五险一金。农民工参加五险一金的只有20%多，留下这么一个大窟窿，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后顾之忧。

　　最后用农民工自己作的一首诗和一首词和各位一起体会他们的现实心境。一个是背砖头的农民工写的，“步履匆匆汗满肩，风吹背篓正冬天，高楼白领曾知否，十块砖头一角钱”。

　　还有一首词叫《鹧鸪天·打工老者》，“小女辍学卖豆芽，老夫打工走天涯，日背砖头汗如雨，夜宿工棚霜似花。停饮酒，不喝茶、分文积攒寄娇娃，偶闲也作登楼望，万户千灯不是家”。■ (本文内容根据“城市成长与政府创新”论坛录音整理)

　　城市成长需要“留白”

　　本刊记者 王运宝

　　城市迅猛“长大”，正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突出特征。

　　城区扩展—指标突破—规划修编—城区扩展—再次修编，不管是京沪特大城市还是中西部的地级市，似乎全中国的660多座城市，都在唱“同一首歌”。

　　与城区扩展相对应的是，城市主导产业选择的同质化，虽然已经呐喊了20多年，但丝毫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从2007年开始到今天，光伏产业在短短的5年内，由一哄而上到陷入全行业危机的“冰火两重天”，就是城市产业盲目性选择的一个最好写照。

　　如果说规划是城市成长的龙头，产业就是城市成长的起搏器，是最大的动力源。做什么样的产业链，是所有城市决策者都要面对的一道选择题。

　　“吹糠见米”

　　泰州PK台州，中国药谷究竟花落谁家？这是一个在网络论坛上引发帖子大战的问题，但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实际上，这种主导产业的“双城记”，每天都在上演，简单梳理就会发现很多，比如武汉、长春与广州都打出“中国汽车城”的牌子，长沙与徐州竞争“工程机械之都”。或许正是这种竞争，成为工业化率提升的一种隐性动力。

　　但另一方面，产业的辩证法一直在发挥着固有的作用。任何产业链都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一次单兵突进式的产业狂飙，结果只能是急转直下，以赛维LDK所在地新余市为代表的光伏产业基地，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而在新余的背后，是全国所有城市都参与的一场“大跃进式”产业增长。

　　2007年时，从事光伏组件生产的企业全国共计200多家，但从2008年上半年起，部分地方政府对光伏产业的建设计划不断推出，这个数字剧增至近400家，而且这一数字还在逐月递增。另据统计，2007年之前，只有3家企业生产多晶硅，产量不过600吨，但2008年上半年却有近20家企业生产多晶硅，产能高达5万吨以上，几乎占全世界90%以上的产能。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涌现了数十个颇具规模的光伏产业基地，新余只是其中之一。2008年，新余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只有500多亿元，而当时甚至更多经济条件远不如新余的偏远县城，也提出上马光伏产业项目。在这些地方政府的新能源基地建设规划上，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提到，要建设国内数一数二的新能源生产基地。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的光伏产能首次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当时，似乎不把光伏新能源产业喊在口头、写在政府文件上，就要落后于产业发展的潮流、落后于时代一样。

　　当4年后再回过头来审视这一轮光伏新能源发烧时，以赛维董事长彭小峰为首的局中人，不知会有何感想？按照波特的竞争力钻石模型，任何产业的发展需要具备资源禀赋、需求状况、产业集群、企业战略、政策环境和政府角色6项因素。缺少任何一个要素，就不是立体的钻石，产业竞争力必然打折，因为产业发展不是维纳斯雕塑，残缺不一定美。

　　进入2012年之后，光伏新能源产业真的遭遇到了“2012”。相关专家认为，光伏新能源产业淘汰将是必然的过程。实际上从产业链的形成演化来看，任何一个产业都要经历这样一种“吹糠见米”的过程，只有把附着其上的糟糠吹掉，剩下的才是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

　　因此，在外力推动下的“一夜长大”，不如让产业和城市都按部就班地慢慢成长。唯有当城市及其产业体系以一种符合规律的方式进入你我的生活，这座城市的结构才称得上成熟。而选择做一座精干型城市，正在成为专家和部分城市的一种选择，其要应对的就是中国城市日趋严重的“肥胖症”，典型症状是产业多而全。

　　做集优型精干城市

　　8月28日，最新发布的“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报告”统计显示，5家最大商业银行的利润占所有上榜企业总利润的比例是32.2%，超过272家制造业企业的利润之和。做服务业还是做制造业？这是摆在所有城市面前的一道很难回答且必须解答的考题。

　　对于已经患上“肥胖症”的城市来说，应该怎么办？

　　8月18日，在合肥举办的“城市成长与政府创新”高层论坛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永达认为，“城市需要集优发展，将内外优势进行整合。”城市集优发展，既可以内向集优，也可以外向集优。

　　在安徽的皖北地区，虽然是后发城市，这种集优发展的例子，也开始涌现出来。宿州打造“中国中部鞋都”，将一双鞋的集群效益发挥得淋漓尽致。宿州已初步建成10平方公里的制鞋生产区、配套服务区、商贸物流区等，随着以鸿星尔克为代表的泉州鞋业到来，加上先期入驻的广州和温州鞋业板块，中国鞋业“三州归宿”初露端倪，鞋业基地入驻项目50多个，带动3万多人就业。

　　不仅是宿州，皖北地区后发优势的显现，使得一批特色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加速形成。五年前的亳州，寥寥几家本土药企切着饮片，做着简单的中药材加工；两年前的亳州市区南部，还是一片工地。到2012年初，亳州南部新区工业区入区项目80个，其中药业生产项目66个；容纳112家中小药业企业的现代中药产业创业园投入使用。目前，亳州中药饮片产量占全国50%以上，交易额居全国四大药都之首。

　　但从实际发展来看，城市集优发展也面临许多方面的障碍。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工程”和彼此之间的互相攀比，只能凭局部的、片面的、静止的信息做规划，只要项目对地方财政贡献大，对任期内的业绩有益，不管是否技术先进、是否破坏环境，均审批放行。在产业重复建设的背后，都有政府主导或推动的影子，在这些一拥而上、一哄而起的过程中，包含着明显的相互攀比和相互较劲的动机，无法简单地用利润或财税动机来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力量的过多过深介入产业发展，已经形成一种“逆淘汰”，产业发展本身的腾笼换鸟过程，被政府行为强行打断了。如果政府主导的腾笼换鸟过程与产业自身发展过程不能形成交集，结局一般是两种，一是鸟被困死在笼子里，二是鸟飞走之后笼子空了。这种情况下，任何城市都会因为缺少企业资源或企业活力不足而陷入尴尬境地。

　　“企业资源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核心，观察一个城市经济有没有活力，主要是看企业资源的状况，”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安徽省战略研究会会长程必定分析说，“企业资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知名企业的数量，二是领军型企业家群体，三是企业员工队伍，四是支撑企业发展壮大的环境。”如果说城市集优发展需要产业航母的话，环境就是承载航母的“海洋”。

　　如今，武汉光谷、保定电谷、合肥音谷、张江药谷等“城市+产业”塑造出的品牌，都是城市集优发展的成果，同时也是精干型的产业选择。“如果一座城市说自己有8到10个主导产业，表明还没有找到产业发展的规律，就是患上了产业发展的‘虚胖症’。能把3到5个主导产业做成行业领先，这就是很大的成功。”相关城市经济专家分析说。

　　从产业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工业化是城市发展的引擎，未来的城市化动力主要靠服务业，很多人不再需要从事体力活动。欧美国家曾走过的能源高消耗、大量占用土地的城市产业发展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另辟新径。

　　但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来推动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决策者似乎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放在中国现有的660多个城市中，谁有底气敢说自己是一座产业精干型城市？

　　成长中敢于“放弃”

　　“1990到2000年期间，约有53.4%的城市扩张面积来自耕地；2000至2010期间，达到68.7%。从绝对量上来看，第一个十年是770万亩；第二个十年是1900万亩，是第一个十年的2.46倍。”这是来自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的数据。这一连串数字表明，在过去的20年中，城市占用耕地的绝对量和速度都在飙升。

　　比如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2010年时达到692平方公里，增加了100多倍。西部中心城市成都的建成区面积从1990年的113平方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498平方公里。而最新的成都天府新区规划，总面积1580平方公里，是现在成都建成区的3倍多，相当于再建3个成都主城区。

　　城市化绝不只是土地城市化，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认为，“城市化大跃进”已超出城市化正常轨道，出现了盲目追求大规模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等趋向。北京大学城市环境学院吴必虎教授总结发现，“被城市化”的土地大多是用来建设第二座城市，以工业开发区、高科技开发区、旅游度假区等形式，出现大量圈地抛荒现象。

　　如果梳理地级以上城市提出来的“某某新区”，这种现象就会一目了然，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杭州钱江新城、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开发区、无锡滨湖新区、南京河西新城、青岛西海开发区、郑州郑东新区……这个名单还可以列举地越来越长。鄂尔多斯市的康巴什新城由于工业区没有工业，住宅区人烟稀少，被外界称作“鬼城”，被舆论称为中国各地新城中最为极端的缩影。“目前已有国家级和省级的开发区超过1500个，每个开发区的平均面积是6平方公里，大的是15平方公里以上。这种分散化的开发格局，不但耕地承受不了，能源也承受不了。”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在2011年的一次城市发展论坛上说。

　　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认为，城市开发的“贪大”、“求全”、“求新”，是形成城市“肥胖症”的主因。既然在短时间内不能吸引足够的企业落户，也形不成人口集聚，为什么一定要强行上马城市建设呢？

　　对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殷成志在“城市生长与制度创新”论坛上认为：“要考虑远期，敢于留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现在的科学技术，在产业、新兴材料工业上的发展速度是以前时代难以比拟的，很多新鲜的将来可能要出现的东西，是我们现代人无法预测的。但土地是有限的，所以在城市发展的时候，要注意留白，勇于留白，把一些重要的地方留给后人去发展，这样能够保证城市长期保持一个持续高速的增长。”

　　古希腊哲学家曾说过，造就一座城市的，不是精良的屋顶和坚固的城墙，也不是运河和船坞，而是善于利用机会的人。而在一座城市的发展进程中选择“暂时放弃”，为未来成长留下空间，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正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改革与发展司司长倪虹在“城市成长与政府创新”高层论坛上所阐述的：“过去的城市理念是这个地方能做什么，而现在的新理念是这个地方不能做什么。”

　　圆桌会议：城市成长与政府创新论坛之三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城市化目前存在的问题可以用三个“太”来概括：

　　第一是心情太急。总体来看，从国家到地方，大家提出的发展目标，城市化的进程都是非常急的，在一个任期之内要完成很多目标。第二是功能太全。我们每一个城市它所想承担的各种功能太齐全，如果北京想成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等等，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一定会不断地升级。第三是变化太快。我们的官员变化太快，规划变化太快，政策变化太快，工程项目执行得太快。这样，很多问题出现是必然的。

　　什么是城市化？城市化不是人的生活所在地的现代化，而是涵盖了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生活方式、知识结构等现象。如果说是人的生活所在地，那就会出现我们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说把县划成一个城区就是城市化了。而且，城市化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现代化，还是未来可持续的现代化，如果我们这代人把所有的资源都消耗光了，这也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城市化，所以我觉得首先是理念的问题。

　　那么，怎么办呢？

　　首先舍得放，就是能够割舍，敢于放弃。我们现在的城市总体来讲，什么都想做，最后一看没做好。如果真正能够集中一点，发掘自己的优势坚持做下去，我想才可以真正形成一个特色。大家仔细想想，我们走过很多地方，真正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可能那个城市就是，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在某一个方面有它的特色。我说我们这个城市规划，首先战略定位上，规划敢不敢有点创新，坦率地说公共管理学也有这个问题，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所谓战略要有所舍弃。

　　第二就是慢一点。我想有些东西还是稍微慢一点有好处，因为矛盾的暴露需要时间，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时间。

　　第三是可持续。我们讲生态资源讲得多，其实制度建设中的可持续也非常关键。我们有很多地方政府有各种创新，如果真正能够跟老百姓利益相一致的，这种制度创新才能持续下去，否则也是昙花一现。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就知道，政府各种各样的新招都出现了，留下来的不多，这是一个大事。我们要鼓励创新，更要看哪些创新是真正可持续的。(本文内容根据“城市成长与政府创新”论坛录音整理)

　　“缺钙”的城市

　　本刊记者 付倩倩

　　8月26日是个阳光明媚的周末，对巢湖市文广新局局长缪建华来说，却是个异常繁忙的日子。

　　当记者来到巢湖岸畔的一栋古朴典雅、保存仍算完好的清末古建筑时，他正和工作人员热烈讨论着这座淮军昭忠祠的修缮工作。

　　作为厚重的淮军文化遗产的一抹缩影，巢湖淮军昭忠祠准备在修葺一新后对公众开放。其所在的中庙片区将与滨湖新城、三河古镇、汤池温泉区连成一圈，形成合肥环湖滨文化旅游带。

　　“文化”的概念开始频频出现在各地城市发展的规划簿上，其后是一幕宏大的时代背景。

　　中国正在经历着世界上最迅猛的狂飙突进式城市化进程，与此同时，“城市文化缺失”的质疑声也不绝于耳。拔节生长的状态，似乎正伴随着城市历史的消逝、城市个性的泯灭。一声

　　追问振聋发聩——“缺钙”的城市要怎样走得更远？

　　消失的记忆

　　2012年1月，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再次聚焦了众多关切的目光。

　　这里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故居所在地。上个世纪30年代，近代历史上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曾经光顾过这座院落，“太太家的客厅”是它另一个别致的代称。

　　然而，这一次的聚焦却夹杂着更多的惋惜和遗憾，如今它已是一片砖石瓦砾。2009年，这座充满故事的四合院面临被拆迁的命运，其间几经波折，终未能逃过化为废墟的结局。

　　虽然事后东城区文委回应表示“梁林故居”将原址恢复修缮，但不少人的心还是着实地疼了一下。

　　上世纪80年代，“旧城改造”的大幕拉起，并迅速席卷全国。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二条获全国人大通过，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90年代，中国城市化的马达在土地财政模式的基础上高速启动。

　　有人这样总结推动大规模改造旧城的几股力量：即想利用历史基础获得回报的开发经营者，急于取得显赫政绩的城市领导者，迫切希望改善居住条件的部分城市居民。

　　急功近利的城市化进程，让城市历史文化的留存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西方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完成的历史进程，中国把它压缩成了十年。”以北京为例，人均GDP从3000美元升至10000美元，它用了不足10年，而完成这一步，美国用了90年，英国则是180年。

　　对时间的极度压缩必然伴随着手段的非常规性，进而可能造成的负面效果就是对文化遗产的恣意破坏。对此，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经焦灼地呼喊出：“当前，我国的文化遗产和城市文化特色保护处于最紧迫、最关键的历史阶段。”

　　中国有两千多座历史古城，拥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现任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有着“古城保护神”美誉的阮仪三教授说过：“全世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有110多个，中国名列其中的只有丽江和平遥两个小型城市。为何像十三朝古都洛阳、元大都和明清首都北京以及历史上的开封、西安等大城市没有评上，关键是老建筑都被拆毁，没有好好保护。

　　1961年，阮仪三刚刚大学毕业，借着帮老师编写《中国城市建筑史》的契机，他跑遍了全国各地。这一次的经历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深深折服了，中国大地上众多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堪称世界经典。然而之后的几十年，故地重游常常让他痛心疾首，绝大部分的文化遗产都已经或正在遭遇破坏。

　　安阳古城被一条穿城而过的新路一劈为二，五代后周时建造的文峰塔失去了原来的环境，孤零零地站在马路中间；舟山市风格独特的定海老城区被强制拆迁；有着“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之称的福州市三坊七巷在旧城改造中遭到破坏；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周边的历史建筑被拆得七零八落。

　　大拆大建的手术刀以塑造新城市的名义，让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受了伤，而且是无法修复的内伤。有着浓厚积淀的城市记忆正在一点点地被抽走，市民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感也随之淡化。

　　今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亚洲城市的未来”分论坛上，芝加哥市前市长戴利的一席话发人深省：“往城市发展方向看，既可以看到一些老建筑，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摩天大楼，这样就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脉络，这样城市才有自己的灵魂。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精神，在跟随着全球化发展方向的同时，要带着这些历史。如果没有历史的印记，那么这个城市和钢铁森林就没有太大差别。”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肌理和文化血液，经过岁月的沉淀，厚重而熟悉。爱默生曾经说：“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而记忆需要载体，也许是老巷子里的一家小吃店，也许是街角的一幢小楼，也许是路边的一棵参天大树，这些都可以指向回家的路，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找到心灵的归属感，也让城市的文化得以一脉相传，不被斩断。

　　脆弱的繁华

　　当然，城市缺钙症的表现并不局限在历史文化的消逝。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新特色文化的缺席，也在加重着城市成长的痛感。

　　2011年，一份名为《2011中国摩天城市排行榜》的研究报告在上海发布。这份由全国摩天高楼“粉丝”和建筑业、传媒业人士历时一年调查编撰的排行榜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第一摩天楼国家。

　　正在建设中的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将于2016年底封顶，其总高度为528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

　　位于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上海中心”目前的建设高度已经超过303.5米，根据计划，这座设计总高度为632米的中国第一高楼，将在2015年全面建成启用。

　　长沙望城区计划在7个月内建成一座838米高的世界第一高楼，比迪拜塔高10米，在计划书上它的名字叫“天空城市”。

　　以美国摩天大楼采用的一般标准152米来计算，香港有58座，上海有51座，深圳有46座。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楼中87%在中国。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总数已经超过200座，相当于美国现存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而在未来的3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5年之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

　　如果说“旧城改造”中，民众改善生存环境的基本需求与之也有部分契合之处的话，那么在摩天大楼的建设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炫富心态”某种意义上成为完全的推动力。

　　建设中的中国摩天大楼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国际标准的办公条件、超高档的餐饮服务、极优质的配套设施等作为功能体现，展示着耀眼的繁华。

　　武汉兴建中的中国第二、世界第三高楼——606米的武汉绿地中心，正计划修改原目标，继续拔高，有可能超越上海中心。湖北大学商学院肖德教授对此表示某种程度的理解，很多地方对这类展示经济发展成就的超高层建筑情有独钟，而彼此之间也因为同质化竞争而不断增加高度，如同拍卖会上的喊价一样。与建设中的武汉绿地中心一江之隔，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汉正街正在整体搬迁，原址拟建一座666米的高楼；而在其对面的江岸区，一座707米高的建筑正在规划之中。

　　单霁翔指出，一些城市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文化生态，在城市建设中存在盲目攀比、不切实际的情况，实际上是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传统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实际效果。中国的城市建设应当逐渐由“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转化。

　　这些以城市新地标、新名片为目标，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中究竟承载着怎样的城市文化呢？如今，我们走在高楼林立的城市街头，难免会有困惑，城市文化的辨识度正在降低，城市的个性特征正在湮没。

　　“这是一个建筑师的好时代。过去在西方，一个建筑师毕其一生，顶多能参与两到三个摩天楼项目；如今在中国，一个建筑师每十年做两到三个摩天楼，也不稀奇。”SOM建筑设计所的中国区总监周学望如此断言。

　　“城市和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有的粗犷，有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温情。”这是易中天教授写作的《读城记》中的一段话。然而今天，这些向上延伸的庞然大物正在引发“千城一面”的特色危机，本应是文化传统、地理条件综合作用产物的城市面貌急剧趋同。于是，我们走在自己的城市越来越陌生，走在别人的城市却越来越熟悉。

　　作家爱伦堡在赞美巴黎时说过：“巴黎不是按计划兴建起来的，而是像树林那样自然成长起来的，往昔和现在融为一体，这使它成为一座奇妙的城市。”

　　有韵味的城市，不是靠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而是经受历史文化的熏陶，被一层层雕刻和打磨出来。即便是新建筑也会融入这座城市独特的气质，哪怕经历岁月的沉淀，依然历久弥新，散发着唯一的城市气味。

　　在苏州拙政园的西侧，矗立着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经典作品——苏州博物馆新馆。如今，这一建筑已成为苏州的一个象征。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苏而新”的设计理念，借鉴了苏州古典园林的风格，选材却非常新颖，简洁明快的造型融合着浓浓的苏味，延续着苏州文化的血脉。

　　缺乏文化的高楼大厦将是一尊尊空洞的躯壳，即便拥有光鲜亮丽、令人艳羡的外表，也只是脆弱的繁华，进而组成一座没有灵魂的城市。

　　城市找魂

　　当我们的城市经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它们似乎也正在变得没有记忆，没有灵魂。怎样缓解城市生长中缺乏文化的疼痛？

　　最早开始奔走呼号的，是一批焦急的学者。80年代的大拆大建风潮里，阮仪三“刀下救平遥”的故事成了最经典的版本，然而这背后却也有着很多无法言说的隐痛。地方政府的不理解、仍在破坏中的古城，让保护显得迫在眉睫。

　　1982年，“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被正式提出。这是根据北京大学侯仁之、建设部郑孝燮和故宫博物院单士元三位先生提议而建立的一种文物保护机制。到2008年，被国务院列入名单的古城已从第一批的24座，增加到了118座，与此同时，保护维修专项基金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

　　随后，各地也先后出台了地方性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保护城市文化的观念开始走进城市主政者的心里。但在阮仪三看来，这条路依然任重而道远。他举例说：“上海已经有了历史建筑的保护条例，确定保护的建筑大约是600幢，但伦敦是1万幢，英格兰是60万幢，日本是100万幢。”

　　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作为城市经营者的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走上为城市寻找灵魂的道路。

　　在合肥市的十二五规划中，文化建设与城市文明成为重要章节，“充分挖掘和利用文化历史资源，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先进文化引领城市文化，以传统特色文化增强城市魅力，以文化品位塑造城市形象。”打造环巢湖文化旅游带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同为中部省会城市的武汉、长沙、南昌，亦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构建历史与文化融合、文化与景观和谐的城市风貌，将自身建设成为具有深刻历史内涵、鲜明时代特征、浓郁地域特色和广泛国际影响的文化名城。

　　当然，还有一股正在觉醒的力量不容忽视。

　　2011年3月，为建设地铁3号线和10号线，南京市政府计划将主城区的法国梧桐等树木移栽，此举遭到南京市民的强烈反对。

　　在南京人的心目中，这些梧桐树交织着城市变迁的记忆，是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市民发问：为何这座容得下高楼大厦和中心广场的城市，却容不下挂满记忆的梧桐？

　　随后，南京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古树名木及行道大树保护的意见》。其中强调，城市中的古树名木、行道大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移植；所有市政工程规划、建设都要以保护古树名木为前提，原则上工程让树，不得砍树。

　　作为城市文化最直接的感受者，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开始意识到城市记忆的难能可贵，也觉察到文化缺失的心无所依。于是，城市找魂的路上，多了这些平凡而巨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