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见习记者耿尕卓玛 记者康鹏)日前，76岁的中国“国企承包第一人”马胜利在河北石家庄家中因病去世。“承包国企”曾为中国初启的国企改革提供范例，他的去世激起企业、学界的反思与讨论，也引发了社会对与马胜利同时代国企改革风云人物命运的关注。本报追踪30多年前的10位领军人物，发现其中六人或去世或隐退，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1984年，马胜利在石家庄造纸厂门前张贴“大字报”，请求承包造纸厂。在对“姓社还是姓资”问题争论不休的时代，这封公开信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承包4年，石家庄造纸厂利润增长21.94倍，厂长马胜利一炮而红，人们将1984年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央视评论员杨禹近日在其微博中评价，“马承包闯出了国企新路，后来也走了企业经营的弯路。晚年寂寞，用反思警示来者”。1987年，马胜利开始“放眼中国”，疯狂扩张，承包了20个省、100家造纸企业，成立“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他一人担任这100家分厂的法人代表。

　　马氏神话的破灭比他的崛起还要快速，仅3年之后，1990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300多万元，1991年5月，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宣布解散，1994年，挂在石家庄造纸厂门口那块“厂长马胜利”的铜字招牌被勒令拆除。财经作家吴晓波评价：“如果他当年不在厂门口贴那张‘大字报’，也许一直就是一个悠闲的销售科长，如果他没有动念头去承包100家造纸厂，也许他会在光荣中安然地退休。”

　　曾任武汉自行车总厂党委副书记、80岁的雷继生谈及当年，认为正是厂子缺了“打破大锅饭，砸烂铁交椅”的改革魄力，才造成工厂的倒闭。“最顶峰时企业8000多人，事实上有2000多人干活就够了，市场的供需已经发生变化，但企业仍背着巨大的包袱”。

　　昨日，多位经济学家均向记者表示，新时期难以再产生马胜利式的标志人物。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少安认为，上世纪80年代观念一变，改革效果立竿见影，现在的改革已经不在于“一念之间”。“当前改革要撼动大型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垄断地位”。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熙保同样认为，国企改革已过破冰阶段，现在的改革难题是“大块头”国有企业，他认为应秉承“谁能干，谁来干”，由职业经理人为国有企业当家。

　　专家看马胜利起伏：

　　个人作为

　　超越其能力范围

　　谈过去>>>

　　马胜利起落沉浮，留给了今人和后人许多宝贵的思考。当时，“马胜利旋风”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全国。时代的变迁中，他被高高托起，然后重重摔下。追溯被免职原委，马胜利今天仍有许多话，“我们那一代人，是奉献的一代，也是牺牲的一代”。

　　马胜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当时自己确实有些膨胀，个人英雄主义占了上风。“承包其他厂子，我开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亏损的厂子我不要，这哪像个企业家？”“当时厂子以个人名字命名，太没有品牌意识”。

　　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上世纪80年代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是体制风险，市场风险较小。市场化企业的成功，需建立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马胜利的失败，最基本的原因是他的作为超越了其能力范围，且国企改革的核心命题并没有被破解。

　　在张维迎看来，马胜利和步鑫生这些国企早期改革者并不能被当作是真正的企业家，但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角度来说，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作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马胜利们让中国国企改革步步向前。据南方都市报

　　倒闭国企老书记谈破产：

　　8000人干着

　　2000人的活儿

　　马胜利写“大字报”要求承包造纸厂的1984年，武汉自行车厂正处在它的顶峰。然而仅在几年之后的上世纪90年代初，这家一度辉煌的国企便轰然倒地，“黄鹤牌”、“武汉牌”自行车也从历史中消失。

　　“那个时候流行‘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手表及缝纫机)，自行车非常紧俏。有辆自行车，感觉跟现在有汽车一样。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要买武汉生产的自行车，不但要凭票，甚至还要找关系。”昨日，曾任武汉自行车总厂党委副书记、80岁的雷继生老人向记者回忆。有一年夏天，武汉下了一场大雨，武汉自行车厂在汉口唐家墩的一个仓库被水淹了，新的车子还没来得及组装好，各个县拉车子的队伍就来了，他们甚至不看车淹坏没有，从水里捞起来就拉走。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节节盈利的武汉自行车厂急转直下，卖一辆亏一辆，甚至一度连过年的东西都发不出来。

　　谈及倒闭原因，雷继生表示，一是供需关系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过去生产的自行车“皇帝女儿不愁嫁”，由政府直接调配，而从那时起，需要自己找市场，面临巨大挑战。全国的自行车行业都差不多，连上海的飞鸽都垮了。

　　原因之二是企业包袱太重，竞争力不足。“工厂自己有商店、学校、幼儿园，成本太高”。加上人员过度膨胀，最开始建厂时只有2000多人，到了最后变成了8000多人，“事实上有2000多人干活就够了。当时国内兴起了一些乡镇企业，由于其成本低，很多有着“辉煌历史”的“正牌”国企反而竞争不过它们。

　　雷老回忆，在厂子情况恶化的时候，也有人想过转型自救。“有想过做三轮车、电动车，但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动力积累起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厂子倒闭”。

　　“这些国企的倒闭并不是突然的，而是长期以来积累的毛病。”这位80岁的老人感慨。

　　(记者康鹏)

　　当年风云人物今何在

　　6年前正值国企改革30周年，《广州日报》对1978年以来国企改革中的弄潮儿进行评点，选出了10位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报追踪十大人物足迹，发现多位已渐渐在人们眼中远去，一部分人仍作为当今企业家中的领军人物，活跃商界。

　　马胜利 1937年—2014年

　　国企承包第一人去世

　　销声匿迹型>>>

　　马胜利

　　1984年因承包石家庄造纸厂而名动天下，两获五一劳动奖章，四次受到邓小平接见，全国各大造纸厂都要求他去承包。但在1995年，58岁的马胜利提前退休，造纸厂因资不抵债向石家庄中级法院申请破产。

　　从造纸厂离开后，马胜利卖过包子，又干过纸业的老本行，也当过其他公司的副总经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记者的约访要求一律拒绝，他选择了沉默。2014年，马胜利去世。

　　周冠五 1918年—2007年

　　国企承包改制先驱去世已7年

　　周冠五

　　1979年周冠五61岁时，率领首钢成为中国第一批改革试点企业。他创造的首钢承包制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示范。1995年11月，他被评为中国改革风云人物。而仅仅在一年后，因受儿子周北方经济犯罪牵连，77岁的周冠五离休，从首钢回到了西长安街的家中。

　　此后，周冠五在媒体中沉寂了一段时间，仅于去世的前一年接受了《中国企业家》杂志的专访。2007年，因病逝世，享年89岁。

　　李经纬 1939年—2013年

　　健力宝创造者终归尘土

　　李经纬

　　1983年，李经纬到广州出差，他第一次喝到了易拉罐装的可口可乐，体委干部出身的李经纬想到了运动饮料，这就是后来的健力宝。并将健力宝打造成“东方魔水”，成为中国民族饮料第一品牌。因为特殊历史时期造成的产权不明等原因，2011年，李经纬以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13年，这位中国商界传奇人物终归尘土，如今的健力宝已不复当年荣光。

　　关广梅 1950年—

　　商业租赁第一人安享晚年

　　关广梅

　　1987年，女改革家关广梅成功地租赁了多家商店，组建了东明商业集团。她的租赁、承包、股金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经营形式为国营商业经营形式改革提供了新尝试，被称为“关广梅现象”。

　　在目前的媒体报道中，鲜见其身影，她让家属转告记者，现在自己只想清静地安享晚年。

　　步鑫生 1932年—

　　“犟老头”患癌休养

　　步鑫生

　　1980年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打破“大锅饭”进行全面改革，使这个小厂的产品畅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1984年中央指示全国推广步鑫生的精神。由中央下命令全国推广一个人，之前只有雷锋和焦裕禄。1988年，因大步扩张导致企业亏损，步鑫生被免职。

　　之后，他仍不断创业，2002年从以他名字命名的制衣公司退休。曾于2008年、2013年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还想再起步，但因身体患癌居家休息。

　　倪润峰 1944年—

　　家电“价格屠夫”鲜露面

　　倪润峰

　　国企强人，曾任长虹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屡次挑起家电大战。他大手笔囤积彩管演绎了“倪式战争”的高潮，也埋下了长虹深陷泥潭的苦果。倪润峰2004年离开长虹。

　　卸任长虹后曾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顾问职务，最近一次媒体报道是其2011年卸任省府顾问新闻，目前已很少抛头露面。

　　奋战一线型>>>

　　奋战一线型>>>

　　褚时健 1928年—

　　昔日烟王

　　今日橙王

　　1998年，中国红塔山烟的制造者、大名鼎鼎的褚时健，在临退休前因“私吞公款”而入狱。

　　此事件当时引起国内企业界极大的震动，不久便导致国家“企业家年薪制”政策的出台。

　　褚时健入狱不久后保释监外服刑，75岁二度创业，昔日“烟王”承包荒山开始种橙；84岁再成亿万富翁。

　　冯根生 1934年—

　　工作65年

　　仍坚守岗位

　　冯根生被称为中国最长寿的企业家，也是1988年20位“中国首届优秀企业家”中唯一一位至今仍活跃在商界的。

　　从胡庆余堂的学徒到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总裁，青春宝可谓是中国最早的保健品。

　　1993年他邀请正大集团控股，出售国有资产，引发了“靓女先嫁”的争论。至今仍任职公司董事长。

　　柳传志 1944年—

　　70年

　　逐梦不止

　　从中科院计算机所拨的20万元起家，柳传志带领着联想进入了世界500强。他已经是中国企业家中教父级的人物。

　　近期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的专访，在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社交圈子“泰山会”及办公室内景，并谈到未来互联网传感器的大变革。

　　张瑞敏 1949年—

　　极限生存

　　30年

　　1984年至今，张瑞敏带领海尔从一个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全球营业额1803亿元(2013年)的全球化企业。

　　2005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总体来说，每天的感觉是在挑战极限。

　　最近因为“海尔来信，不和杂志硬广做朋友了”而受到媒体关注。张瑞敏称：“在海尔，无价值交互平台的交易都不应该存在。”

　　新时期

　　难有“马胜利”

　　新时期

　　难有“马胜利”

　　谈未来>>>

　　昨日，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少安表示，国企改革经历放权让利、承包制到股份制，马胜利成功最大的历史意义是推动了承包制的实施，但“观念一转就推动改革”的时代过去了，眼下改革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强大固有利益集团的阻挠。

　　黄少安告诉记者，从1979年到1988年的10年间，“放权让利”带来了我国国有企业的第一个黄金年代。但也就在国企围绕着“放权让利”打转时，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乡镇企业成功的秘密在于承包制。

　　“承包制，并不是马胜利的创造。”黄少安介绍，1984年马胜利承包时，农村土地承包制已经在全国开花，而马胜利的“大胆”之处是将承包制引入国企。他认为，当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观念，马胜利的成功倒逼了承包制的推动。记者检索看到，1986年12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推行企业经营承包制度。到1987年年底，全国80%以上的预算内国有企业实行了承包制。

　　黄少安说，改革初期观念一变，效果立竿见影，现在的改革已经不在于“一念之间”。“当前，改革要撼动大型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垄断地位。”他表示，改革不能被眼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良好的财务状况所左右，目前国有企业高利润背后存在隐患。

　　“新时期不会再有‘马胜利’出现，改革的推进必须约束现有的利益集团。”他曾调研山东诸城，国有中小企业都卖给私人，然后公司的发展就比原来好多了，政府负担轻了，也没有失业。

　　黄少安认为，当下的改革势必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因此决策层需坚定改革决心，并完善法制、开放外部机制，“如果国企改革停滞不前，错失了机遇，将来我们会为国企的发展付出高额成本”。(见习记者耿尕卓玛)

　　改革需由制度推动

　　让职业经理人

　　为国企当家

　　“当前，只有制度能推动改革，马胜利式的英雄个人已经无法解决改革难题。”昨日，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熙保表示，上世纪80年代时期，国企改革难最重要的原因是观念束缚大，当下的改革必须靠制度来推动。

　　郭熙保告诉记者，马胜利成为“国企承包第一人”消息传来时，自己正在大学就读。“当时，学界正面临激烈的辩论，传统派认为只有国有制代表社会主义，反对市场经济；另一方改革派认为，社会主义未达到高级阶段，需要利润分配来促进社会发展”。

　　“两派都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观念，但改革派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先解放生产关系才能解放生产力。”

　　郭熙保回忆，上世纪80年代，老百姓已经萌生“有利的事都愿意干”的意识，但决策层、学术界的观念仍未解放，“建国后前30年中国的一切都讲政治挂帅，绝大多数人对利润挂帅心有余悸”。

　　他认为，想吃第一只螃蟹的人不止马胜利，只是他鼓起了胆量、付诸了行动。“但马胜利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郭熙保说，是那个破旧立新的时代让马胜利成为英雄式的标志人物。

　　“打破计划经济思维如同破冰，现在小企业的改革问题解决了，剩下的是‘大块头’。”他指的“大块头”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国企。“大型国企的高管都是国家干部，有政治级别，甚至听闻一些地方无法提拔的高管，就放到国企做高管”。

　　他认为，这些具有国家干部背景的高管，很难将命运与企业绑在一起。“改革最理想的图景是谁能干，谁来干，国家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将企业家与企业命运绑在一起，让职业经理人当家。”

　　“像马胜利一样的划时代人物应该不会出现了，我国的国企改革需由制度推动，个体无法解决问题。”郭熙保表示。(见习记者耿尕卓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