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近十年的统计数据，崖口村平均每年约有500人参加农业生产，产出345万斤粮食，分配给农业劳动者的资金总额是480万元。单凭3000亩的稻田，显然无法支撑如此巨额的开支。

　　如果没有在市场经济中赚取利润来支持农业生产，崖口的集体经济无法运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党国英表示，传统人民公社的体制在任何地方都是低效率的，除非在一些做法上背离传统做法。“但是，那样就不是人民公社了。”

　　在中山日报社做记者的崖口人萧亮忠也表示，仅仅用“公社”来形容崖口的模式并不十分贴切。但他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保留了“公社”的模式。

　　财务就像透明保险箱

　　陆汉满将崖口的做法称为“双轨制”。一方面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村庄以共同体形式进入市场经济

　　村民获得了免费的房屋、医疗、养老等福利，却失去了部分自由、民主的权利。这是曾经辉煌的大邱庄给人们的最惨痛教训之一。

　　但在崖口，阿谭可离开生产队外出务工，只需跟队长打个招呼即可。若他要回原属生产队劳动，队长不可拒绝。不过，回队申请只能在年初进行，需另交100多元的生产工具费。用陆汉满的话来说，你有本事可以去做生意，或者去香港、澳门。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崖口各生产队出工人数经过逐年下降，在1993年降到308人的最低点。此后开始回升，目前约有600人留在本村工作。这是因为社员人数下降后，大队增加了对生产队的补贴，在生产队出工收入提高，而且还有“口粮”等福利吸引。

　　“其实，哪天去上工、上什么工，纯由村民个人自主选择。同时，我们还要保证社员收入略高于周围务工平均工资，但又不能高得太多。否则，有可能会造成人员总量大幅度波动。总之，我们并不是封闭的桃花源。”谭顺宁说。

　　不仅如此，早在1977年，崖口村的村民代表会议就开始成为一项制度。记者看到，在该村各大祠堂前贴满了村里最新的征地补偿公告，许多农民在观看、讨论。

　　“这么多年来，每个月都要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村务。”谭顺宁向记者出示了最近十多年来的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记录，包括2001年4月矛头直指村支书陆汉满和村委会干部的“大字报事件”等均明确在案。“老班长”并不被视为一个不可得罪的人。

　　崖口的财务就像是一个“透明的保险箱”。“每天村里集体开工的时候，没有一个社员讲，你今天要给我多少钱，才去开工。如果集体不透明，值得信任，他们不会连今日收入多少工钱都不过问。”村民肖伯说。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与村民对公社工分配体制的信任息息相关。”谭顺宁说。

　　陆汉满将崖口的做法称为“双轨制”。一方面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村庄以共同体形式进入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效率低，投入高，生产期长，有风有雨有虫有病害，甚至是人害。因此，村庄又要利用土地出租收入来扶持农业生产。

　　集体生产与卖地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