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者渝富

　　创新不但贯穿于既有成功的脉络，也指向无路可寻的前方

　　本刊记者 刘青山

　　重庆市属企业有44家，与“总掌门”国资委主任廖庆轩感情最深的，当属渝富。

　　渝富成立之初，时任国资委副主任廖庆轩受命出任首任董事长，陪伴这家当时一无所有的企业走过了最艰难的一段路。其后他又以副主任身份分管渝富长达5年。

　　在廖庆轩看来，渝富发展壮大既是重庆国企近年来改革发展的缩影，更是一个有力的助推器。

　　数年来，多家媒体刊发了对渝富的报道。“重庆汇金”、“渝富模式”、“经济国资委”、“救火队”等诸多评价不一而足。

　　称谓多源于功能庞杂，人们大概很难找到一家公司职能跟渝富相类似的，包括汇金公司。因为渝富的职能不少形成于发展过程中，已远超出最初设计框架。

　　按照渝富现任董事长李剑铭的概括，渝富现有的三大职能分别是债务重组、土地重组、资产重组。在李剑铭的未来规划中，土地、债务、资产这三个方向不会变，但呈现形式会不同：“未来会从三个重组变为三个运作。管理、布局各方面也会随之调整。”

　　空手魔术

　　重庆国资委成立不久，时任副主任廖庆轩去天津考察债务重组工作。当时重庆市、区两级国企负债率很高，偿还困难。仅在工商银行重庆分行的不良贷款就达到157亿元，分布在1160户企业之中。银行拿不到本金和利息，企业无法从银行贷款。

　　2003年，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位置上调任天津市市长的戴相龙，在天津开创了政府联合商业银行整体大规模处置不良资产的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廖庆轩向市领导汇报了考察所得后，时任重庆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提议，应组建一家资产经营公司，作为整体处置不良债务的操作平台。

　　“这样一家公司该叫什么名字呢？”时任重庆国资委主任崔坚在上班的路上接到黄奇帆的电话询问。

　　“叫长江？”

　　“怕是大了点。”

　　“那就叫富渝，比较直白。”

　　“叫渝富吧。”黄奇帆说。

　　有了名字，还要找一个带头人。按照要求，这家企业应遵循市场逻辑运转，即所谓“政府不干预、财政不补贴、国企要满意、渝富要盈利”。或许是感到这个职位太不容易，国资委预定的董事长人选并没有接受。曾为公司成立做过前期工作的廖庆轩临危受命。

　　2004年3月18日，廖庆轩走马上任。

　　按照与工商银行博弈后达成的协议，渝富要拿出22亿元真金白银，收购工商银行107亿元的不良资产。连100万元办公经费都是借来的渝富，到哪儿去弄这一笔巨资呢？

　　在尽职调查中，廖庆轩发现，欠账企业的抵押品大有潜力可挖。比如当时工贸集团将抵押给银行的一栋楼租了出去，员工还能拿到每个月5000块钱工资。

　　于是，廖庆轩找到了国家开发银行申请贷款。

　　接到申请的国开行总行派出工作组来到重庆，对渝富拟收购企业债权进行评估，结论是足以覆盖收购价款。6月30日，渝富拿到了第一笔不良资产收购贷款17亿元。其后又拿到第二笔贷款4.7亿元。

　　为缩短处置流程，拿到债务处置权的渝富采取了打包原则，面向企业所在集团、区域清收，由其实施内部平衡。资产处置后，渝富将其再卖还给原单位。比如渝中区政府在渝富接收不良资产包的第二天，就回购了所辖企业的不良资产。

　　有的单位实在没钱，则由渝富借给对方一笔资金，回购资产后，该企业负债率降低，可以向银行正常贷款，再用贷款偿还渝富代支款项，剩余部分用于企业滚动发展。

　　银行由此解除了大批不良贷款压力。工商银行重庆分行不良贷款率由24%下降到13.5%，“要是银行出面核销债务，可能连10%的钱都拿不回来。现在总体偿付率为20%左右。”在工商银行31个省市分行的综合素质排名中，重庆分行由2003年底的第26名跃升为2004年的第10名。

　　截至目前，渝富处置和消化国有企业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不良资产300亿元。取得了渝富、政府、银行和负债企业的皆大欢喜。

　　财富挪移

　　嘉陵江和长江中蒸腾的水汽，加上工业企业排放的污染物，造就了山城重庆雾景奇观，也给当地人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将污染企业搬迁到郊县，并利用搬迁的机会进行环保改造，是重庆主政者和普通百姓共同的心愿。然而，资金短缺的工业企业无力进行建造新厂区，这一规划的实施遭受了不小的阻碍。

　　渝富再次充当了“别动队”。

　　在处置不良债务过程中，渝富注意到，不少企业有宝贵的土地资源，却苦于无法处置。比如位于沙坪坝区的重庆第二棉纺织厂严重亏损，欠工商银行债务3.1亿元，抵押物为厂区89亩生产性用地及地上房屋。由于土地是工业用地，无法用于变现。以至于早已提上议事日程的破产计划屡屡流产。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黄奇帆提议市政府赋予渝富土地储备职能并获批准。这下，渝富收购了第二棉纺织厂的银行债务后，又以1.3亿元价格收购其厂区土地，其中6000万元抵偿债务，7000万元支付给所在沙坪坝区政府用于该企业的破产安置。

　　一段时间下来，渝富不仅解决了企业的债务压力，还拿到了原本无法变现的抵押土地12000亩，抵押房屋300万平方米，其他抵押物原值近30亿元。

　　有了这样的经验，2006年3月起，渝富再次找到国开行，以支持环保搬迁的名义向其贷款20亿元。资金到手后，渝富首先向重庆化医控股集团支付了1.1亿元，用于其下属公司渝三峡的股改及环保搬迁，代价是企业搬迁后旧厂区土地归渝富处置。

　　渝三峡公司以这笔资金作为资本金，向银行贷款进行搬迁改造。搬迁后旧厂区土地交付给渝富公司。渝富公司将这一工业用地处置后，作为商业用地在市场出售。

　　尽管支付价格高于市场价格，但几年来的溢价，以及工业用地变为商业用地的溢价足以调动渝富参与这项工作的积极性。

　　与此类似，渝富共支持了6批超过20家工业企业搬迁，仅支付给重庆钢铁一家的资金就达到140亿元。

　　这一收购的关键点在于，由于企业当时不能交付土地，所以即使其他市场主体有土地处置功能，也不愿意参与。“重庆钢铁已经搬迁了好几年，到现在土地也没有完全交付。”渝富现任董事长李剑铭介绍说。

　　“龙虾三吃”

　　当工商银行为自身不良债务有了着落而庆幸时，重庆银行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

　　2004年年中，重庆银行接到了银监会的黄牌警告：再不整改即将吊销执照。彼时的重庆银行，不良资产高达46.5亿元。

　　重庆市政府决定重组重庆银行。

　　2004年9月17日，重庆银行22.5亿元的不良贷款债权分两次剥离给了渝富。其中第二笔不良资产10亿元为等值收购。通过这一运作，重庆银行达到了银监会的要求。

　　第二步，重庆银行实施增资扩股，资本金由2亿元增加到20亿元。“原有股东把银行搞得这么差，总要负一点责任吧，那就让渡一部分股权。”渝富就这样成为第一大股东。

　　2006年末，重庆银行引进了香港大新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渝富通过向大新银行转让17%股权，其中的溢价可以弥补之前等价收购不良资产时的部分亏损，其余的亏损由政府拨付的土地和地税返还对冲。一个封闭的循环形成了。

　　这就是黄奇帆设计的大餐“龙虾三吃”：债务剥离—增资扩股—引资上市。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大新银行购买重庆银行股票时，拿出六千万希望得到更好的价格，作为大股东的渝富自然反对。后来大新银行要向重庆银行派出财务监管，遭到了后者的强烈反对，理由上纲上线到“丧权辱国”。作为大股东，渝富却坚定支持大新银行的做法。“加强监管总不是坏事。”

　　由此进军金融行业的渝富开始频繁地出手，通过交易转让或者竞拍，抢救本地的壳资源，清理后出售。

　　廖庆轩带队到深圳，以每股1.22元的价格获得ST东源4508万股份，清理后卖给了民营企业金科地产。ST长运则卖给了西南证券。当然，在此之前，渝富出手抢救西南证券的案例也很精彩。

　　不过，作为“长江中上游金融中心”，“重庆在银行、保险、证券行业的竞争力并不强，而担保、融资租赁、小额贷款、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信托等行业则有更大拓展空间。”李剑铭说。

　　因此，渝富参与筹建了三峡担保公司、重庆华融渝富基金公司以及首支海外私募基金。

　　李剑铭提供的数据显示，白手起家的渝富，通过不断创新经营模式，数年来融通资金约1200亿元，收购处置不良资产300亿元，通过以土地置换方式为国企提供周转资金450亿元，为调整产业结构提供100亿元，战略性投资100亿元，上缴财政30亿元。在重庆市国企债务解除、搬迁、倒闭以及金融企业发展，先导性产业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通过土地收储与出让，股权投资与增值，渝富自身快速壮大。现在坐拥800亿元资产(不含金融企业并表)，净资产270亿元，资产负债率65%。参股控股企业包括西南证券、重庆银行、三峡担保等20多家，股本价值超过2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