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稳步的推进，但是涉及军口的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的改制目前基本没动。”潘启龙表示。

　　 军工事业单位转型命题

　　 军工系统中的事业单位改制成为军工改制的绕不过去的关口。

　　 2006年3月22日，国务院原则通过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核电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占全国电力装机容量的4%。 这样大的市场需求，对于康日新来说，这无疑又是一个难得的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

　　 中核集团尽管在去年取得260亿的销售收入和24亿的盈利，但旗下仅有中核科技和中核钛白两家上市公司。核能和核电等核心资产均未上市。

　　 一位接近中核集团决策层的人士告诉记者，中核集团原计划今年7月将一部分与核电相关的优质资产打包上市，但是由于涉及众多的科研院所和地方核工业局人员的事业单位改制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比较麻烦，推不下去了，从下半年开始就暂停了。”

　　 中核集团所遭遇的问题，不是独一无二的。军工科研院所的事业单位改制停滞不前，影响了十大军工集团改制上市的步伐。

　　 以航天科工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航天长峰为例。2008年5月20日，航天长峰发布公告称，由于受体制改革及产业调整政策不明朗等限制，控股股东长峰科技工业集团公司股改承诺中关于资产注入的事项在承诺期内不能完成。

　　 航天长峰的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金奎向本报记者解释，航天长峰的实际控制人二院一直希望将二院的科研力量注入上市公司，公告里所称长峰集团的优质资产注入，事实上正是二院计划将旗下的领先的科研力量注入上市公司。

　　 “二院下面有众多的研究所，我们当时是想按照择优的原则，选择相关研究力量注入上市公司。”张金奎表示。可无奈的是，这不是简单的资产注入，还牵涉到大量事业单位人的问题。

　　 军工科研院所的改制之难，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军工科研院所的改制要涉及的部门很多，“事业单位从理论上讲财政部是出资人，因此关于事业单位改制，财政部是要管的；编制中编办是要管的；然后劳动人事部门是要管的，因为它牵涉到事业单位人，劳动用工这些关系怎么处理。”航天科工集团资产运营部主任李振明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获悉，国资委对于242家国资系统的科研院所的改制出台了政策和配套方案，但是由于军工的科研院所此前一直由原国防科工委管理，尚未出台明确的政策和配套方案，因此目前的状态下很难改，缺乏政策支持。

　　 军工科研院所改制的另一个难点是“四金的认缴问题”。“军工的科研院所是事业单位，人员都没有交过社保。如果改制成企业并注入上市公司，他们的四金由谁来补的问题。”

　　 科研院所的改制还涉及事业费的问题。作为事业单位，每年国家都拨给一定数量的事业费，如果改制上市，事业费也就不存在了，

　　 这一难题眼下正出现转机。本报记者从数位军工领域人士处了解到，在“大部制”改革完成后，有关军工企业改制和上市等方面的工作可能不久将交给国资委来负责，国防科技局将主要负责国防科技工业能力的建设，就是说怎么来做好军工产品；另外就是国防科技工业建设中重大事项的协调。

　　 “军工企业改制涉及国有的概念，目前，国务院已将这一职能划归给国资委，工信部也基本明确这部分职能在未来移交给国资委，这使得军工企业改制成为国企改革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的部分。”上述人士同时表示，国资委对于242家国资系统的科研院所的改制已经有成熟的经验，可以为军工研究院所的改制所借鉴。

　　 一航二航分合启示录

　　 改制之外，如何重新做大做强军工集团，已经成为改革重要取向和共识。

　　 11月8日，分家9年的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简称“一航”）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简称“二航”）终于重新走到了一起，组成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简称“新中航”）。

　　 1999年前，中国的航空工业只有一家，即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在军工行业全行业亏损的背景下，为扭转这一局面，1999年国家决定打破垄断格局引入竞争机制，对军工五大集团进行分拆，成立十大军工集团，加上后来从电子部剥离出来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组成十一大军工集团。

　　 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也在这次分拆中，被分成了两家——一航和二航。到2008年，一航资产总额1000多亿元。主要承担军用飞机、民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机载设备、武器火控系统的研制生产与销售；

　　 二航总资产660亿元主要承担军用飞机、民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机载设备等航空产品；汽车、摩托车及其发动机、零配件及其它非航空产品等业务。

　　 2008年,一航二航9年后的重新结合，源于中国的“大飞机”项目。

　　 国资委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表示，“一航与二航的整合，是由历史环境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首先，由于我们要造大飞机，围绕这个产业计划，就应从布局上进行考虑。一航与二航，过去是有分工的，一航偏重军用机，二航偏重民用机。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央有了造大飞机的战略考虑，就有了让他们坐下来谈的基础。其次，在造大飞机上，他们还可以借助一二航之外的力量，因为在一二航之外，还有很多大企业都希望能参与到造大飞机的事业上来，这就具备了彼此之间商量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