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三天后，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率军攻克南京的陈毅到上海。这位比蒋经国年长十岁的大将军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他将承担安定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的重责。

　　几乎同时，毛泽东将陈云从东北调进北京，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国经济的重振与规划。履新不久，陈云抵沪。

　　“两陈”并肩，打响了新中国的第一场经济战役。  

　　荣毅仁曾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 

　　上海解放。一个叫范因克的美国记者报道了他看到的景象：法租界内的大世界歌舞厅，本城最大的娱乐场所，竖起了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人们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制作成功。建筑物顶上出现了红旗，并在店铺门外飘扬。欢呼雀跃、轻松舞蹈的学生们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这种粗犷的西北舞蹈正风靡大江南北。范因克最后说：“整个景象就如同带有马克思主义烙印的好莱坞电影翻版。”

　　上海解放三天后，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率军攻克南京的陈毅到上海。这位比蒋经国年长十岁的大将军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他将承担安定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的重责。几乎同时，毛泽东将陈云从东北调进北京，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国经济的重振与规划。1949年7月17日，履新不久的陈云抵沪。“两陈”并肩，开打新中国的第一场经济战役。

　　当时，尽管全国性战事已经平息，但是物价上涨势头仍未遏制。民间企业家对实业毫无信心，资本大多用于投机。全国经济混乱的“龙头”，自然就是上海。就在1949年5月前后，上海24个商品交易市场和30多个茶会市场，也都被利用来大搞投机活动，全市200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全部在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贩子、银元贩子等，全市的金融性投机活动者竟达30万人之众。

　　在疯狂的投机中，不但原来的国统区物价乱涨，连解放区也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

　　全国要稳定，首先物价要稳定，而物价稳定的关键，无疑就是上海。

　　“两陈”与上海都有渊源。陈毅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就是从上海离国的。抗战期间他长期在华东一带坚持游击战，鏖战间歇，还能写出一手豪情四溢的古体诗，是共产党内出了名的儒将，他的长兄陈孟熙曾担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陈云更是上海青浦人，早年在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做过学徒，也在这里练出了一手丁当作响的打算盘功夫，号称党内第一算盘手。

　　全中国的工商业者都盯着这两位会写诗和打算盘的中共将领，上海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

　　在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里，有一个声音似乎是共识：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日后，荣毅仁回忆说，他当时便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

　　“两陈”此时面临的上海经济局面，与一年前蒋经国“打虎”时非常相似，是恶性通货膨胀前提下，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两重混乱。蒋经国的办法是，用金圆券换法币，然后用口号和冲锋枪强行弹压商品投机交易，而其结局是惨败。这一回轮到陈毅和陈云来展现治理才干了。

　　解放军进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两陈”以军事手段终结了这个“国际笑话”

　　从1949年5月进城到1950年初，“两陈”与上海的投机商人围绕货币和商品，面对面地打了三次场面激烈的攻防战。

　　第一仗是银元大战，金融投机商在此役中全军覆没。

　　上海解放当日，陈毅就颁发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在6月5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因为金圆券已成废纸，所以兑换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到6月3日，收兑的金圆券已堆满了所有的银行库房，装运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排到了四川路。可是，金圆券收上来了，人民币却下不去。

　　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市民对纸币失去了信心，投机商乘机炒作“黄白绿”———黄金、银元和美钞，其中银元俗称“袁大头”或“孙大头”，成为主炒对象。在5月底和6月初的10天里，银元价格暴涨了将近两倍，受此影响，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随之上涨两倍多，大米和棉纱涨了一倍多，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

　　解放军进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这自然成了“国际笑话”。一开始，军事管制委员会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可是，10万银元抛出去，马上被投机商吃进，如泥牛入海。此时还坐镇北京的陈云意识到，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他判断，如果用正常的抛售办法对抗，势必牵动全国的货币市场，造成全国游资围攻上海，形成决战的态势，不要说我方未必有那么多的银元可以攻防，即便足量抛售，局面也是大乱。所以，他与陈毅商量，决定采取断然的军事手段。

　　6月8日，军管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阵前喊话，敦促投机商停止对银元的炒卖，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自出动，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围了设在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命令楼内所有人员立刻停止交易活动，就地接受检查。此楼建于1934年，高八层，曾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抗战结束后，经国民政府批准登记的证券字号有234家，在全国证券金融市场上的地位极其显赫。

　　上海证券大楼被突袭，所有的银元炒卖活动顿时停止。随后，全国各地的证券交易场所全数遭查封，“资本市场”从此退出了中国的经济舞台。

　　有人跟陈云说，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陈云说，不狠，不这样，就天下大乱

　　银元大战打完后，接着上演的是纱布大战，这又关乎上海最重要的实体产业。

　　“战事”的起端还是因为全国物价的动荡。在所有上涨商品中，最具指标意义的就是政府收购的纱布，而主战场便在上海。

　　棉纱与银元不同，无法用查封全部交易行的方式来解决。陈云用的办法是增加供应，举全国之力解决上海问题。

　　从11月13日起，坐镇上海的陈云给各地密发12道指令。他命令长江中游的棉花和纱布中心汉口将纱布囤积并秘密东运，西北地区将陇海路沿线的纱布尽速运到西安，华北的纱布则聚集在京津；各地由政府控制的贸易公司，暂时停止交易，将纱布调集到中心城市待命；各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全数暂停支付，由中财委统一掌握；同时，电令人民银行总行及主要分行，除特殊许可外，一律停止所有贷款。陈云的这些指令都在第一时间上报中央，周恩来在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毛泽东历来有晚睡习惯，对此事十分关注，每件必复，宛若在指挥一场决定生死的军事战斗。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大量物资集结完毕，“两陈”掌握了充足的纱布。11月25日，陈云命令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和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发动总攻击。

　　开始时，上海等地的投机商一看有纱布售出，即拿出全部资金争相购入，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在过去的20年里，几乎没有人因为囤积物资而吃过亏。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号称“日拆”，几乎陷入疯狂。然而，这一次他们碰到了真正的对手，各地的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似乎下定了死战的决心。于是，有人预感到大事不妙，开始悄悄抛出手中的纱布，这消息立刻以瘟疫传播的速度散发开来，市场局面顷刻间发生反向翻转，上海的纱布价格竟在一天之内腰斩了一半。

　　“两陈”仍然穷追不舍，他们又发出三道指令，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国营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民营企业家贷款；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同时在这几天里加紧征税，税金不能迟交，迟交一天，就罚税金额的3%。有人跟陈云说，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陈云说，不狠，不这样，就天下大乱。

　　数招并下，投机商两面挨打，资金和心理防线同时崩塌，顿时溃不成军，不得不派出代表要求政府买回他们吃进的纱布，“两陈”乘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进。经过这番交手，上海的商人元气大伤，有人血本无归，有人因应付不了“日拆”而跳楼自杀，有人远遁香港。

　　“两陈”在纱布大战中表现出来的战略能力，让国内外舆论颇为惊艳，他们采用的战法来自毛泽东屡战屡胜的军事思想，即“每战必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打无准备之战”。目睹此役的荣毅仁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毛泽东对上海的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纱布大战刚刚鸣金收兵，“两陈”很快转入第三战，粮食大战。

　　1949年秋季，华北粮区遭天灾，庄稼歉收，原本就紧绷的粮食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筹划纱布大战的时候，陈云就非常担心北方的投机商集中攻击粮价，如果布粮同涨，南北一起开战，将两面受敌，局面难以收拾。他想出一计，在10月20日急电东北，要求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建仓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席囤。这一计谋果然非常有效，北方的粮贩子们看到政府手中有粮，而且日渐增多，便不敢轻举妄动。等到纱布战事抵定，陈云转头专攻粮食。

　　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8000万斤，仅够市民20多天的口粮，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都面临粮荒。粮食交易市场历来在春节休市，正月初五开盘后会有一波行情，俗称“红盘看涨”。上海的粮商们都把眼睛盯在那个开盘日，在整个12月，他们大量囤进粮食，把全部资金都压了上去，眼看，这将是一场最后的豪赌。

　　12月12日，中财委召开全国城市供应会议，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进行具体部署。在上个月，陈云已经要求东北每天往京津地区车运粮食1000万斤，此次更是命令从四川征集4亿斤支援上海，同时要求华中、东北在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用。他担心这些粮食还不足以应战，又向中央报告，准备向国外增购4亿斤大米。很快，他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部署，第一道是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现有的存粮，第二道是从江苏、浙江和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据他的计算，这三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掌握的周转粮食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京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

　　正月初五一到，粮食交易市场上“红盘”开出，出乎所有投机商的预料，粮价不涨反跌，而且连续数日下跌。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持续抛售两亿多斤大米，投机商不得不跟进抛出，损失前所未见。

　　经此三役，上海的物价开始日渐企稳。自1937年抗战开始以来，困扰了中国经济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被陈云遏住。

　　到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的物价基本上稳定了下来。毛泽东对上海的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时任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回忆说，有一次，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接着，他顺手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能”字。毛泽东熟读古书，这次他借用的是有关诸葛亮的一个典故。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评价爱将向宠时说，“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

　　比较“两陈”治沪与经国“打虎”，可以看到两个政权的不同：一是政局稳定，事有可为；二是全国一盘棋，以集中供应来打击投机；三是行政效率超高，绝对没有官倒贪腐。

　　(摘自《跌荡一百年(下)》，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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