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工会干部职业化其实是对既有工会体制的强化，无法从根本上克服中国工会制度弊端，而被寄予厚望的基层工会选举，近年来也进展缓慢

　　《财经》记者 左林

　　南海本田工人“重组工会”的诉求已到了最后答复的期限。

　　在两个月前那起备受关注的南海本田停工事件中，南海区总工会和狮山镇总工会介入调停，却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一度被视为中国工会角色错位的标志性事件。

　　随后，工人谈判代表团发出公开信，要求重组工会，“工厂的基层工会必须是由一线工人选举产生的。”6月4日，劳资双方达成复工协议，资方承诺，对于工人重组工会的诉求，将在两个月内给出答复。

　　据《财经》记者了解，南海本田工会重组的准备工作确已展开，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导，并获得资方同意。工会重组方案为：专职工会干部候选人由地方工会提出，经工人差额选举后，当选人出任企业工会副主席一职，常驻工厂，参与日常工作，但其工资由地方工会支付。原企业工会主席不变。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表示，专职工会副主席人事关系不隶属于企业，不领取企业工资，可以此切断企业工会干部与资方的经济联系，力保其工作独立性。

　　很明显，此次南海重组遵循了当下中国工会改革的整体思路： 今年，全国总工会将拨款1000万元，在10个省市推行专职工会干部工资分级负担试点，并力争在2012年推行到全国。

　　实际上，近年来多个地方已自行展开工会干部职业化的探索。多位基层工会负责人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均表示，推进基层工会干部职业化，是组织建设中的工作重点。

　　在中国现行的工会体制下，工会干部职业化或许可以部分解决工会独立性难题，但由上级工会派出的干部，是否能真正代表工人的权益，难以令人乐观。

　　正因为如此，多位劳资专家表示，工会工作要保持足够的独立性和代表性，企业工会的选举必须得到落实，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职业化提速

　　2010年春夏之交以来，中国爆发一系列工人自发停工事件，舆论普遍将之解读为中国劳资关系长期失衡的反应，也是工会长期失声的后果。在这一系列停工事件中，伴随着加薪的呼声，“重组工会”的要求也被工人反复提及，将中国工会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劳资矛盾尤为突出。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欧真志曾公开表示，5月25日到7月12日，广东发生停工事件36宗，其中90%都是生产一线的工人。而根据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的研究，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基地，2004年以来，珠三角停工事件稳步上升，占了全国停工事件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停工事件频发的同时，工会角色却严重失位。根据深圳市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会的认知程度普遍低于老一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参加工会的有32.1%，而新生代参加工会的只有20.1%；在老一代农民工中，认为工会能代表工人利益和可以帮助解决问题的有66.7%，新生代则降至57.6%；老一代农民工中对工会不了解的有24.8%，而新生代则有35.6%，另有23.9%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用人单位是否有工会组织都不清楚。

　　工会错位的问题同样突出。最近一系列停工事件中，一些地方工会直接倒向资方，并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险令事态扩大。

　　在劳资矛盾集中爆发的现阶段，工会组织能否发挥积极作用尤为重要。

　　《工会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

　　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许晓军表示，大多数企业工会的定位存在问题，工会并不把自己看作工人的代表，而视为工人的管理者，与企业行政管理者角色混淆。在日常工作过程中，这类工会还能起到一些简单作用，一旦劳资双方发生矛盾，工会负责人就不可能站在工人一边，为工人争取利益。

　　而在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看来，工会孱弱与现实的制度安排不无关系：“企业工会干部本身就是雇员，与资方有天然的经济联系，很难与其抗衡。”他表示，企业工会干部受资方压制的现象普遍存在。

　　正因此，切断企业工会干部与资方的经济联系，推动工会干部职业化，成为最新一轮工会改革的主要措施。

　　2010年5月，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聘用专职工作人员工资分级负担试点工作的通知》，2010年计划投入1000万元，在北京、山西、青岛、深圳等10个省市总工会展开专职工会干部工资分级负担试点，2011年试点扩大到全国三分之二的地方总工会，2012年全国覆盖。

　　多样化尝试

　　职业化工会干部并非新事物，早在200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便已提出：“要探索基层工会干部职业化、社会化途径。”目前，全国职业化工会工作人员已有1.4万名。

　　最早的试点2002年出现在湖北黄石市。黄石市区两级总工会选聘专职工作人员后，派至福星铝业有限公司、黄石富豪家具公司等非公企业担任工会主席，试用三个月后，由所在企业工会会员进行选举。这些工会主席的工资由区总工会支付，每月500元，这些工会干部保证每周3天从事工会工作的前提下，并被允许其在所在企业兼职。

　　“第一年维权效果不错，工会干部还比较敢讲话，但第二年其效果就大打折扣。”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说。多名劳动专家表示，在黄石模式下，职业化工会干部被企业“收买”成为普遍现象，乃至后来黄石出台新规定，要求这些工会干部定期轮岗，“但效果仍有限。”

　　由于直接派工会干部到企业驻点，需要资方同意、难度较大，且在实践中易被资方“收买”，深圳、吉林等地又出现了另一种职业化思路。比如在深圳龙岗，其工会干部职业化尝试是在社区工会联合会的层面，并不直接进驻企业。

　　深圳地方工会分为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其中社区工会联合会虽位于基层，却是各企业工会的上级。2005年深圳龙岗区整体“农转居”，开始了各级工会组织搭建，但由于缺少编制，84个社区工会联合会主席均由社区工作站负责人兼任，并无专人负责工会工作。

　　2009年7月，深圳市总工会决定在龙岗开展工会干部职业化试点。同年9月底，龙岗区总工会公开招募社区工会联合会主席，要求应聘人员为中共党员，45岁以下，大专或本科以上学历，两年以上基层党群工作经历，经录用后以社区工会联合会候选人身份派驻各社区，任工会联合会副主席。2009年12月，首批34名社区工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上岗。

　　参照龙岗相关行业的工资标准，这批专职工会干部工资定为每月3500元，加上相关福利及办公经费，每人每年经费约6万元，以此计算，每年约需投入经费300万元，其中，深圳市总工会同意每年拨付150万元，其余部分由区财政拨付。

　　上岗半年来，这批专职工会干部的主要工作为走访企业、联系工友座谈、传达上级工会各类文件、组织文体活动。龙岗区共有企业3.7万家，平均一个专职工会干部要面向多达十几家甚至几十家辖区企业开展工作。龙岗区总工会副主席皮勇华坦承，在深入工人群体，了解企业动向上，这些工会干部存在困难。她表示，龙岗试点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基层工会人手不足、工作无人开展，是工会干部队伍自身的强化，并未突破现行体制。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表示，今年下半年，计划将龙岗区的做法扩展至深圳全市。

　　无论是全国总工会推行的试点，还是基层工会的自发实践，工会干部职业化的总体思路是：强化现行工会机构，延续其对上级工会、对同级党委政府负责的机制。

　　多名劳资专家指出，目前所推行的工会干部职业化，主要着眼于给工会组织配置更多行政资源，但其实，若工会能真正发动工人、代表工人，群众资源也是确保其独立性的重要力量。

　　工会选举难行

　　实际上，工会真正成为工人代表的难题，并非无解，落实企业工会选举便是现实选择。

　　基层工会选举的框架早已有之。《中国工会章程》第26条规定：“工会基层委员会的委员，应在会员或会员代表中充分酝酿协商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可以由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也可以由工会基层委员会选举产生。”

　　但实践中，这一程序却往往沦为走过场。深圳市龙岗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潘贵冬多年从事工会组建工作，据他的判断，直接选举的企业工会干部中，80%以上人选由资方指定，甚至很多都是老板亲信、企业高管。

　　而且，即使企业工会能够独立于资方，有时也会受到上级工会的“干扰”。

　　根据1992年颁布的《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选出的基层工会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按照《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需报有关党委和上级工会审批。

　　2007年4月6日，深圳市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发生停工事件，数百名司机聚集，要求增加工资、成立工会等。当日，市总工会工作组进驻港区，同意进行工会直接选举。5月25日，盐田国际工会成立。接近深圳市总工会的人士透露，选举中，因深圳市总工会因自己提名的候选人落选，因此迟迟不批准选举结果。此次选举最终以市总工会提名的两名党员当选正副主席而告终。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冯同庆，多年来跟踪研究福建顺大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的工会运作，评价其为真正有样本意义的基层工会选举。

　　顺大公司成立于1991年，是一家台资企业，为锐步公司代加工旅游鞋，现有职工1.2万人。1997年，顺大工会成立，成立之初，顺大工会与其他企业工会一样，委员多是企业中层管理干部。2002年，工会换届在即，锐步公司驻顺大的人权事务代表建议，以公推直选方式进行换届选举，最后经上级工会与企业协商，决定放弃直选，采用代表制的民主程序进行选举。

　　2002年9月，选举举行，经过推荐和自荐、举办演说会、差额投票等环节，最终产生182名会员代表，从中选出的38名工会委员会候选人再进行第二轮竞选演说，产生了31名委员。同年11月底，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召开，12人报名参选工会主席、副主席，第三轮演说之后，全体委员投票，选举出正副工会主席。30岁的鞋底工汤喜茂当选主席。新工会组建第一年，解决积压劳资纠纷数百件。

　　冯同庆评价，顺大工会的一轮轮“海选”严守了各项选举规则，更重要的是，历时数月的选举，培育了工人的权利意识，也培育了企业对工人权利意识的接纳和认同，以及劳资双方的协调机制。

　　而且，选举产生的工会，并未走向与资方的一味对抗。根据冯同庆的研究，顺大工会委员中更激进、更主张对抗的人，未能在工人中得到认同，最终离开了企业。多年来，顺大工会与企业、客户、上级工会维持着正常的关系。

　　几乎与顺大民主选举同时，一些基层工会进一步进行了“直选”的尝试。2003年，在民营经济繁荣的杭州市余杭区，900多个基层工会中，有341个直接选举产生了工会主席。根据余杭区2002年对193家企业6000多名工会会员的调查，95%的会员认为直选的主席“称职”或“比较称职”。2003年，媒体大量报道了东南沿海、深圳蛇口等地的工会直接选举试点，高度评价其为未来工会改革的方向。

　　2003年9月，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工会直选成为热点。会议期间，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负责人表示，基层工会主席直接选举条例正在起草，旨在对直选的基本程序、候选人条件等做出具体规定。未来几年内，全总将积极稳妥推进基层工会直选。

　　但现实并未朝这一方向发展，直到今日，这一条例仍未出台。

　　2006年，《企业工会工作条例》通过，在候选人提名方式和程序上，强调上级组织的把关作用：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应由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工会在充分听取会员意见的基础上协商提名；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中，已建党组织的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需经党组织审核。

　　此后，全国范围内的基层工会选举未能形成声势，湖北、浙江等地有自发探索，但影响不大。据接近全国总工会的劳资专家透露，全国总工会高层曾在会议上表示，工会直接选举要有控制地开展。

　　2010年7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在全国总工会十五届四次执委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提到“完善基层工会主席民主产生机制，把那些真正为职工说话办事、敢于开展维权服务、善于协调劳动关系、得到广大职工信任的人选到工会领导岗位上”。

　　“这一提法比过去强调了基层工会民主，希望能得到落实。”冯同庆说。

　　本刊记者郑猛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