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城兴镇兴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姬斌

　　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推进城镇化路子必须走正？

　　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每个行政区、各级行政区都要扩张城市面积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

　　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需要研究如何重组和转移特大城市部分过度集中功能，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

　　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要摸清18亿亩耕地红线特别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底线，在红线和底线基础上推进城镇化？

　　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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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诫，折射出清醒和负责。告诫，也远不止这些。置于当今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之下，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深思。而解决这些问题，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

　　中国正在进行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城镇化，浩浩荡荡的人口大迁移，推动着千年古国史无前例的社会大转变。“持续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将为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更高水平的生活创造新空间”。

　　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但，当数亿人同时行进在由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演进的征途上时，城镇化远不是洞开城门、扩建新城、接纳“新人”那般简单。

　　在一个人多地少、城乡区域差异大、生态环境几近承载极限的条件之下，如果城镇化的方向不明、路子不正、措施不当，“必然会犯历史性错误，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人”向哪里引？

　　尽管过去30多年，已有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镇，城镇常住人口已超过了乡村人口。但是，仍然有更多的农民等待着“进城”。

　　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表明：到2020年前和2030年前，中国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3亿和3.9亿。

　　这意味着，在未来10至20年间，中国将有与美国人口总和相当的庞大人群由农民变成城镇人口。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

　　乡村－城市，几乎成了联通中国农民不息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一级台阶。跨过它，往往浸透着家庭的酸甜苦辣，也映照出这个伟大国度追逐“中国梦”的艰辛曲折。

　　遭到抨击的城乡二元社会，不是一两天形成的，打通城乡也不可一两天就能完成。然而，农民的“求变”，到了群体性集中释放的时期。农民要找到相对高、相对稳定的从业岗位，要完成身份嬗变，要享受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要实现更幸福的生活追求，眼下的选择，似乎只有拼命涌向进入大中城市的“独木桥”。

　　于是，越大的城市，外来的人越多。京、沪、广、深的农民工数量极其庞大。

　　有消息说，整个北京市的城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995人，跟其他国际城市相比并不算高，但六成以上的常住人口集中在市里的“城六区”，其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近6000人，超过以人口密集著称的伦敦(每平方公里5400人)，功能核心区的人口密度更高达每平方公里22000人。

　　人们为什么向往城市？人们在城市要得到什么？这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始终不该忘记的问题。

　　大城市的人口过度密集、交通拥堵不畅、空气污染加剧……这些愈演愈烈的问题，冲击着“新”“老”市民。农民工、“蚁族”、异地高考、住房限购……不断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大城市生活除了那些物化的“靓丽”之外，陡增的“成本太高、啥都不易”，考问着人的“幸福感”，大城市是否正在生成新的“二元社会”？

　　其实，还有一连串不容回避的问题凝结在这些表象背后：城镇化就是“放”农民进大城市吗？破除超大城市户籍藩篱就能解决一切吗？特大城市有那么大的人口吸纳功能吗？倘若北京再多1000万人，会是啥样呢？

　　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不是口头说说那么简单。

　　“半城镇化”的进城务工人员如何才能不再进退失据？人们的确没什么理由泯灭农民的城市梦想，也没理由阻挡“农民进城”的洪流，可在引导“流”归何处上不能有些作为吗？

　　“城”在哪里建？

　　一个权威部门检索了12个省的各城市政府工作报告、文件、规划和相关新闻报道等，发现在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提出要建设新城新区，占92.4%，共规划建设了200个新城新区，平均每个地级市提出建设1.5个新城新区；在检索的161个县级城市中，提出新城新区建设的有67个，占41.6%。

　　一切发展的愿望，初衷都有美好的一面。相当一部分城市已将新城新区建设付诸行动，新城新区规划面积和人口普遍超越现实。在许多地方有关新城新区的文件规划中，一般都提出了较高的建设目标，配置标准大多是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标准，还有不少地方把“建设大都市”、“建设国际大都市”设定成自己的奋斗目标。

　　然而，中国该有多少大城市、多少特大城市、多少超特大城市？

　　专家描述，一般来说，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周围该有10个百万人口的城市；百万人口的城市，周围应有10个十万人口的城镇。这样的格局，会更宜居，会构成良性互动。

　　这只是一种观点。但，提示了人们，各种规模的城市该有一个合理布局。同时，从这个角度还开辟了一个视角：如果能打破长期以来“农民进城”的乡村－城市的线性运动链条，构筑一个村－镇－城的网络化大平台，打通人口、资源、产业、服务的循环流动，有没有可能实现农民从“进大城市”单一选项的分流呢？

　　在这个网络化平台上，应有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应有实现个人价值的发展前景，应有能自我满足的收入水平，应有基本能满足个性要求的生活环境。

　　倘若如此，中国农民就可能改变乡村－城市的单一惯性流动轨迹，既可以选择入镇进城，也可以留居村落，乃至大城市居民，同样也可以逆向流动，自己选择在村庄惬意生活。

　　这个网络化平台上，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节点，那就是发达的小城镇。

　　“新型城镇化”概念的背后，是一种全新的城镇化理念：城镇化的终极目的，不是片面追求城市的大规模、大形态，也不是无节制地扩旧城、造新城，而是为了满足人民，包括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期盼。

　　对农民而言，其城市生活之梦，同样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教育、让自己得到更高收入、让医疗服务更有保障、让生活水准更有品质。如果在镇乃至村就能实现这些期盼，进入大中城市或许不一定会是所有农民的选项。

　　于国家发展层面看，城镇化要向城乡统筹和“四化”同步转变，真正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防止在城镇化急速推进阶段，出现人口、资源加剧向特大、大城市过度聚集而令“城市病”也加剧集中并发的趋势，为破解大城市无序扩张、资源和生态承载接近极限的困局找到切口，向更加绿色、低碳的模式转变。

　　也许，这就是现阶段城镇化的一体两面，主体都是为了让农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生活品质得到改善、飞跃，并在此过程中引领产业转型、带动消费结构升级、重配生产要素资源、实现农业现代化，从而释放出“未来几十年发展最大的潜力”。同时，也为特大城市、超特大城市“卸载”，为城市转型发展创造空间。

　　从今年夏天开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多次踏访了中部小城望城。在这个刚由“县”改为“区”不久的地方，当外界尚激辩于各种模式孰优孰劣之际，这座距长沙市市中心大致20分钟车程的小城，却刻意要“与大城市保持距离”：一面是有湖湘特色名镇群落的小城镇竞相斗艳；一面是“湘水神韵、都市田园”的魅力乡村扑面而来。

　　让一批具有鲜明产业特色、公共服务功能齐整的小镇群脱颖而出，让农民得以就近享受到与城里人差不多甚至更有特色的生活待遇，望城的“刻意”就在于，要凭内生的吸引力和便利的服务功能，让这些古老而又年轻的小镇，把过去几乎肯定流向省会中心甚至外地大城市的当地人留下来。

　　“地”从哪里来？

　　上面提到过的材料还显示，从公布规划的96个新城面积看，占地超过6000平方公里，也就是大约900万亩，相当于所在城市建成区一半以上，平均每个新城的占地面积接近10万亩。

　　民政部的数据说，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285个地级市，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有860个市辖区、368个县级市、1453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

　　假设285个地级市都按上述平均10万亩的标准占地建新城，那么，占地就达2850万亩；

　　假设368个县级市按平均2万亩标准扩建，那么，占地就达736万亩；

　　假设1453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按平均1万亩标准扩建，占地就达1622万亩。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但专家的一项测算却真实地提示人们：中国人均国土面积，特别是扣除高山高原后的人均平原面积，不足美国和欧洲人均水平的十分之一，而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却已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平方米的水平。

　　城镇化进程一浪推一浪，让中国的“土地”更加窘迫：虽然18亿亩耕地红线频频告急，可大中城市的用地扩张冲动遏而难止，不少城郊区因集体土地征用、拆迁引发暴力冲突的新闻不断。

　　且不说，建新城中一些冲动式“跃进”留下的“空城”“鬼城”事例，单是国情，就没给我们提供任何可以奢侈消费土地的条件。“粗放扩张、粗放利用”，不能成为难改的惯性病。

　　那么，城镇化是不是非得耗费巨幅用地增量呢？

　　有人说，“农民进城”是高跨度的：一步跨过镇、县城，首选特大城市，次选大中城市，然后才是小城市、县城。原由很简单，大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好的医疗、教育资源，有体现生活品质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一切，在大部分小城镇是缺失的，由此也有了“非得大幅扩建大城市不可”一说。

　　民政部的统计说，截至2012年末，全国有19881个镇。的确，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城镇，有较为齐全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较为兴旺的产业基础外，相当大的一部分建制镇尚停留在集镇的水平，缺少吸纳“农民进城”的必要功能和实力。

　　但是，差距，可能正是潜力。当聚焦于集镇向城镇的功能跃升，当锁定公共服务水平的提质升级发力，不盲目追求用地增量的扩张，先着眼于存量的深耕细作，不失为一种选择。“树立集约高效绿色理念，努力寻求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有效办法”，恰是新型城镇化题中应有之义。

　　“农”往哪里摆？

　　18亿亩耕地红线、特别是确保粮食安全的粮田底线，尚难讲有绝对能确保的答案，而“空心村”、撂荒田、留守儿童……已现实地刺激着社会神经。诘问离不开“三农”命题：谁来种粮食？农村还要不要？农业现代化靠谁来实现？

　　也因此，当不少人仍以惯性思维去实施“新型城镇化”之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这是一个托举城乡、统筹解决系列课题的大篇章，农民，则是其中的核心主题。

　　城镇化绝不意味着农业的凋零、农村的凋敝。过往的实践显示，一面是，数亿农民进了城，聚居而非安家，成为大中城市的“流动大军”。另一面是，以“993861部队”(老人、妇女、儿童)为主体的农村人力资源空心化、产业空心化愈发明显。

　　这不该是城镇化的结局。

　　曾有人认为，“城市化的能量是无限的，其结果应该是城市消灭自然，消灭农村，从而堆砌起更多更大的人工空间。”然而，城市的无度无序发展，已带给人类不少深刻的教训和难以弥补的遗憾，一些乡村优美恬静的自然机理被无情地破坏。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

　　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在其著作《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

　　这是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能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

　　在望城，让人们多多少少开始体悟到一丝从城市、小镇、村庄进行切换的网络化循环之美。徜徉于那里光明村的山间步道，看整饬如新的乡村民居，畅想即将铺展的生态农业画卷，或与闲暇时来此“吸氧”的城市人交谈，关于农村、农民、农业，关于就业、收入、服务，关于生活方式、生活品质、人生价值，许多既有观念不是不可以在顷刻间颠覆。

　　从这个意义上说，镇和村，不该在城镇化浪潮中沦为附庸或仆从。城、镇、村的和谐共兴共美，当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义。

　　着力于建立起镇、村与城市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交换，着力于提供那些城乡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着力于建立城－镇－村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功能互补的网络化新关系，这或许正是望城探索的价值所在，或许也正是望城的希望所在。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城镇化，一个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路子走正”的一个含义，正是要规避那些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错误。

　　“镇”的成功就是“城”的福音

　　迥异于急于“融入”大城市的想法，望城对城镇化发展的理解有些“与众不同”。“要想办法把农民留下来”，这不仅是“镇”的成功，也是“城”的福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邹云 金风 尚前名

　　谭小平似乎并不羡慕大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

　　虽然他所主政的望城区，隶属于省会长沙市，离市中心区就二十来分钟车程，而且已实现了由县到区的角色转变，可作为区委书记，他似乎并不急于让望城快速“融入”大城市，“避开点大城市，尽量和大城市拉开那么一点距离。”这在一些人看来，“有点费解”。

　　2011年5月，以“雷锋故乡”闻名的望城撤县设区。区划上的变更，程序固然复杂，但接下来的事恐怕更复杂。

　　农村区域面积、农业人口、农业产业仍占相当比例的区情，并没有因县改区而改变。“撤县设区可是个让农民都进城的大好机会啊”，对类似说法，谭小平没有简单认同。

　　“县改区并不意味望城就完成城镇化了。”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那时想得最多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让“三农”都沐浴到城市的“阳光”。“望城紧靠大城市，但该选择什么样的城镇化路径，依然是个问题，是大大扩建区政府所在的区域，把农民都引进来，还是别的什么路径？”

　　“不照搬、没跟风”

　　一个是守着两亩薄田的穷大哥，另一个则是占尽优势资源的家中宠儿，长久以来，中国农村与城市像是差别巨大的两兄弟。如何让“穷大哥”与“富弟弟”享受同样的生活，成了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大课题。

　　从新农村建设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镇化，一个个方向性的解题原则相继推出。

　　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至此，“新型城镇化”概念进入人们的视野。

　　而此前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的表述，已渐为各方接受：“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一个现实的考题，横亘在望城面前：到底该以“城”为主，还是以“镇”为主？谭小平说，“在决策上，挺难。”

　　前者是通过不断拓展城市空间和产业吸纳能力，让更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逐步变成市民；后者则是不断提升小城镇的发展水平，让更多农民不用远离土地和家乡就能享受到与城里人差不多的生活。

　　谭小平说，撤县设区后，望城成了长沙的一个市辖区，全区969平方公里的面积，给省会带来的最直接变化就是城区面积扩容一倍，全市六个城区总面积一下达到1923.6平方公里，长沙具备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谭小平回忆，时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直称其为“长沙乃至湖南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几乎所有人都读懂了这个表述：望城迎来难得的城镇化发展机遇。尤其是，与一般撤县设区不同，望城还继续享有县的职能、县的管理权限，这意味着，对未来发展，望城拥有较大自主权。“如果望城在此刻选择加速城市建设，相信不会有太大的阻力。”

　　但谭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有自己的思考。“望城的城镇化不能简单复制别人的做法。”谭小平说，“理论上，两条路径都可以实现同样的目的，但从国外的一些发展教训和中国的现实国情来看，望城以‘镇’作为发展重点，可能是更优的选择。”

　　他说，“小城镇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交汇点，建设好了，既可接受长沙的辐射效应，带动农村的发展，又能卸载‘大长沙’的压力，是一举两得。”

　　这样的想法源自一个不能回避的现象，在先发的城镇化浪潮中，在市场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各种资源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大城市。

　　虽然此举引发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转移，可让农民均等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所需承受的高成本，令大规模“农民变市民”的愿望实现明显受阻。同时，虽然许多农民愿意进城务工，但出于对未来生活保障的忧虑，其中的大多数不愿意彻底“变身”城市人。

　　结果便是，城市中的农民依然是农民，一方面，他们没有充分享受到多少城镇化率提升所带来的制度化成果；另一方面，城市管理面临极大压力。

　　不仅如此，大量资源被投向城市，农村本身的发展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对依然留在农村的农民而言，其与市民所享受到的待遇差距亦可能越拉越大，这显然与城镇化的初衷相背离。

　　“相反，如果小城镇发展好了，不仅可以平衡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病，而且农民从自己的村庄进入附近的小城镇，代价比较小。”望城区委政研室主任徐志辉告诉记者，基于这种考虑，望城不照搬、没跟风。区委决定，将城镇化的重点放在兴“镇”而非兴“城”上。

　　谭小平说，“望城要走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主要集中在‘三小’，即小城市、小城镇、小村庄，目前的主要抓手便是小城镇。”

　　望城推出了以“一江(湘江)两岸(河西、河东)四镇(靖港、乔口、铜官、新康)”为重点，以“一镇一品一特”为战略，打造具有湖湘特色名镇群落的小城镇发展规划。

　　“近年来，在没大拆大建的前提下，望城区的城镇化水平每年以超过两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进入湖南省10个新型城镇化暨城乡统筹示范区的行列。”谭小平告诉记者。

　　“办法总比困难多”

　　望城地处黄金水道湘江下游，素有“小汉口”之称的靖港、享有“千年陶都”美誉的铜官、被称为“长沙十万户、乔口八千家”的乔口、曾是重要水岸商埠的新康，这些小镇都在湘江水运的辉煌过往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水运势颓，沿江古镇风光不再，发展也陷入困境。

　　当望城新型城镇化探索厘定路径之后，这里有了新的生机。

　　因曾国藩“水师湘军”而声名远播的靖港，已显一派水乡古镇美景。徜徉在青石板路上，或听一曲花鼓戏，或品一碗小钵子甜酒，或吃几条辣味火焙鱼，或看一场水军大战的表演，在游玩中便能体验淳朴的古镇生活。开发之前，望城给靖港镇下达的财政税收上缴指标是每年1万元，现在实际上缴已达1300多万元。

　　作为打造“四大古镇”的开篇之作，靖港古镇的开发，经历过一波三折。“在靖港古镇开发之初，受到各方面质疑。”谭小平告诉记者，“尤其有的职能部门一直反对，甚至发函到区政府，要求要拆掉这些房子。”

　　但本着“投资开发古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再错也错不到哪里去”的想法，谭小平将所有压力扛在自己肩头。

　　还有人质疑“这是文化人乱花钱，在瞎搞，全都是形象工程”。

　　“明明是在做一件好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反对呢？”谭小平左思右想，觉得主要还是观念问题，“一会儿怕没资金，一会儿怕开发后经营困难，总是前怕狼后怕虎。”

　　虽然也深知这些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他坚信，“只要方向正确，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创新观念，便会天宽地阔。”

　　其实最开始，由于发现了古窑遗址，市里打算先开发铜官。但仔细权衡之后，谭小平认为靖港是更佳的选择。于是，借市领导考察铜官之机，他“擅自”将领导“请”到靖港考察，一路力陈利弊，结果真的让市里改变了初衷。

　　他说，我很少喝酒，可当市里决定拿出3000万元作为开发靖港的启动资金的那一天晚上，人生第一次醉至不省人事。

　　经过1年2个月的奋斗，靖港古镇由一个鲜为人知的湖区集镇一跃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当然，如果仅靠这些“意外之财”，望城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显然无法持续。在接下来对乔口开发建设的过程中，望城发挥当地渔业资源丰富、集镇商贸繁荣的优势，以拓展融资渠道、盘活闲置资产、开展产业招商破解要素制约，用“政府引导、市场运营、群众参与、滚动开发”的新办法做活水景、水乐、水产“三水”文章。

　　乔口已成功引进乔口渔都乐园、杜甫客栈等项目20多个，新增门店近400户，门店价格上升了10倍，古镇常住人口翻了一番，建设总投入中民间资本达2.3亿元。

　　接下来，又相继对铜官陶城、新康戏乡进行了精准定位和有序开发。随着连接四大古镇的“两纵两横”(京珠西线、黄桥大道、湘江大道北延线、高桥大道)交通路网的顺利推进，“环湘江生态旅游圈”的路线图已日渐清晰。

　　“如今，在望城，再也听不到反对开发古镇的声音了。”谭小平颇为感慨。

　　“想办法把农民留下来”

　　如果吸引不了“人”，任何城镇化的探索都难称成功。

　　“要想办法把农民留下来。”在望城的决策者看来，这不仅仅是“镇”的成功，更是“城”的福音。

　　“为什么城市化的结果会导致那么许多城市病？就是因为城市里集中了大量的人口，超过了城市的承载能力。”望城的思考是，将小城镇建设好了，农民就可以就近过上与市民同样好的生活，那么“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就解决了，城市里就会少了一些城市病，农村也不会有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

　　距离长沙中心区如此之近，望城凭什么能和省会“抢人”呢？

　　很多时候，即使享受不到市民的待遇，还要承受远离家乡、孤单寂寞的痛苦，甚至偶尔还会遭遇“城里人”的歧视，但对广大农民而言，城市依然是他们向往的地方，原因无非是城市有着更多的打工挣钱机会和更好的生活条件。

　　对症下药，为提升“镇”的吸引力，望城一共打出三张牌：改善外观形象、加强服务配套、准确产业定位。

　　去年，望城喊出了要建成“大花园、大观园”的口号，把全区城镇建设分成现代都市型(高塘岭、星城、丁字、黄金)、特色旅游型(靖港、乔口、铜官、格塘)、绿色生态型(东城、新康等)三种类型，不仅要求各城镇干净整洁、山清水秀，而且还要各具特色，不能千镇一面。

　　在服务配套方面，按城市市政标准，在每个中心镇实现配置一所达标学校、一个中心医院、一个集贸市场、一套污水处理系统、一条特色街市、一所敬老院，城乡用水、用电、通讯实现同网同价。

　　有没有相应的产业支撑，无疑是决定城镇能否加快发展、人口聚集和吸引农民进镇的关键。

　　望城注重准确定位各镇的产业发展：古镇靖港依托旅游为产业支撑，渔业发达的乔口以商贸为主打，配合古镇旅游卖点，丁字镇则借力于长沙城市扩张，承接物流业的转移，目前全区已有2个乡镇年财政收入过3亿元。

　　徐志辉还告诉记者，近年来，望城每年还投入2000万元创业富民专项资金，初创型企业大量涌现，带动了居民就业，“近三年年均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5500人”。

　　“现在，这些小城镇大约只有一两万人，如能实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农民不用出去，甚至能吸引其他地方的人来这里，那么再过5～10年，就能发展到5万～10万人。”对未来，谭小平充满信心。

　　“农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尽管以‘镇’为抓手，但在望城的城镇化蓝图中，‘农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按谭小平的说法，如今在农村里，真正致富的农民很多已去了大城市，至少也是小城镇，现在留下来的，大部分是经济条件不太好的。

　　“这些人的根在农村、在田间地头，短期内是无法离开的。”他说，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当然不能忽略这一群人。

　　因此，当镇的建设步入正轨，望城开始逐步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了农村。白箬铺镇光明村的做法，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由于机会多了，在望城，类似的例子有不少。”有当地干部谈到，出现这一状况，主要得益于望城始终坚持的一条发展思路：要真正让农村充满活力，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产业。

　　传统的“粮猪型”农业产业模式，成本高、效益低，要让农民真正富起来，就需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实践中，望城充分发挥临江近城、交通便利、农业资源丰富的优势，推动规模经营、科技应用、产品开发，以“农事体验、农家休闲、农业观光”为主体的休闲农业蓬勃发展，“湘水神韵、都市田园”的生动景象逐步显现。

　　谭小平说，“近五年全区休闲农业累计实现综合收入49.3亿元，带动运输、餐饮等相关产业产值近60亿元，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10万余人次。”□

　　古镇靖港何以新生

　　曾发誓不再回靖港的赵海成，已在长沙城里谋得稳定工作，娶妻安家。“那几年，每年回靖港，家乡年年都在变，太让人激动了。”2009年，他最终决定回家乡创业。“在外终究是漂泊，既然家乡在恢复发展，还是家里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邹云 周楠 尚前名

　　赵海成怎么也想不到，他又回到了少年时立誓要逃离的家乡小镇，并扎下根来。

　　当年，他为了离开这里，发奋考进城里的大学、找到工作、买房安家。但是，在壮年之际，他选择回到家乡，重拾祖上酿酒的手艺。

　　谈起这个意料之外的“回马枪”，赵海成说，“像做了一个梦，梦到家里发生很多变故，醒过来，发现家里完好如初，这种感觉很踏实，你不愿再离去。”

　　赵海成的家乡——长沙城北25公里处的靖港古镇，在上世纪80年代，遭受了他所说的“变故”：从民国时期繁花似锦的“小汉口”，凋敝成被世人遗忘的角落。镇上常住人口从一万多锐减到五六百，留守居民中有不少要靠政府救济金生存。

　　大起大落，个中滋味，靖港人最有感触。

　　2013年，当外界许多人还在讨论城镇化何去何从时，这座古镇已在城镇化路上乐滋滋地行走了数年，旅游业的兴旺，带来“人气爆棚”之景，透出小镇的新生。“户均年收入至少5万元”，这或许就是赵海成所说的“完好如初”。

　　“小汉口”的繁华与凋敝

　　靖港镇，在湘江西岸，是个天然良港，因纪念曾驻兵于此的唐代开国名将李靖而得名。

　　在“南船北马”的中国古代，靖港拥“舟楫之利”，加上处于连通长沙城、洞庭湖平原、岭南地区的交通十字路口，从唐代开始，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区域商贸中心。

　　清末至民国时期，靖港的商贸业达到顶峰。小镇有码头38处，粮行、米号等各式商铺作坊2000多家，常年经停船只3000多艘，成了三湘四大米市之一、主要淮盐经销口岸，一度还是省内仅次于长沙城的第二大商贸中心。

　　“那时有个说法，‘船到靖港口，顺风也不走’。”靖港镇党委副书记赊敏威介绍那段历史，显出几分自豪，“3.6平方公里的小镇，聚集了常住人口1万多，日均流动人口数千”。老人们记住了那句形容往昔盛况的话：“朝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

　　计划经济时代，这个小镇的制鞋、印刷、造船等行业品牌一样叫响全国。望城区委政研室主任徐志辉举例，靖港有人到上海出差，看见有人排长队买鞋，赶紧凑热闹买了几双，可回家拆开一看，竟是靖港望江楼鞋业造。

　　出生于1978年的赵海成，童年时见证了昔日靖港的最后繁荣。他指着长长的街道，对记者说，“到了傍晚，电影院一开门，街上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群。”

　　上世纪80年代末起，陆运逐步取代水运，靖港的交通优势走衰，商贸业随之没落，制造企业也纷纷倒闭。

　　镇上涌起了“逃离潮”，举家搬离的，一户接一户，一万多常住人口锐减到五六百人。留守的居民调侃地回忆说，“那时，二里半的街，从街头往街尾开枪，绝对打不到一个人。”

　　留守居民身无长物，不少人要吃政府救济。极大的落差，给赵海成留下了心理阴影。“小时候因是靖港镇人，特自豪；长大了，在外面读书、工作，就真不愿意跟别人说自己是靖港的。”

　　现任镇长刘平，1998年调到靖港，“方圆45.8平方公里没一条水泥路，白天静得吓人”。他说，那时候，别的地方为计划生育犯愁，靖港镇就根本不用操心，“谁敢多生啊？自己都吃救济了，拿什么养孩子？”

　　2000年前后，古镇旁修了一条马路，镇上居民开始在马路旁建房，古镇里的人烟更加寂寥。就在这时，赵海成考上了大学。他说，“我当时就想，从此在外面安家立业了，绝不再回小镇。”

　　湘江古镇群第一个吃螃蟹者

　　靖港古镇的没落，折射的是城乡发展的反差。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城乡统筹战略的出台，及湖南省省会长沙的强劲发展，给“暗夜”里的古镇投射了重生曙光。

　　2006年，望城县到靖港召开一次现场办公会，明确提出必须对镇上古建筑进行有力保护。

　　县里专门组织专家对靖港古镇做考察，发现“八街四巷七码头”的街镇格局、三分之一的古建筑保存较完整，包括宁乡会馆“八音堂”、清代青楼“宏泰坊”在内，有1008栋、3646间，建筑面积22607平方米。当时就有专家兴奋不已地感叹：“像一位沉睡多年的美女，隐在深闺人未识”。

　　2008年，长沙市、望城县做出决策，让靖港担当湘江古镇群首个“吃螃蟹者”，实施保护性开发建设。

　　但久落的古镇，已陷积重难返之态。那一年，本刊记者去过靖港采访，见到的是道路泥泞、老房破烂、人烟稀少，一片荒凉破败的图景。

　　保护性开发建设遇到的第一难就是资金哪里来？望城区委书记谭小平回忆说，“当时县里整合了农口、交通、文化等各渠道的资金，先期投入了600万元。”

　　靖港就用这些钱进行了包括小镇外观形象改变在内的项目运作，然后向上级政府部门申请扶持，争取到了长沙市的开发扶持资金，再投入到古建筑修缮和基础配套设施，产业定位一明确，社会资金就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本级政府其实只花了小钱，撬动了大资金，老百姓是最大的受益者”。

　　县里还把镇上原有的供销社、粮站、厂房等的5万平方米国有房产整合给镇里，“让镇里拥有一定的原始积累，具备招商引资的资本。”

　　谭小平说，“当时，县里反复讨论，统一了意见，目前的靖港尚有古韵，有开发价值，把这些资产整合给镇里，不仅有利推动开发，而且这些国有资产也能从中升值；如果不整合给镇里，靖港错过了发展黄金期，这些国有资产无疑会加倍贬值。”

　　但在对古建筑的修复建设理念上，就不统一了。镇长刘平说，“靖港古建筑要修复成什么样的外形，有人主张，应当模仿开发成熟的江南古镇房屋；有人主张，学习安徽古村落的形态。”

　　为此，镇上组织了几次讨论，最后拍板定论：“坚持自己风格才是最大特色”，请镇里匠人，以部分留存完整的古建筑和镇上老人的回忆为参考，按“修旧如旧”原则，逐户设计，逐户恢复。这个原则被居民接受。

　　古镇风格得以保持独特。一位外省游客对记者说：“靖港古镇确实独特，除了湖湘建筑文化别具一格，你看，民居濒临自然河湖，曲线分布，有点婀娜多姿，与江南民居多在运河旁，直线条分布是完全不同的味道。”

　　旅游业成了这个镇的龙头产业，成功地带动起商贸业、农业休闲等产业发展。”现在看旅游开发是顺理成章，但起步可不顺利。”

　　靖港古镇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周伟告诉记者，“2006年发生过一场‘青楼宏泰坊存留争议’，是靖港旅游业起步遇到的第一个难关。”

　　宏泰坊，就在靖港镇现在的闹市区，始建于雍正年间，砖木结构，前后三进，建筑面积800平方米，历史上是以“妓院”出名的。

　　“当时，宏泰坊主建筑已濒临倒塌，是干脆推倒了还是保留修复？争议极大。有人说，妓院是封建社会的丑陋东西，必须拆除。有人说，拆除是对古建筑文化的破坏，也是对历史脉络的割裂。”

　　周伟说，最终支持修复的意见占了上风。“更多的声音是，不管现在怎么看待‘宏泰坊’，但它毕竟印证了靖港古镇昔日的景象。”他还说，“现在看，争论形成统一认识，倒为古镇旅游开了一个好头。”

　　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古建筑渐渐修复，引有本地特色的商户入驻，聚集人气，成了当时的“镇上要务”。“镇里接连打出低价出售一些临街房屋和低廉房租、优惠政策、周到服务等招商牌，很快就见效了。”镇长刘平说，“连‘芒果’台的主持人等湖南文娱名人都来了。”

　　追赶昔日荣光

　　入秋，再次来靖港采访，跃入眼帘的是明清古建筑，黑色的木门窗、斑驳的屋檐、古朴的作坊商铺，让人有时光倒流的感觉。与7年前记者初访这里时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镇上常住人口已增长到4000左右，日均客流量能达1000人左右，节假日期间客流量甚至破万。”刘平向记者介绍，客流量逐年增加，给镇上商业、古镇周边休闲农业，带来了追赶昔日胜景的底气。

　　采访中，见到了上面提到的赵海成。他说，大学毕业后，在长沙城里谋得了稳定的工作，娶了妻，安了家。“那几年，每年回靖港，家乡年年都在变，太让人激动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琢磨，2009年，他最终决定回家乡创业。“在外终究是漂泊，既然家乡在恢复发展，还是家里好。”

　　1949年前，赵海成的外婆划着乌舡子(近似乌篷船)在靖港卖自家酿的甜酒。由于味道好，以她名字命名的“郭福娭毑小钵子甜酒”，成了当地的特色小吃。赵海成重拾祖上手艺，开了甜酒铺。“政府给了我不少支持，临街门面的月租金只收我1000元。”

　　那天到赵海成甜酒铺时，大约上午11点，他说，每天这时间，当天的甜酒就卖完了。“店里的甜酒2元钱一碗，每天平均能卖200碗，节假日能卖五六百碗。刨去所有成本，每月能赚1万多元。”

　　大约5年前，镇上的另一家甜酒铺，每碗卖5毛钱，每天只能卖出去一二十碗。赵海成告诉记者，“现在，真是忙不过来，妹妹和阿姨都回家来帮忙了。下一步，店面还要扩大，好几个亲戚都要从外面回来到我这店工作呢。”

　　站在店门口聊着，赵海成还不忘调侃一番：“现在镇上的男孩子去相亲，只要他说是靖港镇的，女方心里肯定会加分。”

　　刘平说，镇上的人，出租房屋的收入、劳务收入、经营收入加一起，再少的人家年收入也有2万多元，平均有5万元左右。在一户镇民家里，主人说，他是当年的留守户，那时是真穷啊，“如今在靖港，只要你不懒，走路都有钱捡”。

　　2011年底，靖港引进了广西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国企用1.05亿元获得靖港古镇未来50年的经营权。

　　刘平说，“我们希望的是，通过这种有实力、有经验企业的市场主导，让古镇保护性开发能拥有更充足的资金保障、更专业的管理团队。”

　　按照协议，广西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今年投入2亿元用于古镇开发。加上从长沙迁来的船舶厂已落户靖港，今年也能实现1个亿的产值。

　　2006年，靖港镇产生的地税收入只有1万元，2012年这一数字变成了1300万元，“明年就有望突破2000万元”。这些明面上的数据，让刘平等人都相信，明天的靖港超越昔日靖港的荣光，是件靠谱的事。

　　作为操盘者，谭小平更有感慨，“没有两个镇的镇情完全一样，但每个镇都会有一批老板和创业者，有融入城镇宜居乐业需求的百姓，有历史文化资源。只要地方政府作为，善施一镇一策，就可以找到兴旺的潜力所在。”

　　曾被工业化卷走了的千年古镇荣光，如今正被新型城镇化的浪潮推回还给靖港。□

　　青山绿水是本钱

　　没什么现成的产业，没什么值钱的资源禀赋，干点什么能致富？就在最近5年里，这里融合田园风光和现代产业，一跃成为“湖南农业观光旅游第一村”。不靠政府的资金“输血”，不靠大拆大建，这一切，是怎样实现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金风 段羡菊 周楠

　　碧水青山间散布着一栋栋白墙青瓦，朱门木窗的乡村民居，村组间洁净的沥青路如项链环绕，路旁成排的太阳能路灯，“农家土菜店”招牌不时可见。

　　田野里，丝瓜、葡萄、荷花、高粱、桂花树等分块生长。一次在这里采访，恰逢周末，村里来了不少自驾汽车和骑自行车的城里人，他们纷纷说，来这，是要享受一下“惬意的乡村景色”。

　　出长沙城，沿金州大道西行15公里，大都市的喧嚣，切换成了一幅现代乡村的画卷。

　　这里是光明村，在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面积7.5平方公里，全村3546人。“你们能想到吗？10年前这里路还不通，常停电，村里的青壮年几乎都外流了，就剩下老弱病残，日子过得好穷。”村支书黄铁辉对我们说。

　　如今，这里有田园风光，有现代农业，有农家餐饮业，有“湖南农业观光旅游第一村”的雅号。

　　“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们村还能变富。出门在外，我们都说，我是光明村的，自豪咧。”陈志伟讲一口带着“湘音”的普通话。他说，之前他在大城市做酒店服务，如今回到光明村，“要在这里扎根了”。

　　变化出现在近5年，悄悄地，没有伴着“大拆大建”，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过程。

　　拉通的不是一条公路

　　光明村，有些历史。

　　退休教师黄耀典回忆说，“村里曾有一座三进的大宅子，同治二年建的，104间房子，气势好宏伟呦，很多三代同堂的家庭住在一起。”

　　农耕社会算是小安的村庄，在工业化浪潮的荡激下一落千丈。

　　上世纪90年代末，村里“没一寸水泥路”，连通外界的是一条只有两米宽的砂石路，坑坑洼洼，路边长满杂灌野草，过往车辆稍不留神就会剐花，一到雨天，对外交通彻底中断。“那时，外面的车来一趟，就不愿再来第二趟了。”村民说。

　　村里的供电也老跟不上，时常要到晚上11点后才有电。“白天没电碾米，晚上没电照明”。全村只有3部电话机，“打个电话可是件时髦的事呢”。

　　黄铁辉是在1998年回村的。之前，他在长沙城里开了10年出租车，月收入两千元左右，在村里算是“高薪一族”。让他自己作出回村参加村支两委角逐的决定，动机很朴素：“受不了朋友们的讥笑”。

　　“在长沙市里开出租车的那些年，我请朋友们来村里玩，可来村一看，都笑话我，笑话光明村太穷。有时，我要坐的士回家看看，一说去光明村，司机宁肯不挣我的钱，也不愿意去。这真刺痛了我。”

　　回村担任村干部，月收入不过一两百元。“父母骂了我三年。原先开车还有些积蓄，当了村干部，把家里的这些都断送了。”黄铁辉说。面对父母责怪，他有自己的想法，“我确实开车也开烦了，回村里做点事吧。”

　　一上任，黄铁辉马上发现，困难大大超过预想。“虽然在地图上，我们村与长沙市里的直线距离很近很近，可就是没有公路连通。”

　　甚至离省会近，反成了“劣势”：青壮年劳动力去长沙打工，有点钱的村民去长沙做生意。“村里的人力、财力等全输出到城里做贡献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守着日渐衰颓的老屋薄田，在贫穷落后中度日。光明村，不光明呦！”

　　彼时，像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刚走出校门的陈志伟，毫不犹豫地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不离开又能怎么办？相亲时，你要说是光明村的，女方根本不睬你。”

　　一条公路的拉通，给衰气尽显的村庄带来转机。

　　2008年，连通长沙西部城区与相邻宁乡县、望城县的金州大道建成，光明村和长沙城区的“距离”迅速拉近为20分钟的车程。

　　“以前去一趟长沙绕来绕去，要大半天，现在不到一小时能跑一个来回。”黄铁辉兴奋不已，“这下，能用上城市的资源了。”

　　村民也给这条路起了个属于自己才明白的路名——“光明路”。

　　得益于距离不远、环境优美，之前已经接受整建扶贫支持的光明村，2009年被确定为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第二年又被确定为长沙市城乡一体化试点村。

　　光明村发展机遇来了。

　　最大的本钱是什么

　　光明村没什么现成的产业，没什么值钱的资源禀赋，“光明”路通了，干点什么能致富？

　　有人提议办企业、建厂子，也有人主张卖地搞房地产开发……“村里争论可激烈咧。”黄铁辉说，村支两委做了很多调查和分析，感到路一通，光明村离长沙市里近了，市民休闲度假、亲近自然总得有个好去处。“光明村没别的，就是有青山绿水。用好了，肯定有机会。”

　　此时，一个“意外的机会”走进了光明村。

　　金州大道贯通不久，长沙市市长张剑飞沿线调研。路经光明村时，他被村里优美环境吸引，情不自禁地进村观看。来到一家农户门前时，户主夏禹生以为这位陌生人是电力施工队的或是游客，热情招呼他进家里喝茶。

　　坐下边喝茶边聊了起来，张剑飞向夏禹生问起家里生产如何，生活过得怎么样，还聊起了村里的自然条件、村里想干点什么等等。

　　聊着聊着，夏禹生郑重其事地“勉励”起张剑飞：“看你这么关心农民的生产生活，对农村发展还这么有见地，我觉得你啊，应该是个当官的，将来你至少能当个县委书记！”

　　“青山绿水就是像光明这样的村的最大本钱、最大优势。只要留住青山绿水，保护好生态环境，就能发挥出光明这样的毗邻城市村庄的优势。”张剑飞把这一主张与探索新型城镇化联系起来，贯彻到了市政府工作中。

　　在市和望城县(区)两级政府的辅导支持下，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光明村村规民约和发展规划出炉了。与其他许多乡村相比，这些“法条”有“标新立异”之处，譬如，严禁引入有污染的和不符合村里发展要求的工业企业和项目，严禁村民挖山、砍树、毁田、乱扔垃圾和规模养殖等。

　　光明村的改造，是着眼于保持原貌，没让农民集中上楼，可不上楼就有不上楼的管理难题，分散居住的900多户、3500多人，单是垃圾、污水的处理就没那么简单，想让环境达到接待旅游的水平，真没那么容易。

　　于是，光明村又有了标新立异之举：向村民征收“乡村环境卫生费”。“已实施了一年多了。”黄铁辉告诉记者，“这是村里通过‘四议两公开’方式表决通过的，农户每户收取100元/年，‘农家乐’及项目单位360～720元/年。村里还成立了环保协会，聘请了一支19人的固定保洁队伍。”

　　光明村有专职废品回收人员入户，对农户家分类可回收垃圾进行有偿回收，提升了农户的垃圾分类意识，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老大难问题。

　　村里出资建造了150个沼气池、80个废水处理净化池、120多个固定垃圾桶、200个垃圾池等设施，完成了5处大面积公共绿化建设，绿化面积38000平方米。

　　村北处有一处湿地，湿地里栽种着美人蕉等耐碱性植物，可以吸附污水中的有害物质。从2009年底到现在，望城区环保局在这里抽取过40多次水质样本，均符合国家排放水标准。

　　“像这样的人工湿地，全村有20多个。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听了情况后，对我们的乡村环境建设工作都赞不绝口呢。”黄铁辉颇自豪地告诉记者。

　　不过，迈出保护生态、改善村容村貌的第一步，就遇到了农民住房改造的难题。村里专门邀请湖南师范大学专业团队进行设计，确定了“青瓦白墙、朱门木窗”的湘派建筑改造方案，按照每户补助4.8万元的标准，对现有民居进行外立面改造。可部分村民认为补贴太少，还要自己贴钱，积极性不高。

　　黄铁辉和村干部，就从村民老文家开始，苦口婆心，反复动员，鼓励他把房屋改造好，办个“农家乐”。老文同意了，政府出资4.8万元，自己再掏5万元对房屋进行改造。一个月后，老文家原先破旧的房屋焕然一新。他把房屋租给别人搞“农家乐”，头一年就收了4万元租金。后来，就自己经营起来，女儿也在家里“就业”了。这几年，老文年均收入四五十万元。

　　城市人看到“农家乐”好，纷纷来消费，有的还提出要在光明村租赁房屋自己开“农家乐”。此前不太积极的村民，开始主动要求改造房屋，还把房前房后的环境重新打理一番。

　　如今光明村450栋旧民居的改造已经完成。回忆这一过程，黄铁辉小有感慨，“看，这就是理念的革新。”

　　村里很快争取到一个省级土地整理项目实施，项目总投资1860万元，总规模6304.2亩。

　　这个项目是把村里原来零星分散、高低不平的耕地整理成“田成方、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的优质农田，耕地质量提高了，种地劳力节约了，粮食增产了，农民增收了，也为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发展和土地流转奠定了基础。

　　“样板村”靠堆就没意义

　　落后村一下成了“样板村”，外界无疑会问：是不是靠政府输血，拿高强度资金“堆”出来的？

　　长沙、望城两级政府都告知，对光明这个试点村的资金投入支持，没有开什么额外的“小灶”，相当一部分是整合了中央、省及各级财政对农村的项目资金，比如土地整理、农业产业化、林业绿化、乡村道路改造等。

　　金州大道全线修通那一年，光明村成立了省内第一家工商注册的土地经营专业合作社，到目前，已有722户入社。黄铁辉说，“我们把农户分散的责任田、山林流转归集到合作社，再统一对外流转，成功引进了13家现代农业和休闲项目。”

　　也是在这一年，回家休假的陈志伟发现村里竟有如此变化，在详细研究了村里的发展规划后，他决定放弃在株洲市一家酒店的工作，留了下来。

　　回到村里的陈志伟当了村里办的新农村建设公司游客接待处主任。后来他又自己开办了光明村创业服务公司和土特产超市，组织村民进行土特产加工，进行导游培训。

　　如今，与陈志伟一样回村的年轻人有200多人，一些在外闯荡多年的村民还带着资金回乡。他们自发成立了无公害蔬菜基地、种养专业合作社、葡萄基地，与湖南农业大学、长沙市蔬菜科研所联姻对接，获得技术指导，种植有机蔬菜、优质水果等绿色食品，为来村游客提供户外采摘体验。

　　优势渐显，黄铁辉多了几分底气。“以前我去参观华西村，看到别墅轿车，好羡慕。现在，我觉得我们村也有希望成为另一个华西村。”

　　他告诉记者，光明村要成为另一个华西村，但与华西村发展工业的路子肯定不一样。“首先要保住青山绿水，改良村容村貌，然后以此为基础，发展农村休闲旅游、农业观光、绿色农业与农业深加工。”

　　不大拆大建也能建“最美乡村”

　　光明村提供了一组统计数字：三年来，全村以其青山绿水和休闲农业，接待游客75万人次；接待考察1200多批次、7万多人；接待外宾13批次、485人。

　　陈列在光明村两委会议室的荣誉证书有好多：“全国生态文化村”、“湖南省乡村文化旅游十佳明星单位”、“湖南省农业旅游示范点”、“湖南乡村最佳自然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等等。

　　更为直接的变化，是村民收入的提高。

　　陈志伟说，他的工资收入比前些年打工时翻了一番，每月2400多元，经营超市的月收入也有1000多元。

　　据他介绍，现在村民除了房屋、土地租金收入，还有打工的薪金、销售农产品的收入，去年村民人均收入由5年前的6000元提高到15000元。

　　光明村的村民终于有了自豪感，“以前长沙没有多少出租车司机知道我们村，现在十个的哥有九个知道光明村在哪。”陈志伟说，现在村里男孩子去相亲，一说是光明村人，“身价马上提高了”。

　　在望城人看来，光明村还有许多功课要做。比如，数百万城镇人口的长沙，潜藏着巨大的休闲需求，光明村如何升级服务，把这些城里人尽可能吸引过来，而非仅仅“到此一游”？村民虽然渐渐富了，可村集体经济还显薄弱，“穷庙”并不利于村一级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务。

　　今年4月，光明村所在的白箬铺镇“顺水推舟”，提出以光明村为基础，按“一村一品、多景连片”规划，打造一个5村(光明、金峙、黄泥铺、大塘、胜和)32平方公里的光明大观园片区。镇里还为此打出了一个“光明五谷”的概念，即光明村－梦蝶谷，黄泥铺村－寻鹭谷，金峙村－长乐谷，大塘村－金果谷，胜和村－定情谷，目标是成为中国“最美乡村”。

　　黄铁辉说，为了这个项目，他已忙活了大半年。建一个千亩花海，引更多蝴蝶花海飞舞。主体规划设计、寄主植物和蜜源植物的培育栽种都完成了，今后这里会是集养殖、观赏、娱乐、科普、教育于一体的蝴蝶文化主题观园。“这可以增加村集体收入，还能为村里提供100多个就业岗位。”

　　蓝天、白云、广袤的花海、甘甜的瓜果、翩翩起舞的蝴蝶、见证爱情的圣地……白箬铺镇党委书记陈际明说，为打造这样一幅梦幻般的乡村美景，镇里拒绝了多个有利地方财政收入快速增加的项目，至今全镇农用地仍占土地面积的75%。“原因很简单，这些项目存在污染，违背了光明大观园片区的理念。”

　　曾经一穷二白的小山村能发展成如今的模样，它的意义在哪里？

　　“好比好好的一棵大树，你非要把它砍了重新栽一棵，其实真不如保护一棵大树的效果好。”陈际明说，不大拆大建，遵循自然规律，“这是意义最大的收获”。□

　　具有价值的新型城镇化望城实践

　　他们探索的逻辑起点正在于，不能仅靠主城区的强大，而要在发展中体现均衡化，让小城镇的经济社会细胞都能丰满起来

　　文/彭真怀

　　2011年5月，以“雷锋故里”闻名的望城撤县设区，成为湖南省长沙市的新城区。近年来，望城区以湘江两岸的古镇群建设为抓手，先行先试，大胆突破，为新型城镇化进行了可贵的探索。目前，全区综合实力相继跻身“全省第二”、“中部十强”和“全国百强”，开始步入经济社会内生型驱动的新路径。

　　小城镇是城乡统筹的主阵地

　　从费孝通先生开始，很多有识之士这些年一直都在呼吁，小城镇才是真正的治国大战略。在我国，仅靠大城市拉动不可能是全面的，况且大城市规模足够大了，再“摊大饼”也难以为继。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是新型城镇化一项紧迫的课题。

　　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正是靠着小城镇建设撑起了一片天。民营经济长成草根，小城镇建设长成树根，离土不离乡地解决了当地农民就业难题。这对于推动今天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小城镇是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存在各种基层微观事件。就像人体一样，神经末梢激活了，才能给神经中枢提供准确的信号。望城探索的逻辑起点正在于，不能仅靠主城区的强大，而要在发展中体现均衡化，让小城镇的经济社会细胞都能丰满起来。

　　小城镇是城市之尾、农村之首，是城乡统筹的主阵地，当前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应放在小城镇。根据我的了解，过去20多年的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地级以上城市一圈一圈地建设新城区、行政区和开发区，留下老城区、城中村和棚户区这些难啃的硬骨头。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拉大了原有的城乡差距不说，在城市内部又造成了新的二元结构。这样一条老路，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城镇化的重点应放在使中小城市、小城镇得到良性的、健康的、较快的发展上。”但小城镇数量多但规模小，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十分有限。全国1.9万多个建制镇，建成区平均人口仅7000多人，相当多的镇不足5000人。

　　望城的破解之道是，在土地保障、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鼓励引导二、三产业向小城镇集中，各种生产要素和经济要素向小城镇集聚。对小城镇范围内闲置的区级国有资产，整合划拨给乡镇利用和处置，其收益用于弥补城镇建设资金不足。对政策规定收取城镇建设的各项费用，除上缴中央和省、市部分外，其余全部用于城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这样做，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从基本国情看，小城镇所依托的县域，占全国总面积的94%以上，占全国总人口的75%以上。再看看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美、日、欧等主要国家和地区为了缓解城市的交通、环境和人口压力，都用政府引导的方式治理“城市病”，主动向小城镇有序转移产业、教育和医疗等资源。

　　宁可慢发展也不乱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但各地在推进过程中都遇到一个共性问题，就是缺少可以打“组合拳”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有的规划已经到期或即将到期，有的规划科学性、可操作性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涉及较少。实施起来也是想到哪干到哪。望城坚持规划先行，以规划一体化引领新型城镇化。望城的党政班子，上任伊始就着手谋划放大比较优势，紧紧抓住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核心区的机遇，宁可慢发展也不乱发展，举全区之力重点规划沿江古镇群。

　　小城镇发展规划水平不高是一个普遍现象，主要表现在省、市、县、镇各级规划不衔接，规划没有权威性，缺少有效实施手段，规划不合理等。望城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河东一体化规划，大众垸现代农业与观光农业规划，滨水新城概念性规划，白乌片区规划四个区域性规划，实行空间、土地、产业、生态和主体功能区“五规合一”，保证了规划执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些规划，体现了大经济、大区域、大市场和大流通的思想，发挥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龙头作用，形成望城纲举目张的大格局。

　　我在调研中了解到，望城以区域总体规划为核心，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基础，各类专业规划、专项规划为纽带，全面完成了15个乡镇的整体规划，在湖南省率先实现了乡镇规划全覆盖。正是在全域规划引领下，望城新型城镇化既有重点突破，集中力量推动都市区扩容提质；又有面上平衡，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卫星城镇，重点建设具有连接城乡节点和纽带功能的24个中心村。从整体上看，望城已经形成以湘江为轴心，“一核多点、梯次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

　　在经济增长指标考核还没有完全改变的大背景下，望城把时间、精力和财力用在规划上，需要区委、区政府的决断、勇气和魄力，在关键时刻作出选择。在望城调研期间，我始终被这种规划思维所感染，体会到规划创造价值的深刻含义。在星罗棋布的水系节点上，望城为古老湘江平添了无穷魅力，把省委、省政府打造“东方莱茵河”的愿景渐次变为现实，实现了由“县城”到“城区”、由“望城”到“融城”、由“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的颠覆式变革。一个地方，一旦从规划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气神，就会在正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顺。

　　新型城镇化需要做足特色

　　望城把小城镇建设作为发展重点，立足各乡镇自身基础条件和资源禀赋，有效地促进了特色产业、优势项目向小城镇集聚，强化了小城镇产业基础，从而提升了小城镇综合承载力。

　　正是由于小城镇的拉动，望城的城镇化水平每年以超过两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成功进入湖南省10个示范区行列。其间所涌现的一批特色乡镇，是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成果。丁字镇借力“麻石之乡”品牌，引进福建东升集团提升石材工艺，石材文章越做越活。靖港镇依托明清历史人文景观，恢复古城古街，形成特色鲜明的古镇文化。乔口镇利用水产资源，繁荣传统商贸，打响“渔都”品牌。铜官镇发挥陶城优势，开发陶瓷特色产品，展现陶文化独特魅力。来到望城，人们会沿着靖港寻古、乔口吃鱼、铜官玩陶一路走下去，犹如穿行在情景交融的文化长廊中。

　　望城的小城镇建设，始终关注特色文化的再发现和再挖掘，而不是推倒重来。望城地处湘江下游，拥有长达35公里的岸线资源，沿江古镇都在水运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陆运逐步取代水运成为主要运输方式，这些古镇大多辉煌不再，人口外流，陷入困境。面对境内的古镇、古窑、古寺、古街和古书院等文化遗存，望城细心呵护，一片瓦、一面墙、一个院落地整理修缮，于是塑造了古镇文化、陶瓷文化、乡土文化和渔文化品牌，形成了一镇一品一特的古镇群落。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同志说：“望城之所以称之为望城，是因为祖祖辈辈生活在望城这个区域的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村的老百姓，希望自己能从乡里人变成城里人”。漫步今日望城，在小城镇辐射下，农民的住宅按图建设，再没有乱搭乱建的败笔，一眼望去，浑然一体的青砖白墙、朱门木窗民居，农民的生活方式正在向城市居民看齐，行有基础，住有条件。2012年6月，来自25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及夫人走进山水望城，在满眼的翠绿欲滴和姹紫嫣红中，享受悠闲的田园时光。他们共同倡议在望城成立“世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城市联盟”，推举望城为“全球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论坛”永久举办地。

　　“这里实在太美了，整体规划精美巧妙，百姓生活富裕悠闲，传统特色也保存得很好。看到中国农村发展这么快，我感到震惊。回去我会告诉身边更多的人，让他们到这里来看看真正的中国。”美国ABC资深评论员哈维邹定先生对望城的评价，表明乡村建设是全世界关注的话题。今天的望城，是守望美丽中国的宝贵财富，生动实践了科学发展与生态文明理念。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拐点，是对几千年以来陈规陋习的一次规范性调整，也是对当前各种社会经济现象的一次创造性破题。□(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小组负责人，教授)

　　城镇化最需要把每个细节做好

　　——对话长沙市市长张剑飞

　　农村不可能也不应该建得和城市一样。缩小城乡差距更重要的是充分重视他们的感受，以支撑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衡量，让大家能够体面地、有尊严地生产生活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金风 段羡菊 尚前名

　　望城区光明村新农村建设模式在长沙乃至湖南都引人注目，同时，长沙县的金井、开慧一带也成为城里人追捧的乡村明星，一到周末，这里的露营地、自行车道等，人气兴旺……

　　以城乡一体为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探索，激发了长沙更多的参与者。与此同时，农村环境整治行动在这个市次第展开。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在涌向城市的大潮之外，长沙市郊的一些农民令人意外地表示：不想搬到城里，甚至也不想转成城市户口。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长沙已经做了什么？还要做什么？这个中部省会城市的探索与思考，能有什么值得贡献给中国正在经历的城镇化实践？《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长沙市市长张剑飞。

　　警惕冒进，城镇化有其规律

　　《瞭望》：各地对推进城镇化的热情很高，做法各异。中央高层强调，“推进城镇化路子必须走正”。你理解，这个“正”，主要针对的是什么？

　　张剑飞：我理解，这个“正”主要就是强调要按科学发展规律来推进城镇化。只有按照科学规律办事，路子才算正。

　　比如，城镇化发展一定要以产业为基础，没有产业发展，城镇化就是空话。一个人在城市，先要有工作，有工作才能生存。我们有时强调服务业的发展，但服务业是需要服务对象的，不可能自己给自己服务。所以，要有产业的发展。

　　再比如，城市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首先要追求方便，其次是舒适，在这个前提下才是更美观，次序不能颠倒。否则，就是违背规律了。

　　《瞭望》：是优先发展中心城市，还是重点建设、培育小城市、小城镇，为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关注。对城市是不是“越大越好”的争论，作为一线的城市管理者，你怎么看？

　　张剑飞：离开产业规划、离开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提出发展多少万人口的城市，肯定是不行的。不讲科学发展规律，就可能出现冒进。

　　大城市的优势在于它的基础设施利用效益会更高一些。比如，同样1公里道路，在大城市服务的人口是小城市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人口聚集带来人际交往、知识交换，有利于促进科技发展；等等。

　　但是，城市发展也是有极限的。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出现“城市病”。

　　到底多大合适？我认为，主要取决于城市的交通条件，取决于整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等。像墨西哥城，密密麻麻的建筑，交通条件差，容纳300万人口都可能嫌多；东京拥有四通八达的“地下交通城”，容纳1000万人口也不算多。同时，还取决于城市管理水平。

　　我感觉，大城市有600万到700万人口，会比较合适一些。像长沙这样或略大一点，有大城市的效率，也宜于避免大城市的弊端。

　　《瞭望》：我国城镇化目前处于一个快速期，你从地方操作实践看，这个阶段应注意避免什么问题？

　　张剑飞：应当注意避免简单、冒进的问题，尊重规律最重要。要大胆规划、小心实施。规划了没实施，最多浪费制定规划的钱，如果没有规划就匆忙搞建设，一旦损失就会大得多。规划的实施也一定要小心，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人口的聚集等情况综合考虑，实现规划与现实发展的良性互动。

　　是否出现“大迁徙”取决于产业

　　《瞭望》：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必然伴随着数亿农村人口变身为城镇人口。有观点认为，这势必带来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将付出很大的社会成本。你认为，“大迁徙”真的是必然趋势吗？

　　张剑飞：农业人口向城镇集中是必然趋势。第一，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农业人口必然减少；第二，我们的农民人均拥有的生产资料太少，要想让农民富裕起来就需要向其他产业和城市转移，否则就无法实现全面小康。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本质是追逐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三来一补”主要在广东，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多，所以大量人口流向珠三角地区。但随着中部地区的发展，人口回流的趋势十分明显。

　　迁徙是必然的，要防止的是大范围、不均衡的迁徙。是否“大迁徙”更多取决于产业布局。我主张，大工业不宜向大城市布局。在欧美，一个镇或一个县要活起来，必须有一个大工业；但在我们国家，大城市本来就人满为患，上万人的工业企业更应布局在离大城市不是太远的卫星城市或中小城市。就业在哪里，人就往哪里流动，如果项目都往特大的中心城市布局，人口当然都往这里挤，造成过度聚集，加重“城市病”。

　　《瞭望》：城镇有大有小，距离城市中心有远有近，你认为应如何实现偏远乡镇、落后乡镇的协同发展，构建合理的新型城镇体系？

　　张剑飞：核心就是不用大城市的标准来规划小城镇。小城镇之所以存在是有其依据的。发展小城市、小城镇的核心是产业，如果产业能够发展，重点发展肯定是合适的。而目前的突出问题是，到县城这一级的小城市几乎没有什么产业。当前，小城镇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规划引导产业发展，提升发展的质量。

　　户籍制度改革不能简单化

　　《瞭望》：从深层次看，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其背景是我们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新型城镇化，如何化解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如何能拉动内需？

　　张剑飞：城乡二元结构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制度设计、政策支撑方面做系统深入的研究，不能一蹴而就。比如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各种利益，制定包括教育、社保、医疗等综合改革方案，畅通城乡之间人才、资金、能源、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流动渠道等。

　　推进新型城镇化，是释放内需潜力最重要的手段。我在农村调研的时候，大家谈得最多的，就是希望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可以进城从事二、三产业，也可以留在农村开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增收致富。

　　扩大消费，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农民增收致富，也就为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创造了基础。同时，还要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公平共享，消除农民朋友的顾虑，让农民“能消费、敢消费”，成为内需增长的生力军。

　　《瞭望》：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工作的重点。有些舆论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近些年中，关于户籍改革的话题，也不断被舆论提及。户籍问题真的是破解城镇化发展问题的“金钥匙”吗？

　　张剑飞：户籍问题表面上是户籍制度，实质上国家法律、社会架构等都建立在户口上。比如养老制度，农民工到城市工作，交养老保险，走后拿不到，也不能跨省，医保体系也不够完善。因此，户籍制度改革不能简单化，要放开户口，相关的配套制度安排要先行。我认为，不管户籍制度怎么改，应该是奉献和享受福利对等。

　　占用耕地不能不计算社会成本

　　《瞭望》：很多人担心，城镇化必将带来土地的大量占用。国家已经明确18亿亩耕地红线，长沙如何处理新型城镇化中的土地开发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

　　张剑飞：理论上讲，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城镇化能节约土地。比较一下，农村每平方公里1000人，城市每平方公里1万人，谁的开发利用效率更高？现在的突出问题是城市建设中存在贪大求洋的倾向，而且城镇化建设占用了土地，而农村的土地并未有效腾出来，影响耕地红线。

　　全国大多数城市是依水而建，周边灌溉条件好，土地肥沃，真正在荒野上成长的城市很少。比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前都是沃野千里，现在工厂林立。可以说，我们这波城镇化消耗的是中国最优质的土地资源。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大量占用耕地，即使是实行占补平衡，但开垦出来的土地也不如原有土地的品质好。

　　同时，我们的土地浪费比较严重，由于理念和专业知识不够，喜欢建大广场、大马路，喜欢宽、平、直，浪费了不少地。这些都没有计算占用耕地的社会成本。再就是对住房的无节制需求。我们国家人多地少，人均住房面积不能很大。

　　《瞭望》：实行土地流转是当前实现耕地集约化经营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张剑飞：这些年我们在土地流转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按照中央的文件精神，“依法、自愿、有偿”，同时不改变土地性质。其中有些问题确实需要引起注意：

　　第一个问题是，现在土地流转往往伴随着土地整理，原来土地是一小丘一小丘的，土地整理后小丘变大丘。没有整理之前，产权界线很清晰，哪块是张三的，哪块是李四的；一旦整理后，这个边界就没有了。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来说，这是很好的方式；但是土地整理的利益共享原则必须坚持，如果不坚持，这个制度将来会留下很多后遗症。怎么建立一个利益共享机制使制度永久延续下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现在大家对土地流转的积极性普遍比较高，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流转后7%的土地可以用于配套建设。比如流转100亩山地，每亩200元，只要2万元，然后7亩可以用来建别墅等。这就不是为生产而流转，变成圈地性流转，必须坚决杜绝。

　　第三个问题是农业的比较效益问题。比如种水稻，一亩地2000斤，按现在早稻的保护价每百斤130元，每亩产值2600元，除去生产成本，大体一亩地纯收入不超过1000元。作为接受流转者，地还没种就要付600元流转费，然后种什么粮食品种的比较效益都不会比农民强多少。长沙流转的土地基本上没种粮食的，因为不合算，只有发展高效农业才行，这也是倒逼农业的高效。

　　另外，土地制度问题不能回避。现在城里有那么一批人，可能在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有过种地的经历和技能，但现在已经二三十年没种地了；而他们的孩子，除了暑假、寒假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以外，再也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了。对于这些人，他们的土地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更加稳妥高效地向大户集中，这是需要研究的。

　　长沙郊区不少农民不想搬到城里

　　《瞭望》：人们非常关心怎么让农村富裕起来，如果农村发展起来了就不用都往大城市里跑了。统筹城乡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因素，中部城市城乡之间差距都比较大，长沙在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方面有哪些实践？

　　张剑飞：我认为，缩小城乡差距关键是要宜工则工，宜城则城，宜乡则乡。

　　比如我们望城区的光明村就是缩小城乡差距的一个样本，在维持农村原有肌理的基础上提升功能，功能齐全、实用而且安全，生态环境保持了，产业也逐步发展起来了，农民富起来，不是很好吗？

　　另外，城乡的差距不能简单地以收入来衡量。同样金额的钱在城市和农村的购买力不一样，幸福感也不相同。

　　比如说，住在光明村的人，我们以谁的观点认为他与城里的差距大或者小？缩小城乡差距更重要的是要充分重视他们的感受，以支撑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衡量，让大家能够体面地、有尊严地生产生活，关键是农民生活得好就行。

　　《瞭望》：长沙市在望城区光明村的探索，基于怎样的思考？

　　张剑飞：开展新农村建设试点首先基于这样的想法：现在农村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料太少，长沙市人均是8分地，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无论种什么作物，尤其是传统的粮食作物，收入都是十分有限的。

　　简单地列个公式，农村人均收入＝(耕地面积×单位面积产量×农产品价格)/农民总数。现实是，耕地面积不太可能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需要科技水平的提高；从国家层面来讲，无粮则乱，当然希望农产品富足，但是富足之后价格就会降下来。所以，要增加农民收入，这个分子、分母都要好好掌握。

　　2008年，金州大道刚开通时，我从望城县白箬铺镇经过，从光明村的山下一直走到山窝窝里，一看这水怎么这么清，走过去，然后爬到那个山顶上，看了就觉得，如果我们利用农村的山水景色吸引城里人来消费，可能是发展近郊农业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光明村有这样一个环境，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实质上反映的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理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后来，根据全市的统筹安排，我就选择在光明村进行新农村建设试点。

　　《瞭望》：你刚才提到农村人均收入分子、分母的关系，这个分子该怎么调整？

　　张剑飞：一是要严格保护耕地。不能让人均占有的土地资源再下降，保护耕地就是保护农民占有的土地资源。

　　二是要提高农产品效益。农业一定要高效。高效农业包括良好的种植结构、良种、良法。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训，促进农业科技推广，加强对种子的研究，完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实现农业更加有序分工。

　　三是要调整种植结构。以前种水稻，现在改种水果，作为局部可以，但作为全局是不行的。大都市附近，农业应以效益最高为原则，种附加值更高的农作物；远郊和纯农村必须以确保粮食安全为原则，这样就把农业的比较效益拉上来了。

　　四是要通过市场办法来增加农民收入。实行农产品最低保护价，由于是普遍性政策，提高一点点，对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财政支出，但通过拉开农产品价格档次，让比较富裕的人享受更高品质的农产品，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增加农民收入，可能比我们仅仅采取保护价的办法花钱少、更有效，不是富人穷人一起补，而是补给最需要的人。

　　五是要利用市场力量以城带乡。城市人都向往田园生活，向往别墅，但人多地少，不现实。事实上，房子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住一个适当的房子，离工作距离越近越好。但是休闲要有一个去处。如果把我们的郊区建得非常漂亮，让大家周末有一个去处，这样的话可以利用市场的力量以城带乡，增加农民收入。

　　光明村的试验，我们一寸耕地都没有动，政府给了一定的启动资金，做环境整治，推广良种良法，调整种植结构，土地的亩均收入提高了。

　　我想，按照这样的做法，有计划地逐步实施，让长沙越来越多的村建成和光明村一样，绝不是梦想。事实上，现在长沙郊区的一些农民不想搬到城里，也不想转成城市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