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游戏

　　浙商六大反思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民企在持续高增长的同时，一直伴随着反思。

　　从加入世贸后的企业竞争力反思，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制造业危机反思，再到近两年的民企生存难的反思。然而，遗憾的是，许多反思只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经济形势一回暖，就“好了伤疤忘了疼”。

　　于是，今年以来，由互保危机引发的新一轮困境，又让许多经营者开始反思。“再不深刻反思，那就太悲哀了。”有浙商说。

　　反思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通过对宏观、微观等多个层面，对浙商乃至中国民企进行全新的系统化重读。

　　浙商如何继续引领中国市场经济的进步？这取决于浙商的反思有多深刻，取决于浙商如何更新自我。在新的竞争环境下，传统的游戏规则已经失效，我们必须在新的游戏规则中寻找生存的方向。

　　浙商反思之一

　　杠杆率过高之痛

　　过高的杠杆率、加上经济大环境的下行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和危害不言而喻。

　　文 │ 见习记者  傅永恒

　　在经济繁荣的大环境下，企业家们的野心被逐渐放大，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是财务杠杆率被不断抬高。而此时，危机正在积聚。在外部环境趋恶的时候，企业的生存危机显现出来。

　　绿城的杠杆化生存

　　深受高杠杆率危害的浙江企业不在少数，绿城中国是其中之一。

　　绿城中国与其他房地产商运作的不同便是高杠杆率：通常房产企业的杠杆率是70%，绿城中国则长年保持100%以上的高杠杆率，2008年绿城中国经历危机时杠杆率高达140%，2011年绿城中国的杠杆率依然保持在128%，2012年第一季度绿城以148.7%的负债率高居行业榜首。这期间绿城中国杠杆率最低时期为2010年，彼时的杠杆率为104%。

　　高杠杆率在房地产上扬时期为绿城中国的大手笔拿地、打造高端房地产项目提供了充裕的资金。

　　但远超业界平均水平的杠杆率也一直为业内人士诟病，绿城中国也被冠上“赌徒心理”，甚至有的企业明知绿城中国旗下项目很好，也不愿意和绿城一起去冒风险。

　　绿城中国和保利中国、泛海集团不同的是，保利和泛海是多元化经营，房地产一时的低迷可以依靠其他产业的收入弥补。绿城中国却是以单一地产为主，高杠杆率的操作会让它走向一种极端，赚得很多，输得也惨。

　　2011年开始，绿城中国再次深陷破产、收购、退市等风波，每况愈下。绿城中国最终选择了割肉求生，开始告别高杠杆率的发展模式。2011年底到2012年5月，绿城中国用半年时间处置了12个项目，共回笼了78亿元资金；6月，绿城又将9个项目的50%股份转让给融创中国，融得资金33.7亿元。之后又通过出售24.6%的股份方式从香港九龙仓得到了51亿港元。

　　绿城中国2011年的年报显示，其在2012年将面临超过200亿元的短期债务压力，包括一年内到期的158亿元银行贷款和45亿元左右的信托贷款。2011年底至2012年7月这半年间，通过各种手段收拢的150多亿元资金，让绿城中国的债务压力顿时减轻不少，杠杆率回落到房地产行业的平均水平——70%。

　　宋卫平在与九龙仓签约当天的记者发布会上坦承“我错了”，代表绿城中国开始从高杠杆率发展彻底转向稳健发展。

　　高杠杆率现象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省的温州、台州、绍兴等民企发达地区特别严重。

　　过度欠债成致命风险

　　本刊根据A股上市公司的上半年半年报，列出了浙江板块中负债率最高的20家上市公司。这20家企业中，有7家以房地产与建筑为主业，剔除宁波银行这一金融服务业特殊情况，负债率最高的为数源科技(80.93%)。除银行、房地产外，高科技行业和知识密集型企业也拥有较高的负债水平。这些企业往往缺少固定资产，而以专利技术或无形资产作为抵押获得银行贷款或其他借款，然而其高成长性往往能够掩盖住其高风险所产生的高负债，使其快速发展。一旦成长放缓，其财务风险也就显现出来，如以光伏为主业的向日葵(63.13%)。

　　相对上市公司的负债率来说，浙江非上市企业的负债率普遍偏高，大约有一半以上负债率在70%以上，而这样的数据已可进入浙江上市公司前20位。不少企业的“底子”(资产负债率)不好，“日子”(现金流量表)也就更难过了。

　　过高的杠杆率、加上经济大环境的下行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和危害不言而喻，温州、绍兴等地不断有老板因无法还贷而跑路，企业因此而破产。这些贷款有来自于银行，也有来自于民间借贷，甚至是高利贷。这样的企业负债率肯定在100%以上。

　　8月14日上午，温州市中院召开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温州兴瓯医药有限公司的债权人会议，听取两家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产情况。也就在这一天，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检察机关提请批捕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可为。据温州中源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审计，截至今年6月30日，海鹤药业公司账面上的总资产额为1.9亿余元，负债1.6亿余元，负债率高达84%。事实上，当时的海鹤药业已陷入资不抵债的状态。一知情者说，海鹤药业的经营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是钱赚多赚少而已，把海鹤拖入资金断裂泥潭的是叶可为等人大肆向社会和银行融资约18亿元，使得企业陷入借贷危机。如根据8月14日债权人会议的信息，无论按照何种资产评估方式，海鹤药业的负债率一定达到200%以上！

　　去年9月份启动破产重组的宁波唐鹰服饰，资产总额约9800万元，负债总额为2亿元，负债率高达204.08%。原公司董事长胡绪儿在去年8月份举家出走，公司一时陷入了经营危机之中。

　　回归常态

　　从财务学的角度来说，有学者认为我国理想化的资产负债率是40%左右，上市公司略微偏高，但一般也不超过50%。欧美国家认为理想化的资产负债率是60%左右。对A股上市公司来说，负债率70%应该是条红线。根据《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批。

　　“对银行来说，负债率70%是最高的容忍度了。”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超过70%，我们就很难往外放款了。

　　当然，企业的负债率水平和掌门人的素质、所处的产业、信贷环境等种种因素有很大的联系。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告诉《浙商》记者：“我在任总经理的时候，福耀玻璃的负债率在68%到70%之间。我退下来之后，儿子接班，他将负债调整到40%左右，这其中银行贷款占比70%，社会资金占比30%。”

　　经济危机对高负债企业来讲，无疑是一场噩梦。随着增长回落，企业负债率必须回归常态。在中国经济目前极为复杂的情况下，遵循保守经营的原则有百利而无一害。

　　对于浙商来说，首先要转变观念，求稳不求快；此外，还要改善负债结构，除资产负债率外，还要看企业的流动性，比如短期负债有多少，现金流量能否偿还银行贷款等。

　　一百岁的企业，二十岁的心脏，正在成为企业财务战略的愿景。浙商应克服自己先天的财务“缺钙症”，建立健全坚固的财务管理体制，延长自己的“生命周期”，做长寿企业、做“百年老店”。

　　【闯关方向】

　　善于用加减法化解杠杆危机

　　卫龙宝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企业过度负债蕴含着极大的风险。一旦企业不能还债，就会导致银行产生不良资产，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并形成恶性循环。

　　融资渠道上要做加法。要使企业保持安全杠杆率的方法便是融资方式多元化，不仅仅依靠银行借贷、民间借贷，减少企业对贷款的依赖。

　　从金融角度来看，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解决企业杠杆率过高问题的根本途径。而目前的企业，尤其是民企获取资金的渠道有限，中小民企获取资金的渠道除了经营收入，便只能是典当或贷款，而贷款又是最主要的渠道，其中又分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后者很容易发展为高利贷，成为压垮企业的稻草。

　　从企业角度而言，发展资本市场也能够大大降低企业的负债经营压力。如果企业能从资本市场中筹得较多的资本金，通过上市或者风投等渠道获取资金，能明显改善资本结构，同时直接降低自身的杠杆率。即便企业通过发行债务凭证的方式从市场上筹集债务资金，由于债务凭证的流动性较高，风险还是比借银行贷款低，尤其是比民间借贷低。

　　另一方面，企业要在非关联多元化业务上善于做减法。

　　浙商反思之二

　　过度扩张之重

　　许多出问题的企业，听起来规模很大，看起来很不错，实际上是“空架子”：每年没有多少利润；所谓的资产也是负债(是银行的)。

　　文 │ 见习记者  傅永恒

　　有不少企业家在某一时期抓住了机遇，取得了成功，就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盲目扩张或多元化经营，结果马失前蹄，跌了跟头，有的甚至从此一蹶不振。难怪很多浙商向《浙商》记者感叹：“出问题的企业大多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

　　倒在新兴产业上

　　仅仅一年的时间，曾经风光无限的光伏产业瞬间转入冰冻期。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光伏企业面临着亏损、裁员、倒闭、破产甚至光伏老板无奈跳楼。一系列的负面消息不绝于耳。笼罩在光伏企业家头顶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

　　今年初，浙江曾出现国内第一家申请破产的光伏企业——协成硅业；8月初，浙江诚兴太阳能科技公司总经理李飞，因对保企业携款逃跑而跳楼身亡，也使其落得“2012年最悲惨的光伏老板”称号，致使业界一片唏嘘；浙江诸暨弘晨光伏能源有限公司近日已全面停产，大批员工解散。据业内人士透露，浙江中小型太阳能光伏企业中，已约有半数倒闭或接近倒闭。

　　浙江太阳能产业协会秘书长沈福鑫告诉记者，“未来将会有很多中小企业面临淘汰，这恰恰是此前一窝蜂上项目的恶果”。

　　这并非国内光伏企业的首次危机，但却是最严重的一次。

　　但在浙江一位上市的光伏企业董事长看来，一些债务过高的光伏企业，即便是龙头企业，国家也没必要去救，“政策更应该针对整个行业，而不应该针对某些企业。有些债务完全是企业盲目投资造成的，不应该由政府来买单。”

　　主业副业不分

　　主业发展受困，不少浙商企业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副业”上，但是，颠倒了“主副”带来的后果也是致命的。由于企业家的精力、能力是有限的。进入一个不熟悉的行业会大量透支企业家的精力，也考验企业家的学习能力，很可能会出现主业缺乏企业家过问而停滞发展，副业又因不熟悉环境而落败。

　　浙江南浔多家地板企业去年以来频繁出事也与盲目扩张有关。2011年11月初，曝出春水地板老总于春水因副业担保公司融资失败，资金链断裂后“跑路”。到2012年，圣拉格地板、乾盛地板两家企业的老总也突然不见踪影。圣拉格地板老总姚伟“跑路”的原因也被推测为“副业风险投资出现问题导致资金链断裂”。乾盛地板老总因钱而“跑路”，则被疑似为圣拉格担保受到牵连，选择出逃。

　　南浔这三家地板企业的老总先后栽在副业上，争相为躲债而“跑路”，留下打拼多年的企业不顾，这让正在谋求多元化发展的同行唏嘘不已。

　　而今年倒下的一家平湖年产值3亿多元的企业，其主业为洁具，但后来进军了能源、照明、服装等多个领域，新的产业尚未创造利润，因而一遇互保危机银行抽贷，便轰然倒下。

　　片面追求过度规模

　　许多出问题的企业，听起来规模很大，看起来很不错，实际上是“空架子”：每年没有多少利润；所谓的资产也是负债(是银行的)，只是为政府提供就业，为银行“打工”……他们忘记了利润才是企业的生存之本。只有规模没有利润的增长，是虚胖式的增长。

　　近来，一直有国外媒体警告中国企业或正进入“无利润增长时代”。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0597亿元，同比下降3.1%。8月当月实现利润3812亿元，同比下降6.2%。这是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连续第5个月出现同比负增长。

　　为何出现增收不增利现象？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指出，企业的营收和利润出现背离主要由于企业的规模变大了，产能扩大后一定程度上摊薄了利润。当前整个经济处于下行阶段，但企业的发展通常都是为增长作准备，比如起初企业预期能取得14%的增长，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结果只增长了11%，但实际的固定成本并未因此减少，便会出现营收没有下降但利润下降的情况。这个问题其实在于，过去的增长太快了，现在速度一放慢，营收和利润两者便出现背离了。

　　规模与利润哪个重要，这是很多浙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规模代表着企业的“面子”，代表着公司在江湖上的地位，同时也代表着老板个人的江湖地位；利润代表着企业内在的实力，代表着股东的收益，代表着实惠，代表真正抗风险的能力。实际上，只有找到两者的最佳平衡点，不要虚胖要强壮，浙商才能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闯关方向】

　　政策多变下应抑制扩张的冲动

　　韩秀云  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

　　企业发展难免要扩大规模，但目前不是一个扩大经营规模的好时机，经济下行时应该首先考虑维持现有经营，其次才是扩张。国家在2008年给各个行业大量放钱维持发展，现在则是大量收钱，造成企业融资困难。这些信号都告诫企业，千万别盲目扩张。

　　企业应该在流动资金足够充裕，且有相关人才储备、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再进行扩张。现在中小企业普遍遇到了三个大难题，资金难、人才难、订单难。中小企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该冷静思考怎么度过。对此有三个建议：不急于抄底，不借高利贷，不透支经营。简而言之，不搞盲目扩张。没有足够的资金、人才、市场支撑，千万不要轻易扩张经营。

　　企业扩张规模，是向上下游进军，向互补领域进军，还是进入完全陌生的领域完成多元化；是成立新公司，还是进行收购。这些都成为企业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同时也不能指望扩张能一步成功，更不能为了快速扩张而进行大规模的借贷，避免造成主业资金链紧张。

　　浙商反思之三

　　专业和专注精神之退

　　民营企业没有巨额利润，缺乏银行信贷的支持，只能动用和截留一切可以流动的资金用之于投机赚快钱，最终导致制造业空心化。

　　文 │ 见习记者  傅永恒

　　近三年来，许多浙江企业把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房地产之后，2009年，全国70大中城市土地交易价格指数中，前七大城市浙江省独占三席，分别为杭州、宁波、温州。其余四个城市均为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宁波市，自雅戈尔带头掘金房地产之后，宁波企业对房地产的兴趣逐日增加，诸多制造业龙头企业涉足房地产：做空调的奥克斯、做纺织的维科、做文具的广博、做服装的培罗成、铜管行业的金田，做注塑机起家的海天。

　　由此，浙江制造的空心化矛盾日益突出。“这是企业过度重商，过度逐利的表现，丢失了制造业企业本应具备的专业和专注精神。”浙江经信委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兰建平博士评论道。

　　逐利不成反被噬

　　2012年初，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下称“宏昌制革”)董事长黄健赴加拿大后失去联系；5月4日，平湖企业浙江亿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亿达生物”)倒闭停产。

　　两家企业在当地都可谓明星企业。宏昌制革是海宁四家最大的制革企业之一，2011年产值达2.6亿元；亿达生物则为平湖市唯一一家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

　　这两家企业的倒闭并不是因为融资困难，相反，作为当地的明星企业，他们都从当地政府和银行获得了相当多的融资支持。据媒体报道，宏昌制革的银行借款大约在8亿元左右。

　　拥有巨额融资的宏昌制革，其老板黄健的心思全不在企业上。他在上海有房地产项目，还投资期货和炒汇。企业或许只是他向银行借贷的一个抵押物。此后，公司的巨额债务就是源于在房产、期货、炒汇上的多元投资失败。

　　黄健只是这一时期，浙江多元化投资经营失败的一个典型。在黄健的身边，还有不少这样的企业。

　　投机心态成诟病

　　其实，浙江部分企业经营者的投机心理，一直广为外界诟病。伴随着几轮不同的经济周期，浙商都在其中有投机现象出现。

　　逐利并不是浙商一个群体的局限性，整个大环境目前都很浮躁，货币购买力下降，在财富保值手段有限的大背景下，如何迅速积累财富成了热门话题。炒煤炭、炒房可以迅速积累财富，投资房地产在企业看来可以短时间内大幅盈利，在一些人看来则是一种不错的财富保值手段。

　　什么赚钱做什么，投资房地产只是其一。房地产、煤炭、民间放贷、投资小水电的利润在特定时期内很高。细数一下近年来浙江人“炒”过的行业：浙江500亿元民间资本投资山西煤矿、浙江商人现金交易购煤大军、著名的温州炒房团、丽水民间资本在云贵大肆投资水电……可以说，浙江商人一个赚钱热点都没错过，也反映出浙江商人的投机心理日趋严重。

　　随炒作、投机而来的就是浙江省内遍地出现的民间集资案：东阳吴英案、泰顺集资案、丽水银泰集资案，以及去年底开始密集爆发的温州、诸暨等地的借贷危机……

　　在江浙一带，扎根实业的企业家日益减少。由此，为制造投入的技术研发、技术人才培育都在不同程度地缩减，最终让企业丧失核心竞争力。在新一轮危机到来时，一大批浙江制造企业因为没有核心竞争力而倒下。

　　与此同时，有的企业家干脆放起高利贷。资本天生是逐利的，但不控制资本的逐利本性，任其发展，则会侵蚀企业的专业和专注精神。原本投入到制造业的资本不断投入到房地产，正是企业专业和专注精神逐渐消退的一个表现。专业和专注精神消退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主业上的经营、发展。

　　精神衰退最可怕

　　浙商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文化和精神决定的。而去年末以来开始的新一轮浙江民企资金链危机表明，曾经浓郁的浙商实业精神有衰退加深的迹象，“钱生钱”的游戏玩不转了，甚至有人认为浙商的市场精神倒退了，“不找市场找市长”。

　　“企业家的实业精神有消失殆尽的危险”，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杨轶清说，“这就和一场豪赌一样，愈有钱赚，愈想投机。到后来，开始亏本，又妄想捞本，便不遗余力，将一切可以挪用、拆解、信贷的资金都投进了那深不可测的投机无底洞，直到连高利贷也用来投机，最终血本无归，无力还贷，只有以事先准备好的绿卡走路。因此，实业精神衰退比短期的经济衰退来得可怕”。

　　企业家精神的衰退既有客观环境变化的因素，也有主观意志的退化。今天的浙商精神，除了继承和发扬“四千”精神外，应该用创业、创新、创造等精神去重塑，去“创造性破坏”、“改革性提升”。

　　【闯关方向】

　　专注本业，重拾核心竞争力

　　兰建平   浙江省经信委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人们彻底改变了“抑商”的传统观念，转而开始重视商业。但在新一轮工业化中出现了极度“重商”的思维，甚至把“工”都看成是“商”的手段，“商”才是“工”的目的。企业对“利”的追求被逐渐地强化，什么挣钱做什么，完全用利润指标来衡量企业的发展；已经把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彻底演变成为雷霆万钧的商业化、资本化。

　　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大环境着手，淡化企业家的逐利目的——办企业不应该以逐利为唯一目标。企业不是不能逐利，而是在逐利的同时坚持关注主业、关注产品、关注市场，而不仅仅是关注利润。只有如此才能重拾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强抗风险能力。

　　浙商反思之四

　　科学管理之失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变粗放经营模式，是民企转型升级不可缺少的一环。

　　文 │ 见习记者  傅永恒

　　有人说，浙江企业1元钱的产出要投入1.7元资金，可见不少浙江的企业资金利用率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这一数据的背后，是中国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管理问题。

　　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就是要防止企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如果按照统计学的概率来讲，平均的一个失误有多少，你在这个平均失误以下就是竞争力要比别人强。怎么防止企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怎么让公司的资金利用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有专家指出，这主要靠制度安排：第一个制度安排就是董事会的结构，外界讨论公司治理，其实质问题是讨论董事会，董事会的结构应该是建立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以这样的结构来运作。

　　“人治”之殇

　　2012年6月28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浙江玻璃”)重整案。这意味着，中国内地第一家在香港主板上市的民营企业的沦陷。

　　外界虽然对浙江玻璃的盲目扩张颇有微词，而浙江玻璃的内部管理问题，更成为当地企业家茶余饭后的话题。

　　据公开资料显示，浙江玻璃系股权结构可以说明此点，除约50%的H股公众股外，浙江玻璃创始人冯光成个人持股达49%，其他还有四位个人股东持股比例均在0.51%，这四位股东都是冯光成的亲信。冯光成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浙江玻璃的重要管理岗位基本上都让自己的亲信把持。浙江玻璃及其母体光宇集团的重要人物中，徐玉娟是冯光成的妻子，冯利文是他的侄子，冯光继是他的兄弟，徐海潮是他的妻弟，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了更大的亲属链。冯光成对他的亲戚颇为信任，但是他为数众多的亲信们却把浙江玻璃以及光宇集团当成发财工具。

　　在浙江玻璃所在的杨汛桥，当地人形容它就像一管水，水管上布满了漏洞和缝隙，即使有源源不断的水源，也架不住“跑冒滴漏”的流失。浙江玻璃就像这管水，水是资产，水管是管理体制，而冯光成布在各个岗位上的亲友就是水管上的蛀虫。上市本可以为企业带来完善的治理结构。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水管也不会那么容易被腐蚀，但是香港上市的浙江玻璃裹着家族式管理的内核。

　　浙江省经信委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兰建平告诉《浙商》记者，“最近几年，浙江20余家龙头企业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更是管理的问题”。

　　现代企业制度的缺失，是浙江玻璃、南望集团等企业溃败的核心因素。这些企业实际上都沦为一人决策机制。根据科尔尼公司2004年对标准普尔500家公司董事会治理情况的研究表明，董事会治理良好可以为公司带来更好的经济回报，由此可见，公司治理成效的关键在董事会。

　　但在浙江的许多家族企业中，由于缺乏应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普遍存在盲目跟风、拍脑袋现象。以南望集团为例，该集团拥有几十个子公司、孙公司，跨行业投资了许多项目，集团内竟然没有一个专业的投资团队，几乎所有的投资决策都由张健一个人做出，而且跳过了董事会。南望集团的股东曾提醒张健，凡是一些重大项目都要经过董事会批准，但张健并未上心，依然跳过董事会进行了多项投资。

　　科学决策仅仅是现代企业制度带来的好处之一。现代企业制度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运行有序。其中产权是现代企业的核心，经营权和所有权明晰之后，能够大大减少企业内部管理的消耗。

　　科学决策要从董事会做起，但目前，许多浙商企业缺少董事会，或者有董事会也是形同虚设。在浙商企业中，复星集团的决策体系尤其值得称道。复星集团董事会中，有一个七人决策组，成员有高管和专家，形成了相互制约关系，使得企业在快速发展中没有走弯路。

　　“苦练内功”不能只是口号

　　2008金融危机后，浙江省提出了“科学发展不动摇、转型升级不畏难、苦练内功不浮躁”的口号。但是这几年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企业仍然很少，“苦练内功”仅仅成了一句口号。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益的企业仍是大量存在。这类企业一旦遭遇资金链危机，便首先会倒下。

　　而管理到位，内功扎实的企业，即使遇到严峻的经济形势，依旧活得很滋润。今年上半年宏观大环境相对严峻，但绍兴县同策纺织有限公司业务繁忙，销售稳定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公司的精细化管理。通过精细化管理，公司不但实现了节能降耗，单位能耗效益比同类企业高出20%以上，还提升了产品性能和质量。

　　在浙江，西子联合的精益管理已经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早在与世界500强之一、美国UTC公司旗下的电梯巨头奥的斯的合作中，西子联合就已经开始探索自己的转型发展之路。

　　“几年的合资合作带给我们的最大财富就是国际一流的管理理念和模式。”

　　西子联合董事长王水福说，中国的制造企业一定要提高资金利用率，提高劳动力人均产值才能最终形成核心竞争力。

　　“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企业都有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因为我们以前采取的都是粗放式的经营方式。”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邢以群教授说，“当我们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之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将会大幅度提升”。

　　【闯关方向】

　　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

　　兰建平   浙江省经信委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要使决策更为科学，就要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制度。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部分。现代企业制度，培养专业团队，不再依靠一个人的脑子。民营企业要做好内部的调整，要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加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实现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必须指出，浙江省民营企业要实现转型升级，决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必须把管理创新放到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要实现转型升级发展，改进和提升企业的现代管理水平，提升软实力是当务之急。

　　促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浙江来说尤为重要。只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才能培育发展出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

　　浙商反思之五

　　优秀人才之荒

　　一味追求成本优势的浙江制造企业长期忽视对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视，是造成企业转型升级难的瓶颈所在。

　　文 │ 本刊记者  胡忻

　　每年年初，在浙江沿海地区的加工厂外，总会贴着各种各样的招工广告。招工难、人员流动性大，一直是困扰浙江制造提升制造品质的根源。而当前外贸形势恶劣、订单大幅下降，使积贫积弱的中小制造企业愈发溃不成军。

　　人的价值远高于土地资源

　　一直以来，企业往往愿意在土地、厂房和机器上投入大量资金，而投在“人”身上的钱，则抱着“能省就省”的观念。企业没有充裕的资金引进人才，造成关键岗位的人才缺失，导致企业的生产效率低、风险管控差等问题，最终即使有了资金也很难实现高回报率。这同时也是造成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根源之一。

　　西子联合董事长王水福在谈到进军高端制造时认为，一味追求成本优势的浙江制造企业长期忽视对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视，是造成企业转型升级难的瓶颈所在。当他津津乐道地谈起刚刚在省技工大赛上获奖的90后技工时，他看到了西子进军高端制造的希望，“制造业还是要靠人。”

　　于是，从2008年起西子便在杭州九堡、海宁、临安等地先后建造并推出了1000余套人才公寓，此举被认为是西子留住人才的妙招。

　　据一份日本研究资料表明，工人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等级，技术革新者的人数就能增加6%。工人提出革新建议一般能降低成本10-15%，而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管理人员通过创造和运用现代管理技术，有可能降低成本30%。

　　不仅仅是成本的降低，事实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产品升级、企业转型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

　　依靠资源和物质资本的发展优势迟早会耗尽，但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却是开发不尽的。

　　重设备轻人才

　　最近鸿雁电器总裁王米成从下游供应商处听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宁波周边的县市地区工人的工资水平居然比杭州地区的还要高。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结果他发现，原来现在的工人更讲究生活品质，宁愿工资低一点也要在大城市、大企业工作。

　　对此，盾安集团总裁吴子富连连点头，“80后、90后员工对这方面很重视。”在宁夏吴忠地区盾安新成立的子公司太阳镁业，为了保证工人的稳定性，企业不得不在工厂附近配备一系列居住的公共设施，“就像一个微社会”。

　　这是企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缩影，而这样的做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接受。

　　随着近几年许多高新技术行业和专业知识含量高的服务行业的迅速崛起，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而对于这些高素质人才来说，除了高薪之外，他们对工作的软环境同样也有要求。但对于原本在资金上就捉襟见肘的浙江中小企业来说，这样的投入让他们望尘莫及。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海克曼曾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目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上只是象征性地拨一点教育、培训费。

　　一位从事制冷配件生产的企业家认为，企业一味考虑如何压缩成本，造成人力资本的价值被大大低估，这样的企业往往也是缺乏长远发展战略的。

　　除了企业本身的人才投资外，政府机构也该有所作为。兰建平说，创新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浙江如果要把创新型省份作为终极目标，领军式的创新人才是关键，而体现在“十一五”开始的创新团队培育，就是一种创新引领之举。浙江为创新型省份建设经费增加10亿元，这些钱都加到了哪里？

　　人才留不住

　　德勤中国首席执行官鲍毅在一次论坛上说，中国民企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也有非常大的缺陷，在员工培训、薪酬、员工信任、人才方面，做得都不好。

　　为人才提供优越的薪酬条件、打造软环境，体现的只是对人力资本的初级投入，在企业内部组建一个完善的组织架构进行人才培养和职业规划才能真正留住人才。

　　在浙江多数家族制企业里，经常会出现老板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现象。一位在宁波经历过三次失败打工经历的职业经理人愤怒地表示，“对待外来人才，开始的时候极尽笼络，一旦利用完之后，就千方百计赶你走”。他认为，有些浙江老板没有与职业经理人共同创业的意识，“一方面高薪寻找人才，一方面却留不住人才”。老板的经营思维不开放，人才的发挥空间也会受到影响。这种对人才利用的短视行为同时也反映了企业内部管理的缺陷。

　　方太集团作为浙江少数较早跳出家族制企业管理模式的企业，创始人茅理翔通过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倡导开放用人的人才观，几乎实现了除总经理以外的中高层干部都是外部引进的职业经理人，并做到最大限度的授权和放权。这一管理模式的变革，让人才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随着企业逐渐注重人才的长期培养和企业文化的培育提炼，许多企业开始定期开展全员培训，规模较大的浙江企业纷纷建立了企业商学院，比如传化、西子、盾安、华立集团等等。

　　对于转型升级中的浙江制造业来说，对技术的投入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很多中小企业一谈到“转型升级”就犯难，其实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才是当务之急。

　　鲍毅说，2006年80%的新产品、70%的技术创新和60%的专利都是由民企展开的。民企领导人中51%的人增加创新型的投资，34%的人决定投资专利。而这背后都需要人才的支撑，未来中国企业必须要加大人才的投入力度。

　　【闯关方向】

　　再大的人力资本投入都不为过

　　刘吉瑞   西子联合董事

　　目前浙江的制造企业主要存在三个问题：负债率高、投机性强和忽略人力资本的投入，尤其是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应该得到特别重视。制造企业不能太过急功近利，现在光靠土地、厂房、机器、资金获得的发展已经不够了，关键是还要靠人。西子进军高端制造业，争做UTC金牌供应商，要完成这些目标不仅要靠品质还需要有技术，而这些都需要由成熟的高级技工来完成。可见资源优势的发挥依赖于对人力资本的有效开发和管理。因此，对于企业来说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管理具有同样重大的战略意义。企业不仅应该加强对员工软环境的打造，还要在人才培养计划中更加注重为员工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

　　西子不仅在杭州九堡提供八百多套人才公寓以留住人才，还通过西子技工学校、西子联合大学为员工提供培训、深造的机会。

　　浙商反思之六

　　经营模式之误

　　企业仅靠跟政府“搞关系”，依附于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最终企业丧失的将是市场竞争的能力。

　　文 │ 本刊记者  胡忻

　　在今日中国靠打“擦边球”、走偏门、钻政策的空子大赚一笔，已是业内秘而不宣的“套路”。

　　近年来，一系列老板跑路、企业倒闭的事件一再警醒浙商，合规经营才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前提。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仍有不少老板剑走偏锋。这已经成为浙江乃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消弭的诟病之一。

　　打“擦边球”自食其果

　　一位企业家如此对比中外创办企业时的特点，他说外国企业到中国来开拓市场通常都是先租办公楼，把大部分资金放在购买设备和人才招聘上，但是中国企业首先想到的就是买地或买楼。

　　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办企模式源自于土地上的有利可图。于是一些人通过与政府搞关系，钻政府空子，大肆圈地。但当经济退潮时，这些固定资产并不能及时变现，反而成了包袱。

　　今年上半年，湖州一位“跑路”的老板洪汉民正是如此(详见本刊5月上《百亩土地荒废的背后》)。他在湖州南浔注册了四五家企业，控制了当地大量的工业用地，其中中科生命占地150亩，中科迈高占地200余亩，而地处南浔经济开发区黄金地段的新元泰微电子有限公司则占地750亩。而在这750亩地中，已经动工的土地为150亩，其余600亩仍为荒芜闲置的土地。而据知情人士透露，这750亩土地，政府部门是以每亩1元钱的价格“给”他的。

　　这样的白菜价源自这位老板所谓的将在南浔投资2.7亿打造浙江省最大的集成电路制造项目。当时，地方政府为这个新能源项目提供了最优惠的条件：免费提供2000亩土地，提供1:1贴息贷款，且由当地财政支付贷款70%的利息。同时为引进项目，当地还分别投资2个多亿和1个多亿建设了占地25万平方米的热电厂和变电所。但当地方政府发现这个所谓的“元泰”根本就是一个骗局之后，为换回面子不得已将优惠条件改为以每亩一元的价格向他出让750亩土地。

　　民间传言，他出走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受到企业互保的牵扯，因为此前他曾倚仗大量的土地储备为其他企业进行担保，而自身又牵涉大量企业借款和民间高利贷，面临重重债务危机无奈出走。这个曾经筹划过要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老板，最终因为不务正业将“事业”付之东流，上演了一出企业打擦边球自食其果的戏码。

　　政策红利不好赚

　　在各地县城乡村的河道边，企业排污超标的现象屡见不鲜，周围居民怨声载道，但却迟迟不见政府执法。民间往往将这样的现象归结为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常关系”，认为地方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容忍度取决于企业在“搞关系”上下的功夫。

　　这在中国商业环境中也被称为潜规则。跟政府“搞关系”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的确也是形势所迫，面对“嫡亲”的国企受到格外优待，外企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庶出”的民企地位相对处于弱势。到现在为止，国家仍然对民企在很多领域存在政策准入的限制。于是，很多企业在遵守潜规则上的智慧体现在如何“摆平”、“搞定”政府。

　　也有一些企业整天埋头解读政府政策，希望能依靠政策支持获得发展。这其实也是企业的一种投机行为。

　　去年开始，浙江部分光伏企业陷入亏损泥潭。这些企业最初因为受到政策红利的诱惑纷纷杀入行业，无序的竞争和大肆的产能扩容，致使光伏产业收益直线下滑。去年底又先后遭遇欧洲政府削减光伏补贴和美国“双反”调查，行业前景雪上加霜。那些原本打算“大赚一票”的企业结果都落了个血本无归。  

　　企业仅靠跟政府“搞关系”，只是依附于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将会丧失市场竞争的能力。

　　浙江大学徐延安教授对此认为，针对“潜规则”，企业与政府应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丝绸之路集团董事长凌兰芳也认为，企业家需要有坚强的创业精神和独立的经营人格，如果依附权力，信奉官商交易是发财致富的捷径，初期或许确能换来一桶金，此后往往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直至东窗事发、身败名裂。

　　侥幸心理作祟

　　在中国，企业经营行为上的法律约束存在漏洞，造成企业老板们产生错觉，以为“违法的成本很低”。又由于多头执法造成的监管不利，很多情况下企业感觉到“违法所获取的利润高昂”，这让企业在合规经营上失去动力。

　　从去年开始的大多数跑路的老板是被民间借贷逼到绝境，但也有不好好经营企业只顾敛财的，如温州瑞安鸿锐集团的王祥春(详见2011年9月上《“私人银行”破产记》)夸大企业业绩以骗取企业担保进行大肆融资，最终卷款潜逃。而像之俊控股集团何志军(详见2011年9月上《何志军骗贷局》)逃亡五年后被抓捕判刑的案例则是少数。很多钻法律、政策空子的老板，正是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走在合规经营以外的偏路上。

　　而对于多数“造假”企业来说，短期造假的确可以换来短期高额利润，但当事情败露之后对品牌和企业形象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可抹灭的。

　　【闯关方向】

　　不打擦边球，摆脱政策红利的牵引

　　鲁柏祥   浙大管理学院博士

　　浙江的企业家比较喜欢去找路子、靠关系。这些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企业家跟政府走得太近，把政策当成产生效益的重要来源，往往容易忽视市场，忽略自己真正应该做什么。

　　有时，国家为了发展某个领域会颁布重点支持政策，但既然是支持必然是有时间段的。当企业家把暂时性的引导政策当作永久性的来解读，一旦政策红利消失，成本回归理性，如果你的企业不具备竞争力就会被打败。

　　所以企业经营关键还是要靠智慧，要有属于自己的发展战略。前段时间光伏行业的产能过剩反映的就是企业缺乏自身的战略规划，盲目跟从政策，或是靠打政策擦边球，这样的发展道路是走不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