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尽管非常不情愿，他却不能不与混乱不堪、黑暗无比的中国现代政治结下不解之缘。随着中国现代政治争斗的中心由军阀混战逐步转为国共之争，任何身处政治漩涡中的人最终都必须在国共两党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胡适自不能外。众所周知，胡适在国共党争中选择了国民党，但他的选择并不是无条件的。对他而言，这是一种“弊取其轻”的选择。当然，他坚决反对共产党，但对也并不符合他的自由、民主观念的国民党，他也曾有相当激烈的批评和冲突。

　　由《不可诱民入罪》引发的批判

　　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大力推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化教育”和“党化统治”。对此，胡适公开激烈表示反对，连续发表了系列文章，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作了猛烈抨击。为此，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作出决议要求严惩胡适，教育部亦下达了对胡适的警告令。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胡适认为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他的政治态度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于同年10月与人一同到南京晋见蒋介石，从“体制外”的批评者变为“体制内”的建言者。抗日战争的爆发，胡适感到对国家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1938年秋出任驻美大使，尽力促美对日作战。他虽然一直未入国民党，但与国民党的关系却一步步加深。1948年末，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之时，蒋介石曾派人北上邀请胡适南下就任行政院院长一职，为胡婉拒。但他又托人向蒋转达“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的决心。不久，蒋便派专机到北平将胡接走。

　　虽然如此，胡适内心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始终有相当程度不满。早在1949年底，胡适便参加了一些自由主义者在台湾创办发行的《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工作，并任发行人。该刊的创刊宗旨说是“宣传自由民主，用以对抗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政治”，但不久实际就必然把重点转向对自己“当下”的生存环境—台湾的社会政治现实的分析和批判，发表了主要负责人雷震的一系列严厉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文章。

　　1951年6月，《自由中国》第4卷第11期发表了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以激烈的言辞斥责台湾保安机构在金融管制上的一大弊端，指其为谋破案奖金而“诱民入罪”，引起各方强烈反应，“政府”和保安部门更是震怒，准备严惩《自由中国》，甚至开出了逮捕某些编辑人员的公文。后在多方调解下，《自由中国》杂志社只得妥协，以在4卷13期发表题为《再论经济管制措施》的社论， 肯定有关部门的金融管制政策而息事。胡适在美读到这前后两篇观点载然相反的文章非常愤怒，立即给雷震写信，批评当局压制言论自由。他表示对《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十分欣佩，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但随后读到“《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由于此信在《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公开发表，使台湾当局大为不满，经过一些人的调和，由“行政院”院长陈诚致信胡适，为“军事机关”辩解，在《自由中国》第5卷第6期发表，风波遂告结束。但胡适还是在1953年辞去了“发行人”的头衔。

　　响应蒋氏“直率抒陈所见”

　　1956年10月是蒋介石的70大寿，蒋氏谕示“总统府”函知各方“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於同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虚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自由中国》决定借机出“祝寿专号”，以响应蒋氏“直率抒陈所见”的号召发表一批直抒己见的文章。同时，身居美国的胡适收到国民党要员胡健中的电报，要他写一短文为蒋祝寿，并专门提到蒋氏“婉辞祝寿，提示问题，虚怀纳言”、希望胡适“坦直发表意见”。胡适便匆匆写就《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在当月的《自由中国》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讲了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台湾译为艾森豪）的两个故事。一是二战结束不久，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副校长安排他分头听有关部门汇报工作。考虑到系主任一级人员太多，副校长只安排他会见各学院的院长和相关学科的联合部（Division）主任，每天见两三位，每位谈半个钟头。在听了十几位先生的汇报之后，艾森豪威尔把副校长召来不耐烦地问总共要听多少人的汇报。这位副校长在纸上用铅笔认真算后说共有63位，艾氏听后大惊：“天呵！太多了！太多了！副校长先生，你知道我从前做同盟各国联军的统帅，那是人类有历史以来空前最大的军队，在那个时期，我只须接见三位受我直接指示的将领，我完全信任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也从来不须我自己接见。想不到，我做一个大学样长，竟要接见六十三位主要首长！他们谈的，我大部分不很懂得，又不能不细心听他们说下去。我问的话，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话，他们对我客气，也不好意思不答我。我看这个糟蹋了他们的宝贵时间，于学校实在没有多大好处！副校长先生，你定的那张日程，可不可完全豁免了呢？”胡适讲的第二个故事是艾氏当选美国总统后，一次正在高尔夫球场打球时，白宫送来一个急件要艾批示。总统助理知道艾氏疏于理事，事先便拟就了“赞成”与“否定”两种批示，只待艾挑选其中一个签名即可。谁知艾氏看了文件后一时不能决定赞成与否，便在这两种批示上都签了名，对来人说道：“请狄克（Dick即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罢。”自己仍打高尔夫球去了。

　　讲完这两个故事，胡适评论说：“这两个故事都可以表示艾森豪先生真有做一国元首的风度”，承认自己没有专门知识，完全信任属下，“这是何等风度！”希望蒋向艾森豪学习，并进一步劝蒋说：“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他希望蒋能本此哲学做一个“守法守宪”的领袖。最后，“还只能奉劝蒋先生要彻底想想‘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呢？”

　　以此种文字来向蒋祝寿，确是大煞风景，必然触怒当局。同年12月，由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以“周国光”之名发布了题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极机密”的特字第99号“特种指示”，随后又印行了长达61页的更为详尽的同名小册子。其中第三章题为“对毒素思想的批判”，内又分“对所谓‘言论自由’的批判”、“对所谓‘军队国家化’的批判”、“对所谓‘自由教育’的批判”、“对批评总裁个人的批判”四小段，从这四个方面对《自由中国》和胡适等人这方面的言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其实都是骗人的”，“一味空谈民主自由，绝对不能解救国家的劫运。”“别人讲民主，我们也讲民主，别人讲自由，我们也讲自由。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可笑的看法。须知各国国情不同，此时此地的台湾，只有大家拼命来争取国家的自由，然后个人的自由才可取得；况且时代潮流趋势，亦已由争取个人自由转而争取国家自由”，为了“消毒”，“我们就要大大的发扬国家自由重于个人自由，国家自由先于个人自由，不论是在学理上、法律上、事实上使个人自由主义无法立足。”“现在我们要高举起正义的大纛，只要认为某些言论是反动的、荒谬的，就要予以无情的痛击。”这份文件时时处处都要说明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替共匪摇旗呐喊”一类，在时处“白色恐怖”的台湾，这可是杀头之罪。随后，台湾各主要媒体都按部署对自由主义这种“毒素思想”作了大量的猛烈抨击。

　　这次“祝寿”，使台湾当局对《自由中国》更加忌恨，必欲封之而后快。其实，本来是蒋介石本人一再要各方“直率抒陈所见”、“坦直发表意见”，表示“虚心研讨”、“虚怀纳言”，装出一副“民主”“开通”的模样，然而一旦有人信以为真、其坦陈所想不合己意时，却又立刻翻然变脸，给人扣上种各罪名，露出不容异议的独裁者的真面目。这分明是引蛇出洞，毫无信义可言，所以对专制独裁者“直率抒陈所见”之类的号召，一定要慎之又慎，切勿轻为所动。不过也难怪，任何专权者可能都无法理解“无智、无能、无为”是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

　　（本文由雷颐专为本刊写作，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