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郑霄

　　与温铁军谈话，听他如剥洋葱般层层把事件的各个层次准确分析，很容易留下一个印象：温铁军是一个善于解构者。三年前那篇著名的《解构现代化》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个结论。然而，仔细观察温铁军近年的行动，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校的探索到如今对农村合作组织的积极推进，无一不向我们显示了这个被称为“用脚做学问”的学者对三农问题的积极探索和深入思考。“解构并不是简单化的否定，解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概念的意义。”温铁军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从这个意义上看，温铁军又是一个积极的建构者。

　　无论是解构还是建构，温铁军用他的思想和行动，在我们面前开创了一条前人未走过的道路。而身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的位置，以及之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和世界银行的学习，加上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等一系列国家智囊机构的研究经历，注定了他独特的思考角度和理论深度。

　　说起改革开放三十年，温铁军最希望强调的，是反思。这种反思带着他一贯的解构思路。在他看来，不仅仅去强调30年前那个时刻的分水岭作用，把目光投向更远的50年、100年，或许更容易分析当下存在的矛盾，同时也能更好地勾勒出中国走过的制度形态。

　　拒绝反思就不是思想解放

　　《商务周刊》：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经验”与“比较优势”》，指出中国是二战后亚洲人口过亿的大国中唯一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现在恢复了过去几千年来的局面——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维持世界物质生产第一，其中如果有什么比较优势，那并不仅在于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个观点具有很大挑战性。

　　温铁军：之所以说是挑战，还在于我提出的一个不同于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争议的“问题意识”——中国人1957年遭遇到类似战后其他发展中国家“宗主国”投资中辍的困境，之后的“二次原始积累”阶段到底是什么替代了趋零的资本，才维持住了国家工业化进程没有像一般受援国那样出现工业化中断导致社会动乱？如果是“劳动替代资本”，那又是什么机制能够使劳动力集中投入于国家基本建设去发挥对资本的替代作用？也许，东亚小农户和村社组织内部都不能解雇劳动力，才是这种相对低成本地组织大量劳动力替代资本投入的文化基础；也许，这才是我国的所谓比较优势。

　　不过，去年很早就写出的那篇东西本来并不是针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相关讨论的。因为去年我在梳理一本关于中国发展问题的自选文集，囊括了我从1988年到2008年这20年间发表的主要文章。整理之中我看到自己从1980年代以来对这个改革与发展的认识过程，也联想到我曾经受过的两个对立方面的批评。慢慢地，就梳理出一点逻辑相关，后来就变成了这个文章。

　　梳理中我回忆到几个情况：

　　第一，我从1988年就提出新中国存在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现象。在距今20年之前说这个观点确实很有挑战性，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同意社会主义的中国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后来我的相关文章进一步分析1949年建国之初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局面，当时的通货膨胀按月计算高达30%以上，而且战后生产停滞。因此危机条件下首先是采取让步政策促进了1949—1951年的三年经济恢复，也就是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的萧条和复苏。同期因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而导致前苏联忽然大规模投资，随之出现的经济高涨一直延续到1957—1958年。接着是前苏联停止投资导致第二次经济危机和延续到1960年的第二次萧条；然后是1961—1962年的复苏，1963年再次进入高涨。再然后，到1970年代中后期的第三次经济危机爆发等等。梳理出来之后就发现，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地方，经济数据就是这么表现出周期规律，反正它是个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