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陈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与胡耀邦也不无关系。胡耀邦为会议准备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材料。他为何把这些与会议议题关系不大的材料送到会场，至今不得而知。

　　刚刚解除“政治监护”的老将军谭震林，第一个在会上“放炮”，点名道姓批评“凡是派”中央领导，要求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等问题平反。

　　聂荣臻、徐向前、康克清、萧克、马文瑞和万里、胡耀邦等人，要求澄清“文革”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

　　11月14日晚上，邓小平回京。他预备在会议闭幕时发表讲话，最初由胡乔木起草，主要谈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没料到短短几天内，形势大变，胡乔木的讲话稿已不适用，最后改由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等人重新起草。

　　11月25日起，许多人在讲话中公开把矛头对准坚持“两个凡是”的干部。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在西北组发言时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王震、徐向前、胡乔木、邓颖超、万里、习仲勋等人，批评“两个凡是”。

　　斗争并不局限于会场内。谭震林在10月份写就一篇文章，批判“两个凡是”，但《红旗》杂志拒绝发表。邓小平直接批示支持：“我看这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12月文章得以发表，“凡是派”败退。

　　京西宾馆的大讨论引爆了社会压抑已久的情绪。会议期间，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随后吴晗历史剧《海瑞罢官》也被平反，西单“民主墙”热闹非凡。场内言论与场外民意，形成极有意味的互动。

　　这是一场漫长的政治辩论，前后持续36天，以革命元老的胜利而告终。在闭幕会上，华国锋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并要求“以后给党中央写报告写‘党中央’就行了，不需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叶剑英在讲话中一锤定音：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

　　而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意气风发的报告，被后世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仅用5天时间便落下帷幕。陈云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陈云六人，“改革派”中共元老已占绝对优势。

　　经过这场关键的政治角力，旧时代结束了。回想1978，谁能撬动中国？10亿众生中，独领风骚者，一群白发老人而已。

　　这是从未有过的景象：一批老人扭转了一个十亿人口国家的政治走向，推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的1980年代。他们的政治影响，在此后的权力格局与走向中，持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他们的政见和思维，决定了此后30年改革的路径和框架。直到今天，中国的改革仍然没有超出他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