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企业撤离中国潮的新变局

　　文/张锐　高焰辉

　　韩资企业密集撤退、港台企业开始逃离珠三角……围绕着外资企业撤离中国市场的报道近期不断升温，从而也引致了人们对外企投资中国未来前景的种种猜想。

　　外资企业主要栖息地的新变局

　　经济的高速增长、13亿人口的庞大需求、低廉的要素资源……所有这些元素都被专家学者拿来作为分析外企继续看好中国市场的依据。但是，外资企业在中国主要栖息地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却在发生新的变局。

　　2008新年刚过，南方一主流媒体报道，2007年有超过一万家外企从广东不辞而别。而据广东省外经贸厅的官方报告，2007年广东实际迁走的外商投资企业为244家,计划搬迁的为28家,涉及销售额12.14亿元人民币。

　　东莞和深圳成为了外企撤离的“重灾区”。 深圳市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以来，深圳共有600多家企业迁走，年产值约170亿元，占全市2007年工业总产值的1.6%；另据东莞市工商行政部门的统计数据，2007年迁出东莞并向工商部门办理了注册地变更手续的企业达到500余家。

　　港台企业构成了迁移大军的最主要阵容。仅2008年1月，就有60多家台资企业从东莞撤离。而据香港工业总会一份调查显示，珠三角目前约8万家港企中，有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搬离珠三角，更有超过63%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

　　南方地区外资的撤离风波得到了北方的映照。据悉，截止到今年1月底，已经有103家韩资企业“无故撤离”山东。而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称，目前在华投资韩国企业约2万家，其中有20%出现亏损，预计将有4000余家亏损企业将撤出中国。

　　前所未有的外资撤离潮招徕了国际舆论的放大性关注。博思艾伦咨询公司最新调查指出，由于利润回报差强人意，大约三分之一的外资企业将在几年后撤离中国市场。

　　与此同时，外资大规模撤离也引起了官方的高度注意。由中国商务部牵头、多个国家部委参与的调研小组多次进驻广东进行调研与协调。韩国外交通商部、劳动部、法务部、大韩商会等共同成立的“故撤离应对特别工作组”也在2月份进入青岛和广州等韩资企业，希望有效阻止撤离企业进一步增加。

　　综合分析，目前撤离的外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为主，集中分布在五金、玩具、服装、制鞋、塑胶等行业。而在搬迁的外企中，92%左右都是合同外资在100～300万元之间的中小企业。除了一小部分转移到国内其他地区之外，相当数量的外企选择了东南亚等亚洲国家作为自己新的栖息地。

　　成本推动的必然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当初外商资本蜂拥到中国主要是利用我国的成本优势，如今中国市场成本发生变动并进而侵蚀到外企的利润时，选择撤离就成为外资最原始的商业冲动。

　　——劳动力成本。从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不仅提高了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而且也强制性规定了职工应当享受的福利标准。在华外资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厂，其新增成本大约都在50%左右，不仅如此，由于外企集中地区本身就存在着劳动力“短缺”的事实，人力资本的升值预期就更加强烈。

　　——税收成本。今年开始实施的“两税合一”新政废止了外资企业享受的优惠税率(平均为13%)，而转为与内资企业一样的平均税率(30%左右)，由此压缩了外企的利润空间。与此同时，出口退税由原来的17%下调到了目前的13%，而且今年5月将会再次下调到5%。由于约50%的外资企业的产品返销母公司或者出口海外，出口退税的减少直接削减了其利润所得。

　　——人民币升值成本。人民币自汇改以来的累计升幅已达13.31%。2007年全年升幅6.9%，而且2008年以来的升幅也已超过了2%。在人民币快速升值的行情下，许多外企不得不提前以产品涨价来进行对冲，其市场议价能力受到抑制；与此同时，由于出口以美元结算，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也加大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通胀成本。2007年以来，国际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据统计，与2003年相比，去年外企各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升27.4个百分点，而同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仅上升0.8个百分点，这种结果直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扩张成本。一方面，作为原来地方政府吸引外资最核心的武器——土地受到了宏观层面的硬性约束，工业用地由此受到了扼制；另一方面，环保要求、绿色GDP成为考核企业的重要指标。对于那些依靠来料加工的外企而言，扩大再生产可能承受的风险大大增强。

　　客观地判断，外资撤离中国主要是成本变化从而推动外企从中国撤离的结果，首先，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即向用工成本低、税收优惠和环境标准宽松的地方迁移是必然的规律。对于中国而言，完全没有必要靠牺牲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要素来挽留惟利是图的国外资本，而对于那些继续留在中国的优质外企，要加大保护和扶持力度。其次，要区分跨国性转移和跨区性转移。跨国性转移非一国政策所能左右，而对于外企在国内不同区域间的转移可以通过有效的政策加以引导，这种转移趋势有利于区域经济的重新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再次，要区分适应性转移和扩张性转移。对于外企那种规避成本或者环保标准的适应性转移，宏观政策几乎无法强求，而对于那些将研发环节留在中国但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的扩张性转移，政策不仅不应给予限制，相反应当进行适当的鼓励。但是我们应关注，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可能引致产业的空心化，并且还会加大失业流量，因此，对于外资的撤离，宏观政策应当掌握好其演进的节奏与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