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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
本刊记者 高韬/文
三十而立。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中国经历从1978年刚走出封闭屋子的境地，到开眼看世界，再到发展为世界大国的辉煌历程。中国崛起，不仅是国家财富与国民财富的积累，也是国家思想实力、文化实力等“软实力”的复兴，也孕育了不少经济学思想。
1983年，蛇口开发区管委会门口标语板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温州个体户胡金林、郑元忠在监狱里煎熬。一名郑州人因为往郊区倒腾了一辆旧汽车而被枪毙。时间翻到2008年。近百家中国概念公司在美国上市，《2008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出现了46位中国富豪的名字。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究竟走了多远？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我们想了什么？我们对世界和人类的贡献究竟是什么？中国人是否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对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本刊明确提出“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独特经验是为“中国模式”的探索。改革开放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十几亿人的生存状态，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全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中国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如果不回头看，我们不知道中国三十年走了有多远。在盘点三十年取得的成就时，不能不缅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他的思想理论旗帜改变了中国
三十年
我们走了多远？
我们分别选取了6个典型：1977年的教科书改革、1982年温州八大王胡金林的逃难、1984年蛇口工业区的视察、1994年中关村的商战、2001年袁隆平的获奖、2008年年广九的家族纠纷，来反映改革开放的进程。
教科书变脸
改革，早在1977年就开始萌芽了。
邓小平1977年复出主持工作后，首抓的第一批重大事项——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他要求国家教委尽快组织人力编出一套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从1978年秋季起供应全国，保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教改不得不先行一步。30年前仅有一本教科书，其中孔子还是以反动思想家的面目出现。
中组部一纸调令，人教社原有教材编辑人员很快被从全国各地召回北京，并又从全国18个省市区的大中小学借调了大批骨干学者和优秀教师。由于人员众多，且人教社原有办公楼被占用，邓小平直接批示将西苑宾馆的一栋楼特批作为办公地点。
编辑们很快遇到了问题。由于文革的影响，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濒临瘫痪多年，尤其在自然学科领域，一经恢复，应该选择什么内容进入教材，沿袭60年代初老版教科书的知识体系，还是选择新知识？对于新知识的获取和判定也无从下手。
邓小平再次拍板：“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有益的东西。”并且从紧张的国家外汇储备中拨出10万美元专款，让我国驻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使领馆，协助选购一大批各国最新的中小学教科书，并尽快空运回国。
为了方便刚接触英语的中学生发音，英语教材小组随意起了LiLei(李雷)和HanMeimei(韩梅梅)两个名字。最近半年成为了流行符号，“80后”称这是他们的共同记忆。这套教材使用到2003年左右，后来全国各地使用多个版本时，很多教师还留恋这套教材。
夹皮沟之寒
看着今年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温州人胡金林若有所思。
剧中朱开山挖金获得来东北第一桶金的老金沟，指的是现在吉林省的夹皮沟金矿。26年前，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胡金林像一个幽灵一样仓皇逃进了这个荒山野岭。胡是当时温州的五金个体商户，被称为“温州八大王之首”。
1982年9月的一个下午，看了《人民日报》上说郑州“汽车大王”(就是将郑州市区的几辆二手车贩到了郑州郊区)被抓后，胡金林带着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当天晚上就从家里后门逃了出来，连老婆孩子都没吱一声。据其回忆，他刚踏出家门后几个小时，当地警察就破门而入。据说抓捕的命令是从中央传下来的。
从此，胡踏上了“亡命天涯”的道路，最开始到浙南山区躲几天，当时浙江风声紧，后来就到了上海、北京、长春、哈尔滨，最后在夹皮沟躲了很长一段时间。
夹皮沟地理位置偏僻，又在深山老林里，《林海雪原》中坐山雕就将老巢选定在那里。1982年的夹皮沟，还是个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地方，胡金林就四处打听消息，一问更吓坏了，“汽车大王”被枪毙了。
直到两年后的1985年1月15日，他以为风头已过悄悄溜回浙江省温州市柳市镇，当夜就被警察捕获。第二天，乐清县广播站报道：“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
66天后，四个公安人员来到他的面前，宣布他被无罪释放。平反的当年，胡金林创办了乐清县第一家轧钢厂。他现为柬埔寨中国商会副会长，三林国际工程电器(柬埔寨)有限公司总裁。
留住周为民
“要有点孙悟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1979年8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对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刘田夫说。后者正在筹办深圳特区。1979年2月，招商局正式开始了蛇口工业区筹建工作。建设大军陆续进场，在荒山秃岭和沿海滩涂上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
1984年，邓小平视察时作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2月24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视察之后，广东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改革开放的热潮。
原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曾说，他最感激原广东省省委书记任仲夷三件事，一件是“给蛇口放生”的那个“31号文件”；一件是任老最终同意他不担任深圳市长，留任蛇口；一件是保护清华学生周为民。
任仲夷支持蛇口接收清华学生周为民。“清华三剑客”之一周为民，是清华大学很有名的“四五”英雄，后来“四人帮”把他抓到青海去了。平反之后，袁庚把他招到蛇口，但又被其他人抓住“把柄”不放。任老一直支持为周为民平反，反对再次查办周。后来，周为民终于在蛇口留了下来。周为民随后担任蛇口地产公司副总经理，负责蛇口的基础建设工作。
留住周为民，使得蛇口“不拘一格待人才”的美名传出，原本一些对特区建设持观望态度的人才涌入了深圳经济特区。
联想四通“掐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关村几乎是高科技的代名词。而为了争中关村“一哥”的位置，柳传志不惜失去风度和原四通集团总裁万润南正面冲突了好几回。
1987年，两人一起到海淀区开会，万润南拍着柳的肩膀向区领导介绍：“他们尽管现在还比较小，但可能不同凡响”。这话当时就让柳传志暗下决心，要和四通一见高下。
随后不久，就让联想逮住了机会。联想和四通花了73万元合租了一栋楼，那是中关村当时最漂亮的一栋楼。租这栋楼，柳传志下了很大决心，联想当时一年的利润也才100多万。
门市楼要挂牌子，柳传志想挂一个大的、“有影响的牌子”，但底下人按比例做出来的牌子比四通的要小，柳不满意，他对手下人几乎是咆哮道：“甭讲审美，就给我做一个大个的牌子，比四通的大！”
联想换完大牌子四通不干了，他们将自己的牌子也改大了，后来联想又改成更大……
为了这事，当时联想的主管单位中科院时任院长周光召批评柳传志，“大家比牌子多大有什么意思？美国黑人杀手才比金链子呢。”
柳传志很不服气，就站在中关村街头看，路过100个人，有90个抬头看联想的大牌子。“嘿，还是我的大牌子管用。”除了大牌子，那时的联想没有多少更好的宣传方式。
1989年6月，柳传志请段永基吃饭，说：“四通是中关村的一面旗帜，我们不愿意它倒下。” 但到了1994年，两家公司为了一座桥命名的关系又极为紧张。北京市首次拍卖立交桥命名权，四通和联想都同时看上了现在的“四通桥”，那是当时北京的“国门”，从机场一转弯就到了中关村的“门户”。四通动手早，走下面具体工作人员的路线，三百万早早搞定。此事在圈内被上升为“四通桥命名事件”。四通目前几乎没有生意，已经和IT没有边了，而联想成长为销售额近千亿的大公司。
重奖袁隆平
2008年7月19日，“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一身便装，带着一家子在长沙看车展，院士还招呼家人坐上一台国产轿车试试手感，后来又被奔驰一款敞篷车吸引。传袁院士是一位汽车发烧友，“家里已经有六七辆车”，网民一边倒地支持：“袁老就是有七八架私人小飞机也配!”
袁隆平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现在我国杂交水稻的优良品种已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平均增产20%。从推广种植杂交水稻以来，已累计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001年2月19日，袁隆平获得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首次以国家名义对为科学技术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最高荣誉奖励。奖金500万元。
重奖袁隆平，意味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科技的飞速发展，“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现象早已终结。袁隆平在以其名字命名的隆平高科公司担任名誉董事长，获得不菲的股份和分红。
袁隆平的科研经费也在大幅增长，从500元增到1000万元。上世纪60年代最开始袁隆平只有500元科研经费，后来增加到每年有2000元，但出差只能坐硬座。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每年有了2万元的经费。80年代后期两系杂交稻被列为国家“863”计划生物领域里的一个重大专项，经费一年1000万。
而袁隆平下田所用的交通工具，到田里去看禾苗生长情况，最开始是步行，后来是自行车，再后来就骑摩托车；自1999年起，就开小车了。现在到哪里去都可坐飞机。原来从湖南安江到海南三亚，由汽车转火车，最起码需要5~7天，现在乘飞机两个小时就到三亚了。
年广九的2008
2008年，年广九再度成为焦点。
最新的新闻是，11月1日，他的八岁小儿子在郑州被绑架，年广九致电河南高层32小时后，孩子被救出。
傻子瓜子创始人是名人，每提改革开放的案例时，媒体总会挂念起这位知名人物。30年前，在芜湖中山路闹市的十九道门巷口，年广九用一辆旧板车公开摆起了瓜子摊。他因三次被邓小平点名而家喻户晓。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这段话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被年广九印在了自己名片的背面。
如今的年广九，在芜湖没有瓜子生产基地，只在芜湖市步行街和平广场国货路44号拥有一家门市，这就是他在芜湖的全部产业。在这家店内悬挂着一幅年广九的大幅照片，照片上印着当年邓小平提及他的话。货架上放的包装袋上，印着“傻子”的字样以及年广九和现在的妻子陈慧芳的合影。
由于家族内部的纷争，年过七旬的年广九晚年生活有些悲凉。他失去了傻子瓜子的商标，包括文字商标，也包括自己的肖像权。十多年来，“老傻子”年广九跟他的几个儿子之间旷日持久的官司，把年广九折腾得死去活来。
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他如今却居无定所，常年漂泊异乡。2000年，年广九和比他小30岁的陈慧芳结婚，年氏家族“内战”激烈，年广九不得不去河南为生活奔波。“年广九在郑州也是租的别人的厂房。”他的律师曾对记者说：“他现在还能过上小康生活，但是境况与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2008年，年广九曾说，“我是轰轰烈烈地把商标给了两个孩子，而没做好，我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人民。” 他嘴中提到的“两个孩子”，已经很久没有和他通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