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潮的企业家正撇下手边的企业上山下乡，出任村官。“管一个企业”or“管一个村”，哪个选项更容易？企业家治村，究竟是改变了村民的生活，还是改变了企业家的生活。

　　编辑/潘灯 采写/文芳 插图/嘘 照片/caistv.com等

　　王建生、唐君臣、黄一琨、李浩然、宁彬等对本文亦有贡献

　　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集中换届选举又如期而至。

　　7月1日，陕西省神木县11位民营企业家领取了村官任命书和当选证；8月26日，广东省阳春市23名优秀民营企业家被选派任职村官；10月21日，呼和浩特市7名民营企业家分赴土左旗担任“村长”；11月8日，个人资产超过2亿的重庆中农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湖北商会会长胡崇理，在湖北省公安县新江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得到94%的赞成票，当选村主任。今年换届选举结束后，浙江慈溪297个村里当“村官”的民营企业家达到483人……“企业家治村”经过10多年的实践，在今年已经成为广泛推广的模式。

　　“村”是农村的基层自治组织，不属于地方政权，无论“村主任”还是“村支书”都没编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制”，“村长”只不过是被模糊和误解的称谓。即便是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官位”，却从制度层面上看是可以自由参选的最高层次的“官职”。企业家们把“改变村民生活”作为竞选时的口号，参选的企业家们在改变农村政治生态的同时，也把致富这颗希望的种子播撒在了农村。

　　企业家当村官能获得什么？“管一个企业”和“管一个村”谁更容易？企业家治村，究竟是改变了村民的生活，还是改变了企业家的生活？

　　杨保伟的富人政治实践

　　杨保伟：义乌市城西镇上杨村村委会原主任，杨力制笔厂厂长

　　企业年利润：30万——50万

　　6年前，他用10万元现金竞选村主任成功，成为“新富参政”这场运动的胜者，被赋予了诸如“基层民主的缩影”、“富人参政的开端”等光环；6年来，他频繁出现在公众视线，主流学者和媒体对他进行了最热情的关注；6年后，信任危机中他未能获得连任，金融危机巨大海啸中，他的厂子也人去楼空。

　　顺利当选的黑马

　　2002年年初，义乌市城西镇上杨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准备工作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村官”此前由镇党委已经考察和推荐完毕。对于这些离土不离乡的富裕农民来说，村官掌握的村提留、农业税费等和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

　　村民关心的是村干部的另一种权利——因为村务不公开滋生的特权是否还会继续。因为土地紧张，围绕土地的承包和流转一直是村里矛盾的导火索，很多村民提议整体搬迁，但当时的村官们因为个人利益的考虑否定了建议。此外，在这个中低档铅笔占据了全国一半以上产量的富裕农村，村产铅笔的创新无法得到保护。村民们希望能对整村的铅笔生产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和统一管理，但村干部也有自己的厂子，不愿意进行这样的改革。

　　杨力制笔厂是村里的排头兵，厂长杨保伟在当地经济上很有影响。一些村民鼓动杨保伟，“当选村主任后可以组织大家一起搞技术创新，一起致富挣大钱。”也有村民替他分析，“若全村实施铅笔的知识产权保护，杨力制笔厂一年就可以多挣十万元。”

　　杨保伟却终于坐不住了，他提出来要竞选村主任。但始终远离乡村政治舞台的年轻人在前两轮选举中并没有显示出太大的威力，一直处于劣势。直到他敲锣打鼓地在村中贴出10多张“红榜”承诺书，他才闯入了选民的视线。

　　整整一个上午，“红榜”前始终挤满了村民。吵杂间，有人兴致勃勃地点评着杨保伟开出的竞选宣言：

　　“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当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

　　“在职三年的误工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

　　“努力为群众服务。”

　　凭借着这样的“竞选宣言”，杨保伟在第三轮选举投票中反败为胜。一切尘埃落定，杨保伟如愿当选了村委会主任，成为名义上的一村之长。作为“富人参政的开端”，杨保伟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村官论坛，还在各大高校进行巡讲。研究基层政治和农村改革的学者把他尊为“基层民主的缩影”，各大媒体对他的采访纷至沓来。

　　有名无实的村官

　　杨保伟的“富人参政实践”从一开始就没有像其职位来得那么顺利，村支书仍然是几乎全村所有事务的“第一责任人”，即便是象征村委会权利的“大印”也一直没有落到过杨保伟的手中。为了把公章要回来，杨保伟闹到镇里、市里和民政局，最后派出所出面才强制解决。

　　上任之初，杨保伟以村委会主任名义进行改革的举措，如村财务公开、工程公开招标等都被阻挠。全村当时有70多辆车，狭窄的道路不仅不方便而且危险，还有儿童被车轧死，杨保伟提议拓宽整饬道路，这个建议在“两委(村委会、党支部)”获得了通过，却迟迟没有得以实施。即便是本应该由村委会主任负责的财务状况，村会计从来不让杨保伟知晓，一番大吵后杨保伟才知道这是村支书的授意。冲动的杨保伟出手打了村支部，但是仍旧无济于事。

　　2002年年底，砖瓦厂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转包的村里土地就要到期。因为转包价格太低，加之7万多土地赔偿费一直没有结清，村民怀疑其中“猫腻”太多，这份合同一直就是全村“官民”矛盾的焦点。当时，砖瓦价格上涨，杨文正觉得这正好是提高租金的时机，但村支书的意见是“续约”。 杨保伟否定了这个提议，随后到外地参加弟弟的婚礼。出差归来，杨保伟发现书记已经以“两委”的名义同意了砖瓦厂征用土地的协议。杨保伟不满村支书对自己反对意见的漠然置之，拒绝已经盖有两个红章和支书签名的合同书上签名。书记却认为杨保伟太不配合“两委”其他同事的工作，向上级领导告状。

　　杨村长也向镇里告状，不仅仅是砖瓦厂，其他土地的流转问题更大。

　　领导们再也不出面“挺”他了。城西镇的主要官员在不同场合表示 “杨保伟的工作不突出，不知道协调村里两委的关系，缺乏做官的素质。”“就知道抓住过去关于土地批租的问题不放，造成村里的各项工作都上不去。”“太喜欢利用媒体了。”他们其中不少还是几年前在接受媒体采访和专家调研时给杨保伟唱赞歌的人。

　　危机中的销声匿迹

　　杨保伟的无所作为引起了村民的不满，但杨保伟将这一切归咎于村委会的独断专行，而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他更要把他认为不合理的“土地征用”问题上告到法院。

　　其后，村里传言杨在村里土地批租中收了一百万的好处，村里六、七百名选民联名要求罢免村主任。不久后的一次税务部门查税，全村只罚了他一家。半年之后，他家在没有火源的情况下突然起火，派出所来的时候现场已被破坏。在次年的镇人大代表改选中，杨主任罕见地排除在了候选人的名单里。

　　“我花这十万块钱，表明中国农村先富起来的人开始有意识的要求民主，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从这个象征意义来说是好的。但是从我们村里的情况来讲，这十万块钱花得一文不值。”接二连三的信任危机之后，杨保伟为他的“富人政治实践”做出了这样一个尴尬的注脚。

　　“他早不当村长了。改选时没有选上，没有什么能力，还瞎折腾。”一位支委这样评价他们昔日的村主任。好在，还有妻子一直在帮忙打点的制笔厂。在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之下，杨保伟总算能在玩完奢侈的“富人政治”游戏后，不至于孑然一身。

　　2008年年初的成本上升和紧接而来的出口萎缩、经济危机，让杨保伟的铅笔厂也深陷泥泽。“嗨，今年形势不好，就他那个制笔厂，连2400吨的水费都交不起了。剩下20多个人怎么折腾也办不下去，你要是不信就问问他们厂里吧。”支委这样告诉记者。

　　电话打到杨力制笔厂，“杨保伟不是厂长了，我们也联系不上他了，他不用电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