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之惑

　　2008年的秋天，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新农村建设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会议公报提出了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在稳定现在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平台；提高失地农民的政策补偿水平；启动农村与城市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收益”试点。

　　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早在六年前，小岗村就开始了土地流转的试点。如今作为小岗村的特色农业——葡萄、双孢菇、苗圃——所占的共计600亩土地全部由本村村民流转而来，占据了原小岗村土地面积的1/3，每亩的流转费500元。不过，目前小岗村的土地流转还处于较浅层次的承包、租赁。

　　允许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之后，一个担心就是大资本下乡盘剥农户。2008年11月，重庆“股田制”土地流转改革正是因此被中央叫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把农民的命运放在大资本手上，风险太大，农地流转要优先在农民之间流转，农地是用来养农民的，不主张土地流到非农的手上去。这是有区别的。”

　　如果经济在明年6月份前无法复苏，新增失业农民工将超过2000万。陈晓峰说，过完春节再出去看看，实在没有工做就回家种地。陈晓峰分到的地在几年前已经流转给其他农户，“幸好只是一个口头协议，我可以随时要回土地。”

　　【策】农村经济转型只有两条路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城乡二元结构怎样才能被打破？农村经济模式如何转型？如何防止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猫腻？农民工返乡后该何去何从？中国的粮食安全究竟会不会受到动摇?

　　李昌平(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农村金融改革不是要让外国资本家下乡办银行，也不是让国内私人资本家下乡去办银行，要优先鼓励农民自身的合作互助金融的发展。我们现在搞了很多合作互助金融的试点，运行得很好。

　　农村经济模式转型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合作经济和新集体经济。比如山西大寨村、江苏华西村。尤其中西部农村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必须要联合起来，依靠集体力量。

　　农民工返乡必须退到中心村镇，绝不是自然村。如果退到中心村镇，既有投资能力也有消费能力，同时还可以把自然村的土地节约出来。中国9亿农民分布在250多万个自然村。如果新农村建设在自然村搞很难，因为公共服务的成本很高。国家要在财政上支持中心村镇建设，重新发展乡镇企业，这是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

　　粮食安全是有底线的——不能让资本下乡搞土地兼并。资本下乡有了土地就不再从事粮食生产了。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要把土地权利还给农民，就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政府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不能强迫农民将土地流转，要尊重农民的意愿。第二，打通城乡二元结构，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在农村社区自治中成立农民组织。第四，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要有制度上的保障。

　　土地流转问题在农村也不是现在才有，该流转的早就开始流转了。最坏的局面就是农民的地被搞走了。我最近在呼吁土地流转不要“刮风”。胡锦涛总书记也说，要发挥农民自己的主动性。

　　返乡潮出现的双重失业是存在的，但并不严重。关键要让农民工平稳地回去，要给工资和路费。等待经济形势好了再出来。在老家没有工作，政府要有一些补贴措施。(本报实习记者 刘旸/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