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杂志：寻找为共和国添彩的大手笔
刊首语：我们即将迎来共和国的六十华诞。六十度春华秋实，六十载云蒸霞蔚，今日中国已经成为屹立于太平洋东岸的世界巨人。许多西方佬显然不太适应这位巨人的迅速崛起，借藏独、疆独和各种由头寻衅，最终亦无济于事，因为中国早非当年的东亚病夫，不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了！
谁为共和国的脸庞增添了自豪的光彩？谁能称得上为共和国增光添彩的大手笔？需要寻找，需要评点，需要铭记。
我们且以近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中关村为立足点，从本期起在“特别报道”开辟《为共和国添彩的大手笔》专栏，撷取陈春先、王选、柳传志、邓中翰等“大手笔”的点滴片断，敬请读者关注。
本期“封面故事”《卢正刚：玩转数字视觉创意魔方》，当然也属于“大手笔”之一。2008年北京奥运的“中国画卷”让全世界炫目，那 “梦幻般的数字映像”，正是出自卢正刚为“主笔”的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现在，卢正刚这位尚未进入不惑之年的董事长，继“北京奥运”后，又成为上海世博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数字图像服务供应商。我们期待着卢正刚的“水晶石”团队描绘更美丽的画卷。
“经济”版“经济观察”栏目，刊发了北京市海淀区区长林抚生《转“危为“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文，作者高屋建瓴，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和学术研究，精辟地分析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之“危”与未来方向之“机”，读来让人既觉沉重，又觉轻松。
“科技”版《刘迎建：挑战亚马逊》一文，提出一个“改变一个阅读时代的概念”。尽管有人怀疑，但市场的回答却是“供不应求”。我们寄望刘“汉王”的神笔能从“挑战亚马逊”的PK中胜出，成为未来市场和文化时尚的“领跑者”。
“文化”版的“艺术家”专栏，介绍了栗宪庭等几位艺术家。栗宪庭先生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奠基人之一，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我们从北京的圆明园画家村、七九八、宋庄等艺术集群的兴起中，都能依稀看到这位先行者的身影。9月初，本刊举办的2009艺术中关村国际博览会即将拉开帷幕，我们还能看到众多艺术家敬献给共和国的妍丽花瓣。“人文关注”的《王鲁湘：行吾之道，壮行吾志》，记录了这位著名文化学者的几绺足迹。王鲁湘先生可谓是探索、传播中国现代人文的苦行者，这样的“大手笔”，只嫌其少，多多益善！
“名家专栏”有两篇文章，记述了刚刚逝去的季羡林先生的掠影。季羡林先生也是我们《中关村》杂志的顾问，多年来我们沐浴大师的恩泽自不待言。本刊主笔张颐武教授撰写的《湛然而逝：季羡林先生的意义》，是我们敬上的“心香一瓣”。诚如斯言，“先生的逝去是平静的，也是庄严的。先生的精神不死。”我们希望季老谢世周年祭日时，能在北大未明湖畔季老的雕像前，瞻仰这位“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布衣’大师”。
凡为共和国增光添彩者，我们都不该忘记！
为共和国添彩的大手笔
本刊记者/沙磊 冯婷婷
溽夏方逝，新秋既来。转眼间，一季又一季；待回首，一年又一年。
站在2009年的时间坐标上，我们的目光会情不自禁地穿过一个甲子的相伴守望、打量六十年共和国巍然挺立的历史长廊。
2009年10月1日，共和国将迎来六十周年的华诞。共和国的六十年是风雨兼程的六十年，其中凝聚着无数人的奋斗与心血。六十年，我们获得了工业上的突飞猛进，完成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在生产制造上成为“世界工厂”；六十年，我们实现了农业的结构调整，用最少的土地养活了最多的人口；六十年，我们加强了现代化国防建设，捍卫了共和国的神圣领土；六十年，我们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让全球掀起了“孔学热”；六十年，我们在科技创新中捷报频传，展现给世界一个挺起脊梁的中国。
在中国信息化的迅猛浪潮中，一系列重大事件，都在中关村定格为一页页不可磨灭的改革历史！一个个典型企业，都在中关村的版图上闪耀着新时代的光辉！中关村以赤子的忠诚，兢兢业业见证共和国历史、记录共和国发展，中关村借改革开放春风浩荡，创业公司生机勃发，中关村走上了迅速发展的快车道，为共和国的发展添上了辉煌的一笔。
中关村培养了中国科技产业史上的众多的“第一”：第一块汉卡、第一个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第一台汉字打字机；第一个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民营企业，第一家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机构；第一个“下海”创业的科研人员、第一次把中国的声音带入联合国总部讲坛……
中关村是中国科教智力资源最密集、最具创新特色和活力的区域，作为2009年3月国务院刚刚批复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也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发展的试验田。本世纪前20年，中关村剑指全球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基本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发展，这也使她的重要性凸现出来。世界各国纷纷寻找机会争取与我们合作。这是对我国经济实力的肯定，更是对共和国六十年发展的认可。
时光荏苒，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六十年只是短短一瞬。然而，对于共和国来说，这六十年创造了太多太多。国富则民强。不可否认，一个全新的祖国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世界。如今，我们有了更高品质生活，也有了更高标准的梦想。
让我们感谢，感谢那些点亮了我们梦想的人、事、物。这里，我们立足中关村，回顾对共和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和事件。让我们铭记，铭记为共和国添彩的大手笔，因为它们是共和国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描绘者！
陈春先：中关村第一人
2004年8月9日凌晨，北京中关村。有“中关村第一人”之称的陈春先辞世。这一天，他70岁的生日刚刚过去三天。
1980年10月，中国最顶尖的核聚变专家、46岁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从美国考察回来，这已经是他两年里第三次访问美国了，这几次出国让他印象最深的倒还不是美国同行的学术进步，而是那个国家在技术产业化上的扩散能力。他每次都会去两个地方，一是西部的硅谷，还有就是东部的波士顿“128号公路”。走在那两条房屋低矮、丛木葱绿的狭长地带，他突然萌生了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激情。陈春先是当时国内最有前途的新生代科学家，在1978年，中科院评聘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教授级研究员，一共只有10人，陈春先与后来成为“时代偶像”的数学家陈景润一起在榜。而此次的硅谷之旅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
回国后，他向上级写报告提出，中国应该建设自己的“硅谷”，他写道，“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在他的方案中，甚至已经圈定了“中国硅谷”的地点，那就是他工作所在的中关村。
陈春先在报告中说，“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
如果仅仅是这样写写报告、讲讲话，倒也罢了，陈春先却是想真的把自己当成试验品全部地投进去。在回国后的两个月里，他狂热地四处呼吁，向各个部门写报告提建议，终于，北京市科协认可了他的这个想法，同意借给他200元钱，并开证明准许他在银行开一个账户。12月23日，在美国硅谷传奇的鼓舞下，陈春先在中关村一个仓库的一角办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跟陈春先一起跳进商海的还有中科院物理所、电子所、力学所的14个科研人员。日后，中关村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科研产品集散地，陈春先无疑是第一个先驱。1980年的北京之冬十分寒冷，整个12月共下了六场鹅毛大雪，有报道说，这年冬天的下雪量是近二十年来最大的一次。陈春先骑着自行车日日踏雪跑业务，他的服务部在开业两个月后终于接到了第一单生意，海淀区一个街道小厂的厂长问上门兜售业务的核聚变科学家陈春先：“你能帮我们解决一下电源上的问题吗？”陈春先愣了一下，然后说，“当然能，你可以给多少钱？”
中关村要真正热闹起来，还要等三到四年。在陈春先办服务部的当时，却引起中科院内外很大的震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不务正业。这时，出身巴蜀的陈春先表现出川人特有的倔犟，他像疯了一样地四处去跑业务，这位研究艰深的核聚变技术的科学家不得不为15个人的生存做“稻粱谋”。在创业的第一年，他的服务部有了两万多元的收入，这在当时不算是一个小数目，陈春先因而给大家每人每月发了15元的津贴，这件事在清贫的中科院里顿时溅起轩然大波，告状的人忿忿地说，陈春先搞歪门邪道，居然自己给自己长了两级工资。到1983年，陈春先签订了27个合同，与海淀区的4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还帮助海淀区创建了海淀新技术实验厂和3个技术服务机构。陈春先为服务部所设定的经营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民营高科技公司创办的共同规律，那就是：科技人员走出研究院所，遵循科技转化规律，市场经济规律，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依法自主决策。在他被怀疑、辱骂和嘲笑的身后，渐渐地，在中关村一带出现了零星的技术小公司。在媒体的报道下，陈春先的实践引起了上层的关注，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胡启立、方毅都做了批示，对他大为褒扬。
在这些举措的触动下，海淀区放宽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1984年，四通、信通、科海、京海及后来非常著名的联想公司相继诞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规模，到1992年，这里的民营科技公司已达到5180家。
那是一场体制外的“实验”。虽然“服务部”每年能有两三万元的收入，能够给业务骨干每月发10多元的津贴。但是，它的运作与分配方式与传统科研体制“水火难容”，陈春先和他的“服务部”几乎被由此而引发的舆论旋涡所吞没。
据陈春先的儿子陈新宇回忆，当时，陈春先经常在家里和一位“所长叔叔”通电话，交谈的内容都是对“服务部”的不同意见，两个人争吵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陈春先的声音都哽咽了。
陈春先显然不是一个优秀的经营者，在他的首倡下，中关村日渐规模膨胀，而他的公司却始终委靡不大，与联想、方正、同方等后起之秀不可同日而语。十多年来，他多次卷入经济纠纷，甚至还先后两次遭人绑架。他对人感慨说：“思想活跃也好，能悟出潜在的增值地方也罢，都不等于能够办好公司。相反，办好公司的企业家大都是搞营销、搞金融，有很强管理能力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家。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回避的。”
陈春先在科学院是公认的思想活跃者，而且是公认的敢打敢拼的人，要不他也不会到美国，看了硅谷，回来就要在中国办硅谷。
但是，在创业过程中，他这种敢于实践的性格的另一面———急于上手，对市场风险估计不足，也显现了出来。
1983年4月，陈春先成立了“华夏所”。“华夏所”的业务模式仍然延续了当年“服务部”的做法。它利用人才优势和机制优势，曾承接过中科院委托的高精度恒流恒压电源项目等重要工程。
但是，它最后还是在市场的风险中倒了下来。因为与中科院器材供应站一个300多万元的合同纠纷，“华夏所”陷入了长达5年的诉讼之中，最终成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遗憾。
他曾分析过自己失败的原因：“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我很长时间在科学院工作，我有一些特点、个性和追求的东西也不太符合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规矩。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深入改变，这要比年轻一代更困难一点。”
当然谁也不能就此论定陈春先是一个失败者。因为在他“第一个”示范的基础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1988年诞生了中国第一个高科技园区——北京新技术开发试验区，1999年诞生了包括一区七园的中关村科技园区，2002年美国《新闻周刊》将中关村评选为世界八大新文化圣地。他去世后两年，中南海听取了中关村的呼声，形成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并于2009年初批复确定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些，都应该写进陈春先的碑文。
王选：当代毕昇
他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
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1954年至1958年王选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学习。1958年至1959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师。1959年至1978年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教师。
1975年，王选对国家正要开展的汉字激光照排项目发生了兴趣。当时国外已经在研制激光照排四代机，而我国仍停留在铅印时代，我国政府打算研制自己的二代机、三代机。王选大胆地选择技术上的跨越，直接研制西方还没有产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针对汉字的特点和难点，他发明了高分辨率字形的高倍率信息压缩技术和高速复原方法，率先设计出相应的专用芯片，在世界上首次使用“参数描述方法”描述笔画特性，并取得欧洲和中国的发明专利。这些成果开创了汉字印刷的一个崭新时代，引发了我国报业和印刷出版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彻底改造了我国沿用上百年的铅字印刷技术。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使我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仅用了短短数年时间，从铅字排版直接跨越到激光照排，走完了西方几十年才完成的技术改造道路，被公认为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王选两度获中国十大科技成就奖和国家技术进步一等奖，并获1987年我国首次设立的印刷界个人最高荣誉奖——毕升奖，被誉为“当代毕昇”。
1979年 主持研制成功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主体工程，输出了一张八开报纸底片。《光明日报》作了“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获重大突破――我国自行设计的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的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1981年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台计算机激光汉字照排系统原理性样机(华光I型)通过部级鉴定。
王选是中国新一代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具有强烈的市场判断力和前瞻意识，被人们誉为具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从1981年开始，他便致力于研究成果的商品化工作，使中文激光照排系统从1985年起成为商品。占领国内报业99%和书刊(黑白)出版业90%的市场，以及80%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1988年后，他作为北大方正集团的主要开创者和技术决策人，提出“顶天立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模式，积极倡导技术与市场的结合，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
王选教授倡导团队精神，以提携后学为己任，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年轻的学术骨干，生动体现了一位新时代教师的价值观。1993年，王选主动表示自己的创造高峰已经过去，今后的贡献在于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年轻人。这一年，他把三个年轻人同时腿上研究室主任的位子，还随身带个笔记本，记录研究院每个年轻人的兴趣、特长、导师评语和进步，每天都在琢磨如何发挥每个研究人员的潜能，给予他们一个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在他的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敢于拼搏的青年科学家走到了科研前沿。
1992年，王选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先后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中国专利发明金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特等奖等众多奖项，1987年和199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5年和1995年两度列入国家十大科技成就，是国内唯一四度获国家级奖励的项目。他本人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并多次获全国及北京市劳模、先进工作者、首都楷模等称号，1987年获得中国印刷业最高荣誉奖——毕升奖及森泽信夫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奖，2001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95年至1996年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1996年至1998年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1998年任九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
2002年2月1日，江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亲自为王选颁发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和500万元将近。3月18日，北京大学从并不充裕的经费中拿出500万元，重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王选院士，这一讲理在中国高校历史上尚属首次。
王选曾有十个梦想，这些梦想都与他为之奋斗数十载的事业息息相关。前五个--“发展激光照排系统，告别铅与火；发展基于页面描述语言的远程传版，告别报纸传真机；发展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告别传统的电子分色机；发展新闻采编和资料检索系统，告别纸和笔；开拓海外华文报业市场”，都已经梦想成真，这些产品在市场上都取得了很高的占有率。后五个--“发展激光直接制版，告别软片；开拓日本日文出版系统市场；发展出版系统的栅格图像处理器，进军欧美西文市场；进军广电业；从地图出版系统着手，进入地理信息系统”，正在由他的继任者们努力地变为现实。
2006年2月13日11时许在北京病逝。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用他的知识造就了一个企业，赢得了所有享用这份知识成果的人的赞誉，有人把他比作爱迪生——“只要你读过书、看过报，你就要感谢他，就像你每天用到电灯要感谢爱迪生一样”。
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
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得不到诺贝尔奖。不要急于满口袋，先要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要善于“延迟满足。”
当人们对一个新的构思说“Can't do”(做不成)时，最好的回答是“Do it yourself”(自己动手做)。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今后衡量我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骏。
中国的知识分子“价廉物美”，但如果长期“价廉”，可能会不再“物美”，要在报酬上充分体现人才的价值。
我对方正和计算机研究所的未来充满信心，年轻一代务必‘超越王选，走向世界’，希望一代代领导能够以身作则，以德、以才服人，团结奋斗，更要爱才如命，提拔比自己更强的人到重要岗位上。
柳传志：班子 战略 队伍
2009年2月5日，柳传志退休4年后又重新担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制定了“用中国市场保利润，用新兴市场保增长”经营策略。去年下半年联想危机一显露，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投身其中，为了拯救联想而甘愿冒“晚节不保”的风险。
在联想25年的历史上，柳传志经历了太多的危机时刻，这让他在面对危机时，有着足够的经验和信心。现在，他又一次展现出他处理危机时的果敢和决断。
他的二次复出对联想的未来发展战略已有了初步规划——在欧洲、美国用商用型产品稳住阵脚；在新兴市场，如中国、俄罗斯、巴西等，用消费型产品维持联想的绝对优势地位。除了调整联想业务架构本身，还要加大对新兴市场开拓的力度。
1984年，柳传志与其他10名计算所员工以20万元人民币创办了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从国有民营小企业，成长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旗舰型企业集团。
柳传志实现了联想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改造，建立了产权机制和激励机制，使一大批年轻人走上第一线领导岗位。将西方现代化的管理理论与中国企业实践相结合，总结并提出了“企业管理屋顶图理论”等管理思想，形成了系统的以“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为理论核心的联想管理体系。使联想逐步成为一间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集团。
柳传志走上创业之路，是因为“憋得不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有精力不知道干什么好，想做什么，都做不了，心里非常愤懑。”
“突然来了个机会，特别想做事。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柳传志开始的时候已经40岁了。
创业之前，柳传志在科学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的研究。柳传志说“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只是到最后，1980年，我们做了一个双密度磁带记录器，送到陕西省一个飞机试飞研究所，用了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但就在这时候，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和国外差得太远。这使得我坚决地想跳出来。”
1984年，科学院办科技展览，赵紫阳没有到会，科学院对此议论纷纷。柳传志也琢磨为什么赵紫阳不来看？“我觉得不来的道理是，赵紫阳更重视应用研究，更重视技术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但应用研究怎么能够推广变成产品，我当时也想不好该怎么走？但研究所的路，肯定行不通。”
柳传志领头办公司的背景是，当时，中关村街上办起了一片公司，中科院计算所也有人出去办公司，或者给人打工，验收机器，验一天收入三四十元，当时计算所一个月的奖金也就30多元，这对计算所正常的科研冲击很大。面对于此，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想：能不能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积累点钱，上缴给所里，解决所里急需的实际困难。柳传志以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使曾茂朝觉得他是最佳人选。
至于想没想过失败，柳传志说，“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最糟了，还能怎么糟？我真的去做一个一般的干部，我相信我也能做得好。我会分析，要升迁，到底是做事重要？还是做关系重要？”
1995年通过上市，联想突破瓶颈，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联想在1996年以后不断在PC领域里扩展和进步，跟我们是一家上市公司是密不可分的。在1996、1997年以后，我们由于业务做得好，所以可以不断地配股融资，使企业拿到更多资金，大大地降低了财务成本。”1996年3月15日，联想率先发动了PC价格战，一举战胜了所有竞争对手，登上了国内PC冠军的宝座并一直保持到现在。
含辛茹苦的创业过程与融资成功之后的一飞冲天形成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这也使原来只是资本门外汉的柳传志对投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0年，联想分拆成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后，卸下一身重担的柳传志开始与联想控股副总裁朱立南筹划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柳传志觉得不仅可以赚钱，还可以以亲身经历为其他企业提供帮助。
柳传志做了两年的风险投资之后，赶上了“十六大”召开，国有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造，嗅觉灵敏的柳传志觉得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从中科院国有体制中脱胎而出的他，太了解国有企业蕴藏在体制之后的巨大潜力了。“国有企业如果改造好了，就会由铜变成金子。”
柳传志先后被评为第二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金奖”第1名、“全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改革风云人物”，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2000年1月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2000年6月被《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星”，2000年度评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风云人物”。2001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25位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之一。
柳传志认为自己能够成大事的原因是他掌握了以“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三要素”。
建班子的主要内容是：“一把手是有战斗力的班子的核心，第一把手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应该如何进行自身修养？第一把手应该如何选择班子的其他成员，其他成员不合标准怎么办？班子的成员如何进行考核？没有一个意志统一的、有战斗力的班子，什么定战略，带队伍都做不出来。宗派是形成团结班子的绝症，要杜绝一切可能产生宗派的因素。”
定战略的主要内容是：1、确定长远目标；2、决定大致分几个阶段；3、当前最近的目标是什么；4、选什么道路到达；5、行进中要不要调整方向。
带队伍的主要内容是：“兵会打仗吗？兵有积极性吗？要让他们学会炸碉堡。事业部体制、舰队模式是不是能调动人的积极性？规章制度定得是不是合理？另外包括激励方式、培训发现人材、企业文化等等。”
柳传志现在要做的是尽量使管理科学化，能实施。他已经意识到管理中，还有一些艺术性的因素，“但目前还不是很好说。”
柳传志认为自己身上的奉献精神是能够成大事的原因。“90年代以前，中国的创业和外国的创业有很大不同，早期在中国创业，没有奉献精神，创业实际很难实现。如果我比别人多一点什么的话，就多了点这种精神。”
他将在今年推出近50款消费电脑产品，全面进军新兴市场。计划5年之内，联想会从业绩、股价、管理、文化等方面有根本性的转变。联想每一个战略都有具体的步骤做支持，相信每个季度、每一年都有变化。
一媒体人如此评论到，让我们真诚地祝贺柳传志，祝贺他人格的丰碑已然铸就；真诚地祝福联想，祝福她事业的丰碑还在长高。一个民族只要懂得珍惜自己的英雄，就一定会有更多的真心英雄涌现出来；只要懂得仰望自己的丰碑，就一定会有更多的丰碑矗立起来。
柳传志写给100年后的人们的信 (节选)
2007年，我63岁。之所以我要特别强调我的年龄，是因为我这个年龄的人亲身经历过解放后的中国所有的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场面。……因为有了这个年龄优势，我看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年的中国和四十岁以下的年青人的看法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我会带着历史的比较和穿透去看事情。一个挨过饿的人和一个没有挨过饿的人对一碗红烧肉的感情是迥然不同的。
2007年的中国——欣欣向荣，活力四射同时也充满了矛盾。
最后，对100年以后的中国人，我最放心不下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问题，这一百年间会不会有大的战争或是自然灾害给中国甚至是世界以毁灭性打击？
如果没有，那就是第二个问题，中国在2107年在世界上是不是真正的强国，排第几？
段永基：创新 拼搏 坚韧
2008年6月19日下午，担任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理事长的段永基从北京飞赴宜昌，参加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家三峡高峰论坛。他说，面对金融危机，部分企业家有些悲观，觉得金融危机是个坎，难得过。其实金融危机，正是考验企业家素质，考验企业家精神的最好时候。
在中国企业界，段永基是一块响当当的“名牌”，就像有媒体将中国的电影先锋张艺谋个人评价为“一家跨国公司”一样，他们的商业价值如果以“加工深度系数”模型来推算的话，将会比平常人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的加工深度系数比较低，越是工业落后的国家这个系数越高)。
段永基早年曾经以新浪是四通最为成功的投资项目而自豪，他在为《新浪模式》一书作的序中写道：“王志东本人没有留过洋，读书、办公司，恋爱、结婚都在中关村，却在而立之年创造了新浪奇迹。这是四通的骄傲，也应当是中关村的骄傲，甚至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2008年4月1日，愚人节，段永基宣布谢幕后的一天。新浪的主页改版了。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段永基在这个节点上离开，理由简单，新浪本来就是段永基无心插柳的一个项目，但这个项目为其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作为一个投资人，资本与收益到了一定比例的时候转身离去很正常。”
段永基式的产业链创造了中国财富结构变化与财富转移。段永基本人是上游，中下游则是曾与段永基有过合作或是擦肩而过的人——王志东、茅道林、汪延、段永平、杨澜与吴征夫妇、史玉柱等，还有处在别的产业链上端的陈天桥。此前不久，段永基乐观地对人说：中关村人都说我是“3T干部”——IT(通信产业)、BT(健康生物)、ST(中科ST)。这是我们听到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所说的最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一句话。
1984年，中科院的沈国钧等人向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借了2万元钱，创办了四通新技术开发公司。这一年从中科院下海的柳传志也在中关村的一间小房子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也就是今天的联想。
段永基参与了四通的创建，但由于有多年“无业游民”的经历，他舍不得立刻丢下航天部的“铁饭碗”。然而一年多之后，由于带着研究室里的同事搞创收，却遭受到上级的批评，血气方刚的段永基一气之下离开了研究室，正式加盟四通公司。
段永基在运营四通办公自动化业务期间，他主持生产的打字机系列产品，曾经囊括了当时中国办公自动化市场85%以上的份额，支撑了四通早期每年300%的高速增长，使四通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收入雄踞中关村科技公司的榜首。
1989年，段永基临危受命，全面接管了四通公司，他带领四通公司进行了“二次创业”，四通基本实现了集团化、国际化、产业化和股份化。1993年的段永基可谓春风得意，此时他领导下的四通公司仍然坐在国内电子企业百强的首席上。这一年8月，四通旗下的四通电子(0409.HK)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一共发行了1.5亿股股票，募集资金2亿多港币。四通电子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大陆民营IT公司。
然而，好景不长，短暂的辉煌之后，四通很快就陷入了经营的低谷。段永基后来总结说，四通的问题主要出在产品研发上，他们没有找到一个能够给四通带来快速增长和更大贡献的新产品，却在市场定位方面犯了两个错误。
1992年时，四通集团一年的净利润达4亿元，段永基开始主动转型，为四通公司寻找新的拳头产品。他们下大气力研发出激光照排技术，并将其产业化，开发出了国内领先的产品。在客户细分上，四通将产品定位为科技书刊版社，而没有定位为报纸，由于科技书刊出版社当时没有钱购买四通的新产品，于是，这个先进的技术只能胎死腹中，没有走向市场。
1993年，四通开始用于增值税系统的收款机。该产品的主要作用一是计费收款，二是开票就自动缴纳增值税，就像飞机的黑匣子，砸烂了，增值税交多少都有记录。但在推广这项技术时，却遇到了困难。用段永基的话说就是：“遇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抵抗。”四通在沈阳做试点，有人往收款机里面倒茶水、倒咖啡，弄坏了说不能用了。其后，国务院曾经三次下令在全国推广这款收款机，结果都不了了之。
实业玩不转了就去玩金融。1997年，四通曾经允许一位金融学博士承包四通财务公司北京证券营业部驻武汉的派出机构，结果这位金融学博士以四通名义在武汉发行债券，骗走了2.4亿元，四通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中央下令关闭武汉的金融债券市场，这件事才败露。但因为是以四通的名义进行的诈骗，同样也是受害人的四通还得赔偿这笔巨额债务。
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四通的鼎盛时期，四通一家公司的纳税额占到了中关村所有公司纳税总和的60%以上。在当时的四通面前，联想、方正、紫光、用友等不过是一群小矮人。 当时段永基在管理和经营企业方面，也有很多创举。例如在国际化方面，段永基做得最早，动静也最大。他率先提出了办企业也要“站在巨人肩膀上”，与“巨人同行”。
1993年，四通与松下合作，成立四通松下电工。同一年，段永基还成功与美国的康柏联姻，康柏作为美国个人PC行业的新星，正极力拓展全球市场，四通及时伸出橄榄枝，成为康柏电脑中国区总代理。次年四通又与康柏合资成立康柏(中国)有限公司，虽然只占股10%，但成为康柏全球25家公司中惟一一家合资公司。之后，四通与康柏的关系逐年深化。
在前期成功的基础上，段永基拉来的巨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从美国的微软、康柏，到日本的松下、三井、三菱，不一而足。据统计，四通正式牵手过的外资企业仅日本就有12家，美国就有5家，而且相对集中在IT、电子、通信等高科技领域。
在把这些巨头领进中国的同时，四通本身也得到了切实的利益。这种利益不仅仅体现为引进技术和管理，还实实在在表现为产品销售利润与出口分成。段永基后来在出席某些场合的聚会时坦陈，四通的不少合资项目取得了15倍的回报。
段永基还主持设计了四通的两次中国式MBO，创造性地设立了员工持股会，解决了四通的产权归属问题，这至今仍然是不少中国企业家解决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产权问题，必然会参考的一个经典案例。
在产业化方面，段永基也具备远见卓识。除打印机领域之外，四通又试图开辟激光照排、金税工程等系列产品，既要避免产品过于单一，又要避免产业过于多元化。
然而，也许是过于超前，过于担心成为先烈等原因，四通步步都踩到了点上，但一步也没踩踏实。电脑代理成就了联想，激光照排成就了方正，税控打印机最后花落多家。段永基1999年被北京市政府“钦点”，出任上市国企中关村科技的总裁。
2003年12月15日，段永基以11.7亿港元收购史玉柱的上海黄金搭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75%的股权以及全体管理团队。根据协议，四通电子将出现金6亿港元，以及相当于5.7亿港元的5年期可换股票据与史玉柱交易，史玉柱将旗下的脑白金、黄金搭档还有其他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以及这些产品的销售网络等主要的资产打包后全部注入交易。
虽然2007年底，段永基以辞去了中关村科技副董事长和董事职务，彻底淡出中关村科技，5个月后，他谢幕新浪。但他作为备受推崇的民营企业精神领袖、中国IT产业的领军人物中关村的里程碑式人物这点是毫无置疑的。
邓中翰：强壮中国芯
1999年，邓中翰应邀回国参加建国50周年庆典活动。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到一辆辆展示祖国成就的彩车经过，看到威武的解放军战士迈着正步走过，和万人齐唱国歌，那种振奋催人泪下。”邓中翰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然激动不已。他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为祖国的强大做些什么。”就在建国50周年庆典的当天下午，邓中翰和创业伙伴登上了八达岭长城。
今年是中星微成立10周年。邓中翰率领他的团队在打造“中国芯”的10年征途中处处体现了他的“中国心”。
1998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美国硅谷找到了邓中翰。两人早就认识，还成了忘年交。周光召对邓中翰说：“中国半导体工业可能要走一条新的道路才行，你想想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做？”当时，邓中翰在硅谷创办了一家名为Pixim的研制高端平行数码成像技术的公司，并任董事长。
面对周光召的问题，邓中翰提出中国应该尝试一种新模式——采用硅谷式运作的可能。“你来做这件事，怎么样？”周光召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其实，周光召看好邓中翰，并不仅仅因为他在硅谷的创业经历，而是邓中翰自身的实力。
邓中翰是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物理系的高才生。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用量子力学解释了空间射线对地球矿产物质的晶体结构产生的影响。这篇论文被这一领域核心期刊《中国科学通报》采用了。大学四年级，邓中翰又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像当时中国科技大学最优秀的学生一样，他选择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并且如愿以偿。
1996年年底，邓中翰从伯克利毕业的时候，拿下了物理学和经济学的硕士、电子工程学的博士学位。他也成为伯克利建校100多年来第一个横跨理、工、商三个学科的人。
邓中翰没有想到会回国创业，但是带着一腔热忱，他回到了祖国。1999年10月14日，在海淀区北土城西路103号一间100多平方米的仓库里，中星微开张了。
中星微如何发展？邓中翰已经心中有数。那次周光召说服邓中翰后，将他介绍给当时的国家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落实具体事宜。邓中翰向曲维枝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要做核心技术，必须一开始就要抓住市场的突破口。技术是随着市场发展的，只有找准市场定位，才能找准技术方向。
周光召曾经向邓中翰讲过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情况：1965年，中国科学院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工作。但是，直到1990年，我国仍然没能在此类产品的大规模产业化方面取得建树。1990年后的两次冲击也均无果而终。邓中翰分析认为，中国的集成电路以前总是跟别人做同样的东西。其实，跟踪意味着永远都处于产业的弱势。为什么一定要和英特尔、三星这些巨头硬碰硬呢？如果结合新应用开拓出一系列别人还没有的技术，那自然就是老大。
在这一基础上，邓中翰提出，在数字多媒体领域可以大有可为。当时，这个领域相对较新，一些大企业重视不够。而且由于当时以英特尔为代表的大部分芯片设计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的冯·诺依曼的运算方式，处理数据时能耗很大，并不适合对功耗要求很高的多媒体领域。既然没人注意、也没人做得好，这里自然适合去填补空白。
在芯片产品生产方面，邓中翰又引进了一个美国模式——Fabless(无工厂)，即只做芯片设计。芯片的商业模式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相对比较成熟。芯片技术可以分为“设计”和“制造”两大部分，前者是指芯片的设计技术，后者是指芯片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条芯片制造的生产线投资动辄就是十几亿美元，而芯片设计的投资则要小好几个量级。邓中翰选择Fabless模式一方面是因为相对容易启动，另一方面是当时国内没有先进的芯片制造商。因此，中星微纯粹做设计，然后将设计出来的芯片委托代工厂流片、测试和封装，最后制成正式产品。
邓中翰设计的生产模式，使中星微俨然是一家硅谷模式的芯片设计企业。这与以前中国在重要的芯片设计领域所采用的方法截然不同。邓中翰带领中星微开始走一条中国自主芯片产业的创新之路。
2001年3月11日，中星微“星光一号”研发成功。
这是中国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级超大规模的数字多媒体芯片，同时结束了“中国硅谷”中关村无硅的历史。2001年5月，“星光一号”实现产业化。在此之前，计算机摄像头都采用多芯片，还要有独立的电源、各种卡，图像质量又差。中星微采用单芯片设计，以很低的功耗实现了USB供电，从而驱动摄像头来做实时的音像处理，一下子将系统的低成本、低功耗和高性能提到了一个新水平。
2005年，36岁的邓中翰摘取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桂冠，并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2005年3月28日，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 邓中翰第一次代表中星微“星光中国芯”研发团队，接受了共和国最高规格的奖励。奖项是最高的和最权威的——“国家科技进步奖”。
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也是第一家凭借核心技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大陆高科技公司。
2005年12月，央视2005中国经济年度评选各个奖项全部揭晓。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捧走分量最重的年度大奖，成为最大赢家。他还与百度公司董事长李彦宏、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等另外9人分享了2005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 2008年4月，吴邦国委员长率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白克明等一行到中星微视察后亲手题词“星光中国芯工程”。此前，吴邦国对中星微有两次重要批示，其中一次特别强调：“芯片设计、软件开发是信息产业的核心”。
与以往那些在美上市的网络服务股不同，中星微是一家纯粹的技术概念公司。在多媒体芯片领域突破7大核心技术类，申请超过500多项专利，让中星微不仅仅是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芯片设计企业，更是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拥有完整自有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企业。
在人才培养上，中星微探索出了“10%海归人＋60%研发人”的模式。邓中翰解释说，10%的海归人是指毕业于世界名校，在国际顶级公司从事过研发工作的归国留学生，他们带回了国际化的视野和前沿的技术。60%的研发人则包括国内一流大学毕业生和业内资深工程师，他们有着坚实的学术背景和相应的技术能力。“中星微的国际精英和本土人才在一个团队里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大家的思想产生碰撞的同时又相互融合，整个团队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迸发出创新的火花。”
技术研发是中星微成长发展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公司对于知识产权一直非常重视。截至2009年4月，中星微已申请国内外专利超过1600项，其中90%以上为发明专利。
邓中翰说：“芯片产业是典型的智力密集型产业，知识产权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了鼓励工程师创新，中星微知识产权部采取了设立“专利奖励月”等激励措施，调动员工的创新积极性，营造公司活跃的创新氛围。中星微构建的庞大知识产权体系，不仅可以用于终端产品生产，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也让中星微得到了业界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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