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内外有关程序正义的争论，展现了中国刑辩制度的尴尬和当下司法生态的复杂，亦是权法博弈与全民普法的样本

　　《财经》记者 陈晓舒 饶智 欧阳洪亮

　　“我没罪！”李庄在法庭上高呼。他的声音激动而落寞，法庭无人回应。

　　2010年1月8日，重庆市江北区法院一审判决：李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成立，一审获刑两年六个月。

　　庭外一片争执，重庆有学者认为判决合法，北京部分刑法学界人士认为李庄无罪，媒体舆论更是各执一词。

　　1月16日，李庄的辩护律师高子程飞赴重庆，正式就李庄案提出上诉。“本案将穷尽所有法律程序和法律权利。”李的另一位辩护律师陈有西说。

　　李庄应否获罪？其审判过程是否体现了程序正义？是本案的核心问题。

　　这是一场罕见“高效”的审判，李庄因自己代理的涉黑嫌犯龚刚模的检举被查，从立案到一审判决历时28天。庭审选择在2009年的最后两天，判决则于八天后作出。

　　对一名为“黑老大”辩护的律师的审判，民间期待程序正义——这种“看得见的正义”，源于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但李庄案的审理节奏似乎与此相悖。

　　重庆打黑本是安治一方的施政策略，在涉黑人员大规模审判之前，基本处于封闭的地方范畴之内。但相对独立的外地律师如李庄等，以涉黑人员的辩护律师身份介入，一度触及了这种“内政”。

　　以李庄涉案被查为拐点，打黑风暴迅速升级为举国瞩目的刑事大案，李庄也由配角戏剧性地转变为风暴中的主角。这不仅因为李庄的个人命运直接关涉16万执业律师的切身利益，更因法学界的思想碰撞引导出一场全民普法，主题包括刑辩律师的职业操守、刑事诉讼的执业困境，乃至对地方治理与法治生态的检讨。

　　一如李庄案辩护律师高子程所言：“李庄事件已被业界和学界归结为权力与法律的冲突，理论上权力的边界应是法律，但对于在重庆审理李庄案，实际却难以形成如此共识。”

　　而在案发前的2009年12月7日，李庄主动与《财经》记者进行了40分钟的通话，彼时避难于成都某宾馆的李庄风声鹤唳，在电话中已预示今日之果。此后，本刊四路记者广泛接触重庆高层，举全力遍访事件中心的主角，试图记录李庄案庭审的16小时，还原李庄命运转变的28天，并由此追溯重庆打黑风暴八个月以来的脉络与逻辑。

　　开庭准备：“刺头”李庄的对抗

　　类似于法庭上对抗审判长的场面，李庄在案发前已与重庆警方多次正面交锋

　　岁末的重庆轻雾缭绕，寒意甚浓。远离城区的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却因李庄案的开庭而遽然升温。

　　早晨7时整，两名身着制服的法警在法院门口拉起警戒线。法院暂停了其他案件审理，信访接待室被外移办公。今日，它专为李庄案独用。

　　50分钟后，押解李庄的白色面包车，被一前一后的两辆警用越野车引入法院。当时天色微白，通过浓密绿化带的警车均开灯慢行。

　　通往第一审判厅的路上已部署了两道安检，入场者均须手执江北区法院发放的旁听证和个人证件接受检查，而被挡于警戒线以外的人群亦有专人巡视。

　　审判大厅200余个席位，如阶梯礼堂成三个方阵排列。入座者包括重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党政机关人员、便装列席的当地公检法司官员，以及重庆的法律学者、其他省市的律协代表。

　　公诉人是有着“全国十佳公诉人”头衔的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公诉一处副处长么玲，另一位是“重庆市十佳公诉人”、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处处长助理贺贝贝；李庄的辩护律师则是其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业务部主任兼全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委员高子程、京衡律师集团主任兼杭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陈有西。

　　9点10分，李庄被两名法警带进法庭，他一头短发，身着蓝色囚服，步入被告席时微笑着向旁听席招了招手。

　　刑事审判程序第一项即是开庭，传唤被告人到庭、宣读庭审纪律、确定被告人身份等，为实体审理做好程序上的准备。甫一开庭，李庄语惊四座——审判长付鸣剑核对被告人身份，问到住址时，他大声回答：“北京。”再问“具体地址？”回答“忘了”。

　　李庄当庭解释，自己2009年12月12日在北京被重庆警方“秘密抓获”，对方既未出示拘留证，亦不告知涉嫌罪名，前三天几乎没睡，多数事情“弄不清楚了”。审判长当庭提醒他不要跑题。

　　李庄的这种“不配合”，一度引来藐视法庭的非议。

　　审判长宣读完审判员、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名单，随后是告知权利义务阶段，李庄高声提出异议：“申请江北区法院和江北区检察院所有人员回避。”现场一片哗然。

　　李庄提出的回避者包括三位审判员、三位公诉人和两位法院书记员。他表明了两点回避理由：第一，他在代理龚刚模涉黑案中发现了刑讯逼供的问题，向警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并在看守所与警方发生过激烈争吵；第二，龚案进入审判阶段后，警方监视律师会见，因此又发生激烈争吵。

　　在李庄看来，本案是龚刚模案的衍生案，龚案与自己的案子均由江北警方同一专案组办理，存在利害关系，“只要在重庆审，我不会有好下场”，“应将案子移交到重庆以外的法院审理。”

　　针对回避一事，2009年12月16日，全国20位律师联名上书公安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指定重庆市以外的警方异地管辖李庄案，高子程也提出异地审理的申请，均未获采纳。

　　李庄申请回避的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四款之规定：“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但法律未就集体回避明文规定，审判长当庭予以驳回。

　　李庄进而提出：“那我逐一申请各位回避。三位审判员申请三次，三位公诉人申请三次，一共六份申请。”审判长再次驳回。

　　但《刑事诉讼法》第3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这意味着合议庭无权当庭驳回李庄要求公诉人和侦查人员回避的申请。法庭上的李庄很不客气地指出：“法院给我的《被告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上明明写了我有这些权利，审判长却驳回了。你哪怕抬个屁股，出去解个手，回来跟我说‘经院长同意驳回’也行。”

　　当日开庭不到半小时，审判长付鸣剑宣布休庭十分钟。在这场“马拉松”式庭审的开篇，李庄声音洪亮、滔滔不绝，极尽个性的表达方式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要理解李庄在法庭上的言行举止，有必要梳理其14年律师执业生涯，以及短暂代理龚刚模涉黑案的非常“闹剧”。

　　李庄1961年生，34岁才成为河北省司法厅下属律所的专职律师。此前他有过短暂的军旅经历，做过铁路工人，其父曾任石家庄铁路法院副院长。

　　李的旧友告诉《财经》记者，37岁的李庄已在石家庄买下联排别墅，后因与河北公检法冲突过多被人举报，由冀入京，不久成为康达所合伙人。

　　据专业机构Lawfirm50统计，康达所在2009年全国律师事务所中排名第十，拥有员工245名，办公机构11处。这家成立于1988年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傅洋系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之子，两名副主任郑小虎、林星玉，分别系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之子和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之女。

　　康达所的律师向来低调示人，不过近年来因代理陈良宇、张恩照、黄松有等大案而曝光频率倍增。行事张扬、言行凌厉的李庄，在康达所颇显特立独行。

　　李庄被拘前五天，2009年12月7日，他与《财经》记者进行了长时间交流。电话那边的李庄前十分钟用来夸耀自己，后半小时谈龚刚模案。

　　他惯于吹捧的案例之一，是2008年5月代理辽宁省辽阳市朱立岩涉黑案。因李庄当场退庭以示抗议，导致该案至今未决。李庄向《财经》记者自诩其中的刑辩招数，多数律师同行对此亦有耳闻。

　　据李庄自述，其2009年6月下旬经龚刚模的三哥龚刚华介入重庆打黑系列案。同年11月20日，经龚刚华催促，李庄及其助理马晓军与在京治病的龚刚模妻子程琪达成委托意向。

　　类似于法庭上对抗审判长的场面，“刺头”李庄在案发前已跟重庆警方多次正面交锋。

　　李庄在电话中告诉《财经》记者，龚刚模案存在诸多问题，如涉嫌刑讯逼供，律师无法正常会见当事人等。龚刚模系列案共有案卷100多本，法院仅向律师提供11本。法院称，公诉方就提供了这么多。

　　龚案第二被告人樊奇杭的辩护律师朱明勇，证实了李庄的上述说法。在短暂的几次交流中，李庄留给朱明勇的印象是“性子直且急，但很仗义”。他认为，李庄身上有一种不畏权贵的气质，“那种仗义执言的精神，正是中国律师所缺少的精神”。

　　据李庄自述，其在江北区看守所三次会见龚刚模，每次都有三四个民警在场监视、监听。一次会见中，李庄与办案民警发生了言语冲突。而《律师法》第33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原定12月7日开庭的龚刚模案，因他介入延期审理。一审法院院长电话通告他时，希望其配合审判，遭到李庄拒绝。此后，李庄收到要抓他的警告，他转至成都后向《财经》记者打了上述电话。

　　李庄自己猜测，龚刚模案经其一闹肯定无法正常开庭，重庆公检法司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回去补充侦查，整个案子全部重新来，“这肯定不可能”；二是“找个理由把我抓起来，让我代理不成”。

　　李庄的辩护律师陈有西认为：“李庄在法律上经得起检验，但在纪律与道义上可能经不起检验”。同属康达所的高子程称：“李庄军人出身，性格刚烈，做事认真。当然，李庄不是完人，工作风格或有缺陷，或给重庆带来麻烦，但不构成定罪理由。”

　　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李庄所代表的律师群体对重庆打黑的强力干预，已令一些办案部门反感，加之12月初舆论大肆“炒作”北京律师赴渝承办涉黑案件，当地过度反应似已必然。

　　法庭调查：看守所里的证人

　　包括李庄助理在内的八名证人无一到庭对质，其中七人均在警方控制之下

　　庭审分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其中法庭调查包括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出示证据等，这占到庭审绝大部分时间。

　　李庄的辩护律师向法院申请，希望由网络直播李庄案庭审全过程，遭到拒绝。在法庭上，女公诉人么玲用了几分钟宣读了起诉书，该起诉书行文极短，仅占两页A4纸(正反均有字)。

　　起诉书称，2009年11月24日、11月26日、12月4日，被告人李庄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引诱证人作伪证，即编造龚刚模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事实，并要求程琪为此出庭作证；指使龚刚模的另一辩护人重庆克雷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家友贿买警察，为龚刚模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作伪证。

　　公诉人向法庭提供了79份证据，证人包括龚刚模、其堂弟龚云飞、三哥龚刚华、妻子程琪，以及李庄的助手马晓军。控方认为，被告人李庄的行为干扰了龚刚模等34人涉黑案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编造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虚假事实，伪造证据，引诱证人做伪证，应以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起诉书宣读完毕，审判长突然责令法警检查两位辩护律师的电脑，以清除其可能安装的录音、录像设备。

　　随即，审判长询问李庄对起诉书的内容是否有异议。此时的李庄情绪激动，高呼“完全是无中生有”，并称“所有事实都有异议”。

　　李庄就起诉书向法庭提出五项申请，并称法庭如果不接受申请，他和他的辩护人将保持沉默，“你们直接把我判了算了。”李庄说。

　　这五个申请分别为：一、对龚刚模做伤情鉴定，这关系到刑讯逼供是否编造；二、起诉书列明的八名证人无一出庭，应出庭接受质证；三、调取看守所的录像、录音，在阳光下判别是否唆使和诱导龚刚模；四、本案是龚刚模案的衍生案件，应延期至龚刚模系列案定论之后再审；五、申请异地审理。

　　旁听席已有观点不一的议论。批评者认为李庄故意刁难、藐视法庭，而支持者表示这是他应有的权利，是程序正义的必然。

　　审判长称，证人不愿出庭，无法勉强。李庄则反驳：“法院有权让其出庭，何况八名证人除龚的妻子在京住院，其他七人都在警方的控制下。”

　　同案涉查的律师马晓军、吴家友目前均被羁押在案，他们二人仅以证人身份提供了一份书面证人证言。李庄的辩护律师高子程、陈有西指出，如果马、吴二人仅是证人，何用被羁押失去人身自由？马晓军作为李庄的助手，应是李庄同案犯，为何不一起出庭？

　　一番拉锯之后，审判长宣布休庭，以裁决是否同意李庄的五项申请。

　　十分钟后，重新开庭，审判长驳回了李庄的所有申请。李庄对此“深表遗憾”，此后面对公诉人接二连三的问题，均以沉默应付。法庭再度陷入僵局。公诉人甚至问他：“被告人李庄，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发问？”

　　此时多数媒体记者仍被拒在法庭之外。

　　11时40分，李庄打破沉默，表示“我保留我的权利，但我们不能浪费司法资源，请公诉人重新提问”。此后庭审顺次展开。

　　下午两点休庭午餐后，有关方面对媒体旁听问题的举棋不定，终于开闸。下午3时再度开庭，所有媒体记者获准进入法庭。

　　此时法庭上的交锋有增无减。由于没有证人到场，在几组证人证言出示后的“质证”过程，控方与辩方的火药味开始漫起。李庄及其两名辩护律师提示法庭应当出示证词、应当审查证词的合法性。

　　比如，公诉人宣读完涉案律师马晓军的证词时，辩护律师陈有西当即表示从未看过，要求当庭出示。《刑事诉讼法》第157条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

　　李庄插话称，“你不出示，我怎么知道你是自己编的，还是按上面念的？”他戏称控方在看《大众电影》。审判长付鸣剑再一次训斥李庄，阻止其发言。

　　随后，付鸣剑低声与两旁的审判员商议后，要求控方将材料交由法警，送给李庄和辩护律师查看。李庄逐字查看证词，审判长屡次催促只看重点，李庄回应：“证词很多，有13页，公诉人完全是断章取义。”

　　当公诉人宣读完吴家友的证言后，高子程、李庄再次提出要查看。审判长当庭驳回。

　　李庄案发前告诉《财经》记者，在2009年12月5日北京飞往重庆的航班上，他碰到了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两人在头等舱相邻而坐，没有搭话。李当年办理辽宁朱立岩涉黑案时，即对王立军有所耳闻。

　　李王第二次戏剧性照面，是12月12日在重庆机场。彼时李庄被重庆警方由北京押抵重庆。李庄主动对王立军说，“我不值得重庆动用这么大规模的司法力量。”王立军未予回答，仅叮嘱身边人员：“你们面对的是一个懂法的人，一定要依法办案。”

　　尽管李庄已预感到了可能存在的危险，但他案发前告诉《财经》记者：“与龚刚模的会见均在办案民警监督下进行，并有录音摄像。不存在违法的可能，也不害怕被抓。”

　　这一录音摄像正是重庆警方事后立案的依据。早在11月底，重庆市公安局即给司法部、北京市司法局发去明传电报称，据录音录像证明，李庄在承办案件过程中教唆龚刚模翻供。12月10日，重庆警方正式对李庄立案侦查，当日李庄返京借住朋友家，康达所连夜商定退出龚案，并于次日电告司法部、北京市司法局及龚刚模案一审法院。

　　但为时已晚。12月12日17时许，李庄前往龚刚模妻子治病的肿瘤医院与其办理解除代理合同，被蹲守在医院的重庆警员带走，从此再未脱身。

　　知情者介绍，为扳回12月初北京律师入渝的新闻逆势，重庆方面启动了新一轮舆论导向。

　　李庄被捕第二天，一条新闻通稿发表于《中国青年报》。此后多家媒体呼应报道，李庄案发系龚刚模向办案警方检举，“是管教民警多次与其谈心”，因此“终于忍受不住内心煎熬”。换言之，龚刚模是在警方的“思想工作下”检举李庄的，并非“主动”。龚刚模此后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称，李庄在询问他是否被刑讯逼供时，“表现出一种暗示的语言和语气，并且有那种眨眼睛的过程，暗示我。”

　　上述报道穷尽传统刑侦术语将李庄抹黑，如在与龚刚模三次会面中，李庄面授了五招“翻身秘术”，还列举了他在“捞人”方面的一些“成功案例”。报道披露了两条对李庄极不利的信息：一是李庄向北京同行所发的“人傻、钱多、速来”的短信；二是高收费245万元问题(合同约定的金额为150万元)。

　　这一系列报道披露的案情及由此引发的争议，已超出案件本身，升级为整个律师行业的集体声援，以及对重庆打黑风暴的程序诘问。

　　陈有西介绍，他一度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相信存在高收费、喜张扬等问题，但他后来发现其中可能有问题，遂先后发表多篇文章批评上述报道：“违反新闻客观报道准则，缺乏法律常识，未审先判，以偏概全，恶意贬损中国律师整体形象”。

　　高子程则表示，庭审前与李庄会面时，李庄称自己从未发过“人傻、钱多、速来”的短信。同时，高子程还向《财经》记者出具了一份代理协议，称“这150万元全部是打到康达所账上，李庄没有私自收一分钱。”

　　高子程还质疑：“龚案尚处于侦查阶段，并未起诉，那么一切证据均属国家机密。是谁向媒体提供所谓的‘证据’？为何媒体会取得这些国家机密？提供者是否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

　　西南政法大学一名教授撰写的《重庆打黑行动中的媒体与司法关系》则称，重庆方面“不成功的处理，导致了媒体对李庄案的大量质疑”。他认为，在侦查、起诉过程中不公布证人情况和证据内容，应当成为侦查、起诉中处理与媒体关系的一条基本规则。

　　12月18日，新上任的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林育称，重庆也有个别律师参与李庄案，这些问题给重庆的律师工作敲响了警钟。此时的李庄案已被推至舆论浪尖。

　　次日，高子程为李庄递交了取保候审的申请与说明，但如预料的一样，未获批准。

　　据李庄的妻子李艳芳介绍，他素来血糖偏低，每遇饮食不当等诱因，便引起晕厥、出汗、心慌等。

    新浪声明：本文为《财经网》授权新浪财经中心(财经、科技频道)转载，并未授权新浪网合作伙伴转载，如新浪网合作伙伴擅自转载构成侵权，责任自负。
    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