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杂志2010017期封面及目录

　　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顶级专家激辩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许多国家未能打破这一魔咒，公众意见调查与十余位顶级专家锐思激辩

　　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余年，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许多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常常“跌跟头”、“忽上忽下”，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

　　专家认为，原因在于许多国家无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魔咒。

　　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往往集中爆发，极易出现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从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主要表现与基本特征有：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严重的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腐败问题突出、社会冲突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民主乱象等。

　　当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600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喜的是，中国保持了30余年GDP年均增速达9.8%的记录，当前经济增长势头依然强劲；忧的是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各类陷阱已不同程度地凸显。可以说，未来五年，也即“十二五”期间，是中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

　　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人民论坛杂志本期特别策划不仅针对6575位网友和50位专家进行了采访调查，还邀请了10余位国内各领域顶级专家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就腐败问题、贫富差距、社会冲突、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滞后和经济停滞进行了重点分析，值得品读和深思。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

　　作者：胡鞍钢

　　当今中国社会主题已经是“转型是硬道理”，已经从“加快发展速度”转向“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转型的内涵已经由经济转型扩展到社会转型

　　十个关键词描绘“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以上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

　　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当时被称之为“进步时代”，同时也被称之为“最坏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 阶级矛盾冲突的现象。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过程。

　　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国家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或者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常常“跌跟头”、“忽上忽下”，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停滞或倒退呢？例如，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数十年来，他们都未能跳出这个陷阱。

　　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

　　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总体上这一经济发展模式是由要素驱动的，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由于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比较容易实现一段时期的高增长。

　　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这是欠发达经济体成为较发达或发达经济体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顺利进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阶段是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表现为知识和技术创新驱动，生产要素高度空间集聚，产品高附加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中国从1995年之后就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 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是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 尽管中国一直保持政治稳定，但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以治安案件数、刑事犯罪案件数为例，从1990年以来都是持续上升的。

　　实际上，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这充分表明，党中央早已充分意识到我国目前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是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系的，也是与当前阶段的发展特征紧密联系的。对此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治国方略。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挑战—应战”模式，也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

　　当今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这其中既有金融危机冲击影响的外因，也有中国内部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缺陷的内因。但总体上来看，中国从1978年之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31年时间保持了GDP年均增速达9.8%的记录，经济增长速度已不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7%，4年(指2006-2009年)已累计完成“十一五”规划预期目标的104.6%，即中国已经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增长目标。 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是G20国家中三个经济高增长的国家之一(印度为6.5%，印度尼西亚为4.6%)，不仅实现了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而且也促进了亚洲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复苏。

　　经济增长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有个适宜的增长区间。就中国基本国情而言，它的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从中国的经验来看，8%—9%的经济增长率是适宜的，而一旦超过10%，各方面绷得很紧，偏离了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各类代价极高，既得不偿失，又难以为继，其中2002-2008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因此，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问题。从我们(第三方)独立评估来看，“十一五”规划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未能如期实现，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也没有实现，反而问题更突出，这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员腐败、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

　　当今中国社会主题已经是“转型是硬道理”，已经从“加快发展速度”转向“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转型的内涵已经由经济转型扩展到社会转型。加快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十几亿人口的经济和社会净福利最大化、各类发展成本最小化，要作为“十二五”时期中国发展的基本思路。这就有赖于我们主动解放思想，破除新教条主义论(如增长就是硬道理)，破除GDP盲目崇拜论，破除唯经济论。

　　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以下四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比如，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此外，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形成各类贫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社会原因。即经济增长也是“双刃剑”，它本身既是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政治原因。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国际原因。当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20、30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上述四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及时地发现“陷阱”，准确地识别“陷阱”，智慧地避开“陷阱”。

　　转型期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

　　我们要看到，中国经济改革得以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面对一些严峻挑战，每每能够做出富有成效的应战策略。1990年代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案例，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

　　当今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从经济入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的发展转向高水平发展，从低质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不公平发展转向公平发展，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

　　有人认为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西方的民主引进来。这似乎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个自然结果。这个时期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都解决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开始出现民主诉求。政府要回应老百姓的诉求，主动或者被动地民主开放，因此容易形成所谓的“民主高潮”。但是，一旦任由这种民主特别是“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就可能落入一个“南辕北辙”的局面，就会出现“民主乱象”，掉进“民主陷阱”之中。

　　我们看到最近泰国的“民主运动”，如何发展到“民主乱象”，这意味着以搞“民主为中心”，其结果可能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现代化必须在长期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进行。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既能促进现代因素发展，又能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减小社会动荡。

　　我想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无论是党中央，还是人民群众，都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智慧，中国绝不会误入“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中等收入陷阱假说

　　作者：高伟

　　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

　　“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

　　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增长的陷阱分为三类：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又称为“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现在处于低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包括老挝、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地域优势(不靠海)、也没有FDI(国际直接投资)。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是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有FDI，有地域优势(靠海)，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让它们达到高收入。处于高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有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有自然资源的优势。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打破这三类陷阱的关键在于摆脱过分依赖外在因素，经济增长需要内生化。

　　根据历史统计数据，一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吸引外资阶段。这一阶段是积极的吸引外资，但是处于利用外资的初级阶段，制造业处于外商的绝对控制下。现在的越南就处于这一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工业聚集阶段。这一阶段制造业虽然也处在外资的控制下，但是出现了支柱性的产业。现在的泰国、马来西亚处于这一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技术吸收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已经掌握了管理能力和一定的技术，可以独立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现在的韩国、中国台湾处于这一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创造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可以实行全面创新，产品设计，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现在的日本、美国、欧盟就处于这一阶段。

　　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度如果不成功，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就是典型，其原因在于没有将国外的技术、管理消化，其工业化过多的基于外部因素，而不是基于内在的价值创造。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可以使得它们达到中等收入，但是更高收入的取得则需要它们采取主动的政策，使私人的创造力得到激发。如果增长仅仅是由于外部因素(地域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开发援助(ODA))导致的，那么陷阱迟早会出现。

　　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迄今为止，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国家或地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拉美各经济体(典型的如巴西)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东亚、东南亚以及东盟国家和地区(典型的如马来西亚)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东和俄罗斯等资源立国型国家也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几个基本特征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理论中有关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文献很多，而对于一个国家如何突破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乃至高收入阶段跨越的系统理论却很少。从既有的文献中，我们发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的较为突出。

　　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就连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的行政垄断，而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将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中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50位专家与6575名网友调查结果的对比分析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阅读提示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00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600美元，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各类陷阱已不同程度地凸显，但可喜的是，中国经济依然增长强劲，如何在加速发展中越过这些“陷阱”，不仅是执政党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也是每一位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挑战。

　　为此，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等做了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卷调查，受到网友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参与调查的网友达6575名；此外，人民论坛记者还分领域调查了50位专家学者。本报告对两个群体的调查结果进行了简单对比分析。

　　调查结果

　　·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腐败多发，民怨较重”(占52%)，“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占44%)

　　·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系数，60%的网友认为在0.5以上(风险系数设置为 0-1)，90%以上的专家认为风险系数在0.5以下

　　·跨越陷阱的最大忧虑，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腐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社会保障和分配难题”

　　中国可能掉入陷阱的最大诱因

　　“腐败多发，民怨较重”(占52%)，“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占44%)分别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

　　您认为以下哪类问题若不能有效解决，最可能诱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调查结果显示，比例最高的是“腐败多发，民怨较重”，占总人数的52%；其次为“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占总44%。

　　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自古至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还是小国，腐败问题导致政权更迭的现象并不鲜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卓元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即腐败问题。那么，腐败问题在当今中国的严重程度如何？调查结果显示，76%的网友认为“严重”，18%的网友认为“比较严重”，累计比例高达94%。而针对50位专家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仅有30%的专家认为腐败“严重”，26%的专家认为“比较严重”，累计比例为56%。

　　除了腐败，另一大特征“贫富差距”在中国的严重程度如何？人民网网友表示，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社会问题之一。调查数据显示，73%的网友认为“贫富分化，阶层固化”这一问题“严重”，22%的网友认为“比较严重”，累计比例高达95%。同时，专家调查结果显示，选择“严重”的占40%，选择“比较严重”的占28%，累计比例为68%。

　　由此可见，针对官员腐败和社会贫富差距这两大问题，网友对其严重程度的判断都明显高于专家，这一方面反映出网友们高度的忧患意识，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网络媒体的特点，即网络媒体的开放性、自由性、匿名性使任何人都可以充当言论的制造者、信息的传播者，放大了网民个人的话语能力，“博客”、“微博(http://t.sina.com.cn)(http://t.sina.com.cn)客”的出现更是使网民个体拥有了具有即时全球传播能力的“自主媒体”。这一方面扩大了大众的言论自由，但另一方面也导致网民情绪化的发泄多于理性的判断，因此需要我们做出客观的分析。而专家学者由于掌握了分析社会现象的理论工具，其思考具有较高的理性，因而看待问题也就更全面、客观。有专家指出，我们的社会矛盾虽然越来越多，但并没有到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的程度。同时，部分专家也提醒，房价过快增长，增加了富人的收益，财富进一步向富人集中，拖垮了城市中产，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社会结构的刚性化趋势意味着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固化，而这很容易导致底层社会不满情绪的积蓄、阶层意识和冲突意识的不断强化。

　　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系数

　　60%网友认为在0.5以上但90%以上专家认为在0.5以下

　　未来5年，您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系数有多高？(风险系数设置为0-1，其中0.5为风险一般，0.5以上为风险大，0.5以下为风险小)调查结果显示，37%的网友选择了0.5-0.9这个区间，26%的网友选择了0.1-0.5这个区间，认为有100%可能性的也占了23%，14%的网友选择了0.1以下。由此可见，60%的网友认为风险系数在0.5以上。但针对50位专家的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专家认为风险系数在0.5以下。

　　为什么60%的受调查网友认为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很大？在调查中，网友们表示，中国经济虽然增长强劲，但与“中等收入陷阱”相伴随的一些现象或特征在中国已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民论坛网网友感叹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些现象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让我们感到揪心，感到失望！”而专家表示，民众之所以对中国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忧虑，一定程度上正是他们心怀祖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热情所致。当前，非常有必要将一个敢于应对挑战、开放自信的政府形象全面展现在民众面前，从而提高民众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接受我们采访的专家大多是对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深有研究的学者，他们一致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繁荣的背后，政治、社会、环境问题不少，某些问题还有日趋严峻之势，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并不高。不管是奥运、世博的成功举办，还是汶川、玉树抗震救灾，这些都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善于应对各种挑战，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这些都有利于中国规避陷阱。

　　相应地，在面对陷阱的信心指数这一调查中，37%的网友信心指数(信心指数设置为0-1，其中0.5为信心一般，0.5以上为信心较大，0.5以下为信心较小)在0.1-0.5这一区间，33%的网友选择0.1以下，总计70%的网友表示信心指数在0.5以下。而专家信心指数却比较高，52%的受访专家选择的区间是0.5-0.9，24%的受访专家选择0.1-0.5，还有6%的人选择是1。也就是说，近六成专家的信心指数在0.5以上。

　　最大的忧虑在哪里

　　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腐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社会保障和分配难题”

　　温家宝总理曾言，信心比黄金更重要。面对难题，我们应当有信心。但信心从哪里来？专家表示，信心来自于我们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判断。当问到“跨越陷阱，我们有哪些有利因素”这一问题时，调查结果显示，51%的受调查网友选择的是“各领域的改革在持续推进，更加追求社会公平”；40%的受调查网友选择的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36%的受调查网友选择的是“坚强的领导核心”；33%的受调查网友选择的是“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经济高位运行”。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高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同时，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在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去年“一枝独秀”，成功消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经济增长达到8.7%。经济的稳定运行为跨越陷阱提供了强劲的支撑力。同时，中国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在稳步推进。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强调，“我想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无论是党中央，还是人民群众，都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智慧，中国绝不会误入中等收入陷阱”。人民论坛网网友也留言道：“中国的未来尽管困难重重，但同时充满希望。”

　　当然，与有利因素并行的还有不利因素。针对“您认为跨越陷阱，最大的忧虑在哪里”这一问题，因专家与网友的调查结果比较接近，我们进行了累计计算(网友6575人，专家50人，总计6625人)。结果显示，比例最高的是“腐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占总人数的80%；其次为“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占总人数的62%；第三是“社会保障和分配难题”，占总人数的59%；第四是“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的老命题”，占总人数的54%。

　　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当下的困境是腐败蔓延、分配不公、社会失范，其核心因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任何一个既得利益者，在经济“最大化”动机下，不但不会主动让渡利益，而且会保守自己的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卓元指出，“中国的改革是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没有大决心，就干不好，推不动”。这样，为了分好蛋糕，就需要政府来主导收入分配。然而，大众的的疑问是，政府能成为公正的第三方吗？如果不公正，其不恰当的介入只会助长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学者卢周来建议，“必须下决心推动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职能重点应该适时转移，由仍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建设，转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即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搞好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

　　但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一味照搬西方模式，就可能落入一个“南辕北辙”的局面，出现“民主乱象”。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路线图的，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没有时间表的，也不可能事先人为地制定一个什么时间表，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谨慎地、周全地进行”。 (执笔：人民论坛记者高源)

　　网友声音

　　贫富分化：快乐而幸福的生活是属于富人的

　　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非常严重。我们看到，有一部分人挥金如土，而另一部分人则温饱难以解决。

　　—— 网友evelyn

　　中国现在真的很富有吗？说句良心话，是比较富有，但贫富分化日益悬殊。经过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的富人是越来越富有，相比而言，穷人就越来越贫穷。中国富了，能说人民富了吗？快乐而幸福的生活是属于富人的，与大多数穷人无缘。

　　——新浪博客论天下

　　腐败：公权力私有化是腐败的根源

　　现在普遍是小偷偷出贪官、艳舞舞出贪官、修路挖出贪官、日记写出贪官、情妇牵出贪官、官官相杀杀出贪官、突击提拔现出贪官、不幸事故牵出贪官。

　　——人民网网友见证者

　　“温和腐败”像烧不尽的野草，必须铲除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其像不断扩散的癌细胞，必须培植更多的健康细胞与之决战。改变腐败日趋泛滥与道德渐欲迷失的趋势，是摆在人们眼前的当务之急，每一个人都是廉洁廉政文化的创造之源。

　　——新华网网友江湖论道

　　腐败的泛化、深化，追根溯源，无一不与权力私有化有关。权力私有化的结果，使中国社会出现了众多的“分利集团”，他们像恶性肿瘤那样寄生在国家和社会健康的肌体上，依靠社会生存但又极大地损害着社会。

　　——天涯网九九

　　经济：良好局面VS跑不动的马车

　　在发达国家经济继续震荡调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由政府转向市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稳定性提高的格局下，2010年中国经济有望出现相对温和的增长和较低价格上涨的良好局面。

　　——人民网网友中华第一

　　2010年初，郎咸平预言中国的经济不容乐观，我深有同感。消费这一驾马车已经跑不动了。老百姓哪敢消费？用什么去消费？而出口，面临着贸易大战、汇率大战和成本大战。这三个大战之后，我们的出口马车还能跑多远？现在还有一架马车拉着中国经济向前走，那就是基础建设。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靠持续的投资基础建设发展成为经济强国的。在其它两架马车跑不动的情况下，能靠基础建设把经济拉动起来吗？

　　——人民网网友肖剑

　　城市化问题：农民进城是一个陷阱

　　农民进城是一个陷阱：无论是城镇化，还是土地私有化，在当前的环境下，都是一种资本力量的阴谋，他们的目标是——将农民从世世代代生养他们的土地上驱逐(转移、吸引)出去。有点闲钱的农民，可以让他们住进城市早已设好的鸽子笼；没钱的农民，则让他们自生自灭在城市每一个肮脏的角落。

　　——人民网网友沧海

　　口号喊的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实际是：城市，让生活更烦恼。

　　——有作为的角落博客

　　腐败“落势化”倾向之忧

　　作者：林喆

　　陷阱一 官员腐败陷阱：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官员腐败”是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诱因，共有3445人选择此项，占总52%，排在第1 位。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 人们觉得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是有原因的，如腐败“落势化”现象等。在当今中国，官员腐败是否成为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诱因，值得商榷。

　　人们觉得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是有原因的。其中，腐败“落势化”就是其中之一。

　　较量的关键期：腐败出现“落势化”倾向

　　上个世纪90年代曾出现过腐败“落势化”倾向，当时主要表现为腐败行为向民众层面上的下落，只要与公共权力相关的行为都会发生异变，如医院收银员、仓库保管员、营业员等都会利用手上的那点权力牟取私利，这是社会权力意识的腐败。而现在的“落势化”主要表现为腐败从高职位向下落，即向科级干部及科级以下的干部下落，这表明腐败现象在向基层渗透。许多腐败现象的主体可能仅仅是普通干部。这种腐败“落势化”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具体表现为，在很多公职人员看来，只要有权就应该去“用”，实际上是将自己认作了权力的实质主体，故而将手中的权力当作个人谋生和发展的私权。

　　科级干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年轻。因此，2009以来，年轻干部成为腐败高发群体的问题一度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 其根源在于，很多年轻干部为官的环境已经形成了腐败机制，而且用人制度由于受到“干部年轻化”思想的影响，加上“60后”干部在教育上的先天不足，这就出现所谓“贪官低龄化”的趋势。

　　科级干部腐败现在非常严重，因为他们最接近基层，跟经济活动有最直接的联系，大批的项目投资最后都落实到基层。他们是直接的经手人和掌管人，最有机会接近大宗财产，进行贪腐。现在可怕的是，科级干部往往一动就是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了。由于这个级别的干部人数众多，一旦扩展开来将危害极大，所以应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制度反腐形态已经成型

　　2009年被认为是中国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攻坚之年。中央颁布了历年来最为密集的制度化、规模化防腐反腐措施。出台了四部反腐败方面的政策和党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中纪委印发的关于“小金库”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司法层面，“两高”新增9个刑法罪名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些法规、党规的颁布，在很多方面弥补了过去的空白，表明中央试图逐渐建立完善的惩防体系，尽管目前各项制度并不非常完备，但正一步一步地接近目标。在中央带动下，地方政府在加强廉政建设方面也多有突破，如在官员财产申报、公车使用等方面大胆进行改革，他们的创新实践将对推动全国铺开具有积极意义。

　　这里，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管用？所谓管用就是指：第一，能发挥作用。即立法立规的目的实现了。第二，人们能够感觉到这个制度就在身边。第三，这个制度能够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来发挥作用。现在我们能够管住干部最主要的有两项制度：一是收入申报制度；二是年终考核制度。但由于缺乏公示环节，制度的效应大打折扣。

　　同时，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反腐的经验，在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以党规的形式出台规定，—旦成熟了就会提升到法律层面，成为更为刚性的约束。这是近年来我国在廉政建设方面摸索出来的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

　　可以看出， 中央对于制度反腐的长期规划“很有章法”，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反腐形态已经成型。

　　一部《反腐败法》的出台非常紧迫

　　《反腐败法》自上世纪90年代以一号文件的形式提出后到现在还没有出台。中央提出到2010年建成反腐败体系，现在还剩两年，要有紧迫感。但难度确实很大，有几个难点，一是收入申报制度不成熟，二是赠与的最高限额怎么定，三是公务员第二职业的兼职问题。反腐败是双刃剑，要刮骨去毒，就会伤筋动骨。反腐时间表的调整也表现出制定者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反腐败法的出台是反腐败体系建成的重要标志。 这个法律必须包括世界各国反腐败法律当中所具有的这样一些制度内容：

　　第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二，接收礼品、接收馈赠的最低底线；第三，官员禁止从事第二职业的规定；第四，官员离任以后禁入领域的规定；第五，亲属回避规定；第六，反腐败的权威机构及其它们相互的关系；至于干部每年一度的考核制度、重大事项汇报制度和党政干部的问责制度及其复出的严格规定可以进入党规，如《党员干部道德准则》。

　　零零碎碎的这些规定我们都有，但是需要把这些规定全部整合到《反腐败法》当中，作为一部法典确定下来。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博导)

　　反腐败需“特别方略”

　　作者：王明高

　　反腐问题专家王明高：腐败现象尚未取代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但需高度警惕官员腐败陷阱。

　　当腐败现象在中国尚未取代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前，必须采取既符合世界通行惯例又适应中国国情的特别方略，在较短的时间和可控的范围内打一场漂亮的阻击战和歼灭战，谨防掉入官员腐败陷阱。其基本思路分为三个方面：

　　在政治上采取特别方略，开展阳光行动。“阳光行动”的主要内容是：适时制定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并以此为契机，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全面推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在全社会全面推行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以及相关配套制度。开展“阳光行动”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消除腐败“呆账”，既坚决剜掉寄附在党身上的腐败毒瘤，又不致损伤党的健康肌体。

　　在经济上采取特别方略，设立阳光账号。鉴于家庭财产申报制和金融实名制的实施，一些腐败官员的不法收入无法长久得到隐瞒，为了使这些不法收入更好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同时为少数因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腐败分子寻找一条戴罪立功的退路，有必要动员和勒令有过腐败行为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规定期限内将不法收入存入国家特定的“阳光账号”，其收缴的资金一律上缴国库。此举不仅可以动员和整合最广大的社会力量，使反腐败工作赢得各个方面的支持，而且可以避免韩国式的“资金外逃”，使经济社会发展得到强有力的促进。

　　在法律上采取特别方略，实施赦免制度。赦免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对在颁布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之前的规定时期内退还不法收入的，不论干部职级，不论问题大小，一律免除党纪、政纪处分，不追究法律责任，原政治、经济、生活待遇不变；对没有按期退还不法收入的，从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依法从重处罚。政治上，凡因贪污受贿触犯刑律的，一律开除公职(是中共党员的开除党籍)，并存档备案，永不续用；经济上，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处以高额罚金，让其正常的合法收入承担风险；法律上，按刑法的最高标准处罚，让腐败分子对号入座，以敦促其权衡得失，主动自首，自觉清退赃款。

　　如果说推行科学制度反腐是关系执政党前途命运的一项重大改革，实行特别方略则是这项重要改革的关键抉择。 (作者为反腐问题专家)

　　如何走出“分配窄圈”

　　——专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

　　作者：常修泽

　　陷阱二 贫富分化陷阱：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贫富分化陷阱是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诱因，共有2915人选择此项，占总44%，排在第2位。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如此失衡，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反映了人权的某种缺失，特别是劳权的缺失。

　　不能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

　　人民论坛记者：收入分配问题是人们近几年一直热议的社会问题。2009年特别是2010年以来，进一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您认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如何借势来做新的文章？

　　常修泽：收入分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制度体系，其中蕴涵着经济社会的深层次问题。150年前，德国人拉萨尔曾抛开所有制问题，单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并把这一思想写入《哥达纲领》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批评，认为应该超越分配问题，从更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来思考问题。今天，中国的情况与当年德国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超越“分配窄圈”的思维，围绕制度创新来作更大的文章，对我们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

　　建立“金三角”的社会结构

　　人民论坛记者：如何围绕制度创新来作更大的文章，能否谈谈您的具体想法？

　　常修泽：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如此失衡，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反映了人权的某种缺失，特别是劳权的缺失。我们只要研究一下最近这些年劳动者报酬在整个初次分配中比重的大幅下滑，就可以明显看出。2000年，这一比重为51.4%，劳动者在初次分配格局中还是“优势控股”的；而到了2007年，该比重已经下滑到39.7%，这一“优势控股”地位已经不复存在。由51.4%下降到39.7%，为什么劳动者的收入比重在过去七年中下滑了11.7个百分点？我认为这表明了劳权的弱化。

　　人民论坛记者：这里是不是牵涉到如何看待“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说”的问题？

　　常修泽：对这一说法应当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确实劳动力成本低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贸的增长及其外汇储备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对此“优势”不应简单否定；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冷静地看到：这里确有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和扭曲的问题。而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和扭曲的实质，则是中国劳权的弱化。对此不应过多地去颂扬。

　　人民论坛记者：为什么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为什么劳权明显弱化？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关键还在于劳动者还没有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还缺乏一种制度性的安排。

　　常修泽：财富创造和分配机制转型，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转型问题。

　　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具备一种“金三角”的社会结构，由工会代表劳方(雇员)，由雇主协会代表资方(雇主)，由人大和政府代表国家。目前来看，资方力量(含国有资本)在一些地方还比较强大，相对来说劳方的力量比较薄弱，没有形成“劳资谈判”协商的机制。虽然一些企业也有工会，但是在关键之处(如通钢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等等)人们看不到工会的力量。只有社会形成“金三角”结构，才能从制度上为克服“向非劳动者倾斜”的问题提供支撑。

　　除了“金三角”结构外，还有政府自身的转型更是刻不容缓。我们不妨探讨一下，收入分配的三方面倾斜(向非劳动者、向政府部门、向垄断性行业)，哪个倾斜度最高？或者说，在解决“三个倾斜”的过程中，哪方面的利益约束最为严重？我认为是政府。从我们讲了多年的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至今未见全面启动，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推进制度改革的“窗口期”

　　人民论坛记者：您在几年前就开始研究我国的资源环境产权制度问题，据我的理解，您在提出建立资源产权制度的观点时，就是针对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等现象。

　　常修泽： 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涉及深刻的产权制度。其中之一就是资源产权制度。规范和调整收入分配，建立和健全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这是绕不过去的。

　　考察目前中国社会的财富流向，第一位的集中点是房地产行业。另一个财富流向的集中点是矿产资源开发行业。比如煤老板暴富问题。为什么煤老板这些年迅速暴富？与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有很大的关系。突出表现在资源价格成本构成不完全，导致利益不合理分配。可以说，“不完全成本”是目前煤炭行业取得暴利的最主要原因，也是“煤老板”们超常致富的奥妙之一。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资源价格有所下降，目前正是推出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窗口期” 。

　　人民论坛记者：根据您个人的研究，还涉及到哪些主要的产权制度？

　　常修泽：一个是与房地产行业紧密相关的土地制度，另一个就是垄断性经营制度。

　　关于土地制度。在财富集中过程中，房地产商占的比重非常大。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具体表现为“双重垄断”：一方面，面对土地的拥有者(特别是农民的土地)，权力部门是“垄断买方”，土地要转换性质，必须首先“卖”给政府，而且价格较低，农民作为土地拥有者的地位未完全实现。另一方面，面对“购房群体”这一最终消费者，权力部门又是上游要素——土地的“垄断卖方”，消费者要购房实际上必须先从政府处购买土地。这就导致利益分配的扭曲，在权力与资本合谋中，房地产企业获取较高的收入。

　　关于垄断性经营制度。目前，中国垄断性行业改革相对滞后，有效竞争机制尚未形成。一是市场准入环境不宽松，进入壁垒障碍依然严重。二是支配市场的原垄断企业与新进入企业不对等，使得有效竞争难以实现。特别是垄断性行业国有资本“一家独大”的问题依然严重，民营资本进入困难。可以说，当前社会热议的“收入向垄断性行业倾斜”的问题，与上述产权制度改革滞后有直接瓜葛。

　　总之，我们应由分配入手，源于分配，高于分配，切实走出拉萨尔式的“分配窄圈”。  (采访整理 人民论坛记者艾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