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诚信—浙商论坛实录

　　主题：和谐与诚信—浙商论坛·知荣辱、讲诚信、促创新、建和谐

　　地点：之江饭店三楼报告厅

　　时间：2006年11月5日上午

　　黄笑苹：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第4届浙江·中国民营企业峰会，“和谐与诚信——浙商论坛”。

　　首先，我代表本届峰会组委会和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大家的出席，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知荣辱、讲诚信、促创新、建和谐”。论坛的目的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浙江省“十一五”规划，进一步弘扬浙江省民营企业艰苦奋斗、开拓进取、诚信立业、勇立潮头、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以实际行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共创和谐社会文明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出席今天论坛的各位领导、专家和企业家嘉宾。他们是：

　　论坛组委会主任、中共浙江省宣传部副部长沈立江先生；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何起明先生；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路刚先生；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先生；

　　《中国企业家》杂志主编牛文文先生；

　　第4届中国民营企业峰会组委会副主任、杭州江南施加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咏水先生；

　　浙江大学关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吴晓波教授；

　　传话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吴建华先生；

　　杭州三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晓莺女士；

　　中国·超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应正先生；

　　康奈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陈增鑫先生；

　　金州进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锦方先生；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茅理翔先生；

　　丝绸之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凌兰芳先生；

　　浪莎袜业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翁荣弟先生；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董倩。

　　下面，有请我们论坛组委会主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沈立江先生致词，大家欢迎。

　　沈立江：各位企业家、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自全国企业界的朋友和众多专家学者欢聚在美丽的西子湖畔，隆重举行浙江民营企业“和谐与诚信——浙商论坛”，在此请允许我代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和论坛组委会向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前不久顺利闭幕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重大战略选择，是惠及全国十几亿人口的幸福工程、民心工程，既体现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党、我们民族和全体人民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企业是构建和和谐社会不可或缺，更不可代替的重要力量。企业管理者和广大员工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发展的、文明和谐的主力军，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企业应当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大力开展和谐创业，努力弘扬和谐文化，积极建立和谐关系，着力营造和谐环境，既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更为丰富的物质基础，又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开创和谐文明新风之先河。

　　诚信是现代文明之机，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和内在要求。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也是中华文化优秀的历史传承。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诚信和信用已经成为市场准入资格，开展交流合作的准则，衡量效率优劣的基础，维护社会公平的关键。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的看到传统的诚信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现代社会意义上的诚信，也必须正视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大力推进企业创新、创业过程中，诚信与信用的缺失，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和企业不容忽视的内容。

　　由此必须大力培育和弘扬诚信精神，真正把诚信建设作为企业兴旺发达之道，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无数知名企业的成功实践证明，企业提高信誉的过程，就是其积累利润和财富的过程，反之信用缺失，无一例外都是那么走向衰落甚至破产企业的根本症结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无夸张的说，诚信就是最好的竞争力。

　　据此企业必须既抓产品，又抓人品，要着力把诚实守信，信誉信义作为树立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内容，并真正把诚信和信用建设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石，和长期坚持的发展战略，切实把提高信用水准，打造信用品牌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目的和创新创业、做大做强、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任务。总之，要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企业信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和展示自身形象的金名片。

　　同志们、朋友们，和谐凝聚力量，诚信成就伟业，让我们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携手共进，奋发进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谢谢大家！

　　黄笑苹：下来的议程城由嘉宾主持人主持，掌声有请董倩女士。

　　董倩：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知道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我们知道来自民间的智慧是无穷，我们从昨天开始是民营企业家领袖论坛，我们先给大家讲了对于和谐这两个字的了解，我们说在国内要跟着党走，在单位要听领导的话，在家里要听老婆的话，只有这样做社会才能和谐。这是普通人对“和谐”两个字的理解。我也听到的专家这两个字的理解，“和”就是一个禾一个口，那么就是一人一口饭，每个人都有饭吃就是和。“谐”一个言一个皆，人人都可以开口说话，这样每个人都能说话，这就是发言权，每个人都有饭吃，吃完之后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和谐。但是和谐真的是这么简单吗？恐怕不是。今天我们探讨的是和谐与诚信的问题，今天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民营企业的企业家，企业经济社会建设是需要诚信的，和谐和诚信是什么关系呢，对于在座的企业家来说，恐怕吃饭和发言都已经不再是问题，那怎么对你们说和谐又意味着什么呢？和谐和诚信之间应当是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请到几位民营企业家，首先我们请《中国企业家》杂志的主编牛文文做他的主题报告，有请牛先生。

　　先介绍一下您的主题发言。

　　牛文文：PPT放得有点慢啊，和谐就是慢一点，快了就是不和谐。今天这个主题特别好，既在浙江又是在杭州，我觉得好像在浙江这个问题不严重吧，和谐和诚信在浙江民营企业已经做得非常好，刚才听副部长讲，评价我们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和谐的主力军，这表明我们浙江还是比较和谐，但是其他很多地方，企业家和社会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张的。

　　今天我就给大家汇报关于“在全球视野下的商业伦理”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知道在中国如何做企业是件很难的事，可是最难的事还不是如何做企业取得成功，最难的事是成功之后如何跟社会和谐相处，这是一个几千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100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更是我们30年就能解决的问题。我记得前年的时候李嘉诚先生在长江商学院有个演讲，我正好在场，他有一句话，说“我们中国做企业的人大家都忙着赚钱，但是赚钱之后的问题最严重”，他头一天讲“赚钱的艺术”，第二天讲“奉献的艺术”，他说中国自古以来没有给商人留下一个很好的空间，他从范蠡开始举例子，大家知道范蠡是我们做商业人的老祖宗。他说中国传统的模式是你商业成功之后，散尽家财，隐姓埋名，泛舟西湖，然后来适应这个社会。

　　他以美国的富兰克林为例子，说他商业成功之后，积极投身社会，用商业原则来改造社会。他说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国处于一个转折点，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社会如何相处，是诸位企业家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当时在座有很多的企业家，大家说这个问题还早了点吧，但是没有想到，他讲完之后也就是这么两、三的时间，这个问题尖锐了。因为这两年我们这个杂志一直做企业家报告，已经做了21年了。我们一直认为这个问题不严重，但是看到这几年很多企业家只顾埋头赶路，不看天，只顾跑得快，不看周围的天气如何，最后这两年很多企业都出了一些问题，社会对企业家也提出更严格的要求，的确如此。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家的商业伦理问题。

　　什么叫商业伦理，有传统的解释，伦理是法律之外更高的约束。但是我个人认为商业伦理是一个定位的问题，是企业家定位系统。任何一个社会他的社会角色都有一个定位问题，对企业家来说，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到哪里去，这就是一个自己的定位系统，也是自己跟别人如何理清关系的伦理问题。所以伦理你也可以解释成你如何看待别人关系、亲疏关系的学问。大家看任何一个商业社会里面，你如果做企业的话一般来讲我认为是五个伦理问题，叫“商业五伦”。你如果是一个商人，一个企业家，你有一个主意之后你要市实现它你要去找投资，那就有了投资者，有了投资者你还需要有员工一起经营，最后你一定会生产一种产品或者提供一种服务，这样就有了客户和竞争者这种供应链上的关系，最后你不管做何种商业，你一定是在社区和政府里面生存，哪怕你是做互联网，所以你就有一个社区和一个政府。任何一个商业、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企业家一定会有这五者的关系，包括企业家在内有五个利益相关者，这五者之间如何摆放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由于时间关系这个我不多说了。

　　100年前，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这30年是突飞猛进的30年，我们认为很多都是创新，但是回首往事，在100年前的30年，1878年到1908年的30年，正好跟现在有非常大的相似性。那个时候是现代商业在中国萌芽。100年前企业家就非常困惑，这个困惑主要是说商人在社会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一般来说是处于极端自卑和极端自信的两端。有的人认为自己我们这些经商的人，你看这是1901年一个《经商要言》里写的：我们经商的人，生在这西元的1900多年，叫什么二十世纪实业竞争的时代，也真最尊贵的很，天下最有活泼的精神，最有发达的能力，最能做人类的总机关。除了商，除了企业家别的再也没有这种价值。这是企业家刚刚萌芽的时候那么的自信。

　　另外一个材料上写道：我国历史上数千年来不保商而忧商，不利商而剥商不止，无怪乎商圈上落入外人之手。他们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在商圈不振上，实际上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比如我们中国最早的实业家张謇，他是放弃了仕途而去经商，他很痛苦他说自己是“言商而向儒”，我尽管是在做商业但是我还是一个儒家。而且他还说“父教育而母实业”，说我做实业是为了教育，我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有很多人一边做商业，一边不自信，害怕这个社会不尊重自己，的确这个社会并不是非常尊重商人和企业。大家最近看到了实际发生的事，我就不再这儿说。实际上最近这段时间，我写了一些文章，是大概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代企业家出事的高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企业家认为自己是创富英雄，但是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企业家把握不好做事的尺度而出了事。那么社会大都是如何评判企业和企业家的呢，有一本书，是浙江优秀作家余华写的《兄弟》，《兄弟》上部还好，下部写的正好是改革开放的30年，他写《兄弟》上部是写文化大革命。他的书后面有一个题词是说明他这个书是干什么的，他说“我写这30年，这是一个伦理颠倒，纵欲浮躁的世界”。我看了下部，觉得有点难受，他写的一个企业家从无到毁灭的过程，他认为这30年伦理颠倒的。我觉得伦理颠倒有点过，如果说文化大革命那10年，我们“父不父、子不子”，要划清界线、脱离关系，可以是一种伦理颠倒的话，我觉得是30年不能够到伦理颠倒，最多是纵欲浮躁。但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小说，里面对做企业的人都是漫画式的描述，这种描述有社会的原因。这个社会原因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社会经过30年的发展，大家以为不再讲平均、公平的事情，以为大家只是想先富起来，致富英雄就可以了，但是今天我们大家发现中国传统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就是企业家如何跟传统社会相适配，如何跟没有商业文化和商业文明的社会适配，在其他的一些成熟的商业社会里这个问题不存在，但是在中国非常严重。这是一个开场白。

　　最近柳传志先生也有一个演讲，他将让社会的空气再湿润一些，所有这些发言都是指向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的老问题。柳传志先生说我们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不能够让社会的空气太干燥，如果太干燥容易着火，会殃及企业，所以企业家要带头来做一些表率，使社会的空气再湿润一些。大家已经感觉到和谐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跟自己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不单是中国的，也是一个全球的问题。我现在写的这段话是1978年哈佛大学博科校长的一句话，这段话非常跟我们现在贴切，跟中国差不多正好是30年差距。他说过去20年来，随着企业规模和复杂性的日益上升，管理工作也变得复杂精细，社会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必须符合公众新的利益，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说管理的目的或企业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为股东效力，而是运用领导力来协调股东、客户、员工、供应商的要求，乃至公众及政府代表的要求。这是1979年哈佛大学和哈佛商学院发生的一个冲突，哈佛商学院尽管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学院，但是它的传统意识是独立的，博科院长是一个法学家，他上任的时候觉得哈佛大学的办校宗旨有问题，必须要调一下，商学院过去培养的只是效率的工具，培养怎么赚钱，现在不行了，现在必须培养能够谈判的，能够照顾利益相关的的人。我觉得30年后的中国现在也是这样一个时期，为什么中国社会会对企业有那么多不信任，或者说那么多不能够主流的心态，不能够正常的心态。

　　第二部分我想说的是，造成这种企业和社会不能够长期和谐共处的主要原因，我认为除了传统文化，“患寡而患不均”，最重要的是企业一个30年来养成在本土市场形成的一种商业模式和商业价值观，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在“全球竞争下商业价值观”，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们讲述商业做企业有五个端子，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关照点一个商业的社会里面企业家如何看待自己，就是说你为什么做企业，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但是一般做企业的人不想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为什么做企业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么在美国他是一种股东至上的华尔街资本主义，在美国做商业最重要的是股东回报最大化；在欧洲是社会资本主义，它进的是工会、街市会，他的企业是社会和谐的一个细胞，那真的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很多企业去欧洲并购，你如果要解雇员工那是非常费劲的，如果一个员工是49岁你要解雇他，你就必须把他到60岁的工资都算给他，所以很多像TCL到了欧洲以后就根本没有办法开始。台湾的一个企业明基刚刚在德国西门子的一个并购，他也宣告失败。在日本是财阀资本主义，它的供应链非常好，商业关系非常和谐。

　　那么中国在什么样的商业伦理？我们中国做企业的人最看中什么，很多人认为是股东利润至上，我个人认为还不是完全这样，大家看20年来我们形成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呢？是什么导致我们社会的不和谐？过去20、30年来，中国是一个贫穷之极的社会，所以小平同志讲我们要先富起来，所以企业家成为我们整个社会脱贫致富、奔小康、奔温饱的主力军和创富英雄，所以整个时代里面，企业的商业模式从家电、IP到保健品、食品、汽车，无论哪个行业竞争模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个竞争模式有一个假设，假设中国的消费者、中国的客户都是非常大量的消费者，有一条裤子可以卖10亿个客户，一个电器可以卖3亿人，假设这个市场从赤贫的市场到温饱的市场，所以消费者的需求量特别大，是大批量的通用产品，低价格，对价格很敏感，但是对性能不敏感。所以这个商业模式最后形成了生产通用产品，用最低的价格，用大批地快速度地推出去。这样一种假设，实际上就是假设什么呢，假设我们的消费者是一个穷人消费者，是一个穷人求温饱的客户，在这样情况下你的商业模式必须是这种商业模式，你必须以最快的模式生产大家买得起的东西，所以从改革开放20年到现在，到张瑞敏都是这种模式，大家不用讲更多的东西，价格至上。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打价格战，为什么不多卖几块钱，很多人我们浙江我们温州的企业在欧洲去生产鞋子卖鞋子，为什么人家卖30美元，你卖25美元行不行，你为什么非要卖10美元？为什么要别人活不了你自己也活不好呢。但是这个多卖10块钱在中国的商业史上是非常艰难的。你只要多卖10块钱立即就有你身边的邻居和你的竞争对手少卖几块钱，三分钟你的市场地位就没有了，所以在中国是这么一种格局，几乎都是一种用这种脱贫阶段的顾客假设来借鉴自己的商业，这种商业模式他就导致了每个行业里面都有价格战，每个行业的老大也当不好。一般来说，任何一个行业做了老大之后就有自信，比如说微软，IBM，但是他做老大之后他只看两件事情，这个我不说这么多。

　　所以中国市场上的领先者大部分死得很惨，很多人甩不开后面的追随者。那么整合他们的人最后也很惨，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商业模式是有这样的市场基础。但是这样的市场基础最后形成一个商业伦理，它的商业伦理基于这样的市场假设和竞争模式，他必然在商业交易中过程只重视顾客，我们认为他是一种顾客至上的穷人商业。过分重视顾客的价格需求，挤压了其他的商业链条利益。其他的商业链条是什么呢？大家想想就是要生产一些东西，必然要有投资，中国的银行和股市、股民我个人认为是全世界最奇怪，银行的贷款只要还利息就可以了，不用还本金，股市你可以不分红，所以中国的中小股民和银行都认为受到了企业的压榨。那么这是投资者。中国的企业员工，很多人尤其珠三角那一带的企业，大家都说，老子打工800块钱，到了儿子打工也是800块钱，所以有人说我们有一些血汗工厂，员工感到自己受到挤压，政府也觉得自己受到挤压，企业有偷税、漏税，换取政府更大优惠的动机。

　　那么我们的环境大家知道也是受到的挤压，土地是商业最8重要的投入。但是这20、30年来，我们的土地对工业和制造业来说几乎是无偿供给的。这次剪刀差我个人认为是农业到工业的转移是用土地无偿和地价跨度来主要表现，所以土地和农业也受到的挤压，所以这种商业模式我们只关注了客户，我们希望客户获得最大的利益，但是其他商业端子就受到的挤压和忽略，这就导致很多商业对企业形象有一些不到同，在国际上他们认为我们是产业公敌是蝗虫，我们走到哪里去，大家都很害怕不但是我们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也是这样。上次在韩国去收购一个企业，结果很多员工罢工，他不能接受中国人做老板，觉得中国人做一个工厂管理者还不错，但是做老板不行。很多亚非拉国家也有这样的感觉，至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更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外交部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如何从商业上实现，我们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如何带去一种和谐，我们是输出和谐，而不是输出一种紧张的商业关系。

　　我在这里说了很多，就是一点中国社会对企业这种忍耐力，对过去商业伦理和企业竞争方式的忍耐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模式也相当不接受，我们怎么来摆脱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就应该是仔细反思一下我们的商业价值观，怎么样做企业，我们做企业不是为自己做价值，而是为别人做价值的，那我们太关注客户和市场，其他的利益关系体就不会给我们很大的宽容度。我希望大家仔细想想，不要做这么一件事，过去20年都是为穷人脱贫，为我们的消费者、邻居脱贫而生产产品，但是最后我们很辛苦挖了一个坑，我们自己被埋进去了。

　　谢谢大家。

　　董倩：谢谢刘主编，我想让《中国企业家》思考的问题有很多，他最后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对中国企业家的容忍力似乎是越来越有限了，中国的商业模式也是越来越不被整个世界所接受，可能前一段时间尤其是中国浙江皮鞋业进入整个欧盟的反倾销16%，可能这个给做鞋企业很大的打击，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机遇，因为这个打击你今天不来总有一天要来的，必须要想到底应该怎么融入这个世界，是仅仅靠这种低附加值还是自己的自住创新。当然我这是作为局外人的胡说，接下来我们请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综合治理诚信缺失》。

　　保育钧：各位大家上午好，当然那位先生演讲很精彩、很有启发。我作为民营经济的研究员，我觉得当今社会的信用缺失，是很需要综合治理，所以我发言题目是“信用缺失需要综合治理”。六中全会指出，信用缺失，道德失范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加强诚信教育，加快信用体系的建设，也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现在要搞清楚，信誉、诚信和信用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几个有内在的联系，但不是同一个观念。信用是一种动态经济的过程，是能够履行别人约定的承诺而取得的信任。信任是别人相信你，而敢于委托给你，所以要取得别人的信任你必须讲诚信，所以诚信就是诚实守信，履行对他人的承诺，诚信是我们社会的道德基础，由于你讲诚信，不仅可以取得别人的信任，而且可以获得名誉和声望。信誉是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是形象的标识，比如我们浙江杭州的名牌企业，他就是综合的反映，讲信用，讲诚信，社会认可。而信用这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信用能够形成链条构造社会信用，现代讲信用恐怕不能一锅煮，要分一分层次，按照主体来划分，大体划分为政府信用、银行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等四大信用，我们现在谈信用指的是企业信用，其实不光企业信用，还有政府信用，银行信用等等。政府信用就是以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区政府为受众群体而设置的信用问题。银行信用以货币资金为载体以银行等为受众主体而发生的信用关系，企业信用是指商品赊销上所反映的信用关系，个人信用是指个人与社会发生的信用关系，所以信用是分层次的。

　　那么当前社会行为林林总总，既有政府的失信，也有企业的失信，还有个人的失信，所以现在搅在一起，需要综合治理。比如大量银行贷款收不回来，成了呆坏帐，加剧了金融的风险；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商业交易当中不少假冒伪劣，资本市场欺骗瞒报，侵犯知识产权的事情屡屡发生，虚假信息的披露和恶意的炒作，这些都是失信的行为，最终反映到银行表现为呆坏帐，反映社会财富的流失，财富的流失现在各种不同机构的统计，因为社会缺乏诚信，缺乏诚信关系，每年损失的财富相当于GDP的10%-20%，损失国家的财政税收将近三分之一，这个损失是相当大，那么信用缺失的基本原因是什么，根据我的研究分析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政府失信，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失信行为，信用的效率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目标，而盲目的朝令夕改，政府有权爱怎么改怎么改，企业无可奈何，还有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当然主张的当地社会的核心失信，所以造假势头一片一片的。

　　第二点产权，政府地区尤其是地区政府的短期行为是导致政府失信的主要的原因。信用的效用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地区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的目标，而盲目的朝令夕改。一些地方造假成风，这也和地方保护主义有关。地方保护主义也是一种失信的行为。

　　第三是产权不明，产权是信用的主体。在市场经济当中，最核心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最核心的权利和义务是产权，也就是对产权的所有权，促使权和收益权。信用制度在产权编制明确，落实财产真正所有的基础上，产权真正明确，才能真正形成信用关系。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没有独立的属于自己的财产，你就没有真正的经济实力来承担交易的风险，如果严重亏损要破产，你无产可破，即使破产也是破别人的产，自己不会承担责任，不会负担损失，如果都是国有企业，他们的交易是所有者的内部交易，当然不会区分谁是债权人，谁是债务人，不会受信用关系的制约。

　　第三个原因是改革不到位，制度漏洞太大，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计划失灵的地方市场没有跟上。政府只能是改革，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似乎分开了又没分开，体制漏洞很大很多，不仅失信于人，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且有机可乘，讲诚信的人往往吃亏，这就形成了不捞白不捞、不骗白不骗这种社会心理。

　　第四个原因缺乏信用文化环节，我们从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过来，信用难以建立，建国之后长期依靠计划里调拨，用不着讲信用，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形态，一些企业干部向银行借款的时候根本没有还款的打算，在这种体制下，政府也缺失守信的意识和道德观念，没有树立讲信用为荣，不讲信用无耻的信用道德评价准。

　　第五个原因企业内部普通缺乏基础的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机制，企业应该把信用作为企业管理的灵魂但是在多数国有企业内部是不规范的。而民营企业则因为为了避税或者不愿意建立规范的信用管理制度，或者因为家族制管理不会去建立信用管理制度，这是第五个原因。

　　第六个原因就是缺乏信用信息共享的机制，信息不对称，往往造成信息弱势一方上当受骗，失信的一方频频得手。我国社会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比比皆是，一方面缺乏规范的信息收集和发布的渠道，信用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对征集数据的开放、使用没有法律规定，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掌握的应该公开的信息没有合法的开放。另外信用中介机构和信用产品规模小，缺乏信息的完整和权威性，到处发布信息但不知道这个信息是真是假，而且经营分散，竞争不规范。所以信息不透明、不对称。

　　第七个原因缺乏惩戒的机制，导致失信成本过低。现在我们法律不健全，处于中间界限的失信行为往往得不到相应的处罚。失信于人，往往心存侥幸，恶性膨胀。社会上没有建立系统的信用联防网络和运行机制，失信于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所以这种状况家族企业改制很困难，失信的气焰压制不下去，就打压了守信人的信心，扰乱了社会信用评价的道德标准。

　　第八个原因没有建立有效社会信用的监管体系，我国至今没有专门信用方面的立法和执法体系，政府也没有形成对信用行业的监督管理系统，现在仅仅在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笼统提到的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难于实际操作，刑法当中虽然有对诈骗法的也许处罚规定，但是很难得到很好的约束。此外即使有了明确的法规，各地方有地方保护主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1现象十分普遍。

　　上述八个方面的原因，那么信用缺失，信用违纪表现多种多样，原因错综复杂，因此需要综合治理：

　　第一提高政府的信用度，发挥政府在综合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这里面有两层意思，第一合政府自身的信用建设，建立法制政府，廉洁政府，高效的政府和诚实守信的政府。二是通过政府主导作为，治理企业个人行为，使诚实守信成为社会风气。应当承认我国很当失信现象都跟政府部门有关系，解铃仍须系铃人，政府要兑现自己的承诺，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要解决政府缺位、错位甚至越位的问题，加强对公务员的管理和监督，加快对行政行为的约束。行政许可法2005年7月1日起实施，为了规范政府行为提供了法律法规，2005年4月20号公布实施纲要，这里需要认真落实，在落实当中有一个根本观念问题要解决，我们的行政权利来源于公民的权利，现在执法部门权大的不得了，他不知道这个权是为公民服务的，观念根本倒置的。

　　第二要认真贯彻落实《宪法修正案》，共有、私有各有其主，股份合作各有其股，享受了产权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提供追求长远利益，既保护公有财产又保护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们对自己为例的收益有信心，又有了说实话的动力，说真话不吃亏，不说实话反倒要吃亏。

　　第三要确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没有目标各自为政，不仅事倍功半，而且可能越来越乱，我国社会体系的基本目标应当包括一系列与信用有关的相互联系相关道德规范，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规范、组织形式等等。考虑到我国社会的复杂性，要分期分批实现目标，分近、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中期目标应该在10年以内建立起社会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应该包括这几方面的要求：一要形成社会主义市场要求下建立社会信用文化环境，就是八荣八耻；二是在法律规范之下，建立社会化的信用专用制度和共享机制；三要完善信用法律机制，必须严格执法，加大失信成本，以后谁失信谁负责，四要健全完善全国性信用建造体系和相关的制度。

　　第四当务之急是舆论和法律并用，严厉惩罚失信违法者。尤其要抓住制假、售假、残害人民的典型案例，进行诚信教育和信用意识，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讲诚信、讲合作才能共赢，才能共同发展这个道理，同时要营造企业建设内部风险管理制度，

　　第五加强信用立法和信用执法，现在应当立即着手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公共信息数据的开放透明，在信息开放方面特别要强调同政府相关政府信息的公开，应该开放而不开放的如果造成严重的后果要追究政府的责任。金融机构所掌握社会成员的相关信息，应该通过合法渠道和方法向有关方面公布，应该尽早出台政府公布信息开放条例，个人信息管理条例，商业账务的成熟管理办法。现在的合同法、商业银行法、企业破产法、担保法、档案法、保密法、统计法、民法通则、工商法、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还有社会消费者权益保法，仍然有不少与建立信用体系相冲突的内容，我们要进行及时的改正。与此同时我们要充实获得资本诚信的机制，明确失信与犯罪之间的界限，现在失信行为和犯罪的界限在哪里，现在是不清楚。

　　失信的惩戒形式和制裁形式也缺少规范，尤其是失信企业的黑名单的公示制度现在还没有完善。

　　第六要支持国内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坚持走市场化、信息化、社会化的发展道路，信息化程度越高，信用程度就越高，前几天我看一下我们传化集团的传化物流，他搞起来之后，他整合了30多万辆社会车辆，继承了全部的运输网络，在信息化和交易当中，把平常不讲信用的企业整合起来，促进了诚信的建设，而且大大节约社会成本，所以越是市场化，越是信息化、越是社会化，越能促进诚信建设。除了这个之外，要鼓励企业打造品牌，培育品牌和著名的商标，商标商号就是诚信建设集中的标志。

　　第七我们要发挥行业协会、行业商会等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主义诚信当中的作用，这是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行业商会和商业协会在诚信促进中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任何组织不可替代，维权、自律等等是行业商会的基本职能，协会和商会搞得好是诚信社会的生力军。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董倩：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政府诚信缺失了，作为企业家他们应该怎么做？

　　保育钧：很多企业家是无可奈何，因为政府部门有权，他处于强势，民营企业家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董倩：但是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企业家是可以做一辈子，但是政府部门是几年就换届了。可能这届是这样的思路，而下一届又换了，那么我们企业家应该根据政府的想法而不断调整吗？

　　保育钧：在中国这样一个转轨时期，企业家的难度很大，有的人就忍了，就是说这个地方不行我换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民营企业有韧劲，他能忍，他不能得罪政府，不然这次赢，下次肯定死定了。

　　董倩：刚才保会长也说了，企业家如果跟政府斗，你不是有钱吗，你赢一次你就输一辈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斗还是不斗。在遇到这种情况下准备去斗请举手，准备放弃的请举手，那如果都放弃，市场怎么建立起来，法律什么健全起来？我想这个问题有必要问一下保会长。

　　保育钧：根据我的调整寥杰，政府对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非常重要，在这个往往因为政府失信造成的损失，要民营企业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方法。不讲究方法很可能是倒霉，前两来年我接触一个大案子，因为地方政府失信，造成了投资者几个亿的损失，告状告到我这里，我就支持他们去打官司，先开论坛会，找法学家说这个政府的措施是错的，但是没有用，因为权还是在地方政府的手里，后来他们被逼得没有办法，告的时候地方政府就是谁告就抓谁，甚至把律师也抓起来，所以这个教训很惨重。虽然这是一个极个别的例子，但是对我们确实有启发。所以我们企业家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要非常慎重。

　　董倩：你指的慎重是哪方面的慎重？

　　保育钧：要作市场调查，这么好地方政府为什么不给其他人而给你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首先要把心态调整好，现在暴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心态调整好，别再吃亏上当，就是上当之后咱们尽可能和平解决。这一届政府做这个事情，下一届可能就改了。

　　董倩：你给我们一个“心灵鸡汤”吧。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保育钧：做好调研，钱到位之前把市场调研搞好，钱没到位之前“很好”，钱到位就“好狠”。

　　董倩：所以在“很好”和“好狠”之间请企业家做好决策工作，谢谢保会长，接下来请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吴晓波教授。

　　吴晓波：刚才牛总编说和谐要慢走，我觉得还是要快走，我们等不及了，因为这个社会我们现在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如果我们再没有这样和谐、诚信的环境，我想企业家的好日子真的是难以保障了。

　　刚才我说到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觉得我非常荣幸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上工作了这么多年，跟我们的企业家有这么长时间的互动和沟通，让我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家，也尽我们的能力来帮助我们的企业家，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的企业家确确实实在这样并不是很完美的竞争环境中不断成长起来，特别是在我们浙江我们还是非常引以为自豪的，我们浙江的企业家走在全国的前列。

　　今天我们讲到品牌，当然前面我们有几位讲到了，讲到和谐、讲到创新，但是品牌也很重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品牌越来越成为我们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生命力的表现，那么在讲这些内容之前我讲一个小的引子，关于和谐、关于诚信，其实中国自古以来似乎都讲这些东西，为什么到了现在我们回过头会常常说2500年前怎么样，孔夫子他怎么说怎么样，我们现在又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差距很大。我想起一段很刺耳的话，来自于120多年前美国一位物理学家，在美国物理学会的年会上他说的话，他这么说他们知道中国人在知道在发明了火药，并知道了火药的运用，领先我们很多很多年，但是中国人只满足于火药的运用，并不认真探寻火药形成的机理，所以说他最后结论非常刺耳，所以在现在我们只能够把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古老的民族称之为野蛮人，这个是很刺耳的话。

　　前一阵子我去国外开会，碰到一些国外的学者，他们讲的话也同样的刺耳，特别是在东欧，碰到一个来自乌克兰的教授说的非常犀利，你们中国人就回中国去吧，他为什么这么说，确确实实要探究我们诚信，我们的和谐是基于什么样的基础，我们企业都忙着塑造我们的品牌，获取更大的利润，如何去获取，我觉得确确实实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是因为我们邓小平正式在改革初期讲的话，被人们所信奉的东西，就是“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个的话到现在为止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很重要，在很多场合下，很多的条件下，我们觉得是被很多人庸俗化了，市场经济确确实实不管是白猫、黑猫，不管是国有、私营，还有民营、股份制，你做好你就是英雄，但是你做好你抓到老鼠，你也要有“猫道”，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引以为深思的。我们现在为什么讲和谐，我们胡锦涛总书记在党中央之后又提出“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我觉得我们这个和谐跟我们过去历史上的几千年这样一种和谐的路径不一样，我们现在面临全新的路径，是基于科学的发展。

　　所以我们再讲品牌，那么品牌的核心是什么，其实品牌有大量的内涵，时间有限我就不展开讲了。我就讲品牌在支撑的核心是什么东西，我们观察研究企业这么多年，我们确确实实认为，诚信和持续创新这两者不可或缺，这两个东西是真正支撑我们企业品牌的支柱，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看看在世界上，在全球的竞争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我们讲白猫、黑猫这样的洋猫是怎么样，他们的成功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创新是他们成功的支柱，他们这样品牌的价值，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有非常非常高的价值，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东西，其实他们的品牌价值是跟他的创新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创新机制和我们讲的诚信、和谐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值得我们探寻的。

　　很多人听过这个故事，从一粒米开始这样的一种成功，这个人是谁，就是王永庆，他开米店开始，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统的米店是怎样的卖法，就是去店里付钱，把米扛回家就完了嘛。他开这么一个小店，优势在哪里，他并没有优势，但是他很仔细的观察，他观察发现了什么东西，他发现用户在使用这些米的时候，要淘米，要淘很多次，他就想我为什么把那些沙子先挑出来，这费很多工夫，但是他的功夫没有白花，他在建立一种诚信，在客户心里他的米就是质量好，他的生意从这里开始，但是不仅仅是从这样一个小事情开始，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经营模式，他看那些顾客是什么样的顾客，大部分是年老的人，年轻人忙着去干活去干活，做家务往往是长者或者是家庭主妇，他们身体并没有那么强壮，扛一麻袋一米回去是很辛苦的，那他就研究是不是可以送货上门，但是我们说解决一时的之需恐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坚持下来，变成一种模式，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称之为业务的模式，这位模式的创新要有持续的跟进，持续的行为。比如说他送米到老百姓家里，他又发现发现米不是一下子就倒进去的，因为米缸里面有老米，他就叫伙计先把老米出来，再把新米倒进去，陈米铺上去，照顾到客户的需求。另外他看老百姓米缸有多大、人口有多少，他都有记录，从而可以知道客户的需求在哪里，多少时间了可以送米，送什么样的米，从此就有了口碑传颂美名。

　　我相信很多的企业家，我也见多很多浙江企业家，也听过他们的故事，都是从创业之始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这种艰辛的努力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但是要破坏要毁坏这样的一种东西真的是很容易的。这个是我们目前所看到非常严峻的事情，我们很多的企业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东西，被一些个别的，被一些人所毁坏，所以这样的事件很多，比如金华火腿事件，这对火腿行业的打击非常大，铁皮枫斗金这个事件，也是整个产业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这个里面要求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建立起自己的品牌，靠诚信要一步一步把诚信体现在我们所有的工作细节、工作环节上，但是他又是如此之脆弱，让我们批评家怎么办，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比较理性的问题。

　　既然讲理性，那到底什么是诚信，现在诚信传统的都会说诚实守信，刚才我们说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的诚实理性怎么样体现，这个就是面临着根本路径的变化，这里有两种对诚信的不同理解，一种是本体论上的诚信，我们中国几千年信奉这样的诚信，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等等，从这个里面延伸出我们的商业道德，我们的商业道德就是跟我的诺言和人格来保证。但是我们看另外一种的契约化意义上的诚信，这是现代工业文化所带来的东西，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主要还是现在工业文明，是西方人跑在前面，西方人对诚信的理解是什么，这个诚信是双方对所订立的契约的守诺，这用法律来保证的。这里就引发了一个很深刻的思考，就是我们用怎么样的途径来维护我们的诚信。那么我们说法律非常非常之重要，刚才我们保会长讲了很多相关的体系化的法律建设方面的建议，我们确确实实应该看到，这认识在我们国民心态是怎么样的，确实我们需要改造。在这个里面所谓东西方文明的冲突，特别是在目前全球化的阶段，在座的各位不管怎么样大小小小的企业或多或少都会面临全球化经营的问题，有的时候说老外对我们反倾销的法律很不讲道理，但是你去仔细看一看，他对你做反倾销调查的依据什么，他有非常正面的依据，我们一定要习惯要适应这样这样的一种对诚信维护的基本的认识，我们要习惯这样的认识。要接受这样的认识，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延伸到我们如何建立诚信，我们传统大量基于内在自觉的行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外在的约束，这个约束越来越强，这个约束除了法律以外，还有什么。

　　保会长他最后所提到的这个东西，我今天想着重讲一讲，就是行业协会的问题。其实我们看诚信的遵守，不是说政府和企业两者之间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或者说我们国际上所谓NGO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问题。所以诚信的机制的建立我们很高兴看到在我们浙江有很多新型的做法，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去借鉴。比如说在我们乐清做的比较早，他们低压电器行业协会做得比较早，这个对维护行业诚信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我们再看义乌小商品市场，以及网络时代的诚信。在乐清我们看到，“电器之都”，“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等等这些国家级的名片都是靠打假打出来的，像低压电器在乐清有2000多家，占全国60%以上的份额。我是一个进化论者，随着竞争的进化我们很多相应的机制会建立起来，但是我是新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不是被动的被自然选择的一种进化，我们有我们的意识，特别是在我们中国，我们有我们的后发优势，我们利用前人所走过的一些经验，我们能够更快更深的进化，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乐清有40多个民间的行业协会，他都是非政府的组织，在这个里面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在这个理念我们进化的过程是怎么样，是竞争与深度的专业化相结合，竞争的加剧导致是我们竞争的专业化，而这个维护不是靠我们单个企业的维护，我们利益的共同体共同维护。

　　所以在这个里面它的性质很典型，民间的、自治的、服务型的等，我们确定这个行业在这个地区的标准，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执行服务，调整各种各样的矛盾，维护我们共同的权益，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国际上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在日本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成立了全国性的民间经济团结。有人把浙江比作意大利，确实是很相象，意大利协会的企业比例则达了70至80%，在我们浙江我们可以想想看，我觉得在这里延伸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不是被动的，我们在等待政府如何去守信，其他的环境如何改善，而是我们自己要行动起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面对各式各样国外企业的挑战，我们如何来应对也是同样的重要。国外有一个企业来收购我们国内一个龙头企业，导致行业内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有很多的反对声音，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反之也是一样，我们中国要去收购美国的企业也是非常的困难，我们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就是我们的荣耀吗，不见得，我们要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义乌小商品市场大家都知道，在初期的时候，典型的恶性竞争，同治化，仿名牌起家，在市场经济初期他抓住大的机会他发展起来，但是随着进化他非得要走向一个“仿名牌”到“创名牌”的阶段。光有意识是不够的，我们要有机制，在创造所谓新义乌精神，这个我们不说多了。在做事情上他商品城里面成为市场，建立信用征集，这是非常好的机制，在企业的交易过程中，在企业的加以征集的过程中，然后跟企业的品牌企业的绩效明确结合起来，这是非常好的机制。另外我们在网络时代，信用问题更成为一个大的问题，我们杭州就建立一个支付宝，从而解决信用的问题，

　　我们讲诚信机制的建立取决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要关注第三方的作用，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我们非政府组织的一些发展。另外我们光有理念不够，一定要有硬件和软件的结合，这是系统的结成创新。

　　另外一个我们手段上如何创新，像支付宝这是典型的。我们诚信靠建立，我们有各个利益集团，这个抽象东西就不多讲了。

　　最后补充几点，刚才董倩问我们保会长，我们诚信机制的建立问题，讲到政府守信的问题，其实我就想到刚才在下面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东西，我们常常讲一个好发展环境，一个社会统治的架构、治理的架构是什么东西，我们会说三权鼎立，会说“立法、司法、行政”我们会有这么一个架构相互制约和发展。其实在现实当中，在发达的社会多种，健康的社会当中，有非常重要的第四支力量，那就是我们讲的NGO——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优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刚才董倩问我们企业家如何对待政府守信问题，其实我认为很多大的问题不再我们企业家自己身上，还有另外一般方面，在两三年前我们去过丝绸市场，我说对记者对媒体缺乏信任，没有信任感。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第四方的力量通过什么来体现，通过我们的媒体来体现，其实媒体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我们不能说媒体只对着政府和企业来说什么，谢谢大家。

　　董倩：本来按照我们的安排还有一些休息的时间，今天有很多专家发表占用了一些的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播放短片，利用这个时间中休息一下。

　　(观看视频短片)

　　接下来请有关嘉宾上台：

　　杭州三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晓莺

　　中国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应正

　　康奈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陈增鑫

　　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茅理翔

　　丝绸之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凌兰芳

　　浪莎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翁荣弟。

　　请你们上台。

　　你们几位起来听了保会长台上说完了这些话之后，心里有什么感触，谁先讲都可以讲的，你们不讲我先点名了。我的从年长者开始，您先来，方太厨具董事长茅理翔董事长请。

　　茅理翔：保会长确实是我们民营企业学会的一个会长，说出了我们民营企业家的心里话。在这个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主流经济，这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新的特色，因为企业要发展，那么现在通过20多年的发展政府也在规范，所以在这样一个整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碰撞，原来的一些优势会消失，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确实需要这样服务意识，作为政府要强化服务意识，那么至于怎么样去或者应该充分去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通过行业协会来对话政府，如果是一个企业去触碰政府的话，可能会造成某些情况的一些不和谐，

　　董倩：茅先生你碰到这样的问题吗？比如说你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你们企业的理念和政府的理念发生一些小小的冲突，遇到时怎么处理的？

　　茅理翔：我想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主动向政府沟通，我想有一些特别是有一定品牌的企业，浙江的政府还是比较能够顺应企业，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面，从我办企业的过程中，好像政府有一些情况，还是可以沟通的，我做企业讲。

　　董倩：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语速放慢，而且结结巴巴的。还有哪位企业家发言？

　　翁荣弟：我是浪莎袜业公司的，保会长也去了我们浪莎袜业公司几次，我觉得保会长这几年为什么企业家花了很多心血，作为我们企业界我只能说与时俱进，公司不断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努力，联合我们的当前社会的发展。作为政府对我们企业，我认为双方都要换位思考，政府这届可能给你承诺很多，换届就没有了。可能承诺过多，失信过多。我们企业只能说是，确定政府在承诺的时候可能有些方面要注意一些。我想政府和企业是一个互通，毕竟政府是要靠我们企业纳税来来维持他的财政支出的。

　　董倩：刚才没听懂你说的话，有点口音，您说是政府和企业是互动的，还是穿一个裤筒的，没听明白？

　　翁荣弟：是互动也可以是，一个裤筒也可以。

　　董倩：你是不是觉得还是一个裤筒好啊。对不起要讲保会长几句。

　　保育钧：企业和政府之间首先要加强企业自身的风险管理，我们民营企业的辫子一大把，这个时候跟政府打较大有点心虚，一叫阵叫板，政府查你一查一个准，特别是税务干部，我们税务干部到企业不会空着手走。我们的税制非常多，能够讲清我们税制的人没有几个，在这样情况之下，所以我们企业内部风险管理，抓好了之后，心里不怕，这个时候也就可以谈判，通过协会谈判也好，通过法律手段也好，任何一个形式都可以。

　　董倩：您刚才说到辫子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抓辫子的话，谁都有可能被抓政府，他能抓企业家的，为什么我们民营企业家可不可以抓政府的辫子呢？

　　吴晓波：这个责任在媒体。

　　董倩：刚才吴教授责任在媒体，我也是媒体，我也怕被抓，所以就不吱声。

　　应正：刚才保会长提出的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一些互动等等，我觉得政府对企业的话，我们中国企业反正国外很多，但是中国还没有，目前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所以有一个过程，反过来的话，企业和政府之间互动，比如说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想法需要都一个过程调整。那么政府上面一纠正，下面就不好办，造成政府失信。所以在浙江来讲这样情况可能在全国来讲还是比较好，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到现在这种繁荣状态，跟我们浙江省各级政府对我们民营政府大力支持帮助是分不开的，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政府要理解企业，企业也要理解政府，像现在有些企业一做到一定的规模，还想要指责政府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所以我们作为企业他们可谓以微观经济比政府官员管的更细，但是你要管宏观经济的话，毕竟政府的官员，他们肯定是个行家，而我们企业肯定是一个外行。

　　董倩：应先生你为什么要强调要站在政府的位置去考虑，许多的企业家都希望政府站在企业家的位置去考虑，你为什么要换位思考？

　　应正：因为要和谐。

　　董倩：和谐就是换位思考？

　　应正：对，因为像现在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来讲，我到过很多国家，只有出去越多，就发现一个国家的政策很重要，中国每年GDP有9%的增长，这跟政策也一致的，我到过巴西，在那边的话，我们中国政府官员承诺出来的事情，他没办到，他会有愧疚感，但是在巴西的话，他承诺出来的话，没有办到他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羞愧疚感。

　　董倩：美国会怎么样？

　　应正：美国的话，因为它才300年不到的历史，我们中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我们有更丰富的内涵。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将我们中国目前跟美国现代相比。那我觉得过了若干年，可能中国比美国发展得更好。

　　董倩：应正先生我很尊重你的观点，但是我不见得完全同意，我还是想知道，因为我们想发展的话，必须要把眼光放得更高，或者说不能跟比我们不如的国家，当我们比巴西的时候，会觉得巴西政府这种诚信度不如我们中国政府高。但是我们跟发达国家比的话比如过英国、跟美国比的话，难道我们不应该要学习吗？

　　应正：学习这是肯定要学习的，我们中国也有很多方面是值得他们外国人学习的呀。

　　董倩：你下一步考虑是要从政吗？

　　应正：我觉得从政的话，我觉得能力不够，我还是做企业比较合适。

　　董倩：我觉得你从政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企业家，因为您总是从政府角度去考虑。

　　有请下一位发言。

　　凌兰芳：我是丝绸之路老板凌兰芳，我比较接近应先生的观点，我们国家目前正处在转型的阶段，正在提出一个和谐的理论，这是一个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历史上重大的转变。他把我们几十年斗争哲学一直转化为和谐哲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第二个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变摸着石头过河的摸索现在变成科学发展，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这在理论上非常重大的转变。

　　第二个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目前转型企业其中原因有：一，政府浮躁其实是社会浮躁的缩影，企业也有点浮躁，但是企业和政府之间在发展这个问题，在做大做强做长这个问题上方向完全是一致的。政府有不好的官员，企业里头也有很低档的老板，和一些不够称为的企业家或者说是一般企业的人，企业家是高尚的，在座各位就是很高尚的。那么政府跟企业之间，经常会发生一些矛盾，我们企业跟政府也有一些矛盾，那么怎么来处理：首先是处理矛盾的性质，有些是政府对，企业错，有些是企业对，政府错。还有一些事也有政府的道理，企业也有企业的道理，角度不同，这个时候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对待政府怎么办呢？就是按照刚才保会长讲的，要有风险的意识，要遵纪守法，因为我们跟政府发展的在大方向上是完全一致，他要弄死你，他要查你税，当然他不能空着手走，他要带一点，那就带一点吧。总的来说“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你要做到比政府官员更高尚，比政府的官员更和谐，政府的官员更守法，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跟政府之间，有理、有利、有义等等，企业的有理就是我要规范，很正直，进行创新进行诚信，同时我也有利，有利就是企业的成本，但是你为了降低企业的成本，而贿赂官员，这就不是降低成本了，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跟政府呢我们有时候是学生很老师之间，有时候是管理者也是处理层关系，我们假如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没有关系，有时候要给他来点真的，有时候要遵循一下。谢谢。

　　董倩，我觉得凌先生特别棒，他站在了一个超政府的角度。你政府不是应该让我们企业家学习吗，现你们没有什么让我们学习的，那我们就自身做得更好，让政府向我们学习，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好。保会长现场刚才几位企业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还有几位企业家没有讲话，我觉得如果咱们都像这样的企业家的话，那咱们中国的企业真是太棒了。

　　保会长：刚才我在发言中讲了，我说的综合治理不是指哪一个方面，需要法律政府，当然我很欣赏凌先生的讲话，这个从阶级斗争转向和谐社会是一个纲领性转变，过去我们讲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呀，现在我们将和谐共赢，商战用《孙子兵法》那一套，那种办法不行，把别人打死了，你东西卖给谁去。所以要合作共赢，同样带政府和关系也要和谐共赢，刚才我们吴教授讲了，一定民营企业、个体企业一定要组织起来，有自己的组织，通过组织合法渠道跟政府对话，一定要组织起来，组织成行业商会、行业协会来跟政府对话，包括参与一些政策法律的制定。制定各项政策法律之前一定要有各种利益博弈，市场经济主体是多元化，现在我们政府部门光光制定自己的法律法规。借此给自己制定法律法规的权给自己扩权，所以通过行业协会直接参加民法，一些商业法的制定，这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民营企业每个人都这样，如果联合起来，按照法律法规，我们正常渠道提意见，政府也是欢迎的。政府有时候也听不到这种意见，他不可能张三听一个，李四听一个是不是，他通过行业协会来，所以政府也是非常欢迎大家组织还是的。

　　董倩：吴教授曾经去美国哈佛大学做给演讲，我想请吴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是怎么面对企业家和政府之间面临矛盾？

　　吴晓波：他们都有很好的愿望的共同发展，但是我们要很现实看到市场经济社会的基础，就是利益主体多元，多元化带来什么，竞争是必然的。竞争的过程中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益，这是我们每个人每一个企业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在美国他有连邦的法律，也有州法律，甚至每一个县城都有一个订自己的特色规则，订这些规则在干什么，他首先保护这个地区自己的人民，自己的企业的利益。很重要的一条，我们现在的努力，我们不是光讲努力，从规则上下功夫，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有非常复杂的规则。这样我们的声音才能壮大。我们有我们的行业协会一起来，如果你单个企业的权利肯定得不到这样好的保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媒体，媒体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在美国发生一件事情，他都会有不同的媒体做报道，这个报道过程当中，他很重要的一点，也不一定做得到客观的原则，他都要以事实来播放以事实来播放，以数据来播放，在采访过程中，有不同的人，不同人的说话，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在里面，这里面有一种多元的制约的机制在里面，这个在媒体上也可能就体现出来。这个里面再往深层次说，可能又会遇到其他的问题，老实说媒体也不是铁板一块，媒体又是有不同的媒体在竞争的。这种多元化带来的一种事实上的区别。

　　保会长：媒体又有媒体的难处媒体也需要有一个法，新闻媒体法。

　　吴晓波：其实不光是精神力量的问题，包括行业也没有权利保障，来保证行业协会的地位和权利，这个也是有约束。

　　董倩：我希望大家别灰心，今天我们这些专家是从建设性角度提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再听听其他的企业家了发言，自我介绍一下

　　周晓光：我是义乌新光饰品的周晓光，刚才听了几位企业家交流，我们作为企业家我们自己要了解在这个社圈里面我们自己的角色，我的角色非常重要，一个是政府的角色，一个是企业家的角色。刚才有人讲到我们跟他们是互动，我们目标是一致的话，我想我们在很多方面也是可以对话的。像我们义乌是很典型，应该说我们义乌是一个小政府，但是我们义乌的政府很有作为，应该说是小政府大作为，因为我们的常住人口只有60多万，而我们的外来人口却有100多万。为什么这样一个小政府他能为170几万的人提供服务，大家想想看，其实他政府配给他的很多资源，那么我们企业家在这样大环境当中，我们也觉得很多可以完善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但是政府应该说，能够理解几个企业家观点，建议和意见，我们还是蛮理解，能够听的进去，不可能每一个企业家，你不同的声音全部都反映上去，全部都解决，作为政府的角度，它肯定有一个梳理，哪一个是大家共同的声音，肯定是一级一级来解决的。所以我们作为企业家只要自己的角色定位定位好就可以，我作为个人大代表，我经常讲到“关心政治，但是我不会去干预政治”，因为一个企业家过多的干预政治的好，对你的企业和政府都是不利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份感想，谢谢。

　　董倩：看来周女士是从政府的政策和服务中受益了。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在座的所有企业家都能够从政府的政策和服务中受益了，说出这样的话，这样的企业家越多，就说明我们的政府服务的越好。但是发现他们好像不多来继续。

　　陶晓莺：非常感谢工商给我这么一个企业家在这里相聚的机会，我觉得如果说电影百花奖刚刚过去，假如说我们民营企业当成百花奖的一样的机会，即便什么都没有得到，退一万步说，如果成为我们民营企业这样一个相逢、相聚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发自内心感谢这么一次机会，因为没有这次机会，我们平时也缺少交流学习的机会。下面我也简要说一下。

　　我刚才听保会长说了，今天我觉得谈了这么多，我有自己的问题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作为企业应该抱成团，特别是我是家政行业，家政真的是政府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并不是感谢市政。只是说一个道理，如果说我们搬家的时候，马路上不能停车，那搬家的话，客户想搬到哪儿，你不可能不搬到哪儿，那么就抱成团给政府，给协会写信，结果政府通过了。大家知道我们服务企业税务是14%，从事我们这个行业，本身他的利润点可能就没有14%，那么又跟政府说了，又提一见了，结果也通过了。所以我只是带讲一个道理，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一个是和谐，一个诚信。

　　首先我觉得做企业一定要诚信，三替的成立以来我们一开始就定价了，就是在做之前先说好价格，那么做了之后，客户就不会觉得你不诚信，然后我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赢得了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因为今天我们主题发言是诚信，那么所以我的企业首先要诚信，对员工诚信，对客户诚信，反过来你是一个诚信的企业自然会赢得很多。我们公司一路走来讲的就是诚信，还有一个就是和谐社会，怎么和谐社会，在我们企业我们的员工工资都有1000多，有的家政人员还有2000多，在杭州双休日还约不到我们服务，这就是诚信给我们的回报。当你是一个诚信的企业之后，由于诚信体做成了，你成长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和大家分享的，我们的员工出去去应聘，别人一听说你是三替的，工资如果外面招是650元，因为你是三替的人就给你900，为什么这就是一个品质的保证，他有内在的东西，我来这里真的没有做广告，真的。因为三替在杭州是诚信，所以我再想你做企业的时候，你讲诚信你就赢得的客户，赢得的政府的信任，做人事情都非常非常方便。浙江省一个很好的环境，我们这个行业应该说得到很多的关怀和帮助，现在创建和谐社会，企业回报给员工回报给社会的时候，企业自然也得到的回报，因为我做到了诚信，做到了和员工和客户之间的和谐的关系，我给员工的订工资你们还不相信，我不是成本核算的，我是按照给大家工资他们安心来定的，所以我的家政人员，社会强大需要。然后做的人可能嫌他地位身份低下。我就琢磨，琢磨了以后以前8块钱一个小时，只要交一块钱，为什么？我们要交税，为人民服务要不忘交税。后来厉以宁教授对我说：品质、品牌、价值三维一体，你应该涨价，那我就涨到10块一个小时只要交一块，到了今年2006年初我涨到12块钱一个小时也只要交一块，我的本意是什么，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得到服务。这次开会就有人对我说了，说你解决承担了社会上生活困难问题，那么怎么解决呢？我得招人，怎么招人呢，我得确保他们的收入得到保证，因为这是没有人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我的我们企业家不可能为社会做很大的贡献，因为人的能力有大小霍英东、李嘉诚、邵逸夫每年有几千万的捐给社会，我们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尽自己一点小小的能力回报社会，来为和谐社会进自己一份心，出自己一份力。但是这个过程反过来说，也得到的社会的认可，我们这个行业经历多少无困难，政府他说这个不是你们行业的事情，也是我们政府的事情。所以我想这里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想把企业一路走过来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今天这个会不是企业与政府的交流，这次应该是我们企业与企业之间一次交流，使大家回去以后都有很多感受，应该感谢浙江工商联举办这一次的盛会，能够让大家在这里交流自己的体会，感到这次没有白来，谢谢大家。

　　董倩：我刚才听到一声响，我就说肯定这是一个很好的发言，我想做一个统计，平时在座的企业家一年少有的场合之外，你们平时做坐在一起跟同行能够交流或者聚会的机会多不多。把你们心中的要说的话能够梳理起来，汇总起来这样的机会多不多，多吗，不多，你们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吗，是希望用什么样形式促成这样的事情，希望有什么的的机构来出面呢。接下来还有一位企业家的讲话。

　　发言人：我想刚才大家大家讲了了很多，他们都是企业家，但我在企业里面是一个做党建工作的副书记，工会主席，刚才他们讲我都同意，我觉得很对，在讲政府跟企业这个话题，我的我没有话说比他们说的好。我请你讲第二个话题，谢谢。

　　董倩：刚才保会长我做一个初步的调查，据我了解，我们同行业企业家在一起能够把自己的意见交流、汇集起来，这样机会并不多，你觉得有什么，方式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

　　保育钧：现在需要企企业家联合起来，工商联、以及一些行业协会联合起来，这个很有必要，工商联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营组织，是合法的商会，但是现在碰到这么一个法律上的障碍，我们成立的商会，到时候民政局不认可，所以我们正在呼吁，尽快为民间商会立法，主要法律地位得到保障，尽管成来了不少协会，但是他们都不是合法，没有法律手续，没有法人资格的，他开这个会的时候，就碰到障碍，是不是非法集会，这是一。二行业协会基本上都是部门，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从一个部翻盘成协会，中央政府部门拟100多个，政府部门翻盘过来，政府机构基本上运作是官僚体系的运作，跟企业家和特别是民营企业隔着一层隔膜，所以行业也会按照商会法规范起来。上一次在吴敬琏发起的民间商会研讨会，我们每年都在提出提案议案，提了之后不是没有没有反映，反映是温吞水，不是明确的的话，不是涉及到我们跟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有些同志不学习，一听到非政府组织，马上就跟反政府组织联系起来，共产党领导下怎么还有非政府组织呢。不了解这个情况，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为我们阶级观念太深了，动不动就是组织的纪律，所以要刚才讲恐怕要认真学习六中全会构建和谐社会怎么才能和谐，要抛弃资本主义尾巴。所以据我了解，我们讲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这还差多少，都是主义嘛

　　董倩：看来在一起说说也不起那么容易做的，

　　接下来的时间我想留给台下的企业家，大家可以提问。请您自报家门。

　　企业家提问：我是来自湖州的，也是浙江产业基金会的成员，公司是浙江蓝天工贸有限公司，刚才台上的专家包括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大家都谈到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我想在座的企业家这一块，对我们企业如何满足客户的需求，了解客户的需求做了很多，对于政府包括政府的官员他们的需求研究不是很深，就哪一个政绩工程来讲，所谓政绩工程，就是地方官员为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确实一个关心经济发展，另外一个就是创建和谐社会，因为他要升官，所以政府官员也好也是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两个前，一个潜的潜，一个金钱的钱，这样给企业带来一个问题，能不能政府官员用潜的潜。能不能让他更快从一个区长、升到县长，送一些阳光的礼品，所谓阳光礼品一个你企业自身有没有做好，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财政增加的，促使升官一个机会，这个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他给当地带来一些福利性，政绩工程的话，他吸收资金，作为我们企业能不能在这个方面要多出一点资金。现在好多企业家宁可多送2万块钱给政府官员，也不愿意捐献1万块钱给政府做建设。因为他这个2万块钱可以给政府拿出1万块钱做这个奖励那个奖励，因为他送了2万块钱以后，可能政府返还给他1万块钱，那么他就会说，作为企业你们看大家都拿不到的基金我能拿到了，在这一方面，我想是不是改变一种送礼的方法，这样也有利我们政府官员更能保住他的位置，另外有利于我们企业创新，谢谢。

　　董倩：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核心就是对政府官员怎么送礼，以前送礼你也有风险，他也有风险。你想跟几位同行探讨出一种渠道来，既自己得益，又让他有前途。

　　保育钧：我在全国做了一个调查，民营企业税外三项支出：第一各项收费，第二个是各项公关费用，第三个是各项赞助，三项费用里面支出占的比重，占的税收比重是30%以上，占了利润的50%以上，那就是说收费和公关费是说不清楚，税费政府有名目，赞助也有一个名目，唯独公关费说不清。主要不是攻省长、局长，主要是科长组长这些人，这些掌实权的人。现在政府的大量形象被搞坏，所以说地方人有意见，他不是对党和政府整体有意见，而是对某个具体人有意见。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各级政府你喜欢什么送你什么，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合法经营，照章经营，善待员工是我们企业安身立业的法宝。所以除此之外，那些东西是不可取的。

　　董倩：您说说在国外送礼是什么样的？

　　吴晓波：其实送礼我们每一个人都给政府送钱，但是怎么个送法，有白钱、黑钱，也有灰钱。其实促进和谐社会重要的指标——黑钱是不是少了，白钱是不是多了。其实你从国外的角度来看，关注国外怎么样怎么样，我在国外呆并不长。刚才有一位民营企业家说，参政不干政，如果你在美国当选的议员，你就要干政。在我们这里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成为我们人大代表，你们应该发挥这个责任，但是干政你去干政府的行政，实际上有很多是有问题的，往往跟企业的利益相关的，现在干政干什么政就是立法、司法等等，希望我们企业家能够干政，还有一个立法问题，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机会。最后另外一点我的有一点我们很多企业家我们跟政府做朋友，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很多的企业都是这么想，这一点大家非常小心，做朋友如果你做成好朋友了，你就更危险了，你说我跟政府有最好最好的朋友，那离监狱也不远了。

　　茅理翔：我认为刚才这位企业家所讲的很有道理，到底我们向政府送什么礼，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企业自己的品牌做好，承担社会责任，这个礼。我想在这个现在争论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把政府和企业成为一种对立的面。我想他们也是正像我们刚才几位专家所谈的，它是五大关系链当中，其中一个，顾客、员工、政府与社会、股东，五个角色之间一种关联，所以政府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那么如果说我们去送什么其他方面的礼，那么肯定正像吴教授所说最后要失败。但是要要从正当的，使自己的企业如何承担社会责任，那么这样的礼物我相信政府的需要的。

　　但是我这里面还有一个想法，你光得到的政府认可，我认为我作为一个企业还仅仅是不够，而且太不够了。应该首先得到顾客、员工的认可，合作伙伴的认可，社会各界的认可，这个品牌这个企业才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品牌。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和谐与诚信”，我倒非常感谢，浙江工商行政管理局他们在带这次冲击洋品牌当中不讲诚信当中的一些检测，为中国消费者维权，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浙江的工商行政管理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这样鼓励了我们中国民营企业家，你们不要去迷信洋品牌，洋品牌也有观念危机，也有文化危机，也有诚信危机。我们现代这些民营企业家成长时间比较短，我们现在从一开始就讲诚信，而且要承担社会责任，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如果你不讲诚信，你企业成长不了。包括索尼，它是我过去是敬佩的企业，为什么现在到了61岁的时候，还出现很严重数码相机这么一个事件，而且不敢承认错误甚至不给退只能换，这样一个过程呢，说明所以索尼所谓产生了管理的危机，文化危机，以及诚信危机。所以对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是一个信号，如果一个企业要长期发展，你要真正振兴中华民族的经济，我们必须要讲诚信，必须要树立自己优秀的品牌。

　　我还有一点感受，看到的这样一个短片以后，我有什么感受，洋品牌不要去迷信。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现在你看很多领域，基本上都给洋品牌占去了50%甚至80%的市场。这实际上从我们工商局这样一种大胆的行动当中已经揭穿了我们不要迷信洋品牌，除了消费者不要迷信，我们企业家也不要迷信洋品牌。我们要敢于与洋品牌竞争，敢于成为世界知名品牌，所以这也是我们方太一个理念，方太前十年我们在创建中国厨具领域品牌做了大量的工作。下一个十年我们明确提出要走出去，要成为国际上著名的厨具品牌。所以我想现在在国外的反垄断，这种垄断的情况非常严重，对中国的品牌打击即使海尔在美国他们也非常小的，很多人瞧不起这个小弟弟。那么我们现在也有这样信息，过去国际跨国品牌垄断的时间可能要慢下去，因为21世纪，我们的跨国公司也是经过的长期这样一个历程，他的下一代，他的下下一代，他们已经在观察也出现了问题了，文化上出现问题，体制上出现问题了。那么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将这样一种优势讲诚信的品牌如何去占领整个市场，打出去一个国际市场的品牌，如果没有这样品牌走向世界，中国真正的振兴绝对不会达到。要真正的振兴中国的经济，要真正使自己的品牌成为长寿的品牌，我相信我们建设世界著名品牌，要做这样的品牌你必须讲诚信，而且这个诚信要长期性艰巨性，而且建设品牌一定要讲长期性，所民61岁了、雀巢到140岁还出现这么一个不讲诚信的现象，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作为浙江民营企业家必须真正履行自己诚信的职责，为社会承担责任，所以六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企业你要构建和谐企业，构建和谐企业的主体是谁，是我们企业自身，是我们企业家，不是政府，但是政府会引导像我们今天这样一种论坛，就是在引导再给我们创造机会，所以真正能够成长自己，还是自己，真正一个优秀品牌，不是什么“中国驰名商标”拿到了中国名牌拿到了你就是真正的名牌了，你就是非常出名的商标，不是的，最后还是要长期坚持的讲诚信，是老百姓心中对你真正的认可，所以我们董倩主持人是非常有经验的，她一开始就挑起了这样的话题引起大家的争论。牌示我好像突然之间你这么一打还没有醒过来了，现在我醒过来了。

　　董倩：其实刚才保会长说了一个重要的话题，那么中国的企业在初期的时候要靠诚信打天下，树立自己的品牌，我就想那么企业用诚信赢得的市场，创造了品牌之后，是不是要继续讲诚信。因为你已经有影响了，但是还可能会因为你的一次两次不讲诚信而出现问题，所以我们会发现越大的品牌越要像维护自己的婴儿一样维护自己的品牌。早上听到工商局的同志说到，索尼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索尼中国代理商在他们的车上哭的痛哭流涕，因为他一下子损失了几十亿的市场，几十亿就是不讲诚信带来的。所以今天也让我知道，诚信它不是一时的事，这方正反正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是一辈子事情。

　　凌兰芳：我想特别受影响的是我们这位大姐，她是优秀企业家，刚才陶晓莺女士讲话的时候感动了我，刚才我跟政府的关系，跟送礼的关系，引起吴教授对我的误会，他以为我跟政府交朋友就是送东西。我跟政府之间交朋友，但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在送礼的文化上只说两句话，第一个就是跟政府官员的交往过程中间，一定要小心，“伴君如伴虎”，一点要小心。“处事于若即若离”之间；第二个领导无事你有事，领导有事你无事，这是一种境界，什么意思，就是你跟政府之间，一些官员之间你来我往，中国处在一个转型之间，跟政府之间的交往就是跟官员之间的交往，都是一种交往，我可能你跟政府交往就是今天去拿稿子念一下，不可能的，我跟政府之间，今天我是湖州人我们湖州的企业家，我一年不到行政中心一、两次。

　　董倩：是不是都让你的工作人员去是不是。

　　凌兰芳：我确实说我工作很忙，今天广交会明天什么会等等，我讲的就是说，领导无事的时候我经常有事情，今天要发展，明确有一个项目。但是领导某一天出事情了，你没有事情，干干净净的。另外你做企业实际上我们刚才讨论的是一个企业家的人文情怀，是一个人品的问题，怎么做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做企业家，按照松下幸之助所说的，必须要有宗教般的献身精神，才可以做企业家，你要发财也不是企业家的事情，你要做官当公务员去，你要发财做企业家，不是的企业家不是为了发财，我们不是为了财富这是我们的宗旨，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个。一个人生下来面对的自然、社会、和自我，这三者我们要采取要和谐，要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要融入自我。我们说要“愿为天下苦，行为天下劳，甘为天下善”我们跟政府交朋友是为了提升政府官员的素质。

　　我想讲和谐的问题，我讲的话，我就不讲了，大家不要以为我现在坐在台上是个什么人物，我什么也不是，我是一个下岗工人。前不久大约20天前，我就见了我们保会长，那时候在人民大会堂，我是代表全国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向全国民营企业发出倡议，在苏州为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品牌，我们这个品牌没有，我们达不到这种状态，为我们我们绸厂，我们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梅花牌整整做了53年，从1953年，走到国企改制以后，这个梅花牌让国家收走了，所以我们做了53年穷工人、苦工人，那怎么办呢，所以自己及其工人，再要创品牌，我们是浙江人我是湖州人，所以我们称湖商。我们在国企倒闭之后，关闭了停下来一、两年以后，我们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们收购了自己的厂，买下了一个厂，我们把弱势群体里头，做成一个强势企业，这是我们市场给我们的机会，而且我们想刚才触动我的是那位大姐，我们跟我们的员工在一起，那真正是抱成团的互相搀扶的，我们厂职工平均年龄是在42年，我今天介绍说他们华为的员工平均只有27岁，我想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做你们的外婆了。我们的企业刚开始的非常苦，我们最苦的时候亏损了3000万，平均那个时候还是国企，人均负债150万元，我带头自己带头拿15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在96年、97年98年我拿15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我们出差的时候，三个人开一个房间睡地板，我们创业的时间，拖欠银行本金，但是我们不拖欠银行利息，有一次我们11万的利息还不出来，我们21个人从家里人凑了11万块钱，还给银行。我们国企根本不会这样子做，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在舟山的船沉没了，我们可以走的。但是我们不要走，我们要用自己的钱去还银行利息，所以这样子花了7年，我们夹着尾巴做人，这个7年这个苦难是难言诉，因此时间关系，我必须控制在7分钟之内。后面到了什么地步，只要我拿着一笔签一个字就可以贷款。我的第一个1千万是是2000年挣，因为我非常讲诚信，全国200多家大中型企业跟我们保持非常好关系，所以他们都是说你丝绸拿去，卖了在还给我钱，由于我们讲诚信，有这么多来帮我们人，7年之后，我们赢得了第一个一千万，我前了合同之后，我看了一下没有漏洞，我第一个打电话给湖州银行的行长，我说拖欠你800块钱我可以还你，我可以站起来了。我们的牌子是湖商，所以我们有一个口号，我们是丝绸之路通天、湖商启迪、只是竞争，诚信着地我们就是这样子做。

　　第二个讲和谐，我们这些员工，那么可以说兄弟姐妹，我其他的不讲，我们每年的逢年过节、八月中秋等节日，我都是在车间里一整夜，这个工厂到那个工厂，我跟2000多个员工，吃年夜饭分7—8次，对每一个人我都问你有什么困难，你有什么我需要解决的，我马上记录起来，给你解决，我们在在大台风到到来的时候，我们给员工搬自行车，发雨披，自己淋得湿透，为什么？这是作秀吗吗？不是作秀，这是体现劳动资本的时候，劳动永远第一，员工永远第一，劳动跟资本同样重要，劳动给资本同样有收益，我们说资本有收益，劳动也要有收益，好了我说完了。

　　董倩：你们知道在天津有一个码头工人加孔祥瑞，在我们浙江我们不要学习孔祥瑞我们学习凌兰芳先生就行了。非常感谢，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已经11点半都多了，我们感谢保会长、感谢吴教授、感谢在台上的企业家、以及台下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尤其要感谢浙江省工商局，提供非常好的机会，让大家坐到一起来交流，希望这样的机会以后会更多，希望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再见。

　　下面有请江南药王的代表宣读《浙江民营企业诚信宣言》。

　　江南药业讲话：浙江省“诚信民营企业”诚信宣言：

　　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是市场交易的基础，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自2002年起，省委宣传部、省工商局部、省私营(民营)企业协会、省个体劳动者协会就联合开展了评比认定公示浙江省“诚信民营企业”、“诚信工商户”的活动。四年多来，全省共认定公示了403家诚信民营企业、898名个体工商户，为全省个体、私营民营企业争创“诚信民营企业”、“诚信工商户”活动树立的典范与学习榜样，对于对于“信用浙江”、“法制浙江”的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起来了积极作用。

　　为深入贯彻实施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浙江省“十一五”规划，进一步弘扬浙江民营企业艰苦奋斗、开拓进取、诚信立身、信誉立业的良好精神风貌，积极投身到建设“信用浙江”、“法制浙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活动中去，推动浙江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浙江全体“诚信民营企业”、“诚信工商户”特共同发表诚信宣言，全文如下：

　　一、崇尚诚信精神，加强信用制度建设，继续强化信用意识，树立诚实守信观念。要把无信不立、诚实立身、信誉立业、公平竞争的精神贯穿到企业文化建设中，落实到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中，成为讲求信用的积极实践和诚实守信的典范。加强企业内部信用制度建设，加强经营信用、信贷信用、质量信用、完税信用等方面的信用管理。要加强合同的规范化管理，积极参加“重合同、守信用”活动；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积极配合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开展企业信用记录制度，提高个私民营企业的信誉形象，真正做到讲求信誉，恪守合同，管理科学，运行规范，互利协作，公平竞争。

　　二、奉行诚实经营之道，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要认真学习，努力实践省委公布的《浙江省公民道德规范》，加强公民掉的教育。在广大会员中形成一种“守信者光荣，失信者可耻”的道德风尚和舆论导向。要积极参与“户户讲道德、店店无假货”、“光彩之星”、“青年文明号”等评比活动，树立守法经营、文明经营、爱党爱国、奉献社会的良好风尚。反对不讲道义的弄虚作假行为，利益熏心的背信弃义行为，不择手段的唯利是图行为，真正做到诚信为本、严守承诺、守法经营、文明服务、平等待人、团结互助。

　　三、坚持信誉至上，加强产品和服务管理。要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观念，生产经营企业要加强产品质量管理，搞好产品从开发、生产、销售全过程质量控制，严重按标准组织生产，确保不合格产品不出厂，决不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努力提高产品售后服务。服务行业要主动热情，耐心周到，如实介绍，守法经营，明码标价，传播精神文明。真正做保证质量，注重信誉，量足秤准，货真价实，买卖公平，服务周到。

　　四、努力实现诚信与和谐的有机统一，积极争做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者和倡导者。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的问题。诚信，是划界这些矛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因素。因此，我们当务之急是立足诚实立身、信誉兴业的基础上，继续创新，稳步快速发展个私民营经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同时，积极投身支持新农村建设，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扶贫结对，乐善好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浙江省全体诚信民营企业 2006年11月5日

　　我们今天的民营企业领袖论坛论坛暨诚信与和谐论坛到此结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