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版法尊法师译《礼供尊者法》

　　导语：法尊法师（1902-1980），俗姓温，名庚公，深州市南周堡村人。20岁于北京法源寺受具足戒。后入武昌佛学院，学业圆满，于1925年入藏学法，十载勤学，备通三藏。后自藏返汉，主汉藏教理院10余年。解放后来到北京，在菩提学会主持翻译事业，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之初，法尊法师当选为代表、理事、常务理事。中国佛学院成立后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院长。

　　法尊法师精通西藏语文，译业弥广，五十余年，功德无量。主要著译作有西藏佛教格鲁派重要论著若宗喀巴大师之《菩提道次第》、《密宗道次第》、《辨了不了义论》等，以及克主结、贾曹杰二大师之著述；汉文三藏阙译要典若《现观庄严论》、《辨法法性论》等，皆由法师首翻弘通。来京后，曾译《社会发展史》、《革命干部读本》等为藏文；并参加第一届人大文件和《宪法》藏译本之审核事宜，又编辑藏汉、汉藏字典词汇若干种。逝世前二年，以耄耋高龄，响应中国佛教协会为四化立功之号召，译法称论师之《释量论》及僧成大师《疏》二十余万言，书成之后，续有译述，示寂之晨，犹手不停书，为法忘身，闻者感泣。

　　法师生平

　　法尊法师在俗时家境困难，仅读3年小学。1919年到保定学徒做皮鞋，又因长时患病而半途告退。翌年春末，因厌世逃往五台山玉皇庙落发出家，法名妙贵，字法尊。

　　法尊法师自幼聪慧，在玉皇庙只短短一年，便对经论中的名相有了相当理解。1921年秋，北京佛学界邀请著名高僧太虚法师在广济寺讲《法华经》，恰好法尊法师要去北京法源寺受戒，遂与大勇法师一起进京，一边听经，一边等待受戒。受戒后，即去武昌佛学院学习。后又赴大勇法师在北京举办的藏文学院进修藏文，由此对藏文和西藏佛教有了一定的认识。

　　1925年秋末，法尊法师一行在大勇法师率领下，由嘉定奔雅安。法师入藏的9年间，多次马山、甘孜、昌都、拉萨等地遍访名师，依止慈愿法师、札迦大师、格陀诸古安东大师、达朴大师、格登墀巴等学习西藏各种经论。法师在此期间广学西藏各种经论，并翻译了《菩萨戒品释》等多种佛教典籍。在《著者入藏的经过》一文中，法尊法师说：“在康藏留学这几年中间，要算我这一生中，最饶有兴趣，最为满意的一幅图画了。”

　　1933年，法师接到太虚法师几封信，催促其速归办理汉藏教理院之事宜，便返回汉地，但始仅一年有余，法师为迎请安东大师二次入藏，不料安东大师已经圆寂，法师悲痛已极。这次入藏，法师在拉萨依止降则法王又学习了不少经论。从1921年至1936年共十五年，法师两次入藏，遍访名师，广学经论，随学随译，法尊法师翻译了大量的西藏佛教典籍，无论汉译藏，还是藏译汉，都达到十分纯熟的程度，为法师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佛经翻译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法尊法师持续不断地进行翻译的事业，不论是在气候恶劣的西藏高原或是在困顿的旅程中，他都勉励自己不要空度时日。在与法舫法师的书信中，他这样写着：不管在哪一天死，只要活一天，我就会抱着一部菩提道次和一部密咒道次在翻，写一张算一张，要死就死，我办不到的，死了却也不后悔。这一时期的主要译著有：《菩萨戒品释》二册，《菩提道次第广论》二册，《密宗道次第论》一册，《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二册，《辨了不了义论释难》二册等。

　　1937年，法师第二次入藏归来，继续主持汉藏教理院工作，培养了大量人才。并往来于成渝之间，讲经说法。从1937年到1949年，是法尊法师的翻译事业的顶峰时期。法师几部大的译著均出自这一时期，如《地道建立》一册，《现观庄严论略释》一册，《密宗道次第广论》二册，《必刍学处》一册，《供养上师与大印合修》一册，《入中论善显密意疏》三册，译补《菩提道次第略论》一册，《菩提道次第略论止观章》一册，《修菩提心七义论》一册，以及《辨法法性论》，《七十空性论》，《精研经释》，《缘起赞释》等。著作有《现代西藏》，《我去过的西藏》，《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文读本初稿》等。法师还在《海潮音》等各种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译文和论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师精通西藏语文，不仅可以把藏文译成汉文，而且可以把汉文译成藏文。法师用近四年之功，终于将一部二百卷的《大毗婆沙论》译成了藏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法尊法师到北京菩提学会主持译事。1953年出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1956年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期间翻译出版藏文版《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革命干部读本》、《藏文辞典》等译著，多次为国家领导人讲解佛学哲理，参加了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文件的藏文翻译审核工作，还为大百科全书撰写大量有关佛学的文稿。这一时期法师写有不少论文，在《现代佛学》上发表。然而，十分遗憾的是法师这一时期的不少译著未能出版，有些已经散佚。我们能够知道的有《五次第论》、《七宝论》、《四百论颂》、《入中论略解》、《俱舍论略解》。这一时期，法师最大功绩是翻译了一部《格西曲扎藏文字典》。

　　从1966年“文革”期间，法师被打成黑帮分子，参加体力劳动，把脚砸伤致残。整整10年，法师的翻译工作是一段空白。

　　1972年9月，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应邀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专程拜访法尊法师，并向其赠送了枣核佛珠、银花树等礼品。

　　1978年，法师翻译了《菩提道炬论》。法师在圆寂之前两年半的时间里，还抱病完成了三部有关因明的译著。这三部是《释量论》、《释量论略解》、《集量论》，填补了汉文佛经因明学方面的缺典。这是法师一生中最后一个翻译高潮。

　　1980年12月14日，法尊法师与去看望他的昔日同窗们闲谈，众人问他日后打算往生何方净土，法师笑道：“哪也不去，还来人间。”下午，净慧法师发现法尊法师已于书桌前圆寂，然而手中仍紧握着他的笔。

　　1980年12月15日，是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日子。会前，两万余名高僧有幸朝拜了法尊法师。但法尊法师却无缘亲临这次佛教盛会，于大会开幕之日圆寂于北京广源寺，世寿79岁，戒腊59龄。其灵骨塔建于五台山广宗寺。为纪念法尊法师对中国佛教事业的贡献，中国佛教协会正在编辑出版《法尊法师全集》和《法尊法师年谱》。1988年，台湾文殊出版社编辑印行当代中国佛教大师文集丛书，收有《法尊文集》。文集总序对法尊法师有如是评价：“沟通汉藏文化，开创中国佛教研究新眼界的一代佛学大师。”

　　法师之贡献

　　回顾法师的一生，最突出的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藏传佛教文献中的很多重要经典译成汉文，介绍到内地；二是协助太虚法师振兴中国佛教，特别是主持汉藏教理院培养现代僧才。

　　中国的翻译事业，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汉文佛经基本上是从梵文翻译的。唐朝时期，佛教密宗发展到全盛时期，并传入中国的西藏。西藏翻译了大量佛经，其数量远远超过汉文佛经。但有些佛经传入汉地，未传入西藏。汉地和西藏出了不少佛学家，写了不少著作。汉藏文字的翻译从唐代就开始了。吐蕃时期，有藏族大译师管·法成，在敦煌一带，翻译了一些藏文佛经，同时也把汉文佛经译成了藏文，这可能是开汉藏佛经翻译的滥觞。元代有沙啰巴，译有《彰所知论》等，清代有工布查布，译有《造像度量经》等，但其数量很少。民国以来，大勇法师率领藏文学院全体学生两行求法，太虚法师创立汉藏教理院，九世班禅在北京成立北京密藏院、北京菩提学会等，翻译藏文佛经蔚然成风。有成就者，大有人在。如大勇法师、能海法师、观空法师、超一法师、严定法师、碧松法师、孙景风、汤乡铭、郭和卿、刘立千、王沂暖、古洗里·衮却多占，虽然我们没有作细致的比较。但也可以看出，最有成就者应该是法尊法师。

　　法师译著颇多，有论文、论著、译著、讲记一百二十余部(篇)。根据西藏佛教的特点，法师显密兼通，几乎涉及到佛学的各个方面。如戒律、般若、中观、唯识、菩提道次第、密宗道次第、因明、历史、语言。法师翻译了不少西藏重要典籍，汉文三藏阙译本，亦有法师首翻弘通。法师第一次把藏传佛教的显密理论，系统地介绍到汉地，如《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法师每有翻译，便融会各家，作出解释，有讲记，有释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法师精通西藏语文，无论是藏译汉，还是汉译藏都达到了十分纯熟的程度。历史上的翻译家玄奘，能梵汉互译。法师亦能藏汉互译。法师两次入藏，前后有十年时间，对于西藏的地理、历史、宗教、民俗等十分了解。法师的《西藏民族政教史》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专著，法师编译的《宗喀巴大师传》和《阿底峡尊者传》等，则记述了西藏大德祖师的事迹。法师的《现代西藏》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对我们了解西藏大有裨益。

　　经文字字皆血泪，焉敢将经容易看。法尊法师是德高望重的佛学家，卓越的翻译家，不畏险阻的西行求法者，可称之为当代玄奘。法尊法师为沟通汉藏文化，弘扬藏传佛教，贡献了自己的一生。随着藏学研究的发展，人们会对法师的论著，深为推重，缅怀法师的功德，比肩先贤，典型百代。

　　印顺导师形容法尊法师说：“他是河北人，没有受过近代教育，记忆力与理解力却非常强。留学西藏并不太久，而翻译贡献最大的，是他。在虚大师门下，于教义有深广了解的，也是他。”

　　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和法尊法师几十年来风雨同舟，共同为中国佛教事业，尽心竭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解放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中国佛学院成立，赵朴初和法师在共同的工作交往中，尤为密切。法师圆寂，他非常悲伤，为法尊法师做赞曰：

　　象教东流，译业为先，

　　名德世出，贤哲比肩。

　　赵宋而后，响绝五天，

　　雪岭继兴，法炬复燃。

　　猗欤法师，挺生季世，

　　抗心希古，游学藏卫。

　　译述等身，老而弥励，

　　法称伟作，翻传功济。

　　法师之德，桂馥兰芳；

　　法师之行，如圭如璋。

　　法师之功，山高水长。

　　典型百代，释宗之光。

　　四害既除，法教日昌，

　　方冀哲匠，长寿康强。

　　盛会伊始，痛失楝梁，

　　缅怀功德，哀思不忘！

　　（王源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