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正在消失。三十年来，中国小镇们的“命运指标”，随着国家变革和经济腾飞，起伏跌宕于雄鸡版图之上，起落无声。

　　挖掘机在轰响。“产业带”、“经济圈”、“开发区”⋯⋯伴随着各式各样的宏大理想，这些词语从无数份规划书中倾泻而出，地图上被大笔划出一个又一个的圈子。许多小镇，正在被这些圈子挤压吞并，被经济的热力蒸腾，从地图上挥发成过往云烟。

　　1984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小城镇、大问题》，一纸风行之后，从苏南到苏北，从江苏到全国，柏油路开始迅速覆盖小镇的原乡泥土和青石板。柏油路之上，盖起了乡镇企业，它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划出了一条条鲜明的过渡带。

　　而现在，过渡带正在淡化。随着贸易往来、工业化以及新的通讯产业势不可挡的多重进攻，那些存在于小镇当中的母体文化脐带，正在被现代文明切断、刷新，强行对接。《中国企业家》从地图上选取了三个小镇：云南磨憨、浙江岩头、江苏胜浦，它们分别伴随着贸易、制造和通讯三个产业在当地的扩张，进行着自身的蛹化、蜕变和脱壳。

　　胜浦：从渔网到互联网

　　文 | 本刊记者  吴金勇

　　从水网、渔网到公路网，互联网。

　　作为苏南模式的一个典型标本，

　　胜浦走得太快，

　　几乎还没有时间停下来感怀

　　过昆山逆水缓行，机船在夕阳下缓缓而至胜浦，小镇汀雾起，右岸是高城。

　　黄昏虽已降临，四周却仍喧嚣，水乡已经被晚间娱乐生活全面入侵。唯有晚霞不变，仍然铺满江面，几艘渔船从青秋浦缓缓摇入吴淞江，像一部老电影的结局。

　　在中国，许多小镇正在缓慢地消失，但苏州胜浦镇在飞快地消失。

　　老座钟和新电话的斗争

　　胜浦镇竹苑新村的一处别墅住宅中，老式座钟“当当当⋯⋯”敲了九下。它膛大身沉，因而声音洪亮，余音袅袅。

　　“15天上一次发条，很准的。”宗阿根的老伴宗奶奶念叨着，为这架老座钟辩护。宗奶奶住在儿子宗建明修的别墅里，房子里有一切必须的现代化装修设施，包括吊顶、吧台、带灯罩的秀气吊灯和崭新而光滑的大理石地面。唯有这架老座钟多年来忠实地跟随着宗奶奶，占据家里的一个重要位置，并就此岿然不动。

　　宗奶奶端端正正坐在红木高脚椅子上，身上穿着蓝布“老法衣裳”(水乡的整套服饰)，头戴头巾，身穿大襟衣服，腰系布带，脚蹬绣花鞋。听说要拍照，她执意把一整套行头取下，换上了的确良衬衫，从而得以在拍照时和家人保持同步。

　　宗家三代人都生活在胜浦，三代人的名字还带着各个时代的痕迹：爷爷宗阿根、父亲宗建明、孙女宗芳。一家人三世同堂。

　　墙上挂着一幅刺绣画：画面上有水、有船，俨然是从前的胜浦。以往的水乡如今凝固在画里，挂在墙上。旁边还有一行字：家是温馨港湾、永恒驿站。

　　这幅绣画是孙女宗芳的作品。她今年23岁，梳一条利落的马尾辫，有着江南水乡女子特有的白皙肤色和灵动眉目。说到画，她惭愧了：“其实我连扣子都不会缝，这是十字绣。奶奶的缝纫活儿恐怕要失传了。”

　　宗芳长得像奶奶，高额头、尖下颏儿，是隔了一代的翻版水乡姑娘。吴地的女人们大多带着灵气，宗奶奶虽然年纪大了，可眼神依然安静明亮。16岁时，她就开始向隔壁的一位长辈学绣，学的是缝制水乡衣饰，包括各式拼接衫、裾裙、绣花鞋。单是一双绣花鞋，就要慢慢的绣，绣上牡丹、兰花、菊花、万年青、寿桃，一双鞋得绣七八天。这样的手艺一代传一代，在胜浦传了3000多年。

　　但手艺就这么断在宗奶奶这一辈，没有再教给孙女，宗芳也确实用不上了。穿着“老法衣裳”去上班，就像出门搬一架老座钟看时间一样，会成为一个笑话。她常穿的是衬衫或制服。

　　现在胜浦的姑娘们都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刷的一下，统一套进了制服。早上上班时间一到，姑娘们往中国电信苏州呼叫基地的小楼里涌去，整齐划一的尖领白衬衫、深蓝色马甲，胸前用红丝带挂着门卡，活像同一条生产线里生产出来的。一进门，她们纷纷走向自己的格子间，第一个动作是把耳机戴在头上。

　　宗芳也在她们当中。每天，她从家里来到单位，就像穿越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以2008年为一条清晰的界限。那一年，胜浦正式成为中国电信苏州呼叫中心产业基地、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基地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园。宗芳也刚好从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毕业，顺理成章地被大公司录用，到上海大众保险公司客户联络中心做话务员，就在这个产业基地里上班。

　　对自己的工作，她是这样解释的：客户只要拨95507，就会转到位于胜浦镇的呼叫中心三楼，自己席位上的电话就会响起来。在总共1万平米的外包用房当中，有1200个这样的呼叫座席，园区中充斥着电话铃响和姑娘们接起电话时的一片燕语莺声。

　　这还只是一期工程，二期工程已经峻工，新基地可容纳席位10000个，仅仅在三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水泊河道，现在就像打游戏换场景一样，放眼看去，周围是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移数通电讯、上海大众保险、东吴农村商业银行、新区社会事业局、可扬科技。这些企业的电子广告牌和企业LOGO一起，席卷入胜浦小镇，换了新天。

　　年轻姑娘们适应角色总是很快的。尽管家在小镇，自己的祖母、母亲年轻时连电话都没摸过，姑娘们已经迅速进入角色，她们普通话讲得清晰又清脆，还带着吴地特有的娇嫩嗓音。进到每一幢写字楼里，都会感到这里和北京上海的电信大楼并没有什么不同，环境一样干净整洁，姑娘们也一样青春活泼，爱买衣服和化妆品，玩电脑游戏。这座小镇，已经和大城市的文明严丝合缝地对接。

　　只有在回到老房子里的时候，宗芳才能重新感受到两个时代变换中留下的接缝：老座钟仍然按时敲响，尽忠职守，丝毫不为外界所动。

　　工业时代的突围

　　胜浦地处苏南。

　　它近靠苏州，即使是摇起桨划着小渔舟，到上海也只用三天。今年8月，沪宁高铁开通，这下从苏州到上海只要半小时。这让许多次亲手摇桨到过上海的爷爷宗阿根，特别感慨了一番。宗芳当然只是笑笑，她所服务的公司—大众保险就在上海，她常到总部去培训。坐个火车去，当天就回，自然不会有什么同感。

　　正因为直线距离和上海、苏州太近，胜浦从里到外，从地表面貌到人们心灵中飞舞的价值观，经常飞速变化。无论是水渠、老房子又或是小伙子们崇拜的榜样，都时常推倒重来，或是干脆弃而不用。单就经济发展而言，胜浦就能在档案里写下很多热情洋溢的篇章。

　　在近代，苏南就是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计划经济时期，苏南地区的集体经济在一点点政策微雨的滋润下，就能以细胞分裂的速度生长。等到改革开放，更是头一批招商引资，热情的乡长镇长们，把国外的大企业连同技术专家、西装和披头士音乐一起带进了乡村，喇叭裤大肆流行。所谓苏南模式，在全国的乡镇企业当中一度占据半壁江山，而胜浦追逐这一理想的奔放程度，甚至在苏南乡镇中也是佼佼者，从而也更能全面感受工业时代来临的辉煌与冲撞。

　　宗芳的老爸宗建明出生于1963年，那是个著名的饥荒之年，人吃不饱也生不出孩子，于是出生的小孩特别少，全乡也没有几个。但宗建明不受灾难阻挡，脱颖而出，茁壮成长，并且越来越高大而精明。由于从小上学读书，他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摇船和种田的活计，1979年高中毕业以后，就去城里打工，5年后回到胜浦，在一家村办企业工作了7年。

　　1993年，积攒了人世经验的宗建明像许多江浙人一样，决定白手起家，建起了自己的工厂—一家名字叫诚新的针织厂。

　　就在宗建明成长的这段岁月中，胜浦已然今非昔比：1958年，喇叭里传来红太阳的歌声和超英赶美的口号，胜浦乡也变成了胜浦公社，此时，有4个集体企业抓住时机顺利诞生。到1978年，另外5个企业组织了一批愿意走出家门的勇敢妇女，从上海拿回了许多活计。这些订单的主要内容是把一些类似尼龙、羊毛之类的生产原料加工成半成品，再运回上海。其中一部分粗加工可以在小型工厂里完成，至于一些精细活儿，比如缝袖口，则可以由女人们领回家去，在带孩子做饭之余慢慢做完，按件计酬。这样的家庭小作坊状态，被称为“厂外织工”。

　　胜浦女人自祖先传承而来的巧手，在此处找到了用武之地，而便利的水路显然也助长了大规模开工的气魄。在此洪流之中，宗奶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于是儿子宗建明受此启发，顺应趋势，决定自立山头。

　　宗建明创立诚新针织厂，在当时还是一个大胆的举动，那时园区尚未成立，外资企业也很少，针织厂的主要业务是来料加工。据宗建明回忆，一年加工20万件，赚得不算太多，大概有20万元。不过，就祖辈居于渔舟之上的宗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围。

　　胜浦也在突围。1994年5月12日，时任副总理李岚清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签署了协议，两国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命运之浪推动胜浦进入了另一扇未知的门：这一年，胜浦撤乡建镇，并从吴县划归苏州工业园区。

　　这一“大工业”时代的标志很容易指认，是两根高耸入云的烟囱：胜浦大桥西边，查巷村方向，两根烟囱下面的建筑群，现在仍占据镇里近1/4的土地面积，那是印度尼西亚金光集团旗下的亚洲浆纸总公司，在胜浦投资12亿美元，建立的两家工厂 ：金华盛和金红叶。

　　这两个名字曾经给胜浦人带来了许多幸福的感受，睡着了都要笑醒。这不仅是因为它能带来就业机会，更因为自从这个工业化的庞然大物进驻胜浦，一切似乎都变化了。外资企业纷纷进入，新的胜浦镇政府开始动工，镇中心面积也由1994年的0.4平方公里拓展为1.4平方公里。镇子还新建了码头，又重新修了路，柏油路“三纵四横”，犹如在以往星罗棋布的水泊之中，摆上了一张崭新而平整的棋盘。

　　当然也并非都是好事，比如传统的“厂外织工”生意，就有渐趋衰落之势，利润越来越薄。如今，宗建明大多数时间是住在吴中的工厂里，早上5点起床后，要到车间看一圈，和工人们一起吃早餐。白天，要开着车自己跑业务，提货送货。晚上回到工厂还要再到车间看一圈，11点半，宗建明才能躺到床上，天天如此。

　　尽管想尽了办法，工厂赚的钱也是越来越少，工人工资、厂租、杂七杂八的费用，现在一年到头，净利润也就15万左右。

　　工厂的机器，一年到头24小时开着，宗建明的心情随之旋转。

　　地平线

　　地平线上的变化最能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变化。几十年来，胜浦的河道变得狭窄了，然后又一道道被填平。工业厂房从零星竖立到大规模铺排开来，外来人口越来越多。而原来那条叫做新胜的小桥，由窄窄的石桥越拓越宽，最后和宽阔的柏油公路相连。

　　永远留在记忆里的还有热火朝天的动迁。工业园区建成当年，为了配合开发需要，前戴、刁巷两小村被迅速拆迁完毕，然后查巷、吴巷、胜巷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被迅速击倒——从1995年到1999年，胜浦共计征用土地6407亩。

　　古时胜浦人一旦搬迁，还是非常隆重和讲究的，之前，要花重金请人择定吉日良时，烧香、磕头、拜祭、鸣炮样样齐全，百般禁忌事项皆要遵守。然而，这样的习俗很快被遗忘了，因为实在来不及。

　　在1997年3月的大动迁中，明朝诗人高启曾隐居的青丘浦，成了苏州工业园区首期开发用地。家住这里的马觐伯一家人，也搬出了世代居住的村落，住进过渡房。一年后，政府给了动迁房，马觐伯又搬了一次家。让人意外的是这样的事情又重复了两次。

　　“过去十多年大拆迁中，我搬了6次家。”马觐伯说，这个一辈子研究胜浦文化的老人，特别珍惜老房子、老家什，然而他遭遇到的搬迁似乎也特别多。“现在搬家就像入住栈房那样的随意，基本没有什么传统仪式了。”

　　像马觐伯这样珍惜传统的人终于也丢弃了仪式，甚至还扔掉了许多家当。在第一次搬家里，他找了一条农船，把家具、农具，每一样东西都装了上去。但在后来5次搬家之后，只留下了一架结婚时置办的三门衣橱。

　　“这其实不是丢掉几个农具的事，它意味着是千余年的农耕传统在我手中中断。”马觐伯总结道。

　　宗家因为距镇中心较远，得以在十多年的胜浦大搬迁运动中脱身观望。但到了2002年，苏州工业园区扩展了规划，于是这桩事也终于轮到了宗家头上。他们所在的南盛村开始动迁。离开船上生活40年后，宗阿根又离开了田地，宗建明的工厂也被迫从胜浦迁到了吴淞江南岸的吴中。

　　到2008年，漫漫搬迁路宣告结束，农业时代的痕迹被完全抹去。胜浦的城市化进程和制造业规模也都达到了顶峰。

　　消失的场景

　　由于呼叫中心的工作是三班制，所以整个上午，宗芳都在家陪着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和她聊起最多的，还是从前的老日子。

　　那时候，宗芳还住在南盛村，在那里成长了15年。每天放学时，一进村口，她就开始一路叫着伯伯、阿姨、爷爷、奶奶，所有的村民们都像亲戚一样。晚饭时，可以端着饭碗随意串门，到东家夹点菜，到西家添碗粥。街坊邻居都有说不完的话。现在自然不同了，大家都是关着大门的，隔壁连过三家的主人姓什么？不知道。

　　回想起老日子，宗建明也有些失落，然而“孩子总要长大，社会总要进步”。对目前的状况，一家人并没有什么不满，只是在回忆时略微流露出一些怅惘。

　　爷爷宗阿根是最有发言权的。宗阿根名叫阿根，少年时代却过着没有根蒂的生活——他人生的前20年是在渔船上度过的。事实上，自古这里无论积肥运粮，买卖进城，村民出行，全部赖以舟楫。河港密布、水网交织，舟船往来——这是宗阿根记忆中的少年。

　　渔船，对胜浦的许多老人来说就意味着过往的青春。

　　一家人生活起居在船上，每日里运输和捕鱼。农闲时节，船家就到上海去收集垃圾和肥料。除此而外，大部分时光是在附近乡镇穿梭，从胜浦出发，北至唯亭南到甪直，当天往返，早出晚归。

　　清晨，嘟嘟的螺号声会在乡村上空回荡。一、二通螺号是催客人上船，螺号响后，村民们携鸡拎蛋或背上粮食赶到船上，准备去集镇上交易。第三通螺号后起锚拔篙开航。胜浦的对岸是甪直，叶圣陶的名篇《多收了三五斗》描写的万盛米行就在甪直。从胜浦摇船，一个多时辰，就能来到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斜风细雨下，青色的万盛米行屋脊模糊不清，大门前游客寥寥。只有一艘敞口船在岸边任凭风雨。

　　仅仅在70多年前，也就是宗芳曾祖的那个年代，那些戴着旧毡帽的朋友们，还像叶圣陶描写的那样，用卖米的钱在镇上买洋肥皂、洋火、洋油、洋布、暖水瓶和小洋囝囝。

　　这个场景早就消失了，现在，夕阳下，阿婆们坐在楼梯口一边照看孙子，一边一针一线地为工厂缝制着衣服，俨然是一幅“后厂外织工时代”的落幕。而金光集团的工厂与烟卤仍在，但年轻的胜浦人已经不再会为这样的景象狂欢。

　　也许有一天，烟卤也会被拆掉。时代已经推动胜浦走过了一段又一段新奇的旅程，从水网、渔网到公路网，互联网。作为苏南模式的一个典型标本，胜浦走得太快，几乎还没有时间停下来感怀。

　　在小镇官员们新一轮的计划中，胜浦要能像许多欧洲小镇一样，远离喧嚣，环境优美、经济发达、人们安居乐业。

　　文 | 本刊记者  袁茵

　　在边陲小镇磨憨，货车每天拉来

　　和运去数不清的箱子和包裹。

　　于是这里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遗忘

　　两道高高的山岭并排从由东北向西南绵延过来，之间容纳了一小块狭长的谷地，人们在这里聚集成一个小镇，名叫磨憨。

　　磨憨紧贴在云南的南端，与老挝接壤。除了镇政府和海关所在的中心地带之外，下辖14个寨，零星散布在周围茂盛的热带雨林之中。

　　像所有那些人类最初的贸易集市一样，这个只有6000人口的小镇，成分却复杂异常，出入着千奇百怪的不同人类。先是傣族和哈尼族人占据了这里的地盘。然后，苗族、彝人和瑶族人也先后看中了这块肥沃的雨林。总共有12个民族在这里定居下来，种蔬菜、香蕉和开垦茶园，后来又种橡胶。至于这里究竟是什么时候建的镇？在缓慢、悠长而语焉不详的历史里大家都有些糊里糊涂。反正这里就叫磨憨镇—这不就像香蕉叫香蕉、砂仁叫砂仁一样，是件自古以来都很明白的事儿吗？好吧，现在磨憨是自由贸易区，可它也还是磨憨镇—这究竟有什么差别？

　　其实还是能感受到一些差别的。自打1993年建立边境贸易区以来，湖南人、四川人开始拖家带口地来到这里卖家电或开饭馆，过上一两年，就会叫来他们的弟弟、妹妹和小舅子。紧接着，河南人也来了。随着出入境越来越方便，老挝司机、泰国小商人也成了这里的常客，偶尔也有几个不知道来干嘛的越南或缅甸人。这还没有算上那些总是怕阳光太晒，所以一律戴着墨镜，整车地停留在这里的台湾和香港游客。

　　从不同地方，甚至不同国家来的车多了，公路就越修越好。在离边检站不远、运货的大车常来常往的公路路口，磨憨立了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中国欢迎你”，旁边画着一只大耳朵的卡通小象—就在几年之前，这一带还能看见野生象群出没。

　　东盟大道

　　磨憨口岸前有条“东盟大道”，名字听起来很威风。这条路从北到南，一共长300米。如果要世界冠军博尔特来跑，这段路仅需30’97，就算他放慢速度，也绝对用不了1分钟。

　　大道两旁，是一连串汉傣混合式的二层小楼。小楼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二层是大阳台和傣族建筑最常用的立柱，尖顶上雕刻了一些傣族弯弯曲曲的装饰花纹。小楼一律上面住人，下面是商铺，挂出来的招牌有老挝特产、泰国副食、缅甸玉石、中国药材、还有莫名其妙的艺术品、稀奇古怪的热带水果和熏肉。有的店干脆什么都卖：玻璃门左边贴着“老挝啤酒”，右边贴着“泰国日化”，中间是一副喜气洋洋的春联，红纸上题有龙飞凤舞的楷书金字：大展鸿图。

　　这样看上去才有点“东盟”的气势了。事实上，一旦

　　你揣上一本护照，沿着东盟大道南下，就能进入老挝境内，免签证。300米大道的另一端，是老挝境内一个与磨憨几乎一模一样的小镇，名字叫磨丁。

　　不仅如此，搭上一辆车子，你能从磨憨前往不同的四个国家：从东盟大道向东南方向开上5小时，就可到达被列入老挝古都琅勃拉邦；再向南行车6小时，可到老挝首都万象；向南开3小时，即到泰国边境城市清孔；再向南，车程958公里，可到泰国首都曼谷；从磨憨口岸向东267公里，是越南的奠边府，再向东行500公里，就是越南首都河内。

　　1993年，中国磨憨、老挝磨丁成为两国唯一的国家级口岸，“磨憨边境贸易区挂牌”成立。两国各自派出领导人在300米东盟大道的两边举行了一个仪式，并合影留念。

　　这时候，远处山上山寨里的傣族、哈尼族零星有人闻声跑出门来观望。但他们不敢下山，只是远远地站着看。1993年，外面的文明世界已经很精彩，但对于这片维持着恒久沉寂的原始森林原住民来说，出了寨子，最经常遇到的事就是被高大的望天树遮住视线，被悬垂的藤蔓绊住脚踝。最热闹的事情则无过于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和赶摆。而之前和老挝方面的贸易，最多的就是背着背篓翻山越岭，换取一些日用品。好一点的是用小推车，运气好的话能弄到几块泰国香皂。

　　仪式一过，这个寂静的世界忽然如同打开了一道闸门。人们纷纷从橡胶园里远远跑出来，看着大货车喷着烟气开来开去，新面孔也越来越多地出现。最先一批和老挝人做生意的，并非最占地利的当地人，而是千里迢迢赶来的四川、湖南贫困地区的人们，他们一批一批地来了许多次，最后就想办法停在这里。磨憨人予以了热情招待，但是脸上的表情始终有点茫然。

　　最后终于有人也想做点什么了。磨憨人岩温扁是其中的一个先锋，甚至到现在也是。他说，在他所在的傣寨磨整村，能像他这样走街串巷收购农产品，再卖出去的，到现在也就是那么三五户。

　　岩温扁选择的主要生意是卖砂仁，一种药材。他在村子里收购，然后卖给闻名前来的老挝人，这两年不同的客户多了起来，他就在赶摆场里摆了个摊子。他做生意的原则是低买高卖—这生意经原本没错，不过，他不讲究数量。他说，如果什么时候收购的价钱降了，他就不卖，等到涨上去了再卖，反正砂仁也放不坏。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吴彬这两年忙了起来。他主管经济和招商，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接待老挝和泰国商团。他说，这里的人是不会做生意的，做生意要竞争，但本地人毫无竞争意识。还举了个例子，说起橡胶园，橡胶只生长在山上，平地里不长。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里，只有傣族住在水边的坝子(大块平地)，其他的都住在山上。这几年，橡胶让山里的农民暴富，而傣家的水田不适合种植橡胶。

　　他到寨子里去做调研，问起这件事。傣族人不但没丝毫嫉妒之意，反而不以为然，纷纷表示，以往祖辈享了福，占了人家便宜，“现在轮回来了嘛”。

　　无论这里的人怎么不为所动，东盟大道的样子还是在不断地变。在大道附近，管委会铺了一个广场，上面建了一个巨大的雕塑，是一双展开的孔雀翅膀的形状。后来，又花大笔资金建了一个对于这里而言，规模十分宏大的五国城。

　　东盟大道两边的店铺，有越来越多新的汉人加入进来，地方已经不够用了。磨憨人现在学会了在旁边卖点小吃。现在，东盟大道要扩成1600米，挖掘机轰隆声响，正在施工。

　　无论从哪一点来讲，这一条东盟大道，都堪称98平方公里磨憨的一个集中缩影。

　　水泥侵占吊脚楼

　　吴彬2008年从景洪调到这里来工作，那时磨憨口岸还只是一个破旧小岗亭，紧挨着边检站。岗亭架了两根栏杆，一边出境，一边入境。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地方，每年有70万人在出入，排队没有躲雨的地方，晴天晒着太阳排队，雨季淋着雨排队，这样也还是要排队。”

　　不出两年，边检站移到了离界碑更近的地方，建起了漂亮的钢架玻璃建筑。原来的岗亭被弃用，立在一边仅供参观。

　　被嫌弃的不止是这个岗亭，还有吊脚楼和傣式裙。经十里山路，我们来到卖砂仁的岩温扁所在的寨子磨整村，这个寨过去的木头寨门上面缠满辟邪的白皤和经文，枝蔓缠绕。现在，换成了水泥的，还十分高大，上面贴着瓷砖。

　　吴彬后悔自己2008年才来，来晚了，根本没看到过当地最漂亮的老寨门。现在的寨门是同一个施工队施工的，都一个样。虽然在管委会工作，但吴彬也管不了这事。“人家要唱流行歌曲，我能强迫人家唱山歌吗？”

　　的确强迫不了，甚至理解不了。当公路通进原始森林，这样的趋势就以不可逆转之势如箭离弦。岩温扁就很不理解吴彬这种想法。换个气派的大门，有什么不好？不仅大门要换，其他的也要换。

　　岩家是再典型不过的西双版纳傣家，住传统的吊脚楼，外面挂着成串的玉米，晾着彩色的衣裳。岩家大儿子去年刚刚结婚，为这个，岩温扁翻盖了自己的房子。拆掉了原来的火塘，用钢筋水泥修了一个新厨房，和木质的吊脚楼拼接在一起。这样，水泥和木头成功衔接，一半一半，水泥房外面还刷上了白漆，看上去方方正正，像一座坚固不可攻破的堡垒。还有一个闪亮的太阳能热水器装在房顶上，从白围墙上挂下许多电线。

　　有一户人家甚至还对吊脚楼进行了更加奇思妙想、通天彻地的改造。这位艺术家在小楼的拐角处架了一块木板，下面正好能停两辆小货车，建成了一个有两个泊位的车库。

　　这还不算，有一个破天荒大胆的年轻人到勐腊办事，回来的时候，顶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他把头发染了。这件事在年轻人当中像传染病一样传播开来。后来，终于有几个金头发出现在吴彬面前晃来晃去，不但染了头发，还穿着牛仔裤，哼的歌曲是“凤凰传奇 ”。

　　“少数民族就是这样，他们接受一些东西很快，但是忘掉一些东西也很快。”吴彬苦笑着摇头。

　　吴彬觉得少数民族很不理解自己的苦心，但在一件事上，他和一个人取得了一致：磨整村村长是个和善的中年人，近来他对村寨的未来发展很是担心。按傣族的传统习俗，一个做过僧侣的男孩才能称为真正的男人，冕寺就相当于傣族的学校。现在，愿意去冕寺学习的男孩越来越少，尚勇的冕寺里也只有三位僧侣。

　　傣家多年来能生活得如此平和安宁，与佛教信仰大有关系。老村长担心，从今以后，佛祖再也不会保佑他们了。

　　水泥不但侵占了吊脚楼，也在向心灵发起进攻。文明的冲突体现在镇子的每一个角落里。野象群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管委会在广场后面建了一个小公园：绿草地上，一群大象正在缓缓行进。乍看真能吓一跳。不过走近一看，它们是石头雕的，十分逼真，但是巨大、坚硬而冰冷。

　　赶摆

　　还是说起贸易来让吴彬高兴。他觉得，2008年自己到这儿之后，这里发生了很多好事，最重要的就是国际赶摆节。2007年，一个领导来磨憨视察，管委会有人提了个方案，要把赶摆办成一月一度的活动，领导批准了，时间定在2007年12月8号。

　　作为亲历人，摊主李玲描述了那一天的盛况：对于从1岁就来到磨憨的她来说，那天是千古未有的宏大场面，她觉得那天全世界的人都来了。人们从每一个山寨赶来，从勐腊、从附近的不同县城赶来，还有些从几百公里外开车六七个小时过来，甚至还有人头天晚上就等在这里。

　　李玲很纳闷：怎么以前都不知道磨憨附近有这么多人呢？那天她摆了个小摊，卖些烟、饮用水和其他杂物，赚了3000多块钱，是她有生以来赚钱最多的一次。

　　第二年，由于人群太过拥挤，管委会不得不换了一块更大的地儿，赶摆场立了个金光闪闪的大牌楼：中老泰国际赶摆场。后来这样的赶摆又被改成一个月三天，现在是一周一天。

　　从赶摆场上走过去，货物什么样的都有：老挝的名贵木材紫檀木家具、啤酒、泰国工艺品和水果糖，中国的衣服、锅碗瓢盆和摩托车。人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说各种语言：傣语、苗族的语言、汉语，有的还零星蹦着英语。李玲掏出了一个最终武器：计算器。买主想还价，就按减号键，李玲再按加号按回去。

　　磨憨现在越来越像一个贸易小镇应有的样子：前来进货的老挝人下车跟熟悉的烤鱼摊主打着招呼，要一串烤鱼；小店里的伙计开始出来招揽客人，声称自己家的菜特别好吃； 货车司机累了，躺在仓库里成堆的货物上睡觉；四川店主和湖南店主凑出四个人在打麻将。还有岩温扁和李玲，他们隔着两个摊位相遇，互相问候生意如何—以前，像李玲这样的“外来户”很难和原住民有什么交往。无数条血管的血液在这样的场面里混和了，现在的磨憨是一个彻底的混血镇。

　　磨憨的贸易总额自2007年的1.2亿美元飞速增长，2008年增至1.8亿美元，2009年达3.6亿美元，截至2010年6月末，贸易总额到了3.3亿美元。今年，磨憨将完成6亿美元的贸易总额，60万至70万吨的货物进出口。赶摆，名副其实，是要赶的，向前赶。

　　现在，在边陲小镇磨憨，货车每天拉来和运去数不清的箱子和包裹。这里充满了希望，同时也充满了遗忘。至于吊脚楼和冕寺会向何处去？吴彬叹了口气说：“该消失的总会消失。”

　　“云南有一个基诺族，是中国的第56个民族。”他说，这是之前他在市委工作时候接触到的故事，“这个民族有四、五个村，1万多人。在30年之内，这个民族一定就会消失。”

　　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年，他走了很多村镇，看到了很多欢喜和失望的故事。在有些因橡胶而致富的哈尼族村寨，以前有条大河，陆路不通。政府出钱把桥修通以后，平均每户有20万的收入。

　　“结果那个村子是富了，但是再也没有站起来。”他说，“现在每年，都有人因为骑摩托或是醉酒死掉。你经过勐腊，你也看到的。”他转向我。

　　我回忆起勐腊，也许会是一个未来的磨憨。在那个小县城里，每天10点钟以后，街上的各个紧闭的门里传来打台球的吵嚷声。娱乐场所比比皆是，其中有一个破旧的小店挑着一块蓝底红字的招牌，上面怪异地写着：天上人间。

　　“如果你突然中奖5个亿？你会怎么样？”他问我，还没等到回答就又喃喃自语：“如果是我，我可能也会架不住自己。就像赵本山演的那种喜剧小品，甩起来了。甩起来了就回不去了。”他没有再说下去。

　　离东盟大道不远，一块巨大的房地产广告牌第一次出现在傣寨的小楼上，试图用商业思维对缺乏经营意识的当地人进行一次鼓动。标语力图循循善诱，写道：资金收入－按揭利息＝投资价值。楼盘地址是：磨憨农贸市场正对面。

　　小镇是都市与传统的空间脐带——对话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研究员朱大可

　　乡和镇是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建制，两者以一些经济指标区分。“乡”是农业文化的标志，但“镇”已经具有了经济和文化综合圈的性质。请描述一下您对“小镇”这个名词的印象和感觉，您成长和游历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小镇是哪里？为什么？

　　朱大可：在我的印象里，小镇通常有着狭窄的街道、石板路、稀疏的老式店铺，穿着土气的镇民在悠闲地行走和驻足聊天，如此等等。念初中时，因为“野营拉练”，每天在乡下徒步行走，经过若干个上海郊区的小镇。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金山县的松隐镇。宁静的寺院，漂亮的华严塔，造型精致的石拱桥，还有穿着深蓝土布的乡间美女，打着油纸伞从桥上袅袅走过。在梅雨季节，这场景很像戴望舒的诗歌《雨巷》，并且会引发我们的青春期幻想。

　　每个小镇都有它自己的小型文化圈，包括历史遗存、文化名人、语境，甚至产业。您认为镇文化都是如何形成的，涵盖哪些方面？

　　朱大可：小镇是农业文明的区域性节点，一个人才、技术、商业、财富和教育的小型结核。它首先提供集市(器物、熟人以及日常生活方式)，同时也提供学堂(私塾和乡学)与寺院(包括孔庙)，甚至提供最初的文化身份，成为士绅成长的摇篮。大多数名士都是从小镇里“出道”的。小镇是农业时代垂直升迁的起点。对于现代中国而言，传统小镇是历史记忆的最重要的载体。

　　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综合区划，“镇”一级的文化由于偏僻边远，往往滞后于大城市的主流文化，得以保留很多旧时代的文化遗存。您认为这种文化遗存有无保留价值？

　　朱大可：小镇作为农业文明的遗存，必然带有浓烈的乡村时代气息，它不仅保留了古老的建筑，更保留了传统的器物和习俗(生活方式)，因此它是一种“活的博物馆”，具有重要的认知价值。其次，小镇是都市人跟历史传统发生关联的空间脐带，可以为厌倦都市生活的居民，提供休闲、度假和短期隐逸的空间，具有重要的旅游价值。第三，小镇中所隐藏的历史文化资源，犹如一些质朴的种子，能够从中开发出全新的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随着经济规划对镇的改变，民风也随之改变。像《芙蓉镇》那部电影一样，外界冲突让小镇原有的民风遭受了极大冲击，人也被异化。如果现在您可以拍摄一部关于小镇的电影，您会选择一个什么主题？

　　朱大可：我不知道。也许我会选择某个乡绅或名士的成长史，比如浙江余杭仓前镇出生的章太炎、或者南浔小镇的张静江，等等。人物是小镇的灵魂，他们的生命可以折射出小镇的全部风韵。

　　在轰轰烈烈的乡镇撤并的过程当中，城镇的面貌越来越相似。同一审美标准的推广使多样性文化大面积消失，这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革命。您认为传统小镇和新型被改造的半现代化城镇相比较，哪种文化更恶俗？哪个更像糟粕，为什么？

　　朱大可：撤乡建镇的初衷，也许是为了改善民生，而最终则催生出大批粗俗化的新城镇，不仅面目千篇一律，而且建筑造型相当“三俗”。更由于大肆拆毁古镇，切断了历史文脉，因而也切断了历史的灵气，而呈现出毫无精神性的空虚。这些新式小镇将是这个时代的耻辱。

　　您在国外求学和游历中，应当见到了一些“镇”，请举个例子谈谈海外的镇的面貌(包括建筑、文化、民生)。和国内有什么不同？有哪些值得效仿之处。

　　朱大可：我去过一些澳洲、英国和德国的小镇，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种是从荒野里经过规划建造的新式小镇，像澳洲的阿尔伯里，它有比较好的设计，使用简洁的造型语言，充满现代气息，但在尺度上很符合人性，道路的宽度和楼房的高度都有严格的限定。另一种是百年古镇，像英国小镇坎都，基本原生态，几乎看不到新建筑。它最大的五星级酒店，是用原先的大石头屋改造成的，内部结构进行了置换，但外立面完全是古朴的原貌。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在利用原生态的历史场景，营造出一种令人神往的考古学气息。这些小镇人口稀少，街道清净，居民大多靠开小店维生，钱赚得不多，但由于没有贪欲、又有政府福利津贴，加上家族传承的宗教信仰，所以眼神都很明亮安逸，对游客充满友善。

　　乡镇撤并的目的除了精简人员，还有经济规划。经济发展和文化甚至生态抢救总是存在冲突。在这一过程中，您会选择什么样的立场？是鼓励经济和民生发展？还是坚定地执行文化保护？

　　朱大可：新城镇的规划，目前陷入了一个严重误区，就是把经济考量作为唯一指标，而放弃了对民生、文化和生态的保护。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是蓄意制造强迁，剥夺原住民的基本权利，激化社会矛盾，而且肆意破坏历史建筑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在我看来，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规划模式来解决这种弊端。这种规划模式必须建立在对民生、文化、教育、生态和经济的综合考量上。在我的经验中，只要能够事先在规划中作平衡考虑，就能够有效地避免你所说的那些困扰。

　　现代化的过程总是伴随文化的新陈代谢，这个过程是必然的。在这个过程中，镇原有的安静美好的生活状态，有没有可能作最后的突围或嫁接？

　　朱大可：完全有这个可能。我和同济大学的同事们正在致力于寻找一种新的模式，为撤乡建镇提供正确的出路。这种新规划模式的特点是建构经济、民生、生态和文化的四位一体，努力让这四种要素得到均衡发展。这项研究目前已经有了重大突破。我确信，只要彻底改变观念，就能在满足现代化诉求的同时，保存安宁美好的小镇方式。

　　在您的“乌镇已死”一文中，提到了“乌托邦之镇”的“木乃伊”形态，同理，所有的文化旅游古镇都会成为木乃伊之镇吗？

　　朱大可：我已经说过，这完全取决于规划、开发和建设的思路。乌镇是中国小镇改造的样板，总体上是有进步的。它的缺陷在于前期规划没有考虑动植物生态圈的保护，也在于后期灯光管理的严苛性，而这些是可以在事后加以修补的。只要你畏惧“木乃伊”，并且保持着对文化的信念，就能够找到生命的源泉。

　　能不能提出您的理想的镇是什么样子，理想的城镇应满足哪些要求？

　　朱大可：还是以我最喜欢的英国坎都为例。这座小城只有五万人口，这种低度人口，可能是理想城镇的主要指标，此外还要加上一种绿色的零污染的生态、一个良好的古建筑和古文化保护体系、以及一个优质的市政管理系统。我想这是三个最基本的要素。它就像三原色那样，可以描绘出小城镇的理想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