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吴金勇 雷晓宇 袁茵 

  “小镇”正在消失。三十年来，中国小镇们的“命运指标”，随着国家变革和经济腾飞，起伏跌宕于雄鸡版图之上，起落无声。

　　挖掘机在轰响。“产业带”、“经济圈”、“开发区”……伴随着各式各样的宏大理想，这些词语从无数份规划书中倾泻而出，地图上被大笔划出一个又一个的圈子。许多小镇，正在被这些圈子挤压吞并，被经济的热力蒸腾，从地图上挥发成过往云烟。

　　1984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小城镇、大问题》，一纸风行之后，从苏南到苏北，从江苏到全国，柏油路开始迅速覆盖小镇的原乡泥土和青石板。柏油路之上，盖起了乡镇企业，它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划出了一条条鲜明的过渡带。

　　而现在，过渡带正在淡化。随着贸易往来、工业化以及新的通讯产业势不可挡的多重进攻，那些存在于小镇当中的母体文化脐带，正在被现代文明切断、刷新，强行对接。《中国企业家》从地图上选取了三个小镇：云南磨憨、浙江岩头、江苏胜浦，它们分别伴随着贸易、制造和通讯三个产业在当地的扩张，进行着自身的蛹化、蜕变和脱壳。

　　它们能否再次盛开？又或是成为灰暗的无名之花湮没于时光之中？让我们在这个时段进行一次感怀和凭吊：抹去它们的不是荒烟蔓草，而是加油站、电子传媒广告牌和城市草坪。而我们凭吊的对象，是那些特别属于中国式小镇记忆的青石板、石拱桥、老房子里的老祖母，是那些绵亘于千年传统之中悠悠然的美好与安宁。

　　胜浦：从渔网到互联网

　　文 | 本刊记者 吴金勇

　　从水网、渔网到公路网，互联网。作为苏南模式的一个典型标本，胜浦走得太快，几乎还没有时间停下来感怀

　　【《中国企业家》杂志】过昆山逆水缓行，机船在夕阳下缓缓而至胜浦，小镇汀雾起，右岸是高城。

　　黄昏虽已降临，四周却仍喧嚣，水乡已经被晚间娱乐生活全面入侵。唯有晚霞不变，仍然铺满江面，几艘渔船从青秋浦缓缓摇入吴淞江，像一部老电影的结局。

　　在中国，许多小镇正在缓慢地消失，但苏州胜浦镇在飞快地消失。

　　老座钟和新电话的斗争

　　胜浦镇竹苑新村的一处别墅住宅中，老式座钟“当当当……”敲了九下。它膛大身沉，因而声音洪亮，余音袅袅。

 

　　至2008年，胜浦完成了全部农村转移工作，总共拆迁了6700多农户，建设动迁房近200万平方米。至此，这几个千年发展起来的江南水乡已经没有了农民。“农民上楼”的安居工程拔地而起，水乡变了模样

　　“15天上一次发条，很准的。”宗阿根的老伴宗奶奶念叨着，为这架老座钟辩护。宗奶奶住在儿子宗建明修的别墅里，房子里有一切必须的现代化装修设施，包括吊顶、吧台、带灯罩的秀气吊灯和崭新而光滑的大理石地面。唯有这架老座钟多年来忠实地跟随着宗奶奶，占据家里的一个重要位置，并就此岿然不动。

 

　　在胜浦，两代女人作为“厂外织工”，用这样的缝纫机接下订单，贴补家用

　　宗奶奶端端正正坐在红木高脚椅子上，身上穿着蓝布“老法衣裳”(水乡的整套服饰)，头戴头巾，身穿大襟衣服，腰系布带，脚蹬绣花鞋。听说要拍照，她执意把一整套行头取下，换上了的确良衬衫，从而得以在拍照时和家人保持同步。

　　宗家三代人都生活在胜浦，三代人的名字还带着各个时代的痕迹：爷爷宗阿根、父亲宗建明、孙女宗芳。一家人三世同堂。

　　墙上挂着一幅刺绣画：画面上有水、有船，俨然是从前的胜浦。以往的水乡如今凝固在画里，挂在墙上。旁边还有一行字：家是温馨港湾、永恒驿站。

 

　　这幅绣画是孙女宗芳的作品。她今年23岁，梳一条利落的马尾辫，有着江南水乡女子特有的白皙肤色和灵动眉目。说到画，她惭愧了：“其实我连扣子都不会缝，这是十字绣。奶奶的缝纫活儿恐怕要失传了。”

 

　　宗芳长得像奶奶，高额头、尖下颏儿，是隔了一代的翻版水乡姑娘。吴地的女人们大多带着灵气，宗奶奶虽然年纪大了，可眼神依然安静明亮。16岁时，她就开始向隔壁的一位长辈学绣，学的是缝制水乡衣饰，包括各式拼接衫、裾裙、绣花鞋。单是一双绣花鞋，就要慢慢的绣，绣上牡丹、兰花、菊花、万年青、寿桃，一双鞋得绣七八天。这样的手艺一代传一代，在胜浦传了3000多年。

　　但手艺就这么断在宗奶奶这一辈，没有再教给孙女，宗芳也确实用不上了。穿着“老法衣裳”去上班，就像出门搬一架老座钟看时间一样，会成为一个笑话。她常穿的是衬衫或制服。

　　现在胜浦的姑娘们都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刷的一下，统一套进了制服。早上上班时间一到，姑娘们往中国电信苏州呼叫基地的小楼里涌去，整齐划一的尖领白衬衫、深蓝色马甲，胸前用红丝带挂着门卡，活像同一条生产线里生产出来的。一进门，她们纷纷走向自己的格子间，第一个动作是把耳机戴在头上。

　　宗芳也在她们当中。每天，她从家里来到单位，就像穿越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以2008年为一条清晰的界限。那一年，胜浦正式成为中国电信苏州呼叫中心产业基地、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基地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园。宗芳也刚好从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毕业，顺理成章地被大公司录用，到上海大众保险公司客户联络中心做话务员，就在这个产业基地里上班。

　　对自己的工作，她是这样解释的：客户只要拨95507，就会转到位于胜浦镇的呼叫中心三楼，自己席位上的电话就会响起来。在总共1万平米的外包用房当中，有1200个这样的呼叫座席，园区中充斥着电话铃响和姑娘们接起电话时的一片燕语莺声。

　　这还只是一期工程，二期工程已经峻工，新基地可容纳席位10000个，仅仅在三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水泊河道，现在就像打游戏换场景一样，放眼看去，周围是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移数通电讯、上海大众保险、东吴农村商业银行、新区社会事业局、可扬科技。这些企业的电子广告牌和企业LOGO一起，席卷入胜浦小镇，换了新天。

　　年轻姑娘们适应角色总是很快的。尽管家在小镇，自己的祖母、母亲年轻时连电话都没摸过，姑娘们已经迅速进入角色，她们普通话讲得清晰又清脆，还带着吴地特有的娇嫩嗓音。进到每一幢写字楼里，都会感到这里和北京上海的电信大楼并没有什么不同，环境一样干净整洁，姑娘们也一样青春活泼，爱买衣服和化妆品，玩电脑游戏。这座小镇，已经和大城市的文明严丝合缝地对接。

　　只有在回到老房子里的时候，宗芳才能重新感受到两个时代变换中留下的接缝：老座钟仍然按时敲响，尽忠职守，丝毫不为外界所动。

　　工业时代的突围

　　胜浦地处苏南。

　　它近靠苏州，即使是摇起桨划着小渔舟，到上海也只用三天。今年8月，沪宁高铁开通，这下从苏州到上海只要半小时。这让许多次亲手摇桨到过上海的爷爷宗阿根，特别感慨了一番。宗芳当然只是笑笑，她所服务的公司—大众保险就在上海，她常到总部去培训。坐个火车去，当天就回，自然不会有什么同感。

　　2008年，中国电信苏州呼叫中心产业基地在胜浦揭牌，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基地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园同日授牌。以呼叫中心为主的现代服务业成为胜浦的新兴产业

　　正因为直线距离和上海、苏州太近，胜浦从里到外，从地表面貌到人们心灵中飞舞的价值观，经常飞速变化。无论是水渠、老房子又或是小伙子们崇拜的榜样，都时常推倒重来，或是干脆弃而不用。单就经济发展而言，胜浦就能在档案里写下很多热情洋溢的篇章。

　　在近代，苏南就是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计划经济时期，苏南地区的集体经济在一点点政策微雨的滋润下，就能以细胞分裂的速度生长。等到改革开放，更是头一批招商引资，热情的乡长镇长们，把国外的大企业连同技术专家、西装和披头士音乐一起带进了乡村，喇叭裤大肆流行。所谓苏南模式，在全国的乡镇企业当中一度占据半壁江山，而胜浦追逐这一理想的奔放程度，甚至在苏南乡镇中也是佼佼者，从而也更能全面感受工业时代来临的辉煌与冲撞。

　　宗芳的老爸宗建明出生于1963年，那是个著名的饥荒之年，人吃不饱也生不出孩子，于是出生的小孩特别少，全乡也没有几个。但宗建明不受灾难阻挡，脱颖而出，茁壮成长，并且越来越高大而精明。由于从小上学读书，他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摇船和种田的活计，1979年高中毕业以后，就去城里打工，5年后回到胜浦，在一家村办企业工作了7年。

　　1993年，积攒了人世经验的宗建明像许多江浙人一样，决定白手起家，建起了自己的工厂—一家名字叫诚新的针织厂。

　　就在宗建明成长的这段岁月中，胜浦已然今非昔比：1958年，喇叭里传来红太阳的歌声和超英赶美的口号，胜浦乡也变成了胜浦公社，此时，有4个集体企业抓住时机顺利诞生。到1978年，另外5个企业组织了一批愿意走出家门的勇敢妇女，从上海拿回了许多活计。这些订单的主要内容是把一些类似尼龙、羊毛之类的生产原料加工成半成品，再运回上海。其中一部分粗加工可以在小型工厂里完成，至于一些精细活儿，比如缝袖口，则可以由女人们领回家去，在带孩子做饭之余慢慢做完，按件计酬。这样的家庭小作坊状态，被称为“厂外织工”。

　　胜浦女人自祖先传承而来的巧手，在此处找到了用武之地，而便利的水路显然也助长了大规模开工的气魄。在此洪流之中，宗奶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于是儿子宗建明受此启发，顺应趋势，决定自立山头。

　　宗建明创立诚新针织厂，在当时还是一个大胆的举动，那时园区尚未成立，外资企业也很少，针织厂的主要业务是来料加工。据宗建明回忆，一年加工20万件，赚得不算太多，大概有20万元。不过，就祖辈居于渔舟之上的宗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围。

　　胜浦也在突围。1994年5月12日，时任副总理李岚清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签署了协议，两国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命运之浪推动胜浦进入了另一扇未知的门：这一年，胜浦撤乡建镇，并从吴县划归苏州工业园区。

　　这一“大工业”时代的标志很容易指认，是两根高耸入云的烟囱：胜浦大桥西边，查巷村方向，两根烟囱下面的建筑群，现在仍占据镇里近1/4的土地面积，那是印度尼西亚金光集团旗下的亚洲浆纸总公司，在胜浦投资12亿美元，建立的两家工厂 ：金华盛和金红叶。

　　这两个名字曾经给胜浦人带来了许多幸福的感受，睡着了都要笑醒。这不仅是因为它能带来就业机会，更因为自从这个工业化的庞然大物进驻胜浦，一切似乎都变化了。外资企业纷纷进入，新的胜浦镇政府开始动工，镇中心面积也由1994年的0.4平方公里拓展为1.4平方公里。镇子还新建了码头，又重新修了路，柏油路“三纵四横”，犹如在以往星罗棋布的水泊之中，摆上了一张崭新而平整的棋盘。

　　当然也并非都是好事，比如传统的“厂外织工”生意，就有渐趋衰落之势，利润越来越薄。如今，宗建明大多数时间是住在吴中的工厂里，早上5点起床后，要到车间看一圈，和工人们一起吃早餐。白天，要开着车自己跑业务，提货送货。晚上回到工厂还要再到车间看一圈，11点半，宗建明才能躺到床上，天天如此。

　　尽管想尽了办法，工厂赚的钱也是越来越少，工人工资、厂租、杂七杂八的费用，现在一年到头，净利润也就15万左右。

　　工厂的机器，一年到头24小时开着，宗建明的心情随之旋转。

　　地平线

　　地平线上的变化最能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变化。几十年来，胜浦的河道变得狭窄了，然后又一道道被填平。工业厂房从零星竖立到大规模铺排开来，外来人口越来越多。而原来那条叫做新胜的小桥，由窄窄的石桥越拓越宽，最后和宽阔的柏油公路相连。

　　新胜大桥变脸

　　永远留在记忆里的还有热火朝天的动迁。工业园区建成当年，为了配合开发需要，前戴、刁巷两小村被迅速拆迁完毕，然后查巷、吴巷、胜巷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被迅速击倒——从1995年到1999年，胜浦共计征用土地6407亩。

　　在宗建明置下的家业、宗家的别墅里，三代人照下一张全家福。三代人脸上自然流露的神情，是属于胜浦镇三个时代的标准人物肖像

　　古时胜浦人一旦搬迁，还是非常隆重和讲究的，之前，要花重金请人择定吉日良时，烧香、磕头、拜祭、鸣炮样样齐全，百般禁忌事项皆要遵守。然而，这样的习俗很快被遗忘了，因为实在来不及。

　　在1997年3月的大动迁中，明朝诗人高启曾隐居的青丘浦，成了苏州工业园区首期开发用地。家住这里的马觐伯一家人，也搬出了世代居住的村落，住进过渡房。一年后，政府给了动迁房，马觐伯又搬了一次家。让人意外的是这样的事情又重复了两次。

　　“过去十多年大拆迁中，我搬了6次家。”马觐伯说，这个一辈子研究胜浦文化的老人，特别珍惜老房子、老家什，然而他遭遇到的搬迁似乎也特别多。“现在搬家就像入住栈房那样的随意，基本没有什么传统仪式了。”

　　像马觐伯这样珍惜传统的人终于也丢弃了仪式，甚至还扔掉了许多家当。在第一次搬家里，他找了一条农船，把家具、农具，每一样东西都装了上去。但在后来5次搬家之后，只留下了一架结婚时置办的三门衣橱。

　　“这其实不是丢掉几个农具的事，它意味着是千余年的农耕传统在我手中中断。”马觐伯总结道。

　　宗家因为距镇中心较远，得以在十多年的胜浦大搬迁运动中脱身观望。但到了2002年，苏州工业园区扩展了规划，于是这桩事也终于轮到了宗家头上。他们所在的南盛村开始动迁。离开船上生活40年后，宗阿根又离开了田地，宗建明的工厂也被迫从胜浦迁到了吴淞江南岸的吴中。

　　到2008年，漫漫搬迁路宣告结束，农业时代的痕迹被完全抹去。胜浦的城市化进程和制造业规模也都达到了顶峰。

　　消失的场景

　　由于呼叫中心的工作是三班制，所以整个上午，宗芳都在家陪着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和她聊起最多的，还是从前的老日子。

　　那时候，宗芳还住在南盛村，在那里成长了15年。每天放学时，一进村口，她就开始一路叫着伯伯、阿姨、爷爷、奶奶，所有的村民们都像亲戚一样。晚饭时，可以端着饭碗随意串门，到东家夹点菜，到西家添碗粥。街坊邻居都有说不完的话。现在自然不同了，大家都是关着大门的，隔壁连过三家的主人姓什么？不知道。

　　回想起老日子，宗建明也有些失落，然而“孩子总要长大，社会总要进步”。对目前的状况，一家人并没有什么不满，只是在回忆时略微流露出一些怅惘。

　　这个老人的年纪，正好跨越了胜浦三个时代的兴衰荣替。现在，在高楼和绿草的环绕下，她显得分外瘦小

　　爷爷宗阿根是最有发言权的。宗阿根名叫阿根，少年时代却过着没有根蒂的生活——他人生的前20年是在渔船上度过的。事实上，自古这里无论积肥运粮，买卖进城，村民出行，全部赖以舟楫。河港密布、水网交织，舟船往来——这是宗阿根记忆中的少年。

　　渔船，对胜浦的许多老人来说就意味着过往的青春。

　　一家人生活起居在船上，每日里运输和捕鱼。农闲时节，船家就到上海去收集垃圾和肥料。除此而外，大部分时光是在附近乡镇穿梭，从胜浦出发，北至唯亭南到直，当天往返，早出晚归。

　　清晨，嘟嘟的螺号声会在乡村上空回荡。一、二通螺号是催客人上船，螺号响后，村民们携鸡拎蛋或背上粮食赶到船上，准备去集镇上交易。第三通螺号后起锚拔篙开航。胜浦的对岸是直，叶圣陶的名篇《多收了三五斗》描写的万盛米行就在直。从胜浦摇船，一个多时辰，就能来到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斜风细雨下，青色的万盛米行屋脊模糊不清，大门前游客寥寥。只有一艘敞口船在岸边任凭风雨。

　　仅仅在70多年前，也就是宗芳曾祖的那个年代，那些戴着旧毡帽的朋友们，还像叶圣陶描写的那样，用卖米的钱在镇上买洋肥皂、洋火、洋油、洋布、暖水瓶和小洋囝囝。

　　这个场景早就消失了，现在，夕阳下，阿婆们坐在楼梯口一边照看孙子，一边一针一线地为工厂缝制着衣服，俨然是一幅“后厂外织工时代”的落幕。而金光集团的工厂与烟卤仍在，但年轻的胜浦人已经不再会为这样的景象狂欢。

　　也许有一天，烟卤也会被拆掉。时代已经推动胜浦走过了一段又一段新奇的旅程，从水网、渔网到公路网，互联网。作为苏南模式的一个典型标本，胜浦走得太快，几乎还没有时间停下来感怀。

　　在小镇官员们新一轮的计划中，胜浦要能像许多欧洲小镇一样，远离喧嚣，环境优美、经济发达、人们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