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谷的香茅

　　一

　　在木嘎寨苦等了5个小时之后，拉我们去阿伍寨的车总算摇过来了。

　　两个寨子其实是一个行政村委会管辖下的两个自然村，木嘎寨是哈尼族，阿伍寨是彝族，中间隔着8公里的山路。这8公里山路被童灿文描绘得相当恐怖，他坚持要我们耐心等候那辆拉香茅油去元阳新县城的拖拉机回来，说不搭乘这辆车我们今天就到不了阿伍寨。童灿文是我们此行的向导兼司机，他是阿伍寨人，在昆明开了一个土特产贸易行，昆明芬美意的陆雁听说我们要去红河州采访香茅油，就把童灿文介绍过来了。

　　宁愿把自己的车撂在木嘎寨改搭拖拉机，童灿文所言应该不虚。

　　当那辆“时骏王子”的司机哗啦啦开始为车轱辘装防滑链时，我和我的同事碰了一下眼神，真不知道接下来的路途会是一种怎样的不堪。拖拉机车斗里已经堆了不少PVC桶，我踢了踢，是空的，但散发着一种浓烈的柠檬味儿，并不好闻。童灿文告诉我，这种桶就是用来装香茅油的，闻到的气息就是香茅油味儿。

　　“我们这里也有把香茅草叫成柠檬草的。”

　　车行路上，我们理解了童灿文的坚持，那条路本来只是被山上下来的几股溪水泡着，形成了几个水洼子，过往的车辆也不知是谁先挂起了防滑链，已经稀烂的路面立刻从溃疡面发展成筋骨伤……我们现在已经有过弹坑的感觉了，估计再过一阵来，这条路便成难以逾越的壕沟。

　　好在沿途的景色不错。

　　元阳地处东经102°27′─103°13′、北纬22°49─23°19′之间，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红河水切割着哀牢山的山体，让元阳山高谷深，沟壑纵横，著名的红河哈尼梯田核心景区就在元阳。去阿伍寨的路上，暮色逐渐四围，曾刺眼的阳光次第柔和，笼罩着那层层叠叠的梯田和梯田里的庄稼，雾气从红河谷的谷底弥漫开来，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清晰感觉到红河奔涌的存在。

　　早上起床时，发现整个元阳老街雾气弥漫，还直担心今天能不能看到那些哈尼梯田的天颜？

　　童灿文把我们领进了一家彝寨后，才告诉我们今天是彝族的“火把节”，我们要在他老丈人家里过节，他老丈人家就在著名的老虎嘴景区。那位彝族大爷听我们说想看梯田，端着酒杯承诺要带我们“从小路进去”。果然，放下节日的酒盏，他就领我们穿过整个寨子，从一片苞谷地里进入了老虎嘴景区。

　　两年前，元阳地方与云南世博集团共同组建了一家旅游开发公司，对哈尼梯田的核心区域进行旅游开发。2009年2月下旬，4个哈尼梯田的核心景点(箐口民俗村、多依树景点、坝达景点和老虎嘴景点)开始收费，票价均为30元/人—据说哈尼梯田迄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它绵延整个红河南岸的红河、元阳、绿春及金平等县，仅元阳县境内就有17万亩梯田。

　　元阳地方网站上有一帖子写得非常好：

　　“元阳县境内全是崇山峻岭，所有的梯田都修筑在山坡上，梯田坡度在15度至75度之间。以一座山而论，梯田最高级数达3000级，这在中外梯田景观中是罕见的。初春时节，当梯田灌满水的时候，在晨光或是夕阳的照射之下，可见云雾飘动在一层层田间，千变万化，千姿百态，景象壮美，恍如云海，因此也被形象地称为云海梯田。”

　　二

　　童文光显然为自己的兄弟童灿文感到骄傲。寨子里的人知道童灿文回来都过来看他，做大哥的就和妻子一道端茶递烟，稍微消停，童文光的眼光就落在了兄弟的身上，笑嘻嘻的。我们在香茅草田里为童文光拍照时，童灿文对哥哥身上穿一件广告衫出镜皱紧了眉头，那其实是一件质地很不错的衣服，但童灿文还是坚持要摄影师回避这一点，那位哥哥在一旁迭声检讨，感觉给兄弟丢了脸的样子。

　　这位憨厚的大哥接到我们时，恨不得把所有的行李都挂到自己一个人身上。他有些羞涩地自我介绍说：就是我在种香茅草。

　　童文光的香茅草种在几块梯田里，几块田加起来是六亩三分，怕我嫌小，又马上补充说那边还有更大的一片，还有那边……他指的全是更为陡峭和幽深的地方。童文光掰了通手指后，说他总共种了73亩多一点的香茅，而整个寨子的种植面积居然超过了1000亩，这个数字吓我一跳，紧着问他们究竟有多少耕地，得到的答案是“快5000亩了”。

　　蒸馏香茅油的甑子就在香茅草的田头。

　　我问：香茅草的香气也容易散掉吗？童文光说那倒不是，而是如果甑子不放田头，香茅草收割后的运输就要跑细腿了，“它的得油率很低，一锅草只能得那么一点点油”，究竟是多少，大哥说不清了。他兄弟一旁补充：我们这甑子是活动的，收哪块田就抬到哪块田—这种收获方式应该是梯田特有的农业文明，稻作工具里的打禾桶，实际上就是一种移动的打谷脱粒机，这样省去了大量的运输作业。

　　童家老大说，今年香茅油价格涨到72元1公斤，而去年最低的时候，只有今年的一半。

　　按照这位彝族汉子的讲述，地方政府最初是不鼓励他们种植香茅草的，尤其是用耕地种植，因为经济效益不高，后来是香茅油价格慢慢涨上去了，政府官员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我们”。我在阿伍寨的梯田里看见的惟一经济作物，就是香茅。资料上不是说元阳盛产香蕉等热带水果吗？童文光说香蕉必须到河谷的最下面才能种，因为那里才是河谷里最热的地方。

　　童文光承认，他去年卖香茅油的收入超过了10000元，今年会更多。

　　在童文光的堂屋里，我记录了一份他去年一年的总收入：收了18担稻谷，全部留作自己全家的口粮；40担苞谷，卖了10担，收入1000元，其余的大部分做了饲料；500公斤花生干，收入1200元；6170公斤木薯，收入6500元；142公斤黄豆，卖了100公斤，收入570元；4头猪，卖了3头，收入3000元……最后加上香茅油的收入。童家老大去年一年的货币收入是22270元，其中香茅油收入占整个货币收入的45%。

　　如果从投入产出比这个角度打量，你会发现香茅油对这个彝族家庭有着更为重要的经济意义，因为香茅油一项最讨喜的因素，就是可以“不怎么管它”。

　　三

　　火把节里的晚餐是丰盛的，童文光的妻子忙进忙出，把一大堆的肉食端了上来—彝族食谱中对肉制品的消费让我印象深刻—这些荤腥，需要通过一碗蘸水来佐味。

　　在云南香料业，香茅草油和桉叶油、香叶油一样，属于大宗交易，与后二者相比，香茅草是云南百姓的日常用品，有着更为广泛的生活认知度。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其饮食习惯与中国内地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风格迥异，蘸水中添加的各种香料，足以让我们这些外来客学习半天。

　　对美食的追逐，应该是香料最本质的东西，是它的初衷。

　　澳大利亚学者杰克？特纳通过《香料传奇》一书，为我们揭示了一个让今天的人感觉不可思议的事实：在15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这300年的时间里，欧洲人竞相扬帆，这一被后来者命名为“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发轫，居然是出于对口腹之欲的满足，激励那些西欧小国满世界去开拓疆土的动力，是一把胡椒子、一丛丁香和一棵肉蔻。

　　关于香茅草究竟是引进的还是本土野生的，我得到的答案还真是有些伤脑筋，但在云南采访的那些日子里，我的确遇到过野生的香茅草，最近的一次是在岩保的大寨，当时他指着路边一丛问我：认识吗？我说何止是认识，在云南它简直就是如影相随—老实说我实在太不喜欢这种味儿了，尤其不能忍受这种味儿贯穿于食物中。

　　但它是云南人的最爱。

　　那天一到景洪，就被同事卢恒拉到曼听小寨去吃烧烤。香茅草烤鱼是必点的头牌，接着我就发现，几乎所有的荤腥都被香茅捆了个结结实实，比如黄鳝，或者鸡肉，结果什么都是一股柠檬的滋味，云南人好像无草不成席。

　　曾经有人告诉我们在一个泼水节期间，傣族姑娘当街卖卜哨鸡的故事，“小卜哨举伞静坐街上，假卖真送，借鸡相亲。如果无意于来买鸡肉的伙子，会喊出个天价以退；如果有点意思，价钱落回地面，半卖半送。如果再有点意思，小凳子就递了出来，让伙子坐在旁边，以吃代卖。如果这些意思，还是不那么够意思，那就双双离场，换个清净地方，同吃鸡肉，边吃边谈……”

　　故事里的那锅类似爱情媒介的黄焖鸡，佐以香茅草是必须的。

　　四

　　童灿文面有难色地告诉我，今天没有拖拉机能把我们带到木嘎寨，也就是说，那8公里山麓必须靠各自的两条腿。听我说没问题，童灿文立刻轻松起来了，告诉我他的两个侄子会和我们一起走……最初的时候，我还以为那俩孩子是专门送我们的，后来才发现他们带着不少的行李，而童文光的妻子已经在开始偷偷抹眼泪。

　　看来这是又一幕“走出阿伍寨”。

　　十几年前，这两位年轻人的叔叔也和他们今天一样，从亲人模糊的泪眼中渐行渐远，最终消失于山梁的那道拐弯处。昨晚我在童家算他们的经济账时，童文光的小儿子一直在旁边托着下巴听，我后来和这年轻人聊天，发现他对他父亲的成就很有点不以为然，“种得再多又怎样？那样的一条路，种得越多，越难运出去。”

　　这孩子的态度基本意味着童文光的香茅油事业后继乏人。

　　2009年，北京一家报纸在报道哈尼梯田收费这个问题时，曾经提到哈尼梯田已经出现“空心化”现象，“一些哈尼年轻人对本民族文化越来越缺少认同感，越来越多的哈尼青年人走出大山打工挣钱，有的梯田甚至已经抛荒。”两代童家兄弟的故事，说明这一趋势其实早就存在，只是现在愈演愈烈。

　　我在报道宾川的香叶油时，提到过一个叫杨檄的年轻人，那是一位一心要将父亲的事业做得更大的孩子。

　　几年前，我曾经对成都的温江区做过一个关于人口的田野调查。温江的花木产业发展得非常好，全县23万亩耕地中有一半种了苗木。我在调查中发现，花木专业户中主动实行计划生育的占了相当的比例，当时的温江区区长李刚用“经济质量和人口质量成正比”来解释这个现象。

　　李刚认为，和原来单纯的粮食生产相比较，花木种植的经济质量要高出很多，“这不仅仅是一亩紫薇要比一亩杂交水稻值钱的问题，而是花木和粮食有本质的区别，作为一种奢侈性的消费品，花木对市场有更高的要求与依赖，比如说，你要不断地推新品种，不断地采纳新工艺……这种情况下，人口讲求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

　　显然，云南香料业的发展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瓶颈，但人的因素其实至今还处在被忽视的阶段，当地如果要发展香料产业，一味地强调特殊的地理条件是不够的。温江的认识应该对云南有启示作用，因为香料其实也不是一种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奢侈品，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从阿伍寨到木嘎寨的路上，童文光的大儿子一直负重，他见我接路边的泉水喝，就过来告诉我只能喝“旁边有杯子”的，所谓杯子也就是半截矿泉水瓶子，被人挂在路边的某一树枝上或者直接摆放在泉眼边，那孩子说：这其实也是标记，表示这水是可以喝的。我问他这杯子是谁放的？他看了我一眼，回答说：当然是我们彝族人。

　　这位了解大山、对本民族有强烈认同感的17岁少年，最终被他的叔叔送进了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学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