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南大道：一条街道的国家记忆
深南大道所体现的历史一幕，必将载入史册。虽然只有30年短暂的历史，但从最初2.1公里到30公里，从一条光秃秃的小路，演变为一条中国最宽阔的城市主干道；从低矮简陋的棚屋、厂房、食街到摩天大楼的聚集；从孺子牛雕塑到邓小平画像的树立—深南大道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运动的历史变革故事。在30年里，它的内涵逐渐丰富、深刻起来，当你经过的时候，仿佛穿越中国改革开放的陈列馆，体验着世界最快速城市化的种种不可思议。
撰文：李咏涛
前传
这只潜伏已久的大鹏鸟，它曾经迷惘、疑惑的眼神变得无比锐利，巨大的双翼拍地欲飞。
狭长的应许之地
东经113˚46′－114˚37′，北纬22˚27′－22˚52′；东西长49公里，南北平均宽7公里的狭长地带—
从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第一份地图诞生，到1949年11月新中国出版的第一张地图上，这一位置一直没有任何显著标记。
这并非是地图绘制者的粗心大意，在有史以来的绝大多数岁月里，这块土地实在乏善可陈。21世纪前夜，这儿发掘出土了一些彩陶盆、青铜器等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以至有本地学者兴奋而自豪地宣称，这块土地的辉煌文明已达到6000年！但与中华大地上为数众多的古都、古城、古镇相比，这点骄傲多少会显得底气不足。关于深圳历史悠久的说法，始终没有得到人们的真正认同和响应。事实上，在数千年的岁月里，这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名人的足印。在近代史之前，惟一来过这片土地的“大人物”，可能就是那个走投无路、被大臣抱着跳海身亡的宋少帝。苏东坡、韩愈、文天祥这些历史上的“明星”，尽管曾一度近在咫尺，却始终未曾踏入半步。
惟一值得钩沉的前朝往事，是500年前坐镇于此的广东按察司副使汪鋐写的一个奏折《师佛朗机以制之》，明确提出学习西班牙、葡萄牙的先进武器。这比魏源提出“师夷人之长以制夷”足足早了三百多年。当然，汪鋐的提议只能被天朝上国饱学之士讥讽了事。今天，我们也只能在《四库全书》中翻找到这一最早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动议。
在天下承平的悠悠岁月中，中国近代史的沉重一页，却猝然从这里打开。在极大的屈辱和无限的困惑中，巍巍天国伸向海洋一小块国土，被硬生生割去，5000年的文明之躯，在这里流血、疼痛。百年之间，那块被割裂的海岛，从“贝壳”变成“珍珠”，这块土地却因历史的伤口更形沉寂。每当国际、国内形势风云突变，少不了政客名门、文人学子、商家巨贾由此出出进进，但没人原意停留半刻，即便偶尔出现在那些名人们的随笔闲谈里，也只是匆匆一笔带过。
历史是最好的导演，给这块狭长的应许之地，安排了最漫长的前奏。而当它到来的时候，势必惊天地、泣鬼神，以奇崛之笔书写历史雄文。
欲张者伏翼。
这块395.81平方公里的土地，外形酷似即将张开双翼的大鹏鸟，一翼伸入东部的大鹏湾，一翼揽过西部的珠江口海域，一条蜿蜒的小河在它面前流淌……大部分地段是形以波浪般缓缓起伏的平原和并不十分险峻的丘陵台地。对于漫长的农耕社会来说，这块土地不适宜大规模种植，无法聚拢太多人气，只有一些稀疏的小渔村点缀其间。
1979年3月中旬，离开故国30年的台湾诗人洛夫和余光中来到河对岸，望远镜中笼罩在薄雾中的故国山河，耳畔鹧鸪的鸣叫，激起洛夫化不开的诗情：
“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落马洲；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手掌开始生汗；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这首名为《边界望乡》诗中还提到这块土地上的景物：“一只白鹭从水田中惊起，飞越深圳，又猛然折了回来。”“喏！你说，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对于香港和海外华人来说，这里只是一个排遣乡愁的地方，一个逼近的却又遥远如梦中的所在。
然而，当历史与地理相遇，时间和空间冲撞，再平庸的空间也能化为神奇的维度。诗人们只看到哀愁和幽怨，却未曾感受到—这块狭长土地的东、西、南、北方位所深埋的巨大能量开始集聚。
越过北面绿色的山岭，广袤、穷困的中华大地正酝酿着一场伟大的变革，尽管没有人能够先验地知道将要发生的是什么。这块土地的东西两翼—大鹏湾、珠江口；梧桐山、凤凰岭—最宽广的大海和最挺拔的山峰遥相呼应，大气对流，激荡天地，仿佛有一种力量要把它们拉近。
邓小平的深圳第一印象
“深圳”这两个字最早见于史籍，是在1410年(明永乐八年)，清朝初年建深圳墟，使它成为一个正式的地名。据正式的文献资料记载，“深圳”这两个字第一次进入邓小平视野中，是他在文革后复出后不久。
1973年3月，在林彪覆灭一年半后，邓小平得以走出“邓小平小道”＊，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邓小平晋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并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党、国、军的日常工作。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邓小平再次“靠边站”。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被剪除、文革结束，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被解职前的全部职务。9月29日，一份反映深圳口岸进出口人数增加但接待工作滞后的《情况汇编》(由人民日报编印)递到了邓小平的案头，他批示：“这样的事情需要国务院具体抓一下，绝非深圳一处问题，所有口岸都要管好，设置专业职工，严格规章和奖惩制度，如何？”
一个多月后，邓小平抵达距深圳180公里的广州，这是他复出后第一次离京视察，时间是1977年11月11日到20日。现在，人们更多是在赞颂1984年和1992年两次“南巡”，对这次“南巡”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在此次 “南巡”中，“深圳”这两个字再度闯入邓小平的思绪中。他注意到了这个边境小镇的财富价值。在与广东省领导的会谈中，邓小平提及：“深圳每年光兑换外币就三千多万美元，可是还用打算盘的办法，花点钱买几个小计算机嘛。”(《邓小平年谱》2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以他对“常识”的坚守，向姓“资”姓“社”发出质疑。当时一个荒唐的规定是，农民养鸭子的数量关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划分。邓小平说：“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
这次广东之行，邓小平还见到了对他大力支持的叶剑英。而发生在深圳的“偷渡”现象，令两位老人心情沉重。
此时，那条蜿蜒在深港两地之间的深圳河，不知不觉成为一条偷渡与反偷渡的战线。长37公里的深圳河，发源于梧桐山牛尾岭，由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签署，让这条弯弯小河蒙受屈辱，成为英国租借香港新界99年的界河。1949年，解放军百万大军挥师南下，饮马深圳河。不久，中英交恶封锁边界，深圳河成为堪比柏林墙的冷战“铁幕”。 1949年及1950年代，新中国的建立、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华人资本大量向这块弹丸之岛汇聚，再加上“二战”后经济全球化和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香港一跃而起……令人炫目的摩天大楼从山野间、海水边一栋栋“拔出”，焕发着迷人的魅力。然而，东方之珠闪耀了世界，却照不过深圳河。偷渡香港，成了深圳河对岸百姓的致富“捷径”。偷渡客在香港发财的故事，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去冒险。
当广东省领导向邓小平抱怨边防部队防守无力时，邓小平的目光投向窗外，经过许久的沉默后，说出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虽然大家都很清楚，“逃港”的根本原因是深圳河两岸的贫富差距，但听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对政策的反思，不能不深受震撼。这次不被注意的“南巡”中一系列意味深长的谈话，为邓小平即将启动的改革大计埋下了伏笔。
进出境人口日益增多、外汇兑换出人意料的高、偷渡事件愈演愈烈—改革开放前夕，原本陌生的深圳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年后，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亮出自己的政治宣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中共中央会议上所少见的淋漓畅快的话语，催醒了这个昏睡的国度。邓小平的思想和策略并不高深莫测，就像他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但正如吴敬琏(专栏)在《中国经济60年》一文中所说：“这种看似没有理论指导的‘摸着石头过河’策略，蕴藏着一个内在合理性，即允许分散的微观主体分头探索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且一旦这些探索取得成功，整个社会可以分享其成果。”
由于选择了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也由于是一种“增量”改革，注定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首都北京和经济重镇上海，是“存量”的集中地，“增量”改革只好从有地缘优势的广东出发，选择临近香港的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问路之“石”。
似乎是一种宿命，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几乎都是源自广东。在这里，1840年的鸦片交易和炮火，将沉睡的中国强行拉入现代世界；洪秀全在这里接受了上帝的洗礼，跑回广西老家，以土法练就基督教，把大清帝国掀了个底朝天；孙中山在深圳远郊的三洲田，发动了推翻清王朝第一次起义，最终把中央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赶出了紫禁城；国民革命军由此北伐，扫荡军阀，拼凑了一个大致完整的现代中国……这些重大事件的背后，都绕不开西方世界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的据点—香港。
这一次，一个在历史关头“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小个子”，同样把这片南方的土地作为撬动中国的支点。
这只潜伏已久的大鹏鸟，它曾经迷惘、疑惑的眼神变得无比锐利，巨大的双翼拍地欲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