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上步
世界工厂“上步”
1982
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只用短短30年时间，便浓缩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产业革命史。
2008年8月，一个英国小伙子刚刚买了一部iPhone手机，竟意外发现初始存储里有3张中国女孩的照片，他好奇地把这几张照片发到网上。人们并没有因此指责这位女工私自用刚组装好的手机拍照，这个清新、朴实、可人女孩的形象，反而不可思议地在网络上迅速蹿红全球，被封为iPhone girl。好事的网民还发起全球搜索，最后发现这女孩来自中国深圳的富士康检测工厂车间。
iPhone girl的这个不经意举动，是“世界工厂”给世界的一个浪漫猜想。她向往外面的世界，也渴望世界了解自己。而实际上，她无意中扮出了经济全球化的一道美丽风景。她所在的城市，已经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世界工厂”，仅她从事的手机制造，这个城市在2008年一年就生产了上亿部，全球每5部手机就有一部产自这里。2008年，即便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个城市还是向全世界出口了1797.20亿美元的产品，其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999.55亿美元，连续16年位居中国大中城市榜首。
深圳和珠三角的“世界工厂”之路，是世界产业发展、转移历史上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怎样构思和创作出来的呢？
这首先得从深南大道旁的上步说起。
工业开路
“上步”这个词与深圳很多村庄的名字诸如下步庙、赤尾村等一样土的掉渣。由于位于深南大道北侧，是深南大道西进的第一站，这个寓意起步的地方就成了深圳大规模发展工业的一个起点。不过，一开始，这里更多扮演的是中国“橱窗” 、“车间”而不是“世界工厂”的角色。
1982年9月，梁湘及其搭档“二周”(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周鼎、副市长周溪舞)雄心勃勃地祭出三大工业区开发战略—上步、八卦岭和水贝工业区，犹如三剑齐发，杀出一条深圳工业化的大道。此时，关于特区发展模式的责难已开始蔓延：特区为什么热衷倒买倒卖进口商品？特区商业和外贸是否发展过度？特区能否坚持以发展工业、出口为主？这三大工业区的建设，就是对这一质疑的一个有力回答。9月5日，上步工业区工程指
以上步工业区的建设为先声，深圳大规模建屋设厂，发展工业。1982年新建工厂55家，1983年达到一百多家，到1985年就有446家新工厂投产。工业总产值连年翻番：1980年为5100万元，1981年为2.025亿元，1983年为7.2亿元，1984年为十六亿多元，1985年达到三十五亿多元。
1982年秋，中央调集两万基建工程兵南下深圳，支援深圳建设。这种大规划和大手笔，为深圳的“世界工厂”之路奠定了十分结实的基础。近三十年后的今天，由上步工业区发轫的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深圳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与它同时蓬勃发展起来的机械、服装、钟表、家具、印刷包装、黄金珠宝六大制造业，至今雄风不减。
可以说，深南大道是以工业开路的，深圳是以工业开局的—工业化是这个城市的胎记。
2008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3527.8亿元。深圳制造囊括了34个工业行业，能够生产出上千种工业产品，三十多种产量居全国前列。其中，集装箱占全球38%，硬盘驱动器占全国50%、全球10%，计算机磁头占全球近60%，激光唱头占全球超60%，程控交换机占全国40%以上，基因工厂乙肝疫苗占全国51%，钟表占全球45%，黄金饰品全国市场占有量达70%……连跟着深圳发展的邻居东莞也可以扳着指头，数着自己在全国和全世界的第一了！这样自豪的数字，在长三角众多城市里也比比皆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源自深圳的“中国制造”已经穿越了整个地球。
2007年，中国“世界工厂”名声最盛的时候，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中扮演“世界工厂”角色的英国，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一个“相信中国制造”的论坛。伦敦金 融城前市长白乐威说：“我在家里使用中国制造的微波炉，我在办公室里使用中国制造的复印机，就连我女儿穿的服装，也有许多是中国制造的。一位来英国访问的中国商业代表团的女成员曾经向我抱怨说，她曾用一个下午在伦敦购物，想买点儿英国特产送给国内的亲友，但她看中的商品，却都是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对这位市长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包围”，跟世界头号企业沃尔玛所发起的“采购中国”行动有关。1996年，沃尔玛通过深圳进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深圳人为这个跨国大鳄落脚于此感到难为情，因为它一直在亏损，难道它选错了地方？！这期间，曾有别的城市用各种方式拉拢诱惑，沃尔玛中国总部却始终坚守深圳。后来大家恍然大悟，沃尔玛真是太高明了，它更看中深圳及其周边地区“世界工厂”的价值。2001年12月，沃尔玛在深圳建立全球采购中心，每年采购金额150亿美元，深圳和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源源不断送上沃尔玛在全球的货架。沃尔玛得以大幅降低成本，使其供应链在平坦的世界得到极大优化，屹立全球五百强榜首。与沃尔玛同时，麦当劳、欧姆龙、松下、三洋、家乐福、飞利浦等在深圳都设立了全球采购中心。
跨国大鳄们比我们更早地认识到“世界工厂”的价值。
人性与商品的解放
2006年12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深圳的成功得益于一个简单的公式：廉价土地、工作热情高而又顺从的工人和宽松的环境标准，这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商。深圳1200万的总人口中有700万是民工，这与上海1800万人口中只有200—300万民工形成对比，成了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真实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心脏。”这种隔岸观火的说法未必没有道理，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数百万民工愿意千里迢迢到深圳来冒险？为什么除了民工外，还有大量的知识精英、技术专家冒着同样的风险会聚于这个原本蛮荒之地？
这种力量来自观念的解放和制度的革新，它与国运相连，亦与人性相关。上世纪80年代初，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因深圳悄悄地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深圳首先砸烂了“铁饭碗”。一个人不会再为某个固定的单位“绑架”，可以随便找工作；一个老板也可以炒掉不合格的员工，不必为冗员发愁。这在“解雇一个人比枪毙一个人更难”的年代，不啻是一场革命。1981年，深圳最早的合资酒店竹园宾馆为提高服务质量破天荒解雇了6名员工，并采取“基本工资+职务工资+浮动工资”的新工资制度。而在1979年蛇口码头工程中，为了早日完工，便实施了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这两项改革都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行为受到批判，几经波折方才得以贯彻实施。蛇口的超产奖励制度还是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干预下，才得以网开一面。
这一人身解放制度一经确定，便势不可挡，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创业者因此被吸引到深圳来。在深圳经验的推动下，全国也逐步实行了劳动合同制，国人的职业生涯由此改变。
第二个变化：深圳率先取消了凭证供应商品制度和物价管制。从1982年开始，在深圳买吃的穿的，不用再凭票证了。物价管制取消，供需调节价格，各种商品大量涌入深圳。一开始，因为放开价格，还曾引起抢购风潮。但价格的上涨又吸引了国内外商品纷纷流入，供求关系很快趋于平衡。
如果说第一种变化是对人的价值的解放，第二种变化就是对商品价值的解放。人和商品都可以按照价值规律自由流动，从而形成巨大的力量。因为这种解放，这个城市的空气中充满了机遇，每一个行走在深南大道的人，都可以自由呼吸。
这些制度的建立，除了特区历任执政者不破不立的气概，一些外资企业对这些西方“常识”的不断“游说”，也功不可没。就像人很难自己战胜自己一样，任何内部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革，都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刺激。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改变了毛泽东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注重老百姓更需要的消费品制造和轻工业的发展，1979年和1981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收到了初步效果。同时，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亚洲四小龙”承接了美国及日本二次大战后的产业转移，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其相对低端的电子、服装、玩具等加工业需要再次转移。把国内的经济转型和国外的产业转移这两大机遇充分对接起来，深圳起到了一个“插销”的作用，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让“中国制造”遍布全球。
深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生逢其时。我们比林则徐幸运，当我们又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没有鸦片和洋枪大炮，一方面是我们自身的团结强大，另一方面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变化。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微博 专栏)认为：“为什么1978年邓小平说让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维系全球贸易秩序和产权秩序靠的是规则，而不是炮舰武力。于是，即使没有强大的海军，也不妨碍中国从事大规模的对外贸易，让中国变为世界工厂。”
可是，当中国将自己的经济前景过多寄托于国际贸易上时，“世界工厂”却因美国金融危机，陷入一次生死考验。
白宫圣诞树下的荣耀和尴尬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的同时，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将深圳“世界工厂”的声誉推向顶峰。报道说：“深圳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圣诞用品生产出口基地，每年出口额超过20亿美元。美国人购买的圣诞树，每10棵中有7棵产自深圳。美国白宫所用的圣诞树，多年来均来自深圳布吉的一家加工厂。国际大型超市沃尔玛在全球销售的圣诞树全部由深圳提供。”
深圳出口圣诞树最高峰的2007年，生产圣诞树的企业有四百多家。圣诞树的生产和出口是中国与美国经济“伙伴”关系的一个有趣案例。哈佛大学著名英裔历史学家弗格森创造了一个新的词语Chimerica (中美共生体)，来形容这种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他认为，从中国改革开放之日起，中国的储蓄者与生产者和美国的借贷者与消费者之间，构成有30年历史的伙伴关系。确如他言，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以美国为主的外资以及产业链的结合，生产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中国再把赚来的血汗钱投资美元和财政债券，供美国人疯狂消费。
然而，曾经摆到世界最高权力据点白宫的深圳圣诞树，让弗格森发明的Chimerica (中美共生体)显得有点脆弱。或许是一个预兆，2008年初，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每年向欧美市场出口大约600万棵圣诞树的全球最大圣诞树生产商深圳宝吉公司轰然倒闭，令这个制造快乐的行业陷入恐慌。圣诞树生产技术含量低，利润微薄，全部出口，这个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文化消费产品，很难在中国市场找到新的足够的空间。即使抛开文化因素，绝大部分中国人也没有足够大的房间和庭院来摆放圣诞树。与圣诞树有些类似的，还有备受称颂的深圳大芬村手工复制西洋油画产业，同样因为美国次贷危机，房子卖不动，没有足够的墙壁来挂这些一笔一笔用血汗画出来的廉价艺术品，大芬村的艺术家们恐怕将不得不从画框中走回现实。
人民币升值、劳动合同法对人工成本的提升、更为严格的环保要求，再加上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一些曾经风光无限的行业在深圳已然式微。圣诞树的故事，会在多大程度上在“世界工厂”蔓延？至少，那个给世界以浪漫猜想的iPhone girl可能会离开深圳了。为了降低成本，深圳最大的出口企业—为惠普和苹果公司代工的富士康已经部分走出深圳大本营。
深圳该怎么办？中国该怎么办？人们开始期待中国走出一条升级换代之路，就像曾经次第发生在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故事一样。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专栏)是中国“后发优势”论的坚定支持者，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对此充满期望：“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制造的产品常常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日本制造与高端、高质、高价挂上了钩；70年代，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制造的产品也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他们的产品摆脱了这种联系；如今，这种联系又甩给了中国大陆制造的产品。我希望，未来的中国制造，也能够像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的产品一样，与高端、高质挂上钩，但最好不要与低价脱钩。”
我们能做到吗？
腾笼换鸟
2009年4月8日，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珠三角经济黑云压城之际，《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深圳现场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出人意料地以5个字点题：“向深圳学习。”随即，广州、东莞这些平日与深圳明争暗斗的城市，纷纷提出“向深圳学习”。这让努力在珠三角规划中寻找自身定位的深圳，反而有点意外和受宠若惊之感。
以解放思想为施政理念的汪洋，所看中的正是深圳独自摸索和疾呼了十几年的转型之道，的确如他所说：“深圳比其他地方更早地遇到了发展转型问题，也较早着手探索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对全省其他地区无疑具有学习借鉴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深圳新的发展模式已经开始形成新的业绩，显示出新的竞争力。”
深圳为什么能够未雨绸缪，很早就开始产业转型、升级的努力？
寻找这种转型的母体，还是得溯源到上步工业区。1982年开工建设、1983年首期竣工的上步工业区，此后迅猛发展，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可是，几年后，深圳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深南大道地段价值的急剧抬升，逼迫着上步工业区走上变身之路。1988年，赛格电子市场在深南大道和华强北路交汇处开业，电子产品交易抢占上步工业区的电子制造业高地，意味着服务业在跟制造业抢地盘。1994年，万佳百货首先将美国仓储式百货模式带到中国，大大推进上步工业区从制造业基地到商业中心的转型步伐。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升级、转型的故事在深南大道周围反复上演，创新、求变也成为深圳城市和产业最流行的词汇。虽然路数不一，形态不同，上步工业区的转型未必不会成为“世界工厂”的榜样。只是这个过程可能更加漫长、复杂……
深圳的产业转型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只用短短30年时间，便浓缩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产业革命史。
著名经济学家、经典教科书《经济学》的作者萨缪尔森认为，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起飞阶段，在18世纪中叶前，这个阶段经济增长非常缓慢，主要依靠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驱动，才得以实现。其后是发生在1770—1870年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机器代替了手工，人突破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机器大工业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在这一阶段，主角是资本密集型的机器制造业和其他重工业，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要靠投资驱动。19世纪末兴起的现代经济增长，是凭借的是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的，即创新驱动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后，电脑、互联网为核心的IT产业唱起了产业大戏，信息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在深圳30年时间里，我们发现，这四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和产业模式，好像都发生了，似乎挤进了同一班列车，在深圳的高速发展道路上吱吱作响。因为这种挤压效应，我们并不能很清晰地将它们归类分装。我们只能依稀发现，圣诞树、大芬村油画及深圳各个村镇盖“农民房”的出租经济，有第一个阶段的影子；而以华为、中兴、腾讯为代表的IT和互联网企业，当之无愧是中国在信息化时代的中流砥柱。在圣诞树和QQ之间，夹藏着大量形形色色的产业形态。
正因为如此，各种形态的产业奇怪地糅合在一起，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整合、发酵，形成一股推动转型和升级的力量。
1993年，厉有为主政时期的深圳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策：在特区范围内，停止发展“三来一补”企业。这被形象地称为“腾笼换鸟”。这个决定有客观因素，也有利益驱动的原因。深圳特区内395.81公里的土地已日渐稀缺，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运作方式的“三来一补”占用了大量土地，但企业利润低下，社会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当年凭借内联起家的深圳国有企业日渐坐大，以及1992年之后跨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浪潮，也使决策者有底气作出这样一个冒险的决定。这一年，深圳民营高新科技产业崭露头角，并被寄予厚望。后来，深圳和中国的经济学界逐渐发觉，在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中，较发达国家占据了附加值的高端，而我们则处于产生附加值的低端。深圳因此更加看中拥有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的高新科技产业，这一产业也成为深圳转型升级真正的、也许是惟一的引擎。
不过，这一转型升级之路并不平坦。2003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专栏)在参加深圳市高级顾问会时意外地获悉，深圳正准备跟随全国其他城市兴起的“重型化”工业道路。这一“冲击”促使他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作为重点研究领域，并出版《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在该书中，吴敬琏回忆道：“当时我和几位在座的老同志一样，对这样的产业结构战略转型以及与之配套的扩大辖区面积的要求，是不赞成的。深圳市可用土地面积大于香港。香港开发了一百多年，到2003年末已开发土地只占可用土地的22%。深圳的GDP只有香港的1/6，近年来却出现土地紧张、成片的土地已经用完的资源硬约束。”可是，在吴敬琏出版这本书的2005年底，深圳“重型化”战略已经轰轰烈烈搞了两年多。在这一战略下，汽车制造、化工等深圳所陌生的行业，被作为重点突破领域。幸而，“重型化运动”在深圳没折腾出什么大项目，更多地是花费了新闻工作者的笔墨纸张，这一GDP至上的发展观也很快被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彻底覆盖掉。深圳所擅长的高新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重又回到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角位置上，并爆发出更大的能量。
漫漫转型路，“世界工厂”这个荣耀的桂冠，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黯然失色。
邓小平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深圳特区的缔造者。以他为首，叶剑英、习仲勋、谷牧、任仲夷等一批从文革浩劫中复出的老人，一直呵护着这块土地，成为深圳特区的“护法长老”。这群老人经历了最多的风雨沧桑，却在晚年造就了世界上最年轻的大都市。
谷牧
改革开放初期，谷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对外经济和特区工作。1978年5月，谷牧组织一个庞大的对外经济考察团前往西欧各国取经，当是中国再次“睁眼向洋看世界”的壮举，在其前后，另两个考察团分别前往港澳和东欧国家。考察归来后形成的三份涉及经济、技术、经济体制的报告，堪称改革开放的开笔之作，对中央决策层和国内各界人士形成一股强劲的冲击波。1979年5月，谷牧再赴广东、福建考察调研，积极推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发展外向型经济。1979年到1988年是深圳发展的黄金十年，谷牧12次到深圳，参与并推动了特区几乎所有的改革创新、突围，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
华侨城：深圳原生地貌遗产
1986
在瞬息万变的旅游和娱乐消费需求面前，一直未能造出自己的“米老鼠”、“唐老鸭”的华侨城，如何赢得消费者持久的忠诚？在迪士尼、环球乐园从旅游到影视、传媒、动漫等强大的文化产业链面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做主题文章的华侨城，能否更多凭借文化而不是房地产开发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深南大道第一个地标建筑电子大厦兴建的时候，站在电子大厦工地上，极目西眺，蛇口的远山和深圳湾的海面尽收眼底。罗湖、上步和蛇口这两个激情飞扬的特区大工地之间，仍是一派田野风光。深南大道在这一段同样是狭窄的泥土路。可是，深圳特区的每一块土地都不甘寂寞。到了1982年10月，在这条窄小的泥土路最靠近深圳湾的地方，出现了一座中间高6层、两侧高4层、向东西两个方向如同双臂伸展的赭红色建筑。这是由广东沙河华侨企业公司与香港永明发展企业公司联合投资2.5亿港元建设的深圳湾大酒店，是深南大道西段第一个有型有色、像模像样的建筑，也成了漫长的深南大道上一个难以抹去的记忆。
让当年建设者意想不到的是，在短短的24年后，这栋曾经带来光荣和骄傲的建筑被强行“肢解”，除正面的一面墙体仍然保持着最初的姿势，墙后的建筑被全部拆除。24年，短暂得只是一个人的青春岁月，却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凝重而激越的历史记忆。因此，当深圳湾大酒店被拆除重建的计划浮出水面后，便招致社会各界一片反对声。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城市化研究会会长魏达志提交了《深圳建筑，慎言一个“拆”字》的提案，劝拆除者深思。舆论呼吁保护上海宾馆与深圳湾大酒店这样的“老字号”，以之作为对深圳特区改革开放历史的一种追念。此前，高交会展馆搬离深南大道，迁往关外的龙岗，给人们留下不少的遗憾—对他们而言，离开深南大道，就不再是100%的记忆了。
最终，商业利益和历史记忆达成了一次高明而美妙的共识。因此，我们在深南大道上，有机会看到这样戏剧性的一幕：一面老墙正上方镶嵌 “1982”四个数字，在它背后崛起一座崭新华丽的酒店，酒店正门对应处刻着“2006”字样，同一个建筑有了两个出生日期，有了两次生命的诞生。实际上，深圳湾大酒店完整存世时，深圳人已基本将这座陈旧落伍的酒店遗忘，深南大道路旁逐渐长高的树木也早已将它遮蔽。恰恰是这面孤零零的“1982墙”，给了它一种再生的力量。
这个创意不但彻底化解了华侨城当初拆毁历史的尴尬，反而把人们的思绪带到华侨城从荒芜到锦绣的神奇历史记忆中。
廖承志创意、叶飞命名、胡耀邦题字
时至1986年，深南大道从上海宾馆向东到蔡屋围再到罗芳村的东段，已经拓宽并显露出“大道”的派头，全速向西挺进。深圳湾大酒店已建成3年，亦成为深圳最高档的度假酒店，但除了深圳湾辽阔的海面外，酒店的背景仍然由稻田、池塘、山丘构成—这农耕时代的景象，将随着深南大道的西进而发生剧变，虽然眼前的一切看起来还是那样平静。
1986年10月5日，在罗湖、上步、蛇口纵横捭阖的推土机方阵，开进深圳湾大酒店附近、深南大道南北两侧共4.8平方公里范围内—这块原属光明华侨农场沙河分场所属的地盘，由此开始了一段沧海桑田的变化。
海外归来的华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尚未被大规模开发的荒滩山丘里？深圳特区建立后，对他们的生活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故事要追溯到五十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不太稳定，不时发生的“反华排华”事件，迫使大量华侨归国避难。为安置归侨，中国从1958年起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地建立了数十个华侨农场。在宝安建立的光明华侨畜牧场(后称为“光明华侨农场”)，在所有华侨农场中最先面临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1979年4月，廖承志担任主任的国务院侨办决定光明华侨农场在深南大道旁建立沙河分场，面积12平方公里，比袁庚从中央领导手里争取到的蛇口工业区面积还要大。
华侨城开工建设之前，光明华侨农场在深南大道上精心打造了两个标志性项目：深圳湾大酒店和康佳公司。1979年3月26日，几乎与深圳建市同时，康佳的前身光明电子厂在光明华侨农场成立，投资方是广东省华侨农场管理局与港华电子企业有限公司，因此被称作“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子企业”。1980年5月16日，这家电子厂搬到光明农场沙河分场深南大道旁，同年11月，深圳第一个知名品牌“康佳”诞生。可以说，从“来料加工”到创立自主品牌，康佳最早完成了深圳制造业的转型，亦堪称深圳工业化道路的先锋和典范，但康佳的辉煌与这块土地将要发生的“蝶变”并没有多大关系。
1982年，已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提议，将沙河分场(此时已改制为沙河华侨企业公司)划归国务院侨办直属管理，将之建成一个吸引华侨投资、落实华侨政策的窗口。这一类似交通部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的构想，并没有马上付诸行动。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担心这会又变出一个特区中的“小特区”，为深圳的整体规划和发展带来麻烦。1983年6月，廖承志逝世，这一设想也就搁置一旁。1984年底，接替廖承志负责全国侨务工作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到珠海、深圳参观，重提“廖公遗愿”，建议由国务院侨办直属的香港中旅集团投资。据当时担任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回忆：“叶飞还说：干脆不要叫沙河华侨企业公司，直接叫‘华侨城’好了。”出身菲律宾华侨的叶飞上将曾任招商局主管部门交通部部长，他的提议更容易让人联想到蛇口模式。
这对深圳特区来说，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在广东先行一步，主要是想倚重这里丰厚的港澳和华侨同胞资源，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特区，对海外华侨资源自然趋之若鹜。但袁庚在蛇口的独立王国，让深圳特区如鲠在喉，对这个新提出来的华侨城自然心有余悸。在国务院侨办表示愿意将还本付息后的盈利40%交给地方，60%留作华侨城发展资金，并同意将占地范围缩小为4.8平方公里后，华侨城的设想才得到广东省和深圳市的认可。
这对深圳特区来说，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在广东先行一步，主要是想倚重这里丰厚的港澳和华侨同胞资源，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特区，对海外华侨资源自然趋之若鹜。但袁庚在蛇口的独立王国，让深圳特区如鲠在喉，对这个新提出来的华侨城自然心有余悸。在国务院侨办表示愿意将还本付息后的盈利40%交给地方，60%留作华侨城发展资金，并同意将占地范围缩小为4.8平方公里后，华侨城的设想才得到广东省和深圳市的认可。
1985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深圳特区华侨城”。1985年11月11日，国务院侨办宣布深圳特区华侨城建设指挥部成立，香港中旅副董事长、总经理马志民任华侨城建设指挥部主任。担任中旅集团董事长的，是从广东省省长岗位上退休的梁灵光。1986年2月24日，香港中旅集团在香港铜锣湾世界贸易中心举行盛大酒会，宣布投资兴建深圳特区华侨城。5月13日，深圳特区华侨城经济发展公司正式在深圳市登记注册。
廖承志创意、叶飞命名、胡耀邦题字的华侨城在深南大道旁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奇妙旅程。
1985-1986年两年间，华侨城从酝酿到全面建设的时候，深圳经济正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深圳摊子铺得太大了”，“深圳是赚内地人的钱养肥的”，“深圳是靠国家输血”—这样的言论从北京和香港两个相反的方向纷纷朝深圳袭来。深圳应该以发展工业和出口经济为主的“谆谆教导”再度出炉。1985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济学家刘国光关于深圳发展战略的两篇文章，其观点与不久前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的陈文鸿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的调门完全一致：“中央和深圳政府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期望，是建成能发展为以工业为主体的综合体经济，可是，深圳事实上直至目前而言，工业仍从属于贸易，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在这方面，深圳的成绩还未如理想。”在中央一些领导眼中，深圳就像个不听话的孩子，恣意妄为，贪大求全。1985年4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考察深圳，罕有地表扬蛇口并批评深圳，甚至表示：要拔掉给深圳“输血”的针头！8月31日，梁湘的深圳市长职务被免，梁式的深圳激进发展模式戛然而止。1986年，深圳对全市一千五百多项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施工队伍裁减近十万人，20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六千多栋。
如此情势下，华侨城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将工业区作为主要的发展目标，而不能有太多的胡思乱想。叶飞和廖承志之子、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晖给华侨城的定位同样是“以工业为主、全面发展、环境优美、各具特色”。而拥有全国最早的电子制造业品牌，借助海外华侨的巨大资源，华侨城原本也有可能成为深圳特区最好的工业园或经济开发区。可是，华侨城在高调向工业区推进时，一个来自海国荷兰的“创意”却不经意间改变了它的航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