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子第一街
“中国电子第一街”
2007年10月12日，在深南大道与华强北路交汇处，赛格广场外墙上的电子显示屏开始播报“华强北指数”信息。这一天，全国首个电子市场价格指数—“华强北指数”正式在深圳对外发布。这个指数系统由华强北各大电子市场电子元器件、手机、数码、IT等56类产品组成，指数的发起方深圳市福田区希望华强北指数能够反映中国电子市场交易价格变化趋势，从而促进电子产品生产、流通、消费间的有效衔接。当然，这个创意也是为了确立华强北在中国电子交易的龙头老大地位。
华强北指数的作用到底能有多大，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它的出现至少表明，华强北电子交易在规模和影响力上已经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
从1992年起，赛格电子市场开业4年后，其示范效应开始显现，沿着深南大道和华强北路，电子市场这一新型的商业业态开始攻城拔寨，遍地开花。1992年9月，爱华电脑城在深南中路爱华大厦一楼开业，专营电脑配套产品。1994—1995年，深圳通讯器材配套市场和深圳电子城相继开业。随后，赛格宝华大厦也在近旁建成，裙楼也发展为电子市场。1996年，利用赛格电子市场老楼拆迁、搬往赛格大厦裙楼的档口，街对面的华强集团也将办公楼腾出来建立了华强电子市场。旁边的佳和大厦裙楼，本来是想借助附近的天虹商场发展百货业，结果几经折腾后最终也不得不改成了电子商城。而万佳百货2001年撤离华强北，也有新租户远望数码商城抬价逼宫的因素。明通数码城、宏大电子、都会电子城、新亚洲电子等十多家规模不小的电子商城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
在华强北涌现大量综合百货、餐饮等非电子商业的时候，电子市场这一华强北商业街的创业元老，不但没有被替代，反而愈发强悍。给它们以巨大支撑的，是不断推陈出新的电子数码产品及其电子元器件。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BB机、天地通(手机最初版本)、大哥大到VCD、DVD、数码相机、摄像机、MP3、手机，每一轮产品更新，都给华强北电子市场以巨大推动力。2008年，华强北电子类产品销售额逾270亿元。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着或许是中国最残酷也是最波诡云谲的商战。每个电子市场里都有数不清的“一米柜台”，其中最贵的是赛格电子市场一楼商铺，已经卖到每平米30万元以上—这个价格在纽约、东京亦极为罕见。而这些价值抵万金的玻璃柜台背后，都有一段创业故事和商战传奇。
在人们印象中最会做传统生意的广东潮州人和浙江温州人，却是这个科技含量最高的生意的两大生力军。从1988年赛格电子市场创业到现在，他们的队伍越做越大。跟他们做别的生意一样，“吃得苦、敢闯外、拉帮带、不怕败”的精神也在华强北电子市场发扬光大。江苏南通人吴海军，1992年从东南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在赛格电子市场买了5台组装电脑回老家办电脑培训班，尝到甜头后，他重返深圳，在赛格电子市场租了一个柜台，从此杀入IT领域。1995年，吴海军创办新天下集团，2001年8月成立神舟电脑公司，与华为设在深圳关外的坂田基地为邻，显示了他的勃勃雄心。“神舟”这个常常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的平价电脑品牌，不断挑战联想、戴尔这些电脑巨人的江湖地位。在华强北电子市场练摊，将变幻莫测的电子IT市场熟稔于胸后，迅速积累资金，进入研发和制造领域，从组装厂到创立品牌，这是很多“华强北人”的创业故事和成功路径。
华强北在深圳城市发展、电子IT业的发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给华强北带来更大名声的，却是一些“负面”新闻。
2001年12月上旬，中央电视台暗访武汉通讯市场走私手机明买明卖的猖獗现象，一路跟踪，发现中国内地手机的走私源头就在深圳的华强北。华强北的名气在这之前更多是在深圳和电子业界范围内，这一揭黑报道之后，华强北的名气更大了。走私货、假冒产品、针孔摄像机这些非法产品并非华强北的主流，“水至清则无鱼”，在这个电子产品的大海中，隐藏着些臭鱼烂虾也属正常。可是，当仿造功能强大、外表美观、价格低廉的“山寨机”出现的时候，人们原有的价值判断标准遭遇严重挑战。自2008年6月起，中央电视台连续聚焦华强北，“山寨机”的秘密被公诸于众，华强北令人惊叹的电子产品交易也名动全国。
不按常理出牌，模仿名牌、低价倾销，甚至开创中国电子市场先河，并非华强北电子市场成功的理由。它的成功，在于电子IT产业平台的价值。在大众消费电子市场方面，华强北电子市场的规模不比北京中关村大，但在电子配件方面的交易量却远远超过中关村，因此可以将电子IT上下游产业进行系统的整合。它对世界最重要电子制造业基地之一的珠三角进行了有效的资源整合，珠三角的厂家为华强北提供生产配套，华强北又为他们提供研发、品牌、交易和信息的一体化平台。在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上，“山寨机”半路杀出，正是拜这一巨大平台所赐。“世界工厂”自诞生之日，便是作为全球化产业链的最下游和最底端，为上游的品牌、研发、标准制造廉价的物质产品。“山寨机”无视规则，对国际大品牌的模仿和嘲弄，是对“世界工厂”低下地位的一次不满和逾越。或许也因为此，国人大都对涉嫌侵权的“山寨”不怒反喜、乐见其成。
华强北在全球产业链中大放异彩，为深圳赢得巨大的利益和荣光。深圳高新区在与北京中关村竞争“中国硅谷”称号方面，或许有点底气不足，但若华强北与中关村角逐中国电子第一街，却稳操胜券。深圳市政府已有意将华强北打造为一个全球性的电子交易平台，深圳舆论也对此信心十足。
毫无疑问的是，华强北具备极大的包容性和创造力，它的发展甚至超乎人们对事物的常规判断，“山寨机”的故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或许，我们对华强北电子市场“山寨化”的突飞猛进，恐怕只能在事后论证分析，而难以准确预见它的未来。
追梦金融中心
1991
深圳要想保住自己的中国金融中心三甲地位，除了依靠香港外，只能在硬件、软件等等每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寻求突破。
1991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7月3日正式开业。这是一个迟到的批示，但对深圳成为中国金融中心具有标志性意义。
1990年12月1日，在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示时，深圳证券交易所就已经抢先试营业了，这比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的1990年12月19日早了18天。
从国贸大厦的几间仓库，到深圳国投大厦一层楼，再到隔深南大道与地王大厦相对的深业中心，以及将在深南大道原高交会展馆建设的深交所大厦，深交所一直是深圳的一面旗帜，是深圳能够以中国金融中心城市自居的底气所在。
但是，过去的30年，深圳金融业却经历了太多的大喜大悲，给这座年轻的城市难以承受之重。从1980年到1990年，深圳以金融改革披荆斩棘、破冰开路；从1990年到2000年，深圳为股票的沉浮冷热而大喜大悲；从2000年到2009年，深圳因深交所的束缚而徘徊、踟蹰；从2009年开始，创业板的设立以及深港金融合作的实现，再度唤起深圳的梦想。
如果说，深圳金融围绕着深交所兴衰的几番波折，更多是受制于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国家政策的影响，那么在这30年中，深圳所具有的独特的市场力量，为这座城市集聚了中国最多的基金公司、最大的私募规模(达到5000亿元，占全国的一半)。金融业已成深圳四大支柱产业之一，2008年，深圳金融业占GDP比重达到12%以上；深圳金融总资产高达2.8万亿元，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三位。深圳还孕育了平安和招商银行两家中国金融业的枭雄……
而这股力量的源头，正来自深南大道的起步之处。
蔡屋围是深圳最古老的村落之一，原名赤勘村，已有600多年历史。1979年，深圳建市并酝酿成立经济特区、计划修建一条城市大道的时候，蔡屋围成了一个起点。在深南大道动工修建之前，深圳只有人民路和解放路两条沥青路，自东北向西南方向倾斜的解放路与深南大道在蔡屋围形成一个夹角，这里自然成为寸土寸金之地，聚集了地王大厦、深圳大剧院、深圳书城等标志性建筑。但蔡屋围的价值不仅在于此，深圳金融机构的聚集，使之扮演着深圳“金融城”或“华尔街”的角色。
实际上，定位蔡屋围金融价值的，并非地王大厦，而是一栋大多数深圳人都叫不上名字的大厦，虽然地王大厦从诞生之日起，一直是深圳最醒目的标志。这一建筑是三栋呈“品”字状的大厦，位于深南大道和红岭中路交汇处，正对邓小平画像，地位极其显赫。或许“晶”字的结构酷似这栋建筑的布局，自从晶都酒店1988年开业后，人们便习惯称它为晶都酒店了，而忘记了它的本名—深圳金融中心大厦。
深圳金融中心大厦恐怕是全国最早以“金融中心”命名的建筑，是由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的深圳分行以及深圳财政局、税务局等联合投资建设，1984年7月动工，1986年8月竣工，建筑面积12.89万平方米，3栋大厦均为105米高、32层。在深圳金融中心大厦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大厦、深圳发展银行大厦、深交所所在的深业中心纷纷落户蔡屋围，构成深圳最核心的金融中心区。算起来，深圳金融中心大厦所带动的深圳蔡屋围金融中心区，比建于1993年的北京金融街早9年，比成立于1990年的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早6年。
2007年，已经多年没有兴奋点的蔡屋围再度引起关注。11月19日，一个集办公、六星级商务酒店、公寓、大型购物中心于一体的超级旧城改造项目将要在蔡屋围启动，由蔡屋围实业股份公司与京基集团联合开发。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大厦将新建一栋23层的办公大楼，京基金融文化中心大厦高达439米，超过了近旁的地王大厦。2009年7月，京基集团投资5亿元，将该项目隔深南大道相望的晶都酒店收入囊中，显示了它对蔡屋围的信心和野心。
可是，就在京基大张旗鼓重造蔡屋围的时候，深圳的金融中心已经走出蔡屋围，奔深南大道西向而去。
2007年3月，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宣布，由库哈斯设计的“漂浮平台”设计方案在深交所新大厦国际竞标中胜出。同时，位于中心区的高交会展馆被迁往龙岗，这块深南大道最好地段将留给库哈斯尽情发挥。这也意味着，蔡屋围金融区的灵魂深交所将沿着深南大道“漂移”到中心区，随同“漂移”的还有深业中心门口的大铜牛雕塑。按照规划，在深交所大厦旁，将崛起太平保险大厦、南方博时基金联合大厦、建设银行大厦和招商银行大厦。媒体在报道时，已经迫不及待地将这个“超级工地”描述为深圳华尔街，而这一称号以往只属于蔡屋围。实际上，2009年7月，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已经亟不可待地在中心区租下2.5万平方米办公楼。
2009年8月，高达588米的深圳第一高楼中国平安金融大厦在中心区奠基，将当仁不让地成为深圳的新地标。同时，曾在北京、深圳两地多次往返的中信证券，也斥资10亿元在中心区买楼，将其总部搬到深圳。用不了多久，几乎所有以深圳为总部的金融、保险、基金公司都将扎根中心区。
深圳金融中心沿着深南大道西移的步伐仍在继续。金融总部扎堆中心区之际，位于深南大道西端的深圳科技园抛出“深圳市金融服务技术创新基地”，意欲将高科技与金融嫁接，吸引深港两地金融服务机构和金融软件外包企业。
相对于北京金融街拥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四大国有银行总部，上海陆家嘴被国家定位为国家级、国际化金融开发区，以蔡屋围为代表的深圳金融中心似乎越来越难以与之匹敌。深圳要想保住自己的中国金融中心三甲地位，除了依靠香港外，只能在硬件、软件等等每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寻求突破。在此情况下，深圳金融由蔡屋围一个“圆心”变为深南大道一条“金融大道”也就在所难免。即便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京基集团在蔡屋围建起一座比地王大厦还高的金融中心大厦，对于在1984年就曾建设中国第一个金融中心大厦的蔡屋围而言，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中国金融“双马局”
在中国国有企业把控的金融领域，“双马”是最强势的挑战者：平安是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集团，拥有保险、银行、信托、证券、资产管理、企业年金等多种金融牌照，亦是中国最大的非国有企业；招商银行实力仅次于工、中、建、农、交五大国有银行，在银行服务和创新上屡屡扮演领跑者角色，被舆论称作中国最好的银行。
高处不胜寒
1995
在深圳，一栋昭示中国经济特区显赫身份的摩天大厦，在这座城市和国度最亢奋的时刻应运而生，却也经历着特区命运的一次生死拷问。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这是《创世纪》第11章中的内容，描述的是人类决心联合建造一座通向天国的高塔，为上帝嫉恨，因此造出各种语言，让人类间出现沟通障碍，通天塔计划失败，人类四分五裂、各奔东西。
以悲剧收场的通天塔故事，意在警示人类间团结的重要性。通天塔虽然失败了，但人类对建筑高度的膜拜并未消失。
迈入现代社会，工业文明以及城市化的急速推进，特别是钢材的应用和电梯的发明，使人类建造通天塔的愿望复活了。1871年，一次意外火灾将美国芝加哥毁于一旦，这让人们有机会在一座空白的城市一试身手，建造更高大、更坚固的建筑一时成为潮流。1884年至1885年间，高达10层的芝加哥家庭保险大楼建成，人类第一次有了高层建筑。而此前人类的全部历史中，最高的楼宇(不包括塔)也不过6层。
摩天大楼出现后，立即成为一个国家和城市证明自身实力和霸气的最好方式，其效果好比一场战争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一个主要标志，便是建成了高448.7米的帝国大厦；1970年代，美国称霸全球，世贸中心双子塔起到了比原子弹更好的标识作用。1990年代后，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同样的激情投身摩天大楼的建造中。象征竹子节节高的香港中银大厦、两棵玉米形状的吉隆坡双子塔、有佛塔寓意的台北101大厦、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迪拜塔)……鳞次栉比，犹如亚洲经济增长图表中节节高升的“柱状图”。
然而，就像通天塔的垮掉一样，任何一栋世界级摩天大楼的梦想，都印证了中国“高处不胜寒”的哲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1996年，吉隆坡双子塔建成一年多后，亚洲金融危机呼啸上岸；2001年，美国梦的象征世贸中心双子塔，被拉登的恐怖组织以癫狂的方式摧毁；2009年，迪拜的哈利法塔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勉强竣工……
在深圳，一栋昭示中国经济特区显赫身份的摩天大厦，在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最亢奋的时刻应运而生，却也经历着特区命运的一次生死拷问。
地王出世
深南大道的起点，是古老而又籍籍无名的小村落蔡屋围。深圳特区成立后，罗湖人民路和解放路一带率先崛起，近旁的蔡屋围则成为深圳城市西进的第一个节点。深南大道、解放路和宝安路这三条主干道在蔡屋围形成一个三角地。
这个面积约两万平方米的地块，并非寻常之地—一座1955年建成的革命英雄纪念碑在此树立。1995年6月9日，一个新的高度在这块三角地诞生—383.95米。这个高度不仅挑起了深圳的天空，也挑起了亚洲的天空。这栋直插云霄的大楼，被尊称为地王大厦。大厦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钢结构总量2.45万吨，在当时号称世界第三高楼，仅次于美国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厦和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而位于原址的抗日英雄纪念碑则在1983年就被搬到北环大道与彩田路交汇处东北角的婆岭，被终日喧闹的汽车噪音所笼罩。
地王大厦本名深圳信兴广场。香港最大的电器经销商信兴集团购买了地王大厦多个楼层，获得了冠名权。但人们更习惯于“地王”这个霸气的名字，信兴广场反而无人提及。“地王”之名缘起香港。香港地域狭小，而政府对土地财政极度依赖，使得土地价格高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被赋以“王者”之名。自深圳在中国首创土地招拍挂制度以来，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价值同样被步步拔高。1992年，邓小平南巡效应所产生的狂热直接传导到土地价值上。1992年9月，地处“国门区”罗湖口岸和深圳火车站旁的罗湖商业城地块招标出让，楼面地价高达每平方米8361元。运情势下果公布，第一名深圳物业集团报价1.47亿美元，第二名香港熊谷组和深业集团联合体报价1.42亿美元。最终，因香港熊谷组和深业集团联合体的综合得分更高，将“地王”收入囊中，中标楼面地价为每平方米5320元(人民币)。因为这一项目容积率大，所以地价总价虽高但单位地价并不太高，“地王”其实更多是指这栋大楼的高度和气势。
地王大厦封顶的那一天，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和投资商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的老板于元平(又名于镜波)，在大厦顶部的钢结构上拧上了从日本东京运来的6颗金螺丝。日本人的金螺丝被供奉于这座城市之巅，源自其投资商熊谷组的日本背景。创立于1973年的香港熊谷组是日本熊谷组和于元平合作的产物，于元平持有16.34%的股份。1993年，日本熊谷组因为海外业务亏损被迫将香港熊谷组转让给于元平。香港熊谷组在香港以第一轮宏观调控面前倒下，这个因市场经济而生的城市在磨砺中渐趋成熟，地王大厦以新的“深圳速度”在深南大道上空高高挺立。
对于深南大道和深圳来说，地王大厦一直是最大的标识物，这好比天安门之于长安街，凯旋门、艾菲尔铁塔之于香榭丽舍大道。
但就对改革开放的意义而言，地王大厦是无法与神州第一楼国贸大厦相提并论的。国贸大厦是全国各省驻深机构联合建造，有全国建特区、特区为全国的寓意；国贸大厦采取工程招标制，创出“深圳速度”，造就了一项重大的改革事件。相比之下，地王大厦只是一个建筑作品而已。但是，地王大厦位于深南大道的起点位置，犹如一位演员站在舞台的中央，在深圳自一个经济特区向一座大城市迈进之时，一举取代了国贸大厦城市地标的角色。
美国的城市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凯文¦林奇(Kevin Lynch)教授曾用一种“认知图”的方法帮助人们看清楚一座城市：请一些非专业人员根据自己的印象和记忆，在白纸上描画出对一座城市的印象，从而得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标志和符号。假如用这个方法来描画深圳，只用一条线和一座高楼便可完成对这座城市最简单、凝练的印记。这条线从东到西横贯整座城市，在这条线的右侧画上一个有两个塔尖的高楼，任何一个来过深圳的人都会一眼认出—正如普鲁斯特在《斯旺的家》中对一座教堂尖顶的动人描述：“人们必须返回到尖塔，它总是统治者所有的东西，一个尖顶就出人意料地概括了所有的房屋。
深圳特区30年，地王大厦是少数堪称伟大的建筑作品，它不但在高度上创造了纪录，在建筑设计上也鹤立鸡群。在城市意象上，地王大厦是关于深圳所有想象的起点和终点。它有王者之尊，但其建筑形象却高挑、清丽。在美籍华人建筑师张国言的笔下，地王大厦创造了世界超高层建筑最“扁”最“瘦”的纪录，宽高比达到1：9，深得中国传统书画中的“瘦”的精神，弧形的两侧则给人圆润之感。而高高挑起的两个塔尖，直插云霄，有西方教堂的神髓，庄重、神圣，遗世独立。
从土地招标、奠基施工到封顶、竣工、开业，地王大厦是在深圳全体市民的注目中完成的，仿佛一个神圣的仪式。当时还没红遍中国的易中天对地王大厦的现场管理印象深刻：“在建造地王大厦的两年多时间里，人们没有听到过喧嚣和噪音，没有看见过肮脏和杂乱。它四周的马路在凌晨时分总是被冲洗得洁净如初。人们说，这就是深圳，只有深圳才有这样的效率，也只有深圳才有这种文明。”
地王大厦是少有的与深南大道门当户对的建筑。它的高度、造型，它与深南大道的D/H比值，它的名字，都与深南大道相得益彰。但在地王大厦隔深南大道相望的一组建筑，却不堪入目。它们高度一致、队列整齐，但造型各异，丝毫没有考虑到相互间的搭配与和谐。放眼整条深南大道，这样的建筑群落比比皆是，能够称为杰作的少之又少。这些高楼大厦云集的震撼场面，只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力量，而不是美。
美国评论家鲁道夫斯基在《人与街道》中说：“街道必定伴随着那里的建筑而存在。街道是母体，是城市的房间，是丰沃的土壤，也是培育的温床。街道正是由于沿着它有建筑物才成其为街道。”从这个角度来看，深南大道是一条阔气却平庸的街道—它作为一条街道太过霸气，而它旁边的建筑则大都是平庸的堆砌。与长安街建筑的“矮”、“阔”、“厚重”相比，深南大道的建筑“高”、“窄”、“明亮”。它给人的壮丽印象，更多来自其宽阔的路面和绿化带的效果；它的意义，更多在于它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时间轴线。推而广之，整个深圳又何尝不是如此，城市整体大空间规划合理，有层次感，但许多地块的应用却不尽人意，建筑和建筑间的空间关系严重缺失，这一问题虽然在中心区的规划中得到改善，但也只是达成了一种门面效果。
意大利建筑学家阿尔多¦罗西认为，一个城市的建筑，可以分为“母体”和“标志”两大类。前者是指约占80%的普通建筑，后者指标志性的建筑。城市的面貌和特性，由二者共同决定。但在深圳，真正的母体建筑是什么呢？这座城市由有若干个小渔村发展而来，这些贫瘠的、缺乏文化底蕴的村庄，没有培育出古镇婺源、周庄那样的写意建筑。特区成立后，仿佛一次建筑赛跑，由地产商主导的高楼大厦、由城中村原住民主导的农民房，成为深圳最主要的建筑形态。但这二者恐怕都不是深圳的“母体建筑”。
一座城市的面貌，是由其土地性质决定。深圳土地在全国率先有偿使用，这使土地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深圳又在全国率先实行建筑工程招投标制，这使深圳在短促的时间内建造起数不清的高楼大厦。深圳有大量的集体性质土地，农民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水稻，也可以种房子。这种相对自由的土地使用，让深圳大片大片地长出 “农民房”。可以说，深圳是一座没有“母体建筑”的城市，人们崇拜的是建筑的高度，没有深度可谈。赛格广场曾欲比高地王大厦，未能成功；在地王大厦落成15年后，它旁边的京基金融中心以439米的高度超过了它；2009年底，高达588米的超级摩天大楼平安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心区开工建设，这个高度并不包含“塔尖”，完全有可能挑战同期施工的中国最高建筑上海中心；库哈斯设计的深圳证劵交易所大楼，也以漂浮平台的震撼效果成为深南大道新的兴奋点。
但这些后来者，都无法取得当年地王大厦提升深圳信心的作用。因为，地王横空出世之际，正是深圳特区面临一场30年间最大的“身份危机”的时刻，这使地王大厦瘦长的身躯肩负起重拾城市信心的重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