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特区
别了！特区
一座城市谋划自己的地标建筑时，一般都处于一种非常时期：是这座城市最繁荣的时刻，也是潜伏重大危机的时候。
与地王大厦几乎同时开工、竣工的吉隆坡玉米形的双子塔，是马来西亚和东盟经济奇迹的象征，马来西亚希望以此在美国、中国等大国面前展现国家自尊。但追求出口和发展速度的亚洲模式很快遭受1998年金融风暴的突袭。世界第一高楼哈利发塔建设的时候，是中东石油王国的鼎盛时刻，当其建成时，却成了全球金融危机考验的对象。很多案例表明，巨资打造“通天塔”是一个国家或城市信心泡沫高涨的表现，而以此为代表的大规模投资，往往蕴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地王大厦的孕育和生长过程中，经历了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狂飙运动、1993后的宏观调控以及1994年之后朱镕基主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重大的经济变局。它的诞生，既是这座城市虚荣心的极大满足，也间接印证着“高处不胜寒”的中国哲理。
1995年8月7日，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参加地王大厦封顶仪式两个月后，发表了一段举国惊诧的言论。这一天，曾以《东方风来满眼春》名噪海内外的《深圳特区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访谈录》一文。为准备这篇文章，厉有为和这座城市等待和推敲了足足有一年多时间。
1994年2月，从事国情研究的学者胡鞍钢写了一篇题为《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的文章，首次提出“特区不特”说，对特区享有的减免税等优惠政策提出质疑。1994年6月中旬，胡鞍钢到中央党校给省长班讲授“中国地区差别问题”，进一步鞭挞深圳特区的特权：“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权。”胡鞍钢以朱镕基主导的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新政为尚方宝剑，并有意刺激其他地区对深圳特区的醋意和不满。在上海，胡鞍钢对上海人说：上海的GDP之所以从1978年的全国第一下降到1992年的第九，是因为以往税制对上海抽血过多，取之过量，导致其发展乏力。其言外之意是，深圳特区的发达是以上海等地的衰落为代价的。
“特区不特”说可谓国内学界对特区态度的一次重大转向，并获得政治上的一片同情和响应。在此之前，对深圳的诘问多囿于“姓社姓资”问题，到1992年，这种攻汗已烟消云散。“姓社姓资”论固然令深圳孤军奋战、如临深渊，但却有守护真理的悲壮与决绝。这一回论战，是以缩小地区贫富差异为出发点的道德拷问，令昔日改革功臣深圳处于四面楚歌、有口难言的尴尬境地。
此时，深圳特区改革的风云人物梁湘、袁庚、李灏已经退场，深圳在经济体制上的重大改革也基本完成，正向市场经济迈进的中国，似乎不再需要这位排头兵、马前卒冲锋陷阵。那么，谁能为被架上审判台的深圳辩护？
过去，深圳奉行邓小平“不争论”的哲学—1992年邓小平南巡深圳时曾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沉默是因为不必说、不愿说、不屑说，但这一回，再不说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992年11月担任深圳市长、1993年4月接任市委书记一职的东北人厉有为，在这个憋闷的时刻，打破了中国官场上的沉默法则。“特区不特”说发表一年多后，厉有为向“胡说”展开正面交锋：“现在有人否定特区，主张取消特区，说什么特区培养了特殊利益集团，是和中央争利分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用寻租的手段发展的。政治寻租是向中央要特殊政策；经济寻租是向京官行贿。这不仅仅是把脏水泼在特区建设者身上，而且还把中上；各省市在深圳投资企业，现在已经在收获；在深圳就业的外地人口有210万，他们每年寄回家乡的钱人均最少达到3000元，每年最少寄出了60亿元到全国各地。
面对一位市委书记的口诛笔伐，胡鞍钢以更兴奋的笔触展开对攻，他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说：“特区的特字，实质上是一种特权或垄断权，具有破坏公平竞争的消极作用。欠发达地区为什么不服气？他们并不介意穷和富，而在意他们不能参与公平竞争。高收入的特区再享有中央优惠政策，继续占便宜，实在毫无道理。某些人缺乏历史常识，似乎一谈改革，就要搞优惠政策，一谈开放，就要搞减免税，似乎谁主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谁就反对邓小平的特区政策。这是吓唬人的伎俩。你能吓唬谁？”
深圳媒体则纷纷围剿“胡说”。厉有为更是以《棍子向谁打来》为题，亲自撰文反击。厉有为的底气或许来自中央领导的安抚。正当胡鞍钢大批深圳之际，1994年6月到11月不足半年间，中央政治局三位常委江泽民、乔石、胡锦涛先后南下深圳，承诺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1995年秋天，胡厉之争在中央高层的干预下叫停。
1998年3月，国务院特区办撤销，并入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意味着经济特区的名存实亡。虽然深圳仍以特区立身，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实际决策体系中，已经没有特区之位了。
胡鞍钢的“特区不特”说，让深圳处身一种特权恩宠的道德困境中，也使深圳忧患意识得以觉醒，更多的企业把发展目标投向国内和国外市场。但真正对深圳地位形成冲击、让深圳从报春梅花变成寻常花草的，并非处于道德优势地位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是获得更大恩宠的上海的崛起。1999年3月，比地王大厦高30多米、建筑造型寓意中国古佛塔的金茂大厦落成，上海黄浦江两岸的摩天大楼和外滩的恢宏画卷，成为比深圳更有说服力和传播力的中国现代化图腾。
“高交会”与QQ
1999
“高交会”对深圳的贡献还在于，它相当于以国家名义为深圳中国第一高科技城市做了个背书，这是用其他方式所无法得到的。
1999年7月，一座崭新别致的展馆突然出现在深圳中心区的深南大道旁。此时，深圳中心区的几大重点行政、文化工程都已开工建设，一些较大的房地产项目也拔地而起，但这个临时搭建的新展馆却更受关注，成了数年间中心区当之无愧的第一标志。
用“突然”两个字来形容这栋建筑的产生，应该比较恰当。对于这栋全新展馆的降临，大多数深圳市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只用了180天，这座5.4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展馆就建成了—将用来容纳深圳一个空前的创意和梦想。这个惊世之举，来自一次考察之旅中的灵光乍现。
1998年4月20日到29日，履新深圳市委书记3个月的张高丽，带领深圳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考察团，赴厦门、上海、大连学习。在中国，地方政府间的考察交流本是家常便饭，未必会达成具体成果。这一次，改革开放的发祥地深圳特区首次向内地城市取经改革策略，意义更重于行动。但谁都没想到，在这次旅途的最后一站，整个考察活动行将结束之际，一个攸关深圳未来至少是高新技术产业未来的“点子”出现了。
蜚声中外的大连国际服装节，引起张高丽的注意。这个服装节比深圳办了10年的荔枝节洋气多了，对大连城市品牌的提升大有助益，惹人羡慕。在大连棒槌岛宾馆举行的总结会议上，张高丽提出，学习大连国际服装节，将深圳荔枝节改为科技节，让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深圳的一张王牌。此言一出，在座者无不拍手叫绝。回到深圳后，这一动议马上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科技节定名为“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决定第二年就正式举办，并邀请科技部、外经贸部、信息产业部和中国科学院作为主办单位。这个创意得到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的激赏，提出要把交易会办成像“广交会”一样的规模和影响。此后，这一中国最权威的高科技盛会便借势“广交会”品牌，简称为“高交会”。
可是，大家很快发现，各种高档写字楼、酒店云集的深圳，却没有一处可以装得下这个梦想的展馆。于是，中心区深南大道北侧的一块风水宝地被选中，用最短的时间建成了一座临时性展馆。这里的“临时”，是指展馆采用组装模式建设，在正式的会展中心建成后，可以拆卸易地重装。这展馆的造型、档次一点都不“临时”，在中心区各大建筑尚未建成时，这个临时展馆反而成为深圳中心区的一个地标。2005年10月，规模宏大的深圳会展中心建成启用，高交会展馆被拆迁至关外的龙岗新区，令无数市民怅然若失。
人们对这栋临时展馆的感情，也就是深圳人对“高交会”的感情。当然，不可忽视的是，这座展馆在中心区深南大道之侧，可以说是30公里深南大道最好的地段—在深圳这座城市，不管是什么，只要它是在深南大道上，就天生与众不同。
“高交会”影响之大，还可以从它的一个衍生品的暴发得到证明。深圳市将创办“高交会”的消息传出后，某日，一位展览界人士和一位房地产博士在酒桌上突发奇想，欲借势“高交会”，办一个住宅产业的交易会，便照猫画虎，起名“住交会”。10年来，“住交会”在一家私营企业的运作下，居然也走南闯北，一度成了中国房地产江湖的山寨。
从1999年到2009年，“高交会”激荡神州10年，当年美梦成真，与广州“广交会”、厦门“投洽会”并列为中国三大国家级展会。主办单位从最初的三部一院扩展为“七部两院”(商务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被官方界定为“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类展会，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高新技术成果交易的重要平台，中国科技第一展”。
在深圳办“高交会”的同时，学习大连服装节的城市多如牛毛，几乎所有的城市把自己抖落个了遍，办出无数奇花异果“节”和历史名人“节”。可以说，这其中成功故事最多、最炫的，非“高交会”莫属。
腾讯QQ的“高交会”故事，将注定成为中国企业史被反复传颂的经典。第一届“高交会”开幕前一年，深圳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马化腾(专栏)离开润迅通讯，开发出中文版ICQ软件，放在互联网上供人免费使用。这可不得了，不到一年时间发展到500万用户，尚无赢利模式的QQ几乎压垮了马化腾。恰在此时，在首届“高交会”上，美国数据集团(IDG)和香港盈科数码向腾讯投资220万美元，腾讯由此成长为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近十亿人成为QQ的用户，活跃用户达到四亿多。QQ王国的总人口，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2008年，在“高交会”融资10年后，腾讯销售收入达到71.5亿元，市值两千多亿港元。
与青年才俊马化腾一样，少林寺方丈释永信高徒释延豹、释延虎的从商之门，也是在“高交会”打开的。2001年9月，这两位当过武警武术教练、演过电影的武僧南下深圳创业，在深南大道旁的天安数码城成立了天基权科技公司，并研制出用手握着就能检测出早期病变的量子共振健康信息检测仪。但是，少林武僧打出的量子医学概念能否得到市场认同？这让很多人满腹狐疑。但是，天基权在几个月后的第三届“高交会”上只订了一个小小的展位，就一举签下200万元的销售合同。此后，每年“高交会”天基权都参展，业务蒸蒸日上，迄今，公司资产已达到3亿元。“高交会”把少林武僧变成了高科技企业家。
10万个项目亮相，累计成交1.6万项，实际成交六千多项，成交金额1200亿美元，400万人参观—10年来，“高交会”不但提升了深圳乃至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水平，也大大拉近高科技与大众的距离，让深圳真正成为一座高科技之城。“高交会”对深圳的贡献还在于，它相当于以国家名义为深圳中国第一高科技城市做了个背书，这是用其他方式所无法得到的。
与创办于1957年的“广交会”相比，“高交会”年仅10岁，缺乏足够的品牌沉淀。“高交会”原本定位清晰，但却为追求规模效应贪大求全，参展商的高科技含量难以得到保证，这成为其发展的一大障碍。在专业领域，“高交会”与世界知名的德国汉诺威CeBIT资讯科技展、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尚有不小的距离。在国内，“高交会”遭遇北京“科博会”的挑战。“高交会”主办单位中的科技部、商务部、工业与信息化部、教育部也同时成了“科博会”主办单位。南有“高交会”、北有“科博会”的态势一旦形成，“高交会”的第一效应将风光不再。“高交会”令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如虎添翼，而它自己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岗厦 · 野蛮生长城中村
2006／2007
城中村，或许并没有文化人想象的那样脆弱，它将继续顽强地站立在这片拥挤的土地上。无论它是寻芳地、廉租房还是大学生宿舍，它的存在提醒深圳人不断思考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将来。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1278年，被蒙古军在广东海丰俘虏的文天祥，途经珠江口时，有感而作《过伶仃洋》一诗。文天祥被押赴北京英勇就义，其弟携族人在距伶仃洋不远的今深圳宝安区松岗镇一带避难，文氏后人在深圳、东莞、香港等地繁衍生息。他们中的一支，在一片靠近海边的地方开荒定居下来，并为之取名岗厦。
七百年的岁月，虽有战乱侵扰、政权更迭，但文氏遗脉在岗厦世代隶耕、平淡度日。1980年，岗厦成为特区的一部分，时代的大潮将文氏后人卷入了快速城市化的通道。
2009年，岗厦人登上全国多家媒体的头条位置。在这些报道中，民族英雄的轶事只能充当花边絮语，他的后代一夜暴富的故事才是大家热衷的话题。“深圳岗厦拆迁造就数十个亿万富豪”、“岗厦村拆迁集体暴富”等新闻，不绝于耳。
岗厦村在金钱光芒中的消亡，是一个重大的城市运动，也是一个文化事件。
城市包围农村
岗厦村民集体加入亿万和千万富豪俱乐部，源自一项巨大的商业开发计划。
2006年7月27日，深圳福田区政府与岗厦股份公司、金地大百汇房地产开发公司签署《岗厦河园片区改造项目合作协议》。金地大百汇由金地集团和五叶神香烟等企业联合组建，背景深厚、实力不菲。经过4年的周旋和博弈，最终，金地大百汇公司与村民达成一份高额补偿标准：住宅公寓按每平方米1.28万元计算，商业部分则按每平方米2.38万元计算。照此算来，动辄拥有数百及数千平米物业的岗厦村民，一举变现千万、亿万财富。据报道，在岗厦原住民中，最大的一户家族拥有6000多平米物业，如果选择换取新物业，按照每平方米3万元价格，其资产将达到1.8亿元，达到亿元以上家族将达20多个。
如同房地产开发中的位置决定论一样，岗厦原住民的一夜暴富，是因为它是一块深南大道旁、深圳中心区范围内的黄金宝地。早在1998年，深圳大举启动中心区建设时，岗厦就被作为中心区内惟一的旧村，面临高规格改造的幸福命运。在执政者和参与中心区规划的国内外建筑大师胸中，岗厦一直是一大块垒，十年难消。岗厦被拆迁的物业主人，有400多户、一千多人，其中多半已是境外人士，他们具有不亚于政府和地产开发商的智慧和预期。在这场耐力的角逐中，全国各地钉子户浴血抗争的故事，促进国家政策更多向拆迁户一方倾斜。博弈者也经历着自2006年开暑圳房´
最终，岗厦原住民和地产商皆大欢喜。近百亿资金将打造一个全新的岗厦，建成深圳中心区最后一个超级城市综合体。而居住在岗厦的6万多租客们，则不得不接受被放逐的命运。
岗厦和文天祥后人的故事，演绎于一个非常的大历史背景下。在中国城市化狂飙运动中，骤然而起的现代城市文明将岗厦村这样的农村四面紧紧包围，形成一个迥异于毛泽东当年“农村包围城市”的范本。深圳原住民是中国十亿农民中的“异端”，这个群体在深圳设立特区之初仅有30多万人人口，他们享受了时代的赐予，堪称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最幸运的“彩民”。
距岗厦村几里地的沙嘴村，靠近深港边境线，有比岗厦更丰富的转型经历，能够更生动地演绎特区30年城中村的变迁史。30年中的每一波浪潮，它都冲在最前面：偷渡和反偷渡的第一线；香港三来一补工业进军内地的首批据点；深圳最早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城中村，深圳城中村经济转型最剧烈的地方……后来，沙嘴村则以“红灯区”在深港两地声名大噪。
特区成立时，只有三十岁出头的沙嘴村村长欧礼锦，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席卷全村上下的“偷渡潮”。他回忆道：“村里的男人基本上都跑光了，只剩下不会游泳的女人、老人和孩子。”当然，留下的还有欧这样的党员和干部。特区建立前后，政策放宽，心里敞亮的沙嘴村书记欧木容和欧礼锦一起带领村民走向致富道路，以杜绝偷渡现象。他们空无一物，别无所长，但利用在香港亲戚多(很多是偷渡去的亲人)的优势，到香港收集废旧物品。最受欢迎的是旧轮胎，这个东西在内地极为短缺。欧礼锦说：“香港人最初很慷慨，还主动帮我们收，免费送给我们。但后来他们发现这是个好生意，也多少收了些费。”依靠捡垃圾，沙嘴人赚取了第一桶金。之后，沙嘴村和深圳最早搞村民入股的村子一道，成立股份制公司，建设厂房发展租赁经济，吸引港商入驻。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村民们也开始大建私房，从二层到四层再到小高层，沙嘴村的房子越来越密，越来越高。到1985年，沙嘴盖了260多栋楼房，平均每户1.5栋楼房。这时，盛产海鲜的沙嘴村开了几家海鲜餐厅，结果大受香港人和内地移民的欢迎，沙嘴海鲜街的声名逐渐传开。“到沙嘴吃海鲜”，是当时深圳人请客的第一选择。欧礼锦得意地说：“连北京的领导来深圳开会都要到沙嘴来吃海鲜。”沙嘴的海鲜不但新鲜美味，餐厅也设施一流，还带有唱卡拉OK的厅房和高档音响。海鲜食街极大抬升了沙嘴村私房的价值，也鼓励村民们将房子盖得更高、更快、更密……
1993年的深圳大洪水，无意间将沙嘴村的命运指向另一方向。持续不断的暴雨，把深南大道以及通往沙嘴的道路大都淹没了，食客们从市区到沙嘴一饱口福竟成了难事。海鲜街生意受到冲击，为了维持生意，一些餐厅便利用卡拉OK包房，发展起娱乐业。娱乐业果然是拯救经济的好办法，度过危机后，卡拉OK和休闲中心以及发廊、按摩院这些能带来更高租金回报的产业，逐渐成为沙嘴村的主力。海鲜街的名气只停留在老深圳人的记忆中，“红灯区”、“寻芳地”逐渐成为沙嘴村的代称。
时至2010年，沙嘴村书记兼股份公司董事长欧礼锦正四处张罗，准备按照深圳城市更新计划对沙嘴进行旧村改造。放在他桌上的一份文件，名为《双箭齐发：打造亚总部基地和步行低碳社区》。这个于2009年启动的深圳城市更新计划，为最后一批城中村创造了巨大的致富机会。当然，热衷于抢建的原住民们仍然需要耐心，才能等来瓜熟蒂落的一天。
但在最初，深圳原住民并未有如此好运。曾在1984年接待邓小平考察中国首个“万元村”渔民村的汤锦森，有过大规模“收缴”深圳原住民土地的经历。当时，汤锦森担任罗湖附城公社书记，他回忆说：“80年代初，为了支持特区建设，罗湖农民忍痛以极低廉的2000到3000元一亩的价格，将自己祖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贡献给特区。现在作为特区金融中心的蔡屋围村，5000亩土地的征地费才1500万元，平均1平方米土地还不到5块钱。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特区建设，他们搬祖坟先后就搬了几次……”
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的城市化运动之初，被拆迁者的利益都难以得到充分保护。中外历史上最著名的拆迁事件，当属奥特曼推行的巴黎城市改造运动。当时，在拿破仑三世的充分授权下，奥特曼大肆剥夺小房产主所有权，强制性推翻成片旧房。这一剥夺小房产主所有权的做法，以“奥斯曼化”(haus smannisation)一词，载入了法语词典。无数失去家园的下层百姓诅咒他，但他却留给巴黎一个完美迷人的城市和街道形态。
与当年巴黎市民不同，深圳原住民愿意牺牲自己，除了受党教育、甘于牺牲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汤锦森们所推动的深圳城市化运动，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试验，并以“深圳速度”推进，对其所带动的土地价值的巨大抬升，汤锦森和原住民均毫无准备，完全没有经验作出理性预期。在深圳城市化的早期阶段，政府就是以这种轻松的方式和低廉的价格大量征地，所向披靡。30年后，深圳城市发展空间饱和，不得不向城中村“开战”。但这时的城中村，在30年中聚丘成塔、集腋成裘，积聚了大量的利益，已近乎积重难返。
在这个城市包围农村的过程中，一开始，农民处于懵懂无知、被动接受的状态，此后随着国家政策的清晰和现实利益的诱导，深圳农民的胆识一天天大了起来，主动融入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中。到后来，这种被利益启动的欲望不断膨胀，终于在这座“国际花园城市”培育出城中村这一巨大的城市怪胎。
“违建”怪圈
说起“城中村”这三个字，人们会想当然地从字面理解，是现代化城市中间的农村。其实不然，深圳是先有村，后有城，是“城”插在“村”之上。
深圳城中村的生长，由中国的土地性质所决定。中国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集体经济是一个产权关系并不清楚的概念，导致所有权多元化，形成无人做主、人人做主的局面，家家户户都有可以建私房的宅基地。以血缘为主的宗亲关系，又使城中村村民们能够达成高度的共识和默契，针扎不透，水泼不进。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浪扑来时，没有资金和技术的农村、农民，只能以土地作为投入。村镇建厂房、村民建私房便成为一种主要的方式。因为没有理性预期，城中村的建筑几乎是在没有任何规划设计的前提下自然生长，就像这些农民当年种的庄稼一样。每一个城中村里，越来越高、越来越密的“握手楼”紧紧地挤在一起。这为村民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为这座城市带来巨大的困扰。
2009年，深圳共有241个城中村，总土地面积43.9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超过1亿平方米，有30万栋违法建筑，占深圳违建的90%以上，制造了深圳44%的治安案件和60%的火灾事故。特区内位处黄金地段的城中村，更像被城市版块挤压的山峰，随着周边房价的提升，村里的农民房不断加建，“握着手”一起攀高。在景田和梅林一村周边，最高的农民房甚至达到20多层，在周围高高低低的其他农民房拥簇下，仿佛一个个骄傲的地标。
这241个城中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当时的深圳农村穷则思变，在突然到来的宽松政策的缝隙中，在香港邻居的示范下，一些村庄不约而同地开始投身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中。香港和海外华侨工厂主来了，便建厂房出租给他们；全国各地的打工者来了，就建住宅出租给他们……出租经济如火如荼。
这一发生在深圳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现象，必然要面对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的推动和博弈。
深圳第一轮正规化的城市化发生在亢奋的1992年。深圳从小渔村一夜间变身现代化城市的故事，吸引着大量外资和移民，也鼓励着决策者将这一奇迹进行到底。1992年6月18日，深圳市发布《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一个多月前，福田区上步村先拔头筹，举行了一次深圳农民在身份上的“入城式”， 率先成立了赤尾、旧玗、沙埔头、玉田、埔尾五个居民委员会，取代了以往的村队建制。在特区内的这一波城市化运动中，共成立了100个城市居民委员会和81个城市集体经济组织，4.5万农民集体“入城”。但是，特区政府城市化的美好计划，特区农民并不买账，在实施的时候只能是一个妥协方案。一旦将身份“提高”为市民，依靠出租经济的特区农民们原有的三大福利将不翼而飞：享受生两胎政策；到一定年龄可分100平方米宅基地；村办工厂可以分红分利。在利益的较量中，政府采取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折衷主义做法。尤为重要的是，这次改革中，农村土地性质由集体所有制改为国有，但为避免冲击农民既得利益，原来土地的使用权仍然归属原住民所有。在被限定的土地上，特区农民们开始不断抢建、加建私房。
深圳第二次深度城市化，延迟到12年后的2003年。2003年10月30日，深圳市宣布关外的宝安、龙岗两区启动农村城市化进程，把18个镇218个村的27万农民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同时变更为国家所有。2004年9月29日上午，深圳最后的两个村委会—沙井街道办主任村委会、福永街道塘尾村村委会退出历史舞台，变更为小区居委会。这被描绘成为一项新的改革创举和政绩：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行政建制和农村社会体制的城市。在文件上，农村和农民消失了，但在现实中他们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强悍的方式野蛮生长—与十多年前的特区内农村城市化所发生的如出一辙。
违建在深圳的野蛮生长，发端于特区成立之初。以港资为主的大量企业在深圳办工厂，深圳各大村落为其提供成批量的土地和工业厂房。工厂大量招聘外来工产生的租房需求，又使这些农民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建私房出租的“事业”中去。深圳市政府向违建“开战”的历史也很早，早在1982年就曾发布《关于严禁在特区内乱建和私建房屋的规定》。将近30年之后再来看看当时规定的决定，令人无语：“特区内的土地由国家统一开发，特区内的各项建设必须服从城市的总体规划，一切单位无权自行兴建建筑物，所有个人严禁在特区内私建房屋。”实际上，深圳上演的违建高潮贯穿了这座城市所有的重要发展时段。1987年的中国土地第一拍，1992年特区农村城市化，1993年宝安县撤县改区，2004年宝安、龙岗农村城市化，2009年岗厦旧村改造的天价补偿，以及1999年之后政府多次出台的查处违建政策，都大大刺激了深圳农民抢建私房的热情。
30年来，对违建的“建”和“拆”，深圳官方和农民一直在上演着“猫和老鼠”的故事。对付违建最严厉的政策，是2002年深圳市人大正式颁布实施《查处违法建筑的决定》。这一决定1999年3月5日就由人大出台，却用了3年时间才立法颁布，其复杂和困难可想而知。但这一法律性质的决定却因没有照顾到违建农民们的现实利益，受到集体抵制。按照“决定”，1999年3月5日以后兴建的违建必拆无疑，但在村干部和农民的共谋下，政府部门根本无法确定违建的具体时间，即使能够确定时限，又怎能一下子拆掉成千上万栋违建？2007年后，深圳市政府提出“零抢建”、“零增量”目标，则更像是违建风愈演愈烈的一种间接证明而已。
在“违建战”中，政府虽然站在道德高地之上，但深圳农民的狡黠，巨大的利益链条，一种近乎全民化、公开化的“违法”的胆气，使他们在每一次较量中，都轻松占据上风。深圳市国土与规划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许重光在谈到规划对深圳的重要作用时曾经说：“对深圳这个城市来说，规划不到位，村长就到位；村长不到位，农民就到位；农民不到位，黑社会就到位。”可见深圳农村江湖之险恶。
面对深圳土地日益枯竭的现实，不管城中村有多大的漩涡和黑洞，深圳官方也只能背水一战，将城中村作为增量土地的主要来源。2009年10月，深圳市政府推出庞大的城市更新计划，让每一个城中村都变成一个巨大的城市蛋糕，政府、地产商、城中村原住民都觊觎有加。一边围堵违建，一边用商业力量改造城中村，这二者间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链式反应，就像岗厦旧村改造成就众多富豪引发的效应—官方一方面为端掉这个最中心的城中村而欣喜，另一方面又为它引发的更疯狂的抢建风忧心不已。
深圳特区30年之际，回想过去，“城中村”中的“政治明星”万丰村、渔农村、南岭村的身影已经模糊。现在城中村的“新星”，既有渔民村、岗厦、皇岗这些用商业力量改造的“地产明星”，也有大芬村、田面村这样的“文化明星”，但相比于深圳不减反增的城中村违建，这些光环又如何照亮这座城市的未来？
廉租房·寻芳地·大学宿舍
城中村，一直在风口浪尖之上，一直是一个令深圳人欲说还休的话题。
在官方文本中，城中村是罪恶的，早成藏污纳垢之地，是黄赌毒的天然土壤，那些村民们罔顾政府律令和消防安全、建筑质量隐患，只为私利疯狂抢建；城中村这些抱团在一起取暖的“握手楼”，在深圳城市的总体规划中，是一片片欲拆之而后快的城市肿瘤，早已被判死刑缓期执行。
城中村真的万恶不赦吗？
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如同一枚货币的两面，城中村是魔鬼和天使的结合。它如此复杂和难以理解，糅合了这座城市最混乱、丑陋的一面，也展示着其多元、活力的一面。一个更大的悖论是，城中村这个令政府深恶痛绝的东西，其实一直在暗中帮助政府完成其难以完成的使命。
2008年10月，知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暗访深圳城中村，不禁为眼前景象大吃一惊，随即以“不吐不快”的笔触写下《在改造“城中村”的背后》一文。张曙光写道：
“原来，城中村是一个巨大的城市社区。这里真正是高楼林立，大部分都在七八层以上，而且是一幢接着一幢、一排连着一排，岂止是几栋几十栋，而是成百上千栋。一层全部是店铺商家，各色各样的商品和服务应有尽有，二层及其以上基本上是村民和打工者的住宅。这里既无残垣断壁，也无破败景象，反而是熙熙攘攘，红红火火，一派繁荣景象。白天川流不息，交易繁忙，夜晚灯火通明，胜似白天。就以岗厦村为例，该村占地面积9.6万平方米，有私人楼房881座，建筑面积39.5万平方米，居住人口10万人，是城中村中的龙头老大。在深圳，像这样的城中村有320个，502万人，占地面积934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561万平方米。据最近到过越南的朋友告诉我，这样的城中村比越南的大城市至少要先进10年。”
让张曙光惊诧的，不仅是城中村的热闹繁华，而是它承担了某种社会公益作用—这是中央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常年苦苦思索而未得的答案。
张曙光引用的数据，与前文所提到的2009年数据有出入，但张曙光提到的500多万人口，或许只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按照居住人口数量来说，城中村容纳了深圳近半数人口。不管它有多少个被拆掉的理由，如果真的一夜间全部拆毁，这数百万人何以栖身？最关键的是，很多城中村都位于市中心，房租只相当于同一位置住宅的三分之一以下。除了房租低廉，城中村里的吃饭、理发、购物的价钱都很低，这对高房价、高消费的深圳来说，无疑起到了平抑城市商务成本的独特作用，对深圳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功莫大焉。
城中村，就好比一个山寨版廉租房工程，为深圳低收入人群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从2005年开始，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各城市加大廉租房建设力度。2009年，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中，包括廉租房在内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资金就达9000亿元。但在实际操作中，不能为政府创造收入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大都沦为纸上谈兵，政府开发土地和房地产的动力远远大于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多年来，深圳和内地其他城市一样，在廉租房建设上踯躅不前。深圳投资最大的廉租房—紧邻公务员村梅林一村的梅山苑，也只能充当招牌和门面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形象糟糕的城中村却“铁肩担道义”，承担了巨大的社会使命。当然，这并非赞美城中村投资商—原住民的道德水平有多高，但他们的行为符合亚当·斯密“利己利人”的经济学观点，仍然值得肯定。
假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决策者就意识到城中村可能担当的社会使命，从而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在其“有害”和“有益”间寻找一条平衡之道，深圳这座城市将更加美妙多彩。
因为缺乏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考量，如今城中村在发挥其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往往体现出罪恶的一面。
曾经，城中村是与深圳另一类城市形态—食街、临时安置区—共同生长起来的。临时安置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深圳为庞大的外来人口兴建的临时居住区，大都集中在当时发展速度最快的福田区，比较有名的有冬瓜岭、莲花山和黄木岗安置区。安置区中的建筑大都是三四层房屋，有点类似地震灾区的活动板房，甚至更加简陋粗糙。坚持了近十年左右，2000年后，临时安置区被拆除。莲花山安置区被纳入莲花山公园，黄木岗安置区被纳入笔架山公园，冬瓜岭安置区上则建设了新一代福利房彩田村。相对于城中村，临时安置区和食街命贱如纸，因为不涉及到任何产权利益，当需要的时候，会被任意撕扯、铲除殆尽。只有城中村坚韧、顽强并野蛮地生长着。
拥挤的建筑和密集的人群，野蛮生长的建筑和杂乱混居的人群，它们糅合在一起的时候，必然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城市中的各种欲望在这里沉淀、发酵、升腾。
2009年深港建筑双城双年展总策展人欧宁，1989年到2000年一直生活在深圳，城中村的经历是他对这座城市最难磨灭的记忆，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我走入社会的头几年，我曾居住在深圳的几个不同的城中村。我发现原住民们在他们的土地上建造起来的这些社区，是一个既独立又开放的世界，他们吸纳外来者， 同时又实行自治，以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廉价便利而又热闹丰富的街道生活。住在里面的时候，我没有太大房租的压力，一切需求花很低的成本即可满足，我也从不担心半夜里找不到食物和娱乐，对于我这样的不寐者，城中村简直就是一个乐园。闷了，有盗版电影和游戏中心；饿了，有街头大排档，它不仅是营养补给站，还是社交场所，是聆听民意和观察世相的最好地点；累了，有一张床，让你快速充电，获得明日继续搏杀的力气。”
欧宁的体验，是1990年代中期之前到达深圳的移民共有的经历。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规模浩大的商品房小区建设以及蔚然成风的郊居化置业，使大量移民陆续搬出城中村和安置区，虽然新移民不断填满“空位”，但已经没有当年那种盛大气象了。城中村在这个日渐分化的城市，是一部分人正在经历的鲜活生活，同时是另一部分人难忘的记忆。
粗略来说，城中村中有三类人：
数量不多的房东，每个月忙于收罗房租，打麻将度日。当然，他们的后辈如果愿意的话，尽可以阔绰地拿着大钞出洋留学……
数量最为庞大的是以城市白领为主体的租房客。他们怀揣梦想南下深圳，自由奔放的心态令他们毫不计较城中村的龌龊环境，他们寄居于此的目的，是为了有一天风光地离开这里，因此他们生活在一种临时状态。他们最习惯的是搬家，从一个城中村搬到另一个城中村，他们心里明白，总有一天会搬进诗意的园林小区。在城中村，渐渐地，他们三五成群地过上了一种集体生活，像军营，像大学宿舍，多彩的夜生活，给他们刺激和温暖。这温暖，至今令那些早已走出城中村的精英念念不忘。即使用画笔改变这座城市面貌的深圳城市规划总规划师许重光，也不讳言自己最初的城中村生活：“1986年到1989年我都住在蔡屋围城中村，就是现在京基金融中心这块地。当时楼下还有制药厂。我们办公、住宿都在一起，整天都穿着拖鞋上上下下。直到鹿丹村建好后，我才搬走。”
城中村里的“第三种人”，是隐身于发廊里的“小姐”，也不乏为香港中低阶层人士包养的“二奶”。每个城中村都有数量不少的发廊妹，她们也是深圳移民的一部分。她们的存在，是这座城市公开的秘密，也是城中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她们也是城中村罪恶的渊薮。2006年底，在中央电视台暗访城中村发廊妹新闻播出后， “三沙一水”—沙嘴村、上沙村、下沙村、水围村声名大噪。随即，深圳警方展开围剿行动，并让涉黄人员带上口罩公开亮相，人称“口罩事件”，备受争议。而在2006年初，发自“三沙一水”的按摩女上访市民中心事件，同样惹累媒体热¡
我们发誓要把黄赌毒扫荡干净，但我们都承认，色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宽容地容纳色情的城中村更是一种文化产物。实际上，深圳的不少有识之士已将城中村这个可能会彻底消失的事物看做文化遗产，还有人呼吁建立“城中村博物馆”，以体现深圳城市文化的多样性。他们提出，对城中村不该赶尽杀绝，应采取缓慢改善的办法。声誉日隆的设计师事务所“都市实践”甚至设计出一种将握手楼用空中走廊连接的方案，以求解决其交通和采光问题。但这显然不是城中村所有者原住民所能理解的奇怪想法。
城中村，或许并没有文化人想象的那样脆弱，它将继续顽强地站立在这片拥挤的土地上。无论它是寻芳地、廉租房还是大学生宿舍，它的存在提醒深圳人不断思考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