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版图之圈
特区版图之“圈”
深圳快步走向历史前台。
但它对于决策者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版图。或许与这块土地东西狭长的结构有关，或许是大鹏鸟东西两翼的共振，深圳特区的版图先后从其西部和东部开始，最终以一条大道融合为一。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句歌词描绘的情景，其实并没有真实地发生过，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力主建立的，但他却不曾在地图画圈。或许是李先念的神来一笔，启发了歌词作者。
第一个在中央决策者面前打开这块土地地图的，是生长于深圳大鹏湾的本地人袁庚。袁庚，原名欧阳汝山，曾用名欧阳珊，曾参加过广东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搞过情报工作，时任交通部下属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他长期待在广东和香港，对乡亲们偷渡香港感同深受，对家乡很早就曾提出“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想法也有所耳闻。大地苏醒的气息刺激了他的神经。
对百年“老字号”招商局来说，袁庚吸引外资的举措应该算是一种“返祖”现象。100年前，李鸿章创办招商局，发起“洋务运动”，企望与外资合作推进中国的现代化。1978年10月9日，袁庚代交通部党组给中央领导写了请示报告，提出在蛇口圈地，整合国外资金、技术和国内的廉价土地、劳动力资源。现在看来，正是这个并不复杂的模式，创造了30年来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奇迹。袁庚的报告，正好符合改革开放之初打开国门的思路，得以以他自己没有想到的速度在中央领导中形成共识。
招商局的本业是船运，圈地选址自然要在海边。这块狭长土地的东西两翼都伸入海中，自然是不二之选。东部的沙头角、大鹏和西部的蛇口出现在袁庚视野里，也得到广东省主管领导的认可。从个人感情来看，袁庚更愿意选择位处深圳东部的大鹏老家，那里的乡亲们穷困潦倒，视他为救星，在这里更能找到衣锦还乡的美妙感受。但从区位、基建配套等方面看，位处珠江口东岸、南山半岛南沿，与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才是惟一的正确选择。
1979年1月31日，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由香港招商局在蛇口集资兴建工业区，但并没有明确用地范围。这一天，交通部长彭德清和袁庚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带领下，晋见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一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试管”的诞生—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蛇口工业区诞生日，并被精确到1月31日上午10时至11时45分。
在汇报过程中，袁庚提出在蛇口划出一块地。然而，这个当时令袁庚激动万分的时刻，也成了他日后追悔不已的场景。据《袁庚传—改革现场》(涂俏著)记载：“李先念仔细审视着地图，目光随着袁庚手指的移动，从香港地面移到西北角广东省宝安县镇新安地界上，说：‘给你一块也可以。’当他抬起头来在身边找什么的时候，袁庚立即起身，从李先念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削好的铅笔送过去，李先念接过铅笔在地图上一划：‘就给你这个半岛吧。’”李先念一笔划出的三十多平方公里吓了袁庚一大跳。只打算圈一小块地建五六个工厂的袁庚，对此完全缺乏心理准备，只要了南头半岛最南端面积只有2.14平方公里、可开发面积仅3000余亩的蛇口。袁庚的“小气”让他在此后深圳大发展的格局中裹足不前。不过，在那个满目荒芜的年代，谁又能想到有一天会发展到地都不够用的地步？
1979年7月2日，蛇口炸响隆隆的开山炮—中国大地醒来了……
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蛇口放出的炮声，对广东省来说，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个刺激。其实，他们的改革线路图也酝酿已久，此时则骤然提速。从1977年春开始，财政部长张劲夫、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姚依林、国家计委、外贸部工作组以及广东省领导到宝安考察后，逐渐形成在宝安、珠海建设出口商品基地的构想。1979年3月3日，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先手’，就是掌握主动权，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吴南生也有类似袁庚最初的故乡情节，提出在老家汕头划出一块地搞试验。
不久，吴南生的心愿，在一个陌生但更吸引镜头的地方实现，并带来一生难忘的体验。
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决定撤宝安县设深圳市，任命广东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为市委书记。不过这个深圳建市纪念日，很快就因另一个更加重要时刻的来临被人遗忘。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正式宣告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成立。作为事先的准备，一年前，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便取代张勋甫为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并兼任广东省特区管委会主任。8月26日，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诞生日，每逢10年、20年、30年都在深圳举行隆重的国家庆典，被当成真正意义上的深圳诞辰。
“特区”已然横空出世，但该如何落地呢？
深圳总面积1952.84平方公里，是香港的一倍。当时，比较被看好的新加坡裕廊工业区只有60平方公里大，中国的经济特区该有多大？选择有二：其一，按照外国出口加工区，圈一小块地，搞完一个再搞一个。这个方案实际上袁庚已在蛇口开干了。其二，把整个深圳变为特区。但这样范围太大，大家对如何防范走私、偷渡没有把握。其实，人定不下来的边界，大自然已经规划好了。在两套方案的争议中，决策者发现，横贯整个深圳东.81平方公里，正好可以作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地盘。
这个基于“北山南河”的规划，其实在特区成立半年前已有雏形。当时宝安县刚刚升格为深圳市，便提出规划“先富区”的设想。深圳首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回忆：“市委和市革委的同志请来香港五丰行经理、德信行经理、九龙海关关长、边检站站长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负责人具体商量研究，决定将边境地区共13个社、镇开辟为‘先富区’，占全市社、镇总数的47.8%，面积是327平方公里。”这比1985年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观点早了五六年。
吴南生接替张勋甫深圳市委书记的位置后，对深圳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实地调研，于1979年10月14日向广东省委提交了一份关于深圳改革的设想，明确提出要在深圳布局三个区：在边防线附近建设农业区，形成一条“富线”；在深圳水库建设旅游区(市区内也拟修建旅馆、饭店、娱乐场所，发展旅游业)；在福田划出东西长10公里、南北宽3公里，总面积3000公顷的出口加工区，与蛇口工业区、沙头角农工商联合企业试验区一起组成出口特区。
袁庚空降西南一隅、张勋甫畅想的“先富区”、吴南生提出的三大经济区划以及更早提出的“出口基地”，种种惊世骇俗的想法和举动，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深圳这块空白的土地上。它们将取代偷渡客在这块土地上的冒险—与那种违法的、不要命的冒险决然不同，这是一次伟大的制度探险。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沉静国土，因为这十万分之三面积的躁动，逐渐爆发出地层深处的巨大能量……
一条通向未来的大道，如一道闪电，在这个狭长的应许之地，划出一道深深的痕迹。
大道 大厦 大城
1980／1981
这条连通深圳和蛇口中国两大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大道”，以不可阻挡之势决然西去。
改革大道
“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这是1980年5月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一封来信中的一段话。刚刚结束上山下乡的流放生活、从农场回到城市的年轻人们，充满希望又茫然困惑之际，被这段话深深触动了。这封名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来信，所署作者名“潘晓”，实际上是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和纺织女工黄晓菊的合称。因为这篇文章，他们的人生道路被改变了，二人先后失业、失学。
潘晓对人生道路发出的大声疑问，实际上也是这个刚开始转型的国家所要直面的问题。经过不止10年的的尘封和扭曲后，人们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个国家也在寻找和建设通向未来的“大道”……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发表3个月后，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宣告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这一年，这座城市的脊椎深南大道也开工建设，一系列给这个国家带来希望和力量的试验与创新，在这条大道周围铺陈开来，似乎是对“潘晓疑问”一个有力的回答。有意思的是，“潘晓”之一黄晓菊在80年代后期也南下创业，开了多家服装店—人生的路逐渐宽广起来。
不过，这条“大道”诞生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篇文章所享有的轰动效应，连准确的出生日期都无从知晓，“深南大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也无据可查。
早期称为深南路的深南大道，和在特区草创之际的大多数项目一样，根本顾不上搞开工典礼。甚至，深南大道并不是由“正规军”修建的。可能对于忙碌的“正规军”来说，修这样一条路的技术含量太低了点。广东陆丰县在深圳的办事处听说后，从家乡动员600人，在稻田、鱼塘和坟地间艰难施工，以“修地球”的精神，用锄头和手，建成了从蔡屋围到上步(相当于现在从地王大厦到华强北)的2.1公里长、7米宽的道路—还只能称之为一条“小道”。
原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总规划师郁万钧是深南大道的见证者。他回忆说：“最初我们并没有给这条路想好一个名字，这条路计划从原来的深圳镇一直往南头修，就叫了深南路，并且一路叫下来。”至今，不少深圳人还以为叫深南大道只是因为它在深圳南部，而不知道是因为要连接深圳和南头、蛇口之意。曾担任深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的孙骅声说：“深南大道的选址，主要考虑到特区内的地形地貌，放在特区内相对平坦的地带。特区北面多是丘陵、山脉，南侧多是旧村、缓坡。这条路修到现在中心位置的时候，路南边一直在填海，填了两年多。”而在深圳市主管基建的副市长罗昌仁的记忆中，大家对这条路的价值并无清晰的认识。管钱的副市长司马鲁就提问：“路两边有项目吗？没有项目修路干什么呢？”罗昌仁一下被问住了。
确实，它仅仅是一条路而已。
现在人们也想不起来，这最初的2.1公里的“小道”是1980年哪月哪日正式竣工通车的。恐怕谁都没有意识到，就是这条小小的街道，把深圳这个城市带出狭小的罗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让深圳跻身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都市行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深南大道的修建，启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宏大进程……
一条街道能有这般神奇力量？
的确，一条伟大的街道，不仅仅是一条供人踩踏、让汽车随意碾过的路。当传统与现代、保守和创新、市场和计划、北方人和南方人、老板和打工仔等等都因这条街道的生长发生剧烈冲撞、融合，将会发生的一切又何止一个城市所能容纳？
对街道的起源，古老文字中各有各的回答。根据考古发现，苏美尔文明是人类最早出现城市的地方，苏美尔的表意文字中，市场一词用“Y”字来代表，表明市场是在道路交汇之初，显示街道与市场的关系。在英文中街道street这个词，源于拉丁语中的sternere，意为“铺设”，说明未经铺设的道路没有资格叫街道。而在汉语中，“道”的字面意思是一个人在行走，后来演化为代表宇宙的力量和世界的规律，可以有更复杂深刻的联想。
现在，人们下意识地认为，规划建设道路或者街道，不就是为了数量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的汽车吗？其实不然，在人类历史上，交通并非街道的主要功能，街道作为公共空间一直具有强烈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含义。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制度下，街道呈现不同的形态，被赋予不同的含义。
伟大的街道是一部史册。不同于书本，它不仅呈现历史，还创造历史，有的时候它自身的演变也代表了历史的变迁。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斯皮罗¦科斯托夫研究了一条在中世纪被称为Papale的街道，试图从这一公共空间的支配权的变化，发现其政治和文化功能的演变。一条崎岖的小路由梵蒂冈通往教皇的官方住所拉特兰(Lateran)教堂，标志着在教堂、贵族住宅以及贫民社区之间现实权力的调整。一位新当选的教皇需要沿着这条街道走一遍，这段行程充斥着繁文缛节，他不得不5次停下来，抛硬币安慰狂热的围观者。到了利奥十世时代，街道的支配权从教皇转移到了城市市民手里，社会所有阶层参与的游行庆典成为街道上的主要活动，并逐渐变成了一个类似迎接主降临的盛大节日。
与这条中世纪小道类似，公元前312年动工的古罗马大道，12世纪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描画的世界第一大都市开封的街道，1805年杰弗逊总统举行宣誓仪式时骑马穿过所形成的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838年建成的巴黎香榭丽大道，1939年希特勒打造的柏林南北大轴线菩提树下大街，从1949年到2009年上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4次阅兵式的北京长安街，都铭记着人类历史的重要时刻。
深南大道所体现的历史一幕，同样将载入史册。虽然只有30年短暂的历史，但从最初2.1公里到30公里，从一条光秃秃的小路，演变为一条中国最宽阔的城市主干道；从低矮简陋的棚屋、厂房、食街到摩天大楼的聚集；从孺子牛雕塑到邓小平画像的树立—深南大道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运动的历史变革故事。在30年里，它的内涵逐渐丰富、深刻起来，当你经过的时候，仿佛穿越中国改革开放的陈列馆，在体验世界最快速城市化的种种不可思议。
斯皮罗¦科斯托夫认为：“在与城市的完美组合中，街道反射出它在城市中的荣耀并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不过，对于彼时的深南大道来说，还没有半点荣耀可言。规划建设深南大道之初，从市长到规划师到建筑工人，想到的只是能并行几辆车、将来会不会拥堵这类问题。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深南大道只能在风餐露宿中建设，在坎坷不平中前行，各种争议和非难还在前面等着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