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前海元年
前海元年
“每平方公里将实现100亿元的产出”——这样单纯的一个经济目标，对于梦想成为曼哈顿的前海来说，显然不再让人激动。前海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深圳香港经济的新引擎，还在于它是一个独特的试验：在中国境内创造一个法制特区，创造一个自由的、法治的、国际化的城市。仅仅15平方公里的前海，会成为深圳之后的另一个亚洲传奇吗？
文 本刊记者 阮加文 马丽
同以往两个著名的春天一样，深圳的这个春天将注定为人们所铭记。2月24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草案)》正式提交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因为审议结果的毫无悬念，现在仍然是一片荒芜的那个叫前海的地方即将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法律”。
“这就是前海与所有开发区迥然不同之处，前海是先有为其量身定做的法规制度，然后才是设施建设。”《前海条例》起草小组的一位专家说，《前海条例》就相当于前海的“基本法”，在前海15平方公里范围内，将不会实行内地通行的管治模式，在经济和社会管理中，充分融合香港和深圳两个市场、两种制度的优势元素。已经挂牌的前海管理局就并不属于纯行政机构，而是法定机构，它是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授权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公共管理机构。
对于以法定机构管理前海，深圳社会科学院法制研究所副所长李朝晖表示谨慎乐观：“法定机构在新加坡、香港都有非常成功的实践，用它管理现代服务行业这个没问题，但是否要赋予它更多的社会管理职能，这个需要进一步研究。实际上，只要按照前海条例——严格执行决策机构人员财产公开制度，保证决策、执行的民主和透明度，一个繁荣、高效的前海将指日可待。”
位于珠江口东岸的前海比邻香港，是深圳渺渺茫茫的城市天际线中最为醒目的部分。人工垒起的圆形水泥墩上，清晰的印有前海地区的卫星图像。我们无从揣测设计者的真正用意，但是这个水泥圆墩作为前海的至高点俨然是这块热土的心脏，静静的彰显着渴望变革的深圳涌动的创业激情。“这里是深圳的未来”——前海管理局的一位职员告诉《法人》记者，温家宝总理去年8月20日视察前海，正是在这里描绘了前海的蓝图。
事实上，中央高层对前海的重视远远超出外界的想象。据《法人》记者了解，2010年8月20日，温家宝总理到前海视察，在现场停留了半个多小时，当场表态支持前海开发建设，回到北京第二天，也就是8月23日，批示就出来了；8月26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对前海总体发展规划也作出批示；此前，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曾多次过问批示要求重视前海的开放建设；香港特首以及政务司司长也多次向国家重要领导人汇报，要求重视，深圳与香港成立了专责小组，启动多项研究，在前海规划编制过程中，香港提出了多项政策性建议。
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范恒山的表述可能最为接近中央高层的战略思想。他表示，推进前海合作开发是中央基于全局考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具有特殊意义，担负特殊使命，有着特殊要求。国家确定在非金融类产业项目的审批管理上，赋予前海管理机构相当于计划单列市的管理权限；前海面积不大，但承载的使命和责任很重。前海所要建立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发区，而是具有改革探索意义的实验区；前海所要进行的试验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试验，而是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的试验，它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纵深方向，关系到未来发展模式完善的取向，是着眼全局、立足长远的战略决策。
“从一个小渔村到一个繁荣的大都市，深圳只用了30年时间创造了一个奇迹，但下一个30年深圳靠什么？答案很可能在前海。”深港经济专家郭国灿说。郭国灿既是知名学者，也是大名鼎鼎的深业集团下属南方地产公司的副总，《回归十年的香港经济》一书曾让他在深港两地赢得学界尊重。他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强调最多的就是香港对于深圳、对于中国的意义，前海实验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很好地学习香港、借鉴香港。他尽管并不认同前海直接移植香港法律框架和社会管治经验，但他坚信没有香港就不会有深圳，更不会有今天的前海实验。在他看来，深圳与香港建立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是一个永远双赢的合作，有利于香港，也有利于深圳乃至中国。这一观点与他着手研究的课题思路显然一脉相承：“香港改变中国”。
郭国灿的“双赢”观点在香港也存在高度共识。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在前海总体发展规划公布的那一天，就显出难得的兴奋：“前海总体规划对外公布，是深港两地共同期盼的一件大事，前海作为深港合作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一个载体，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唐英年认为，香港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服务业也需要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腹地，前海正是这样一个合作平台和突破口。
据前海管理局经营发展处处长王锦侠介绍，在香港举办《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说明会那一天，可谓盛况空前。只能容纳300人的会议室，一下子来了500多人，香港所有业界代表、行业组织、知名人士都对前海的发展高度关注，会场气氛十分热烈，许多企业家和财界人士没有座位，甚至站着听完了两个多小时的说明会。“支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是前海的使命之一。前海是香港拓展空间和产业溢出的新载体，这里的地缘优势、人缘优势、政策优势、体制优势，将推动形成亚太地区重要生产性服务业中心，成为我们国家现代服务业引领者、示范者。”王锦侠说。据王锦侠估计，在未来一二十年内，可能将有许多香港人在前海就业——到时前海会不会成为一个小香港？的确令人浮想联翩。
“每平方公里将实现100亿元的产出”——这样一个经济目标，对于梦想成为曼哈顿的前海来说，显然不再让人激动。前海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深圳香港经济的新引擎，还在于它是一个独特的试验：在中国境内创造一个法制特区，创造一个自由的、法治的、国际化的城市。仅仅15平方公里的前海，会成为深圳之后的另一个亚洲传奇吗？
上篇：前海创制
办公桌上放了一个橙子，前海管理局一位职员拿它做比喻：就像这个橙子，外表看起来很光鲜，但是里面其实已经出现了腐败，如果不及时处理，这种腐败会感染周围。与腐败绝缘，这是定位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前海要达成的目标之一，但远非前海体制创新的全部，准确的说杜绝腐败只是前海管理模式的一个自然结果。前海的利器是法定机构，这个对大陆来说还有些陌生的词汇，早已在香港以及欧美发达国家成熟运作几十年。
去政府化
毫无疑问，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正式审议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征求意见稿)，不久将被视为前海的“基本法”，围绕前海的所有创意和构想都将依托和庇护于此。
“估计6月底以前可以完成立法程序”，王锦侠早在心里算好了正式审议通过的时间，届时前海管理局将成为国内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定机构。
王锦侠是前海管理局经营发展处处长，同时也是该局新闻发言人。他相信这个法定机构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的一笔。
扣除研究行政体制的少数专家，大部分中国民众对法定机构并没有概念。它是政府的一个机构吗？如果是，它和一般的政府机关有何区别？如果不是，它又是什么？它为什么被选为前海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突破口？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RCCL)研究员王书成说，“在经济和政治的摆位中，第一位的始终是经济。”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体制上的束缚成为经济的羁绊之时，政治的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研究表明，传统工业经济状态积累下来的分头管理、多重管制以及过度管制的政策框架对服务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抑制作用，定位于现代服务产业的前海合作区天然地存在突破现有体制限制的内生需求。
前海为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法定机构，并认定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前海开发区的密切参与方——香港就是法定机构运作成熟的地区。
按照官方的解释，把前海设定为自主管理的特殊区域，统一行使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管理职能。按照小政府、大服务、国际化、低成本、高效率、公开透明的原则，实行企业化的运作模式，探索用企业精神改造政府。
“法定机构在欧美发达国家和港澳等地区非常发达，是非政府机构的主要构成部分，承担着大量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它是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授权的途径和方式建立起来的公共管理机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向《法人》记者介绍。
他总结了法定机构四个主要特点：首先，经过法律和行政的授权，与一般的企业法人、社会法人不同；其次，它是一个小规模、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机构；再次，它以服务于辖区的商业机构、社会机构及居民的社会生活为宗旨；最后，它是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性管理机构。
目前国内上海在医疗领域、北京在教育领域都出现了“法定机构”，但是它们并非真正的来自于法律授权，也并非像前海这样服务的是一个综合性社会。而与前海类似的国内开发区采取的也都是“党委会”、“管委会”的形式，性质上属于地方一级政府，需要配备“五套班子”，否则不符合法律规定。
“前海实际上是用无上级主管机关的机构来运行一个区域发展，这是新生事物。”王锦侠点出了法定机构的最核心所在，成熟运转以后的法定机构原则上只需要向法律负责。
与腐败绝缘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说：“前海政府架构应跟腐败是绝缘的”。从全球来看，并不存在一个与腐败绝缘的架构，但是确实存在一个将腐败控制在最低限度内的架构。今天以廉洁闻名的香港政府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也是一片乌烟瘴气，用深圳市政协委员林立方的话说。“香港当年的腐败比深圳的今天有过之无不及。”
林立方出生于香港，1979年随从父亲响应“回乡建设”的号召，来深办了第一个来料加工厂，此后林立方一直定居深圳。林立方对香港当年无孔不入的腐败记忆犹新，“就连住医院都必须要给护士和陪护工红包”，但是70年代初麦理浩港都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他为香港带来了一个重大制度——廉政公署。
在林立方眼里，1974年成立的廉政公署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器，“一夜之间”使得香港的“法治”生效了，在消灭“潜规则”的同时，亦将香港推入了高效、自由、廉洁和法治的辉煌时代。港府的今天廉政公署功不可没，但是香港的成功经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廉政公署制度是其最为瞩目的一环，却不是全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经济工作委员会在《前海条例》起草情况说明中表示，“学习和借鉴国际成功经验，不能东拼西凑，也不能只学习一个方面，前海是要把香港经验作为国际成功经验的具体化，全面学习和借鉴。”
在治理结果上，前海管理局设立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理事由政府代表、行业代表、有关专家担任，理事总数不超过11人，其中香港籍理事不少于2人。这是高效和专业的保证。
前海合作区设立独立的监督专员公署，负责监督前海管理局开发、建设、运营和管理活动。这就是香港廉政公署制度的移植。监督专员公署由监督专员1人和助理监督专员若干人组成，由市政府从深圳市或香港地区有威望的知名人士提名，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监督专员公署向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这是廉洁的保证。
《前海条例草案》第21条明确规定，监督专员和助理监督专员享有独立监督的权利，有权查阅前海管理局各种账簿、记录和文件，有权要求前海管理局工作人员说明有关情况，有权要求前海合作区内的企业和员工就有关事项作证。监督专员接受的投诉事项及调查结果应当公开，但涉及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前海管理局实行收入与利益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前海条例》第22条规定，前海管理局理事会理事、局长、副局长、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监督专员和助理监督专员应当公开其收入以及与其决策有关联的利益情况。对整个内地来说这是非常重大的突破，民众呼唤多年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在前海试水。
腐败的可怕之处在于贪腐市场经济对健康机体的侵蚀，“十二五”期间被有识之士寄望最多的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前不久，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举办的对话栏目中，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教授李曙光说，在中国要警惕两种倾向，首当其冲的就是权贵市场经济或者叫贪腐市场经济。“治理这个现在还没有很好的药品，没有一种有效的手段，只是不断地在伤口上缠纱布，但并没有把疮口中的脓给拍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前海合作区在探索的正是摒弃在伤口上缠纱布的治疗方法，它想来个釜底抽薪，把疮口中的脓给拍出来。
从革自己的命到革别人的命
2011年1月10日，筹备了近一年的前海管理局正式揭牌。王锦侠透露，本来揭牌仪式只想自己举行，后来因深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前海管理局的揭牌仪式上升为政府举办，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市长许勤、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玉浦，市政协主席白天悉数出席。
前海管理局从诞生那天起就声名显赫。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前海管理局暂安在深圳南山区科苑南路一座并不起眼大厦的8层。大厦的电梯间还是尚未装修的裸露墙面，由于仓促搬入，前海管理局综合规划处办公室的地面随意的摆放着在报纸上晾晒的茶叶，出门右转不远就是局长郑宏杰的办公室，不时的有人进出。
这里充满了草创的气息。王锦侠的办公室也是非常简陋，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一个保险柜和一个只能容纳两人并坐的沙发。王锦侠笑着说，这比起蛇口当年好多了。整个前海管理局目前只有41名工作人员。
“我们有三种人才选聘方式，定向选聘、公开选聘、组织选聘，现在初期主要是组织选聘为主。刚开始，愿意来的人很少，这里的事业是很伟大，却也有风险，成败未知，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较艰苦，都是拿临时发放的工资，来这里的都是有梦想和决心的一群人。”一身儒雅谦逊之风的王锦侠，对梦想和激情这样的评价从不谦虚。
作为新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个事件，总有人拿前海与三十年前的蛇口比，二者同属南山半岛，使命的终极目标一致，都是要为体制机制创新和中国经济发展探路，前海使命是新形势下蛇口使命的延续。王锦侠还指出了领军人物的相同，满头白发的郑宏杰与当年的袁庚都是知天命之年受命，“这样的人有经验，顾虑少，包袱少。”
蛇口时期的改革是开天辟地的事件，没有经验可循，所以叫“摸着石头过河”，有的人就此认为前海引领的改革难度要小于当年。事实往往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前海管理局从筹备到现在已经一年的时间，但是它的人事薪酬制度尚未定下来。“以前是革自己的命，只要自己解放思想就行了，而现在既要革自己的命，又要革别人的命。”王锦侠表示，当年是高度计划经济体制，部门权力不像现在这样形成固定的模式、格局和作法，放权比那个时候难很多。以前上级首长一句话就搞定，现在部门有强大的体制惯性、利益惯性，从而形成强大的阻力。
前海的难题还在于，规矩多却又不是其需要的规矩。“认为前海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那是不了解情况，在现代服务业方面，整个中国还没找到合适的路径，还没想明白如何发展。”在王锦侠看来，服务业这篇大文章在中国只是点题，却远远没有破题，定位现代服务业的前海就是要探索破题之路，也要“摸着石头过河”。
“前海所要建立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发区，而是具有改革探索意义的试验区，前海所要进行的试验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试验，而是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的试验。”2010年12月20日，在香港举办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说明会上，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发展司司长范恒山的表述铿锵有力，让一同前往的王锦侠热血沸腾也百感交集，他清楚这番话的分量，前海任重道远。
中篇：法制特区
“特区不特”是今天深圳面临的最尴尬的一个话题。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在经济腾飞的道路上先行一步，只是回过头发现，在法制建设方面，深圳与内地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不同。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个高度的今天，税收优惠、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投资的老路已经行不通，经济发展所倚重的是健全和不打折扣执行的法制环境。前海的另一个使命是要再造一个“法制特区”，以为全国示范
争议：借鉴还是创新
《前海条例》的起草工作由深圳市人大牵头并列入了2011年一类立法计划。从立项到初稿的完成时间并不长，但是此前却历经了漫长而慎重的调研和研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国箱是起草小组组长，他深知这次起草工作难度之大、任务之重前所未有。
2010年8月21日上午，温家宝总理亲临前海合作区现场实地查看，呈现在温家宝面前的仍是一片荒凉的黄土地，在这片荒凉的黄土地上视察了半个小时的温家宝，一再交代要把前海规划好、建设好，为全国服务业的发展闯出一条新路。
把前海建好是国家、广东省、深圳市以及对岸的香港等多方的共同心声，但是如何建好？在深圳市人大举行的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立法研讨会上，不同观点激烈交锋。
香港方面希望未来在前海地区整体适用香港法律。为此，香港方面列举了中东的迪拜、卡塔尔等国家或地区的案例。“迪拜为建设国际旅游及金融中心，在该地区豁免使用回教法规，聘请英国前首席大法官为上诉大法官，整体移植普通法体制。”
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把香港的制度全部引进过来，前海在全国就没有示范性，因为，这个经验在前海和深圳或许可以做到，但全国却不可能。时至今天，王振民还坚持自己的观点：“前海合作区首先是‘一国两制’下中国内地与香港两个独立的经济体之间的一个合作区，其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试验区。前海要摸索的是可以向全国推广的法制特区。”
当天的研讨会上，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发言指出，目前前海一片空白，可以先参照香港体制。但是在日前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马敬仁强调一点，“虽然我们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香港、新加坡的今天不一定是我们的未来，前海不会照搬他们的经验，我们一定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有条件的借鉴。”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RCCL)研究员王书成也持这样的观点：“前海可以有效借鉴香港的经验，但其重点在很大程度上更在于创新，因为前海的定位以及特殊的权力架构等特点已经截然区别于香港，乃至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
王书成指出，对于经济创新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必须妥当处置。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并不存在一种无可挑剔的政治制度，美国、英国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的民主、法治等制度实践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果一味地强调西方的制度价值，很可能在政治试验中又一次陷入西方优势论，而达不到试验的预期效果。
那么前海“法制特区”的“特”体现在哪里？
王振民给出了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答复：“首先是公平的社会环境，其次是严格的执法，再次是公正的司法。”
立法：源头上清零
先立法，后建设。这是前海发展的路径选择，所以有了《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草案》，这是前海“法制特区”的源头。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马敬仁教授说，当年建特区的时候，我们突破了宪法和法律，改革开放三十年一直在树立法律和制度的权威，现在就不能随意践踏和推翻了，这是我们这几年精心建立起来的东西。深圳2006年专门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促进条例》，其主题思路就是以法治进行改革。
但是，前海是填海而来，一张白纸，它也希望这张白纸上从根基里透出来的就是清新的，不带一点杂质的。前海要建立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发区，而是具有改革探索意义的试验区，是“特区中的特区”，为了这样一个使命，《前海条例草案》做了一个大胆创新，清除现有特区法规在前海的适用，限制政府各部门在前海行使权力，为前海的体制机制创新消除制度障碍。
一方面是依法进行改革，一方面要推倒重来，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命题。
王书成表示，从前海基本法制定权的来源看，其依托于全国人大对于经济特区立法的单独授权。这种授权立法可以说是一个立法“试验田”，对国家决策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授权立法所独具的变通性以及优先适用效力，构成了制定前海基本法的规范基础。但是在落实全国人大授权立法以及构建前海基本法的过程中，必须以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为前提，虽然可以对法律等规范的内容作出变通且优先适用。
从规范的角度来说，前海基本法的制定主体为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但是这并不代表其是一种隶属于深圳地区的立法体系，否则将无法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王书成认为，从战略思路上来说，在深圳市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立法制定了前海基本法之后，其他各个环节的立法调控应该遵循一种从前海到深圳这种自下至上的立法进路，而非自上而下的授权逻辑。这种进路类同于欧盟法中的辅助性原则，即只有在前海无法很好地自我完成共同体内的任务，深圳市乃至更高权威才可以辅助性地介入，进而协助前海的进一步发展。
审议中的《前海条例草案》构建了以人大制定的条例、政府的规章和前海的规则、规定、指引三个层次的规则体系。“也许从实践层面来看，前海整个立法体系起初也许并不完善，而毋宁是一种不断发现、不断推进的立法完善过程，进而最终形成具有特色且符合前海现代服务业需要的立法体系。”王书成说。
执法和司法：两大法系的碰撞
“中国的法制环境要得到改善，关键不在立法，而在执法和司法。”王振民认为前海法制特区示范成功的关键也在执法和司法上。
按照王锦侠的说法，在执法和司法体制上，前海会借鉴学习香港的社会治安和行政执法理念，建立统一的法治机构。将来的前海会应该有一个特别警署，享有治安、限制人身自由等特殊的权利。这个警署首先的一个不同将是取消名目繁多的警种，像香港那样警种单一，不能交警和刑警分的一清二楚，在交警眼皮底下发生的刑事犯罪也不归交警管，管了就算见义勇为；第二点不同是在警察的素质上，未来的前海将会是一个国际化社区，警察应该是至少通晓一门外语的高素质人才。
王锦侠的说法在《前海条例草案》中可以找到依据。条例第59条规定：“前海合作区可以借鉴香港的社会治安和行政执法理念，建立相应的法治机构，统一负责区域内社会治安和有关行政执法工作，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保障居民人身财产安全。”
《法人》记者注意到《前海条例草案》关于执法的规定只有第59条一条，而且其在借鉴香港执法理念方面的用词也是“可以”，这体现了《前海条例草案》的立法思路。从功能上看，条例的主要作用是明确定位、创造空间、提供保障，第二个功能所谓的创造空间，就是指条例不仅本身要对前海的开发、建设、运营、治理结构作出创新性的规定，而且要为前海将来的体制机制创新创造足够的空间。
王书成指出，关于司法权，同样需要结合前海现代服务业的内生性需求，结合深港两地的司法体系来综合为前海的法治环境服务。当然，其中也会涉及到大陆法与普通法的融合等挑战性课题。
《前海条例草案》关于司法制度的规定有三条，一是前海合作区可以设立专门的商事法庭、审理有关商事纠纷的案件；二是香港仲裁机构可以在前海合作区建立分支机构，开展商事仲裁服务；三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中年满二十三周岁的中国公民可以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前海涉港商事案件的审理。
关于第一点，王锦侠解释最初的想法是设立专门的民商事法庭，但是因为担心民事方面涉及一些人身权利，阻碍会大，《前海条例草案》最终版本还是将创新只放在商事法庭上。关于第三点吸收香港居民作为陪审员，目的是要提高司法审判的透明和公正性。这一做法目前体制下还是不允许的，国内个别地区曾经出现过个例，由台湾人做陪审员，但不是自觉的行为，因为不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情况。
而前海是自觉的选择，“将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能建设相对独立的法院组织，审判人员可以自由选择适用的法律，虽然大家都没说，但我认为实际上十年会形成。”王锦侠表示，虽然这个探索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大方向肯定是这样，只有前海形成独特的法律体系，才谈得上为整个国家探索新的制度体系提供经验，也正因为在前海不到15平方公里这么小的区域内探索，才能够没有后顾之忧。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一个区域内可以自由选择，这在世界上可能是一种进步，自由选择的结果是两大法系出现融合，这必将会深刻的影响司法的进程。这一块的意义是很大的，只是不知道这个道路会有多长。”王锦侠说。
下篇：前海畅想
“前海将是政治家政治智慧的施展之地，规划师大显身手的创新之区，建筑师展现才能的一张白纸，是各种各样创新者的尝试之地。”在前海管理局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王锦侠已经记不起是多少次向不同背景和身份的人描述前海，每次都充满激情，这座未来水城的蓝图就在他的脑子里。
中国“曼哈顿”
前海最终的梦想是成为中国的“曼哈顿”，成为与纽约、伦敦、东京三大全球城市并驾齐驱的“世界级都会区”。
这块只有14.92平方公里的土地，将重点发展6大产业，即金融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及其他专业服务业，辐射珠三角5000万人口的市场，乃至拓展到超过4亿人口的泛珠三角地区。
按照计划，未来前海的GDP产值将是惊人的：到2020年，这里GDP产值将达到1500亿元，也就是说，前海每平方公里的产出将达到100亿元，这相当于目前深圳每平方公里产量的25倍，比香港现在的产出量高出两倍多。
王锦侠说，实现这一目标不是空想，而是经过科学测算和不懈努力可以实现的发展目标。在前海规划建设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具有区位、政策、产业、法律环境和体制机制创新等多个方面的优势条件。
“前海可能形成新的区域发展的标准，达到新的区域发展的水平，形成新的区域发展模式。”王锦侠把前海可能带来的改变用新“四沿”来概括，传统改革开放格局是“沿海、沿边、沿江、沿线”，这是过去30年的旧“四沿”，前海会给中国带来新的“四沿”：沿境、沿区、沿业、沿制。
沿境就是沿着边境地区，深港快速通道就是新的边境，规划中的深港机场铁路连接线将经过前海地区，未来可在10分钟内抵达深圳机场和香港机场，半小时内抵达香港中环。
沿区就是珠三角经济区，在前海注册的香港企业，可以在珠三角范围提供服务，珠三角地区完全向香港开放。
沿业是基于CEPA项(《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下开放服务业，过去在CEPA下“大门打开了，很多小门没开”，办个诊所还是要到省里，省里还是要到卫生部，没有半年办不下来，将来在前海这一块将会大大提高办事效率。
沿制就是制度的开放，把当代不同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华都拿来为我所用。
面向21世纪的水城
2010年前海合作区完成了空间规划的概念设计，来自美国的七号方案“前海水城”获得第一名，该方案为前海地区构想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二十一世纪新城，这个新城密集紧凑，丰富多样，遵循可持续的原则，并环抱着这个城市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水。
前海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是打造世界一流城市，其社会建设的的总体目标是为前海创造和提供一个与国际先进城市条件类似、环境相仿、观念相通、文化相融的人才发展平台，吸引高端人才在前海落户并安居乐业，打造国际化的现代服务业人才聚集地。
从建筑来讲，前海是与国际高度接轨的地方，地下、地表、地上资源将会统筹科学合理利用，地下四层会有合理的空间安排，地上一二层是公共活动空间，所有楼宇之间将会像香港一样有机连接，风雨无阻；
从社会环境讲，除官方语言中文外，英语、法语等外语也都是通用语言，为之服务的前海管理局以及各类行业中介组织也都可以国际化的语言为前海居民服务，在这个国际化社会里，外国人不会感到陌生；
从治理结构看，前海将实现政府、社会、市场三方互动的机制，形成高度自由、高度民主、高度授权、高度灵活的服务管理模式，保证区域有效聚集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构建现代服务业全新体系。
“在此说句实话：如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前海是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实验。”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自由王国，职业是一种兴趣和爱好，而不是谋生的手段，个人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被抬高到无与伦比的匹配程度。
眼前的前海还是一片荒芜，没有一点人烟，但是王锦侠仿佛看得见这座水城的未来，他勾勒的前海轮廓鲜活具体，让人神往，前海必然是带有国际色彩、多元化、全方位、可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
2010年是前海的启动之年，2011年将是前海实质性推进开发建设的第一年。“我不能告诉你前海上树立第一座建筑物的时间，但我可以告诉你到2020年，前海将初具雏形。”这是王锦侠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