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记者_周鹏 实习生 吴桂霞 郑州 北京 报道

　　2月25日凌晨，班加西大雨滂沱，寒风如刀。8天前，这座利比亚第二大城市，已经被反政府军占据。此时，在位于班加西城区50公里外的小镇—苏卢格，那些不怀好意的利比亚人已不知所终，但范隆和同事们仍坚持在营区车棚下执勤。

　　为了御寒，他们点起了篝火。正是在这个夜晚，精疲力竭的他们，等到了撤退通知。

　　27岁的范隆，来自中国河南。去年4月，作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集团)的一名技术人员，他被派往利比亚。当时，中交集团在苏卢格镇承建了5000多套住房及配套措施，为此，2000多名中国员工来到苏卢格镇。

　　但是，利比亚的战火，让他们不得不撤离这个淘金地。

　　天色刚亮，数十辆由卡车、大巴、轿车、皮卡车组成的车队，载着范隆和他的同事们，匆匆离开了营区。2月26日，由中国政府租赁的希腊邮轮“希腊精神号”，载着2000多名乘客离开利比亚海岸，驶往希腊克里特岛。除了中国公民外，船上还有233名越南人。

　　对于利比亚，曾在此生活了一年多的范隆，最后的印象是，那只系着围巾的大玩具熊，孤零零地被遗弃在狼藉中。

　　战火

　　在范隆的回忆中，2月15日，班加西市区就出现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中交集团紧急启动了安全应急预案，除了补充生产物资，还储备了一个月的食品、饮用水，购置了海事卫星电话。但员工们依然被要求正常上下班。

　　2月20日下午，陆续有身份不明的利比亚人，驾驶着破旧的皮卡车在公司营地大门外的一两百米处聚集。他们中有人手里拿着AK步枪，这让范隆和同事们紧张不已。

　　为避免意外，中交集团当日全面停工，并将男性员工组成了9支巡逻队，每队100人。一辆笨重的平板卡车，被作为路障堵在营区大门处。此时，这个上千人的营区，任何人都不得随意进出。

　　巡逻队的武器只有石块、铁棍、镐把。

　　当天下午6点左右，对面的利比亚人开始蠢蠢欲动。不时有车辆朝营区急冲过来，车里的人偶尔还将步枪伸出窗外，朝天鸣枪。他们抢走了停放在大门外的两辆皮卡车。

　　范隆记得，差不多在晚上8点时，利比亚人发动了一轮集体攻击，“三四十辆车亮着大灯一起冲过来，有人一边喊叫一边鸣枪”。打前站的车，一度尝试撞开绕上了铁链的大门，但平板卡车阻止住了他们。

　　在那群匪徒发出更大吼声的同时，营区里的巡逻队员掷出雨点密集般的石块。攻击没持续多久，就草草了事。此时，已陷入混乱的苏卢格镇区内正枪声四起，当地警察局早已自顾不暇。

　　那个夜晚，类似的攻防发生了十多回。裹着军大衣的范隆和同伴们，拼命向外扔石头，然后猫着身子，在围墙下忍受着寒风。曾经有两名袭击者，趁乱翻进了营地，但旋即，被一名手拿菜刀奋勇冲上去的中国大汉，赶了出去。

　　那个晚上，苏卢格上空挂着一轮银亮的下弦月。事后，范隆说，“原本应该是个美好的夜晚”。

　　此后数日，这个盘踞在黄色沙石地上的营区，像个坚固的堡垒，抵御住了利比亚人发起的数十次侵袭。在营区里一个黑色大塑料桶上，有人贴上了这样的标语—“我们是打不倒的中国人！”。

　　而无人驻守的工地，则是另一番景象。撤离前，范隆曾与同事去工地清点物资，小至座椅板凳，大到电脑保险柜，几乎所有能搬动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混乱不堪的工地办公室墙上，有利比亚人人留下了一句阿拉伯语：“我爱你们？?”

　　淘金

　　但对于范隆来说，并不爱他们。利比亚，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淘金地。

　　在成为中交集团雇员前，范隆在成都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呆了近三年，终日与建筑图纸打交道。他住在月租300元的狭小出租屋里，用着电池已经起泡的破旧手机，每天走上半个多小时的路去上班。不断上涨的房价和不见起色的银行存款，让他心情晦暗。

　　2010年春节前，他想改变自己捉襟见肘的生活，于是在网上投了一份求职简历。

　　几天后，他接到了中交集团的面试电话，并顺利成为雇员。公司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前往利比亚为项目部提供技术支持。范隆对此毫无异议，“我快30岁了，再不挣钱就没机会了。”他说。

　　在提着旅行箱费劲走出班加西机场前，范隆对这个国家的了解都来自于互联网—地处北非，大部分国土被沙漠覆盖，盛产石油，冬季多雨，夏季炎热。

　　但他能确定的是自己能挣到更多的钱了—月薪1700美元，另外还有数额不小的生活补助。这比他在成都的收入整整高了三四倍。而且，公司还提供免费食宿。

　　最近10年，中国与非洲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处于快速上升期。2000年的中非贸易额只有100亿美元，这个数字，10年后刷新为年均1100亿多美元。

　　中国向非洲大陆输入了无所不包的产品：小至运动鞋、服装、玩具，大至公路、桥梁、楼房。非洲从未像现在这样，让遥远的中国人将它与财富和机遇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但中国人对非洲的了解，大多仅限于此。

　　“到了非洲后，才知道这里有十多个国家人均GDP高于中国。”范隆说。

　　利比亚正是其中之一。

　　范隆工作所在地—苏卢格镇是个地广人稀、几乎没有高楼的小镇。范跟上千名中国同事生活在项目部修建的生活营区里。

　　每天早晨八点，他就会乘坐公司的免费班车，赶到离营区十分钟车程外的工地。接下来的一整天，他几乎都趴在技术部的办公桌上，审核校对厚厚的项目设计图纸。“就是检查设计图纸结构是否完整，水泥、石沙的搭配是否准确，对设计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修改这类工作”。如果有需要，他还会到一旁的施工现场，指导工人开展作业。

　　图纸最终确认后，就会被提交给施工单位，数以千计的中国技术工人正等着将这些线条变为现实的建筑。

　　像在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利比亚劳动力市场远远满足不了急剧扩张中的中国公司的胃口。“当地会操作工程机械的人少之又少，更别说建筑设计之类的了。”在范隆看来，主要原因是当地人习惯于自由闲散的生活节奏。

　　但当地人并不害怕失业—他们每个月能从政府领取大约150第纳尔的生活费(1第纳尔约相当于5.3元人民币)，这在当地已经足够他们解决温饱。

　　而这样的状况，为中国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大军提供了就业土壤。从建筑工程师、电气工程师、翻译、财务人员到木工、砖工、钢筋工、装修工，如果能忍受异国的环境差异，他们能挣到比国内高出不少的工资—在范隆所在的项目部，即便是普通建筑工人，一个月也能挣到相当于四五千元人民币的收入，而类似木工、装修工这类从事高技术含量工作的人，收入甚至在万元以上。

　　范隆说，远涉重洋来到非洲，“就是为了挣钱”。

　　在利比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挣到了十多万元。而在离开工作了三年的成都时，他只有不到5000元的积蓄。

　　特殊群体

　　像大多数在非洲从事建筑施工的中资公司一样，中交集团苏卢格项目部也对员工实行集体管理。

　　尘土飞扬的工地和封闭式的生活营区，是这些中国员工在异国他乡的久居之所。聊天、打篮球、在食堂看看电视，就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休闲活动。如果能忍受1兆带宽的缓慢网速，他们也能在宿舍里上网看看新闻，在QQ上跟国内朋友聊会儿天。

　　中交集团在利比亚的中国籍员工有近5000名，这并非利比亚最大的中资公司—像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中国铁道建筑工程总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最近几年无不在此派驻了大量员工。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的中方员工甚至超过1万人，而这个国家的总人口也不过620万，尚不及范的家乡—中国郑州人口的一半。

　　在范隆眼里，苏卢格是个很有情调的小镇。镇区随处是一两层高融合了欧洲和阿拉伯建筑风格的房屋。随处可见的小店里，神态悠闲的当地人成天坐在那里，享受着一种中国人不太习惯的甜咖啡。

　　在远处，机器彻夜轰鸣的建筑工地里，远道而来的中国人，每月只有两天休息日。

　　当地的低消费水平让范隆印象深刻：1第纳尔就能买到30个小臂长的面包，5第纳尔就能买下一大罐黑咖啡，而不到10个第纳尔，就能买一条英国产的Rothman牌香烟。

　　尽管营区里雨天遍地泥坑，晴天风沙扑面，但范隆住在配置了空调、热水器的免费宿舍里，吃着食堂提供的免费饭菜，出门就有免费班车。

　　每隔一两个月，范隆所在的技术部就会组织员工外出短途旅游：到公司包租的农场烧烤，或者去班加西市的商业区逛街购物。夏季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会驱车前往20多公里外的地中海畅游一番。

　　但当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诸如生活单调、无聊寂寞一类的感受就会慢慢浮现出来。时间越长，这样的感受就越强烈。

　　为了打发下班后的无聊时间，在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这样实行禁酒的非洲国家里，中资公司员工冒险到黑市买酒，甚至私下酿酒的情况并不鲜见。

　　范隆有时候会跟同事喝一种自己酿造的“柴油味很浓”的白酒。尽管难以下咽，但酒精的诱惑，让他们难以拒绝。

　　在北非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某中资公司的一位中国女翻译阿梅说，她最难以容忍就是中资公司的集体管理模式。

　　2009年8月，一位在阿尔及尔的中国商人因与当地人发生口角，导致了一场集体斗殴事件，此事最后在中国大使馆的协调下才得以平息。为了避免类似事件，中资公司对员工严加管束，员工未经允许不能离开生活区域，更不允许独自在外租房。

　　但这样的管理制度，让陈梅抱怨说，自己“像犯人一样被管理着”。

　　这名女孩在阿尔及利亚已经待了5年。作为专业人员，她有着比大多数中资公司员工更好的生活条件—跟十多位同事住在公司提供的独栋别墅里。

　　一些在当地工作的欧洲朋友曾惊讶地问她：怎么可以下班后还跟同事住在一起？看重个人隐私的欧洲人难以理解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通常租住在城市的高档社区里，按照自己的喜好布置房间。陈梅曾经去拜访过几位朋友，那种“很有生活气息”的环境让她羡慕不已。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导致的感情乃至生理需求缺失，也是这一特殊群体的常态。

　　一位在非洲某国中资公司的项目经理罗列了一堆抱怨：没有酒吧、KTV、大排档，电视节目没劲、饮食简单，缺乏绿叶蔬菜？?他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男人普遍存在性压抑。

　　这名31岁的男人在非洲呆了多年，他曾有过一次让自己后悔不已的经历：在一位非洲籍司机安排下，他在一位性工作者简陋的家里进行了性交易，而她的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就坐客厅里。

　　“后来，她妈妈还跟我聊天，希望我帮她的儿子找一份工作，小女孩就在旁边好奇地看着我”，尽管对方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但他事后一直摆脱不了负罪感。

　　陈梅也坦率地说，在一些中资公司里，年轻女员工常常是被“潜规则”的高危人群。她自己就曾因为拒绝潜规则而被穿过“小鞋”。

　　对于这样的糟糕经历，陈梅只能用“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是在教我如何应对人生”来安慰自己。

　　有的女员工会在公司里找男同事恋爱，少数人还会交上外国男朋友。但后一种恋情常常会招致非议—男同事会抱怨道：“一大堆中国男人找不到媳妇，你居然还找老外？”

　　复杂关系

　　在中国人眼里，非洲大陆是一个与欧美国家对比鲜明的地理概念。这个概念中，贫穷、动乱、疾病与富饶、壮美、热情这样的词汇构成了模糊的的非洲印象。

　　在女翻译陈梅眼里，中国人大约在2006年开始“像潮水一样地涌进”非洲。

　　这一年，规模空前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随着中非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关系的升温，动辄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的各种项目合同纷纷被中国公司揽入手中。

　　总部位于北京的中非发展基金一位项目经理说，在一些非洲国家，中资公司甚至拿下了全国基建项目一半以上的份额。成立于2007年6月中非发展基金是一支专注于对非洲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目的是为了支持国内企业开展对非合作、开拓非洲市场。

　　这位项目经理称，除了大量的中资建筑公司员工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近年来也纷纷到非洲掘金。从相对稳定的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到长期动荡的刚果金、尼日利亚，随处可见中国人的身影。他们的生意涉及贸易、矿产、制造、零售、旅游、酒店等几乎所有市场领域。

　　当中国人修筑的道路在非洲四处延伸，无数楼房平地拔起，五光十色的中国商品摆满非洲的大街小巷时，早期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中非关系，焕发出了合作互利的市场色调。

　　尽管很多非洲人依然对中国人热情友好，但一些让中国人意外的见闻也已存在多时。

　　现居天津的学者刘植荣说，国内媒体以往关于中非关系的报道倾向，让中国人对非洲的印象过于理想化。刘曾在非洲数国从事过建筑项目协调工作，跟形形色色的非洲人打过交道。

　　“不少中国人认为非洲人对中国很友好，不会刁难中国人，于是纷纷到非洲经商。但他们到了以后会知道，情况并不像想象中那样。”

　　这一点，在西非国家多哥首都洛美市开酒店的山东人高敬科早有体会。

　　长居多哥的高敬科曾在中资公司担任过翻译，也曾与朋友合伙经营贸易公司，跟当地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市井商贩的诸色人物频繁往来。现在，他在毗邻地中海海岸的洛美市，拥有一栋有20个房间的“多哥王朝酒店”。

　　这间酒店在2009年开业前，高敬科曾向当地负责旅游、国土资源、警察局在内的众多政府部门人员“送过钱”。

　　“中国人在非洲办事情，常常需要行贿官员”，高敬科说，这在非洲国家几乎已经成为“明规则”。但他认为，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跟中国人“破财免灾”的习俗有很大关系。

　　即便是只在利比亚呆了不到一年的范隆，也有过尴尬的遭遇—他跟同事曾不止一次被当地人称为“阿里巴巴”，还曾被路人扔过石子。

　　在利比亚，“阿里巴巴”并不是中国人熟悉的《一千零一夜》里那个机智聪明的年轻人，而是骗子、小偷的意思。这是范隆最反感的称呼。他猜测那些当地人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还抬高了物价，因而表现出了敌意。

　　一个例子是：当他刚到苏卢格时，小镇商店里的Rothman香烟只要5个第纳尔一条。后来随着中国人的拥入，香烟价钱涨了差不多一倍。范隆的同事在外出采购生活用品时，“香烟是十条十条地买”。

　　“我们也不想这样，但没办法。”他说。

　　中国人的一些习惯也会遭到非洲人的排斥。刘植荣回忆，在非洲某国的一家中国建筑公司公司因为偷吃了当地的一只狗，导致当地工人集体罢工抗议。在当地，人们把狗看成亲密伙伴，中国工人的做法让他们愤怒不已。

　　阿尔及利亚北部卜利达省的大学老师KarimaneDidouh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与非洲人完全不同”。他认为某些中国人无视当地风俗的作为—例如喝酒、大声喧哗、嫖妓，是“不能容忍的”。

　　但这位29岁的教师认为，大多数中国人是“非常善良和有礼貌的”。他曾在患病时得到了中国援非医疗队的精心治疗，他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好意”。

　　就像KarimaneDidouh用复杂眼光看待中国一样，范隆、高敬科、阿梅也对非洲有着复杂情感—他们在痛恨那些专门盯着中国人的海关人员时，也享受着非洲国家普遍遵循的行车礼让环境；在为寂寞枯燥的工作生活烦恼时，也对当地低廉物价欣喜；在对普遍不守时的习俗恼怒时，也会为异常顺畅的交通感到舒心？?

　　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在非洲挣到远比国内多得多的钱。事业小有规模的高敬科现在年收入在十万美元以上。

　　“我在阿尔及尔的生活肯定比在北京当蚁族要好得多。”陈梅说。五年前，她怀着“壮烈的心情”前往一无所知的非洲。现在，她说自己已经爱上了这片大陆。

　　落差

　　在大多数在非洲的中国人眼里，他乡虽好，却非久留之地。

　　由于利比亚项目停滞，范隆所在的部门目前处于休假状态。员工私下说，公司过一阵可能会将他们派驻到安哥拉、塔吉克斯坦、柬埔寨之类的国家工作。

　　利用这段间歇，3月1日回到中国的范隆，私下在郑州一家小型建筑设计公司，找了一份月薪不到两千元的工作。

　　除了办公地点变成一栋气派的写字楼外，他平日的工作跟在利比亚时没有多大区别。但他很希望获得接触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工作的机会。那些在利比亚积累的低技术含量的建筑经验，在满是高楼的中国城市里，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为此，范隆回国后，还有过数次失败的求职经历。

　　“将来我希望读个研究生，继续深造”，国内的激烈竞争环境让他压力不小。

　　但令他犹豫的是，中交集团还给了他一个外派机会，范隆想先了解下新工作的待遇。

　　范隆偶尔会和从非洲回国的朋友们找家餐厅小聚，往日的见闻永远是聊天的热门话题。他们经常抱怨：回国后总是为了工作生计而焦虑，很少碰到车辆避让行人的礼仪。刚回国时，他们甚至不敢横穿马路，“没有一辆车会给你让路”。

　　也有人另有打算。女翻译陈梅说，将来离开非洲后，会争取移民法国或加拿大。在国外呆了五年后，她说，“自己已经被改变了”。

　　高敬科属于少数派—没有意外的话，这个单身男人将永远留在非洲。他有长久的梦想—在非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建酒店”。

　　“我已经不适应国内的紧张节奏了，”他说，现在国内流行的智能手机，自己完全不会操作。他现在使用的是一部不到三百元人民币的黑白屏手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范隆、陈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