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纵横全球市场的中国投资家

　　编者按：由中国经济管理类权威刊物《管理世界》杂志华商韬略编辑委员会历时一年筹备，遍访全球著名华人金融领袖编撰推出的大型纪实文献——《华人金融家——80位华人金融领袖访谈录》已于2008年1月正式出版，并于近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发仪式。

　　《华人金融家》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以国际大16开精装出版，共808页，160万字。是全球首部由中国国家级权威刊物发起编撰，以全球华人金融业及从业者为着眼点，广泛赢得全球性华人金融大家互动参与，并在内容上具有权威参考价值的精品力作。全书一共在全世界选择报道了80位具有突出成就和影响力的杰出华人金融领袖，其访问报道对象既包括有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等华人金融高官以及中国金融学奠基人黄达、《金融经济学基础》作者黄奇辅等华人金融学家；也包括有原中策集团主席黄鸿年、菲律宾首都银行董事长郑少坚、台湾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等华人金融巨头；同时还包括有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等中国多家大型金融机构负责人，以及贝尔斯登副董事长唐伟、汇丰亚太区主席郑海泉等多家大型外资金融机构的华人高官。这些要么在金融政策制定与金融秩序维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么在金融学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么在金融业界拥有巨大实力和话语权的领袖人物，不但通过该书分享了自身的成就历程、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而且还通过访谈一一表达了各自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前瞻观点以及趋势分析。

　　新浪财经频道现正陆续刊发《华人金融家》文献入编人物报道，今日推出华尔街著名华人投资家、美国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股资行政副总裁杨光博士专稿，敬请关注：

　　在成都出生，在澳大利亚获得博士学位，在哈佛商学院获得MBA学位，在著名基金集团富兰克林邓普顿担任全球经理人，并擅长欧美和亚洲业务的杨光，是为数甚少的在全球资本市场大买家中担任要职的华人投资家。从1995年进入投资行业至今，杨光驰骋在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资本市场。他在美管理的几十亿美元的基金连续四年被利普(Lipper)评为世界同行前10%的排名。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华尔街高手中，作为华人的杨光在全球投资领域的巅峰赢得了一席之地。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高调出海的中国QDII基金几乎全军覆没的2007年，杨光所带领的由富兰克林与中国人寿合资成立的中国人寿富兰克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则闷声发大财地取得了年累计回报率39.6%的卓异成绩。

　　在当今国内聚焦海外投资热潮的时刻，杨光所拥有的罕见的全球投资经验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国内有关各界重视和借鉴。

　　纵横全球市场的中国投资家

　　——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股资行政副总裁杨光

　　在全球最大上市投资基金管理全球投资的杨光，是美国媒体公认的，可以帮助美国投资者正确认识中国和亚洲经济的人。他不但常年作为CNBC(美国财经频道)和BLOOMBERG(彭博财经频道)的特约专家参与有关经济谈论，也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中国国家领导人访美之际，被美各大媒体选择邀请的中国经济点评人。

　　同时，他所参与管理的基金集团也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购买中国”的最大买家之一，这让他有很多机会，用行动表达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过去几年，他在华尔街的一句名言是：“投资中国有风险，不投资中国风险更大。”

　　全球资产市场充满了生机和险情，10多年的修炼也让他可以在波涛翻滚的全球资本市场从容淡定、笑看风云。因此，他的工作和生活都不像想象中的基金经理人那样紧张而又无常。他说，投资不是看今天明天或者小消息，投资是看长远和价值，是买好股票，然后开着游艇出去晒太阳。

　　荣登《科学》杂志

　　30岁以前，杨光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进入金融行业。那时，他的理想是在科学界取得成就，具体地说，是要成为神经学领域的世界级科学家。而且，他具备这个潜力，也对自己充满信心。事实上，在决定进入金融界之前，他就已在全球发行量最大，也是最有权威度和影响力之一的科学杂志《科学》上发表文章，进而取得了成为专家教授的资格。

　　在华尔街，从以专长数学的理工科转向金融领域的大有人在，但从医学领域转向金融领域并亲自管理着美国人的巨大资产的人却不多，杨光算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而他决定要实现这个转型的理由

　　很简单：不想把路越走越窄。

　　做科学是路越走越窄，没有第二，只有第一，而金融，却是路越走越宽，并且可以八仙过海。杨光说，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后者，因此，他在获得科学家入场券之后，毅然放弃多年的科学家梦想，重新开始。

　　说话不温不火的杨光，是个喜欢尝试不同挑战的人。杨光1963年年底生于四川成都， 1979年，15岁时，以高分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专业是生物科学。在校期间，先后被选举为系学生会主席、校研究生会主席，毕业时被挑选到团中央工作。

　　当时的科技大学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府之一，学校毕业的学生大都选择了出国，杨光所在的班级也有90%的人到美国留学。杨光也感到有必要出去提高一下自己，因此放弃到团中央，改为出国留学。 当时，他的理想是走科学家的道路，所以就选择了在视觉神经领域最有权威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并申请到全额奖学金，然后踏上了征程。

　　杨光1986年到澳大利亚，1989年就获得博士学位。在澳大利亚期间的学习，进一步激起了他要在科学领域成就事业的信心和决心。为了拓展自己的视野，在论文答辩的两、三个月里。他以“背包客”的方式，做了一次周游世界的旅行，访问了很多国家、地区和著名大学，比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哈佛、斯坦福、芝加哥、剑桥等高等学府，去和从事视觉神经研究的同行深入交流，并寻找可以为自己提供博士后研究岗位的机构。这次旅行对杨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带着反映科研成果的幻灯片”

　　周游世界的过程中，他深刻的感受到了“科学研究是没有国界的。”而且一口气获得了20多个学校的博士后研究邀请。

　　最后，他选择了到哈佛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并且很快取得不小的业绩，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至今，在科学研究领域，仍是两本杂志代表着世界最高水平，一本是英国的《自然》，一本是美国的《科学》。能在《科学》上发表文章，意味着已经获得了被提拔为讲师、副教授或教授的资格，也是有潜力成为大家的标志。

　　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但庆贺的喜悦永远是短暂的。获得这个标志后不久，杨光开始思考一个大问题——

　　接下来的路，要走到哪里去？

　　转道金融领域

　　在哈佛医学院时，越来越要面对并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杨光，对科研的道路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并开始在科学之外思考人生。

　　“开始接触别的一些书和思想，对科研的道路也有了更现实的考虑。很切身的感觉到，做科研事实上是路越来越窄，因为科学家都必须很专，很细。科研也很残酷，因为在科学的领域，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即使你做得非常成功，只要有人比你早一分钟给出答案，你的工作几乎就会没有意义。”杨光回忆说，最初出国的时候，他内心还有一种要出国深造，然后回国“科技强国”的理想。

　　但在美国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他对这个理想也有了动摇，“开始问自己，我在这个领域做得领先，到底对国内的帮助有多大。”他说，以当时的情况，如果他回国工作，国内连他开展科研的实验室以及设备都配备不起。

　　他在实验室的老板也给了一些新的启发。“我刚到哈佛医学院的时候，他就和我说，看起来他是主持实验室，但实际上，他是开了一家小公司。我感到好奇，向他请教。”他解释说，“我实际上是一个组织者，我是拿基金会的钱来做这个事情，如果我的实验室要继续下去，就必须好好的经营，比如，要有很好的产品也就是有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出来，然后才能赢利也就是拿到各种各样的经费回来。否则，公司就要垮台。因此，我要确定研究方向，也就是制定公司战略，我还要招聘人才，最后要带领大家发挥才智，创造出最好的成果，这些都和经营公司是一样。”连实验室导师都认为是在做商业，杨光自然会对商业有新定义。

　　在很多因素的影响下，杨光开始在科研之外考虑人生，再加上当时国内已经蓬勃兴起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热潮，所以他逐渐在对科研的迷惑里找到了一个新目标——学经济。不久，他开始做两手准备，一手做好实验室，一手要“学点新东西”——经济。而且，要学能够经世致用的经济。“既然已经对做学者有了动摇，那就不要再做一个学经济的学者。”学经济和商务，哈佛商学院是很好的选择，杨光把目光锁定在那里。和高考一样，他也是二度进攻才最终登堂入室。虽然，他已在哈佛医学院工作，而且还在《科学》杂志上露过脸，但商学院要求“无论你过去做什么，都必须证明，你发自内心的对商业有兴趣，而且有潜力做好。”

　　1991年，杨光向哈佛商学院发起第一轮进攻时，就没有过好这一关，教授们认为他科研已经做得不错，有玩票的嫌疑，而且也不认为一个学视觉神经的博士，能学习好商业管理。杨光被拒绝之后，再接再厉，觉得不是自己不够格，而是别人不够了解自己。于是第二年，他重装上阵，而且找了包括哈佛大学校董在内的推荐人推荐自己。哈佛商学院录取学生时，比较注重观察学员的人脉关系，因为这反映出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有了这些大人物的推荐后，商学院录取了杨光，他当年却没去，“因为实验室突然有些事情要去做，不能半途而废。”

　　1993年，杨光终于走进了哈佛商学院，开始专心读书。当时，能在哈佛商学院念书的中国学生不多，因为到这里念书，即使成绩再好，也必须承担一笔相对于当时中国学生的经济能力来说，相当昂贵，甚至无力承担的学费。杨光就是无力承担，“但我看到他们的招生申明上有一条，不给奖学金但可以贷款。他们相信自己的学生毕业后，不会赚不到那些贷款的钱。”杨光毫不犹豫的做了贷款的决定。这也可以算是他人生中最重要，也最有长远观念的价值投资。他系统的评估了“继续做科研”和“贷款读商学院”的风险和利益，然后从长计议，做了融资购买“商学院”的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像他这样贷款到哈佛商学院念书的人，事实上都是具备成功先决条件的人——相信自己是能的。

　　背着六七万美元的贷款，杨光开始了在哈佛商学院的自信之旅，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MBA学位。回首在哈佛的经历，杨光认为，哈佛带给自己的是一个综合的影响，而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也是给了自己更多的自信，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能积极乐观，不断进取。

　　他说：“哈佛给人最大的影响，就是自信，在全世界最好的学府，受最好的教育，和最优秀的人才一起，所以没有什么是你不敢去想，不敢去试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不敢去冲破。这样的信心，让你有很多创造力，敢于去尝试。”另外让杨光感受很深的是，无论聪明与否，要取得成功，都没有捷径可走。“哈佛之所以好，确实因为这些人非常刻苦，它不是盲目地认为自己很伟大。在它的校园里，比如在来往行使在校园间的地铁上，一眼望去，都是捧着书的学生。”

　　在商学院期间，杨光受到的训练让他终生受益，“最主要的就是做案例分析，每天给你一些根本看不完而且信息混乱的案例，让你扮演案例中的决策人去思考问题，而且必须给出答案。他们认为一个商业领袖必须不断决策，而在决策的时候，你可能得不到或是得到也无法了解清楚的全部信息。因此通过这种办法，训练你以后在商业领域应付变革的能力。”杨光说，每到这个时候，就可以发现大家不一样的成功道路。有的人会通宵达旦的把案例读完，然后给出答案，有的人会简单看一下，然后喝酒聊天，找到答案，而他，介于两者之间，体现出中国人的灵活性。

　　在商学院的第一个学年里，杨光找了机会实习。是到一家投资银行， 这家投行很具有创造力，不像很多大机构那样，规定刚入行的人不得和客户做生意，因此让杨光有机会直接到市场中锻炼，而不是只是关在屋里学习。为此，他还曾笑话进入高盛实习，但却只能在交易室听前辈们和客户通电话的同学们，说他们的工作没劲。让这些同学们羡慕的是，杨光不但可以做，而且还做成了生意，而且还做成了两笔生意，成为该银行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在实习期间就做成了交易，并赚取到不菲佣金的人。之后，他得到这家公司的工作邀请。

　　原本，杨光准备接受这家投行的邀请，因为公司给了他足够好的条件。“如果我同意去，第二年的学费，他们就会全包了，而且还能付一笔加入的花红，我欠学校的贷款，他们也会在我转到公司就帮忙还了。”

　　后来，杨光接触到了他现在工作的邓普顿基金，并加入到了这里。 原因是，“当时能进这种国际大买家的人很少，所以觉得很有吸引力。”

　　另外，被人认为擅长销售的杨光，内心其实也不太喜欢投行的做一单生意就忙着找下一单生意的销售，所以他转而改变了主意。

　　接受投资洗礼

　　杨光选择邓普顿基金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对基金的创始人约翰・邓普顿( J o h nTempleton)爵士充满崇敬。虽然他加入时，邓普顿早已于1987年退休，转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慈善事业中。

　　被喻为“投资之父”和“历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之一”的邓普顿，如今已是90多岁的高龄，他不但是价值投资的模范，也是最早让美国人知道在海外地区投资的好处，并开创了全球化投资先河的人。他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贫寒家庭，凭借优异的成绩，依靠奖学金完成了在耶鲁大学的学业，于1934年毕业时取得耶鲁大学经济学一等学位。之后，他在牛津大学继续深造，获得罗德斯奖学金，于1936年取得法学硕士学位。重返美国后，他在纽约的Fenner & Beane即如今的美林证券公司的前身工作。1937年，他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邓普顿基金集团(Templeton, Dobbrow & Vance)，赚取到巨额利润后，于1968年将公司转售他人。之后，他又创立了全球最大最成功的坦普顿共同基金集团，并于1992年将坦普顿基金卖给富兰克林集团。

　　作为全球最著名的投资人之一，邓普顿的许多投资原则，比如“谦虚好学是成功法宝”、“要从错误中学习”、“投资不是赌博”、“不要听‘贴士’”、“投资要做功课”、“价值投资法”、“买优质股份”、“趁低吸纳”、“不要惊慌”、“注意实际回报”、“别将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对不同的投资类别抱开放态度”、“监控自己的投资”、“对投资抱正面态度”、“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态”等都被奉为经典。美国

　　《Money》杂志也于1999年，将他评选为“本世纪当之无愧的全球最伟大的选股人”。

　　从日本经济腾飞，到亚洲四小龙崛起，再到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邓普顿基金都是其中的最大国际买家之一。在亚洲的一些大型私营集团中，邓普顿也有相当不菲的投资，比如，它们至今仍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的第二大股东。同时，邓普顿也是中国H股红筹股的最大买家之一，中国石油刚上市时，邓普顿就是其第二大股东，后来将大多数股份卖给巴菲特之后，才由第二大股东变成第三大股东。

　　由邓普顿基金为核心而组成的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则是全球最大的上市基金管理公司。该基金同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以及太平洋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截至2007年9月，旗下管理资产已超过6,240亿美元。同时，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也是亚洲的前四大国际投资者，也是全球最为关注新兴市场投资机会的基金公司之一。

　　杨光十分认同邓普顿的投资理念，将其视为最好的投资方法。这也是他选择公司的一个原因。

　　凭借哈佛大学的金字招牌，杨光在公司受到不错的待遇。“上班第一天，一位带我的投资人，他也是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当天我们和华尔街几个公司开了一个电话会议，他让我一起参加。因为是刚刚接触，我非常不熟，甚至有些怯场。整个会议中有20多个人，结果一开始他就和大家说，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哈佛商学院毕业的新生，他来自中国，要不要先让他讲讲中国的情况。”杨光说，这让他感到非常突然，但也给他一种被重视的感觉，因而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和信心。

　　进入公司的前两年，杨光都是在学习之中。除了学会常识性的金融实务知识和投资方略之外，他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如何利用书本之外知识去考察和从事投资。其中几个事例，尤其令他受益。

　　上班不久，杨光被安排配合上司处理一个欧洲药厂的投资。为了做好这个案例，他们不但透过药厂管理层对药厂进行调查，而且想出各种办法收集和核实信息。尤令杨光印象深刻的是，上司交给他的一个当时不被他重视，他却没能很好完成的

　　“小任务”。为了调查对方药品的实际市场情况，上司安排给他找10个医生通电话，问讯该药品在医院的销售情况。杨光准备了大约15位医生的电话号码。“有的医生直接就告诉你了，还帮你做些补充说明；有的医生问说，凭什么把这些告诉你们让你们去赚钱；还有的医生直接把电话挂掉。”和七、八位医生通过电话后，杨光简单统计了情况，然后向上司报告。“他问我打了多少，我说，大概七、八个，他马上很严厉，变个人一样，让我回去重新做。告诉我，必须做完。只要他交代的事情，我必须没有任何折扣地执行。”

　　这个故事至今让杨光时时想起，“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投资就像是发现宝藏一样。知己知彼，你必须非常非常细致地去发现，只有比别人了解得更详细，你才能够看到更多的，看得更透，更有胜算。”他说。

　　另一个案例，则让杨光看到基金经理人在风光的背后，所要付出的超常的艰辛。期间，他曾陪同公司一位职级很高的经理到中国内蒙古考察著名服装企业——鄂尔多斯集团。“我们做出一个投资决定时，一般都要到企业去实地考察。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在对方不确知的时间里去。这次也是这样。我们从北京飞到呼和浩特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二点了。之前，公司曾提出要安排车来接我们，但他不让，他想自己去。结果，我们出了机场只能找出租车去。”杨光介绍说，当时已经很冷，机场外零星的停着几辆出租车，但路程太远，司机们都不

　　去。“很有意思的是，司机为了安全，提出他一定要找一个他的朋友跟过去，我们呢，也担心对方有了两个人以后把我们怎么样，所以僵持不下。”

　　在黑漆漆的路上坐着辆破车奔波大半夜之后，杨光他们才到达鄂尔多斯集团。等他们完成考察从集团回呼和浩特时，他们才浑身直冒冷汗。“白天才看到那条路几乎是生死线。路上到处是超重的大卡车，因为当地盛产煤炭，所以车上全都拉着硕大的煤块，而且时不时就掉下一块砸向路面，让人心惊胆颤。”杨光说，这位经理平时坐着专机往来于很多投资企业之间，过着让人羡慕的生活。“可谁曾想到，还有这样的艰苦。”

　　因为经常需要这样的奔波，杨光和他的同事们还有一个说法。“我的家就在联合航空公司的商务舱上”。因为他们总要在世界各地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