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鸿年：新加坡股市“金手指”

　　编者按：由中国经济管理类权威刊物《管理世界》杂志华商韬略编辑委员会历时一年筹备，遍访全球著名华人金融领袖编撰推出的大型纪实文献——《华人金融家——80位华人金融领袖访谈录》已于2008年1月正式出版，并于近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发仪式。

　　《华人金融家》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以国际大16开精装出版，共808页，160万字。是全球首部由中国国家级权威刊物发起编撰，以全球华人金融业及从业者为着眼点，广泛赢得全球性华人金融大家互动参与，并在内容上具有权威参考价值的精品力作。全书一共在全世界选择报道了80位具有突出成就和影响力的杰出华人金融领袖，其访问报道对象既包括有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等华人金融高官以及中国金融学奠基人黄达、《金融经济学基础》作者黄奇辅等华人金融学家；也包括有原中策集团主席黄鸿年、菲律宾首都银行董事长郑少坚、台湾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等华人金融巨头；同时还包括有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等中国多家大型金融机构负责人，以及贝尔斯登副董事长唐伟、汇丰亚太区主席郑海泉等多家大型外资金融机构的华人高官。这些要么在金融政策制定与金融秩序维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么在金融学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么在金融业界拥有巨大实力和话语权的领袖人物，不但通过该书分享了自身的成就历程、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而且还通过访谈一一表达了各自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前瞻观点以及趋势分析。

　　新浪财经频道现正陆续刊发《华人金融家》文献入编人物报道，今日推出杰出投资大家、原中策集团主席黄鸿年先生专稿，敬请关注：

　　他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和示范效应的民间人物之一，也是中国企业界“资本运作”的开山导师之一；他开创了外商大规模收购改造中国国企的先河，也是带领中国企业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的先驱……

　　他在中国念书、插队、经历“文化大革命”；在实业界赢得“过江猛龙”荣誉；在投资界“点石成金”；在中国以“中策”现象火遍神州大地；在事业鼎盛时激流勇退；在宁静淡泊中回馈社会；他没读过大学，却在著名大学做过教授，领过薪水；许多人认为，他对中国资本家的启迪作用“超过100本教科书”。

　　他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坦诚潇洒，拿得起放得下；上半生，在商界长袖善舞，创造奇迹；下半生，大隐于世，书写从实业家到金融家再到慈善家的圆满人生；他熟谙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融会贯通，活学活用；也经常用毛泽东的话鞭策自己：“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他对生活充满激情，喜欢吟诵歌德的“生活啊，让激情占有您吧”！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新加坡股市“金手指”、前中策集团主席黄鸿年

　　崔东红 毕亚军/文

　　“现在，众多投资者认为北京奥运前中国股市不会有大的调整，以北京奥运作为投资安全的后盾。这是个严重错误的认识。中国A股已经严重脱离基本面，目前将近6000点的指数已绝对不堪重负，一定会在短暂的疯狂之后，迎来史无前例的大调整。这个调整不等奥运会，甚至不等明年‘两会’政府领导换届就会到来。照我的经验和判断，A股在十七大闭幕后即将展开下跌走势，上证指数可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被砍掉一半，甚至更低。中国投资者将会为这场盲目的疯长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无比寒冷的冬天。”

　　——黄鸿年2007年10月答华人金融家编委会有关中国A股走势的提问

　　小小少年行远方 红旗飘飘中成长

　　祖籍福建泉州的黄鸿年(Oei Hong Leong)，1948年生于印尼苏拉威西岛望加锡一个显赫家庭，他的父亲黄奕聪是印尼首屈一指的，与林绍良齐名的财团领袖。

　　父亲给黄鸿年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一个倾家荡产也要说话算数，履行承诺的人。”创业初期黄奕聪生意失败，为了还债，他几乎卖尽家产，包括给妻子的定情首饰。

　　这也是父亲给黄鸿年上的最有意义的一堂人生课，依靠这一课，黄鸿年拥有了在商界发展的最大资本——诚信。“他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诚信。我们做生意，他第一要教的就是做人要诚信。诚，是要有诚心；信，就是讲信用。他说，凭这两点，你无论接触什么人，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黄鸿年说。

　　望加锡是个小城市，黄鸿年却天生是个要登大舞台的人。他很小就想到外面的世界闯荡，而且还性格反叛、爱憎分明、人小主意大，喜欢交朋友，稍微有些力气就开始“行侠仗义”，“不畏强势”。难免回家时，脸上、身上常挂着“彩”，令父母很头痛。

　　7岁便离开家乡前往印尼谋生的黄奕聪，没有受过正统华文教育，却是个热爱华人传统文化，推崇儒家思想的家长。1955年4月亚非万隆会议期间，他拜会了出席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对黄奕聪少小离家，却华文根基很好大加赞赏的同时，也对黄家小孩的教育深表关注：黄先生，你一定要设法让孩子多接触中华文化，尽量让他们多接受中文教育，别让孩子长大后变成无根的人。

　　周总理的好言，让本来就有此想法的黄奕聪深受感动。1960年，原本计划送16岁的大儿子黄志源到北京求学的黄奕聪，临时做出了决定让黄鸿年也跟着一起到北京。“既然他不听父母的话，就送到中国让毛主席管教他。”这个决定却让12岁的黄鸿年很开心，甚至十分期盼。“当时我一心只想到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远离父亲的‘管制’，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他回忆说。

　　1960年10月18日，黄鸿年和黄志源一起登上远洋巨轮，颠簸一星期后才在广州上岸，于11月初到北京。一路上，黄鸿年知道了自由的代价就是什么都要依靠自己，但他依然很喜欢这种“离家出走”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感觉。

　　到北京后，黄志源被安排到北京35中上高一，之后考上北大数学力学系。如今，他也早已是成功企业家——APP集团总裁。黄鸿年因为年纪太小，先到崇文小学念六年级(现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小康的母校),然后考上北京汇文中学(原北京重点学校26中)。

　　大城市北京，十分符合黄鸿年的味口，如鱼得水，他很快融入到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氛围中。而且，他也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顾。吃、住都在学校。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物质生活十分匮乏。按常理，这段艰苦岁月留给黄鸿年的应该是痛苦的记忆，但黄鸿年却说，当时的心情特别愉快，因为精神文化生活特别丰富，“是一生中最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最幸福快乐的年代。”

　　黄鸿年是喜欢读书却不喜欢“读死书”的学生。但也许是天分，他读书时，只要考试前两天抱抱佛脚，都可以考试过关。所以，黄鸿年“从来都没留级，也从来没有得过第一。”

　　不爱“读死书”的黄鸿年爱读社会，读大千世界，读国家时事！他还似乎有天生的政治细胞，虽然来自海外，却比绝大多数国内学生更加熟读毛泽东著作，更加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激情。这也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这种超常的社会情怀，让黄鸿年积极主动、满腔热血地融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时代，而且比一般同龄人更能接受时代的熏陶和感染。除了熟读毛泽东的有关著作或语录，才十四、五岁的黄鸿年还特别订了五报一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体育报》和《红旗》杂志。他通过这些来充实自己，并立志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报纸杂志看多了，黄鸿年当时还萌生了一个职业理想——做新闻记者。

　　物质贫乏的时代，精神是支撑和指引人们前进的重要力量，黄鸿年也是这样。为了满足飞速增长的阅读层次和兴趣，他在五报一刊之外读了大量书籍。他把《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深深印在脑海中，他还用精心收藏的体育徽章和一些进口礼品向一位父亲是报社编辑的同班同学，换了几十本其实是中外古典名著的“禁书 ”，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悲惨世界》、佐拉的《金钱》等等。

　　“《资本论》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红楼梦》为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情世故课，而对我成长过程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回忆说。

　　黄鸿年在红旗之下热血沸腾地成长，充满了远大理想。虽早已时过境迁，遥想当年时，黄鸿年依然感慨万千：“那时，我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人人都很有理想、很有斗志。虽然日子过得穷，穿着烂衣烂裤，但大家都在探讨怎样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为社会做贡献。没有人考虑什么个人利益，更没有人想过要发财。”

　　岁月蹉跎志未酬　满腔热情全成空

　　不久， “文革”爆发了，黄鸿年也有了新身份——“黑五类”，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这让他受到很大的打击，但他把这当成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考验。

　　最初，他想做一个敢想敢闯的“红卫兵”。但未如愿，他随学生大队到各地串联但在中途被“清除”出了队伍。

　　当不了红卫兵，黄鸿年积极地争取加入党组织，也没有成功。他还是不放弃。为此，原本是华侨子弟，不需要下乡的他，主动背着背包和几本书，同北京一批知青一起到了山西一个小山村。多年后，谈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浑身都是伟大理想的经历，黄鸿年并不觉得自己是年少痴狂。他引用英国一句俗话为那段日子做了个总结：“年轻时不左没良心，年老后还左是没头脑”。

　　初到山西乡村，黄鸿年就感觉到巨大落差。社会主义农村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当时已是冬天，他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庄稼、掏大粪、扫雪，为开春种小麦做准备。白天辛苦劳动，晚上则和8位热血青年挤在一个炕上睡觉。唯一的露天公厕设在屋外，上厕所时直透骨缝的寒冷至今让他难忘。水，要从100多公尺深的老井往上打，一桶水要花5分钟，还要“一水三用”：先洗脸，后洗头，再洗脚。最初有一年多时间，他几乎没有洗澡，只能用水抹抹身子。电，干脆没有。夜晚降临，只有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和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

　　虽然条件艰苦，但黄鸿年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报效国家的新道路，干得辛苦，累得塌实，内心充满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希望，常勉励自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久，快乐和希望开始湮灭，本着接受再教育目标而来的黄鸿年，到了农村才发现，农民可能教育不了自己。一次，他问一位农民大叔：“你小孩上学了吗？”这位大叔说：“上什么学啊，会数人民币就行了。”爱读书的黄鸿年愣了一下，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可以向贫下中农学些什么？当地一些农民也并不欢迎他们的加入，觉得城里来的学生是要和自己争土地，抢工分，因此态度并不十分友善。“北京学生和山西农民，背景的差异让彼此一直都不能完全互相接受。” 黄鸿年回忆说。

　　远远出乎预想的现实，让黄鸿年深受震撼，对前途开始感到迷茫，但他依然觉得这是一种难得的磨练。他坚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年轻人只要有理想有奔头，物质条件的贫乏很快便能适应，甚至乐在其中，但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和老乡又没有共同语言的日子，使得我们精神上的空虚日渐强烈，让我一点一点地陷入到绝望中。”他回忆说。

　　不久，更加绝望的事降临到他身上。一次，他遇上了山西体操队一位聪慧漂亮、充满灵气的女孩 。“我一看，整个人都呆住了，心想这不就是我梦中的小仙女吗?”经过朋友介绍，他们开始往来，这也成为黄鸿年在艰苦生活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幸福源泉。

　　幸福太过短暂。因为“黑五类”加“海外关系”的背景配不上对方的革命家庭出身，女方的父母坚决反对，紧接着女方单位的军代表也介入了……

　　“这段恋情前后只有3个月，过后却搞得我3个月不能吃不能睡。”虽然现在可以笑着回忆过去，但当时，黄鸿年只有绝望的份。

　　不久，他们俩被强制隔离了，介绍他们认识的朋友也被整得很惨。一段刚刚萌芽的纯洁恋情被严酷扼杀。百般无奈之下，黄鸿年不得不割舍掉这段感情，这让他痛苦之极。一个富裕家庭长大的年青人，满怀报国之心到农村插队，他可以忍受粗茶淡饭，可以忍受不被认同的歧视，但是，他不能眼见心爱的人受到折磨。

　　痛苦之中，黄鸿年也开始反思。他回忆说：“我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青春，我们这群‘早晨八、九点的太阳’，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久，黄鸿年的中学校长高万春先生也自杀身亡，给他很大的打击。高万春是黄鸿年非常敬重的老师，改革开放后，黄鸿年特意在母校捐出250万人民币成立了高万春奖学金，以此缅怀。

　　恋情被强制拆散，校长被迫自杀，这些事让黄鸿年彻底失望。他下定决心要回到印尼去。

　　1970年，已经22岁的黄鸿年背着一个小书包，带着证件和两本书，义无反顾地坐上了北京到广州的飞机，然后转道深圳，离开了中国。那一刻，他百感交集，心中重复着普希金的著名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黄鸿年的10年青春都在中国度过，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社会大学”中度过，这对他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阶级烙印。至今，他的很多人生哲学和许多做事方法也都是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中领悟出来的。为了纪念这段日子，他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文章时，特意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两报一刊”。

　　插队的艰苦日子，让黄鸿年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小农意识、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中国人心态。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意识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民意识。正是有了这段与农民朝夕相处的经历，当他重返中国，与各地政府和企业合作时，他才颇能准确地了解对方的动机和心态，进而切合地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那段初恋也让黄鸿年难以忘怀。机缘巧合，他后来娶了国民党高官的女儿做太太，太太的祖籍是山东。为此，他风趣地形容自己：“我没娶到山西老婆却娶到了山东老婆。”

　　他感叹这是命运的安排，然后话锋一转，说：“我是相信命运的。相信，但不要迷信。”

　　当黄鸿年在中国展开投资计划时，他特意把第一个项目选在了山西。一位朋友专门给他安排了一次和初恋情人的聚会。

　　在太原迎泽宾馆总统套房，大门打开，一位略显苍老的中年妇女站在他的面前，生活的压力和岁月的磋砣明显地写在她的脸上。黄鸿年楞住了，脑子一片空白，以致对方削了一个苹果递给他时，愣在那的黄鸿年竟然忘了去接，十多年来，他一直珍藏着一张照片，雪地上，松树前，一个青春少女站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那么纯净，那么美好……回忆过去，黄鸿年仍然被自己当时笨拙的举动会伤害到对方而耿耿于怀。

　　天生是个将帅才 识人用人人上人

　　回到印尼后，父母安排黄鸿年到一家公司工作，并建议他学习打字，开车等等基础知识。他学了几天就兴趣缺缺，但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领导力，很多工作都是找人代为完成。这让他飞快领悟到一个奥秘：自己不会做不要紧，关键是要找到会做的人，并且让人很愉快的为自己做。

　　“不到1个月，一切我都处理得很自如。从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我黄鸿年这一生，都不会是一个会去从事某个具体工作的人。”他回忆说。

　　回印尼后，黄鸿年最想去上大学。“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上大学，最遗憾的也是没有上大学。这也是老三届共同的心声。我对宏观一点的，社会的，比如政治经济领域的知识等等很有兴趣，所以一回印尼就要求去上学。”他回忆说。

　　在强烈要求下，父亲送黄鸿年去了美国华盛顿。一位大学教授非常喜欢黄鸿年，但他做的事情吓了黄鸿年一跳。“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空军的文章，分析了中国的空军实力和分布。对中国的机场、空军机种作了详尽描述，还有很多照片，吓得我浑身冷汗。那时在国内，在军区附近照相都是不允许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全是美国人依靠卫星照出来的，这给我很大的震撼。我们当时对老百姓保密的那些，美国人其实全都了如指掌，在他们看来，这算什么呢？”他回忆说。

　　这位潜心中国研究的教授，遇到一个从中国来，而且坚持读《人民日报》的中国年轻人时，其兴奋程度当然非同一般。他希望黄鸿年帮他做更多有关中国的研究，决定让黄鸿年免试入学。可就在黄鸿年准备开始人生新的旅程时，父亲却要他回家帮助打理生意。他极不情愿，出于孝心，也只好打道回府。

　　黄鸿年回家后，被父亲安排到家族旗下一个钢铁厂(Pulogadung Steel)担任总裁。直接管理一个大工厂，对从无商业经验的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但这并没有难倒他，他决定“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

　　Pulogadung Steel在黄鸿年接管之前，都是从钢铁贸易公司买原料。黄鸿年接手后，决定自创贸易公司直接和日本钢铁商合作。这个主意很好，也很难，日语都不会说，怎么和人家做生意？

　　“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做工厂，办企业，搞经营，我自己不会，但我可以请人，请最好的人。”黄鸿年回忆说。于是，他用高于市场几倍的价格请了一位日本高级经理帮助自己，而且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由此开创了他进入商界的第一个经典案例。识人，用人，也由此成为黄鸿年在商界大开大阖的终生法宝。依靠这四个字，他很快成为将帅之才。

　　“这在很多人看来，很吃亏，但我认为，只要他给我出一个有用的主意，赚的钱就够他一辈子的薪水，可能还有余。”黄鸿年说。这也是他用人的一个原则：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日本经理出的第一招就让黄鸿年拍案叫绝。

　　“他和我说，日本有种出口信用贷款，可以先从日本把钢铁原材料拉过来，6个月后再付钱，而且这个贷款的年息只有5%。他建议我去申请。”黄鸿年果断采取建议，动用父亲的金字招牌，从管理信用贷款的日本政府部门(MITI)取得了信用授权(简称D/A，一种不用抵押担保，可在收货后6个月付款的贷款)。依靠这一点，他们几年间赚取到几千万美元的纯利。“日本的年息是5%，当时印尼通货膨胀高，年息50%。因此，我用这个贷款买来钢铁原材料和本地其他厂家竞争时，起跑线就不一样了。然后，别人赚50%，我只赚20%，这样一来，我的价格比别人便宜很多，再加上我有信誉，所以经常是原材料刚到，产品还没出来，货就已经预定出去，卖完套现了。”提到这个生意，黄鸿年至今非常兴奋。

　　真正的精彩在于，转手将从日本用5%年息贷款买来的原材料卖掉套现后，他们会立即把套现的钱存入年息为50%的印尼银行。这即是说，即使他们以零利润将从日本贷款买来的钢材卖掉，只要可以卖掉，他们就可以稳赚45%的利润。

　　“当然，也有风险，比如印尼货币贬值。”为此，黄鸿年又做了防范风险的安排。一是将部分利润留在新加坡投资房地产，二是开展了棕榈油出口生意。

　　“这样一来，即使印尼币贬值也不怕。棕榈油出口是赚外汇，一进一出可以把风险自然对冲掉。而且棕榈油是垄断的买卖，垄断是不需要智慧就可以赚钱的，只要命好，八字对就可以了。这也是为什么依靠垄断形成不了竞争力的原因，因为没有竞争就不会去追求进步，自然也不会有进步。” 黄鸿年回忆说。

　　钢铁贸易公司期间，黄鸿年和日本有了很多往来。之后，他也长期和日本保持着商业关系。当他在世界各国做过生意后，日本也成为他最钦佩的国家之一。

　　上世纪90年代，黄鸿年收购了北京啤酒、烟台啤酒、杭州啤酒和泉州啤酒，因为看到中国啤酒和日本啤酒间巨大的价差，他决定和日本朝日啤酒合作，对中国公司生产的啤酒进行质量改进和包装，然后卖日本啤酒的价格。这次合作非常成功，日本人在合作中表现出的契约精神，给黄鸿年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觉得，日本人虽然决策过程比较慢，但非常守信誉，一旦签定了意向书，几乎等于签定了合约。但是在中国有些地方，签定了合约才是谈判的开始。

　　当黄鸿年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投资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先是投资日亚集团(Japan Asia Security，占1/3股权，是最大股东)，日亚集团目前是东京证券交易所最大的单一股东，这项投资让黄鸿年间接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最大金融机构的大股东。之后，他想扩大投资范围，收购日本住友物流仓储公司，谈判中，他进一步发现了日本人做事的原则——很难用利益打动他们。他和住友物流总裁讨论收购条件时，许诺收购后可以给管理层许多优惠，包括认股权证和额外花红等条件。但住友物流总裁回答：“我现在赚的钱除了拿来还税，剩下的全部交给老婆，赚再多的钱也没有用。”这引发黄鸿年的深入思考。以前，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美国等地进行兼并收购时也一直以此为运作模式，畅通无阻。结果在日本，竟然行不通。

　　后来，虽然没有成功收购，但黄鸿年还是收获颇丰。他以每股300日元买进的股票，在收购计划失败后以每股1000日元卖出。这次经历让他明白，日本这个民族有其独特的个性。同时黄鸿年也明白到，外国人很难在日本进行收购活动，因为企业社会主义的管理模式为这个国家的人们铸造了强大的凝聚力。

　　这些都是后话了。和日本人做钢材生意时，印尼政局动荡，社会不稳，如何在混乱的社会中建立铁打的营盘成为很多商人的生死考验。如何过关？黄鸿年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此，他回印尼不久就交了两个朋友，印尼三军总司令兼反贪部长和情报部长。

　　“做垄断靠什么？政府关系一定要好。这是我的强项。那时，年轻，敢闯，天不怕，地不怕。你必须把这些关系搞好，这不是说要去仗势欺人，而是有了这个以后，你才可以踏踏实实做事。”黄鸿年回忆说，“有了军政的支持，基本上是无往不利了。对付外面的恶势力，有时候，买路钱、过桥钱还是要给的，但如果有人要是想敲诈的话，我是绝对不答应，也没有人敢。”

　　黄鸿年的侠义和慷慨，是让他赢得军政支持的关键原因。很多人搞政商关系，只走高端路线，黄鸿年是干部群众一起抓，他特别注重“发动群众”，在基层开展了很多慈善事业。他说：“这个不是写在合同里的，我讲义气，凭良心，每年给出很多，全都是给最基层。军队的待遇很低，子女上学，老弱病残的福利，以及退休军人的福利等等方面，我们都出很多的力量。我越这样做，越得到他们的支持。而且是发自内心的。”

　　稳赚不赔的钢铁生意，垄断的棕榈油生意，再加上“枪杆子”护航，不喜欢做生意的黄鸿年很轻松就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特别是钢铁贸易，一年时间就做到了全国第一。

　　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大鹏展翅九万里 人称南洋过江龙

　　黄鸿年说，他在商界的成功秘诀，六个字就可以总结：识人，用人，诚信。

　　“比如日本经理，一个主意就值了几千万美元。诚信也是最大的资本，拿到出口信用是因为我父亲的信誉好。我和日本商社做生意，也是因为日本商社的信用也好。”他解释说。

　　黄鸿年曾多次表示，他不喜欢商业，即便从商也没有将拥有多少财富放在第一位。他一直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是道理的道，不是强盗的盗。做生意要有利可图，但不可以唯利是图、急功近利，要讲商业道德。

　　虽然从没把赚钱当作人生目标，但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与其说是黄鸿年选择了经商，不如说是商场选择了黄鸿年——出身名门旺族的黄鸿年，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要在商界打拼。而这个骨子里透着股不服输劲头的年轻人，不可能满足于倚仗家族做生意，也显然不是他的理想，他理想中的王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而且，这个王国未必后无来者，但一定是前无古人。从商的黄鸿年没有把经商当商业，他把商场当成了战场、角斗场或者是下一盘棋、打一场球，他在这里得到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智慧的不断开发，以及一次酣畅淋漓的，如同坐过山车般刺激痛快的人生之旅。

　　将负责的生意发展到顶峰，自觉已对父亲尽到一份责任后，黄鸿年于1980辞去家族企业的工作来到新加坡。

　　新加坡他并不陌生，当初的钢铁贸易公司就是以新加坡为基地成立起来的。“用了一两个银行的人，大家一起吃饭，就把他们挖出来了。跟着我做了一辈子。”

　　有人愿意跟一辈子，不仅仅因为黄鸿年是识人、用人的好老板，也因为他是做人的好模范。他从来不以老板自居，把雇员都是当同事。黄鸿年说，“我都是用能人，越能的人，越有怪癖，越有自尊，越清高，越需要尊重。”

　　一个细微之处可以体现黄鸿年对下属的尊重，他从不让员工提包、开车门等等这样的事。如果有员工想这样做，他会说，“谢谢，我自己有手。我告诉他，提包、开车门不是他该做的事，也不符合他的身份。这样，越有才华的人就越会甘愿和你共事。管理也有心理学，要人家心服。如果口服心不服，嘴上喊老板，心里说他妈的。这有什么意义？”

　　用能人，就可以少用人，这也是黄鸿年的特点。从踏入商界的第一天起，他就是只领将，不领兵。

　　靠着用对人，有人跟，黄鸿年迅速在新加坡拉起队伍。“找了3个银行职员，一个是专开信用票的，一个是专做贷款的，一个是专做信用票和外汇交易结算的，全都能独挡一面。有了这3个人，都可以开银行了。他们还各自教我一些毕生积累到的精华和窍门，我举一反三，活学活用，生意就做起来了。” 他回忆说。

　　之后几年间，黄鸿年依靠少少的几个人，在新加坡赢得了“过江猛龙”的尊号。大手笔地运作，加上敢打敢拼精神，让他成为新加坡商界令人敬畏的后生。

　　收购联合工业是黄鸿年在新加坡的第一次精彩亮相，也是他为自己在新加坡的事业构建的平台和堡垒。联合工业原本是一间由台湾企业和新加坡政府合作建立，主要生产销售洗衣粉的工业企业。黄鸿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与这个公司结缘，并以敏锐的商业判断和果断行动，把握住了稍纵即逝的商机。

　　当时，新加坡政府希望将联合工业的股份转让给台湾股东，但台湾股东内部相互斗争，导致计划搁浅。不久，香港恒隆集团看到机遇，并提出新的收购计划。

　　黄鸿年就是在这个时候上阵，改变了局面。

　　“我碰到李金耀(李光耀之弟)，他是著名律师，也是联合工业的主席。他告诉我他也想收购联合工业，但没有这么多钱，问我是否有兴趣？当时联合工业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洗衣粉厂，每年大约一千万新币利润，二是在市中心有座大楼——联合工业大厦。李金耀看好工厂，我当时就想，我要楼好了。”黄鸿年说。

　　黄鸿年做生意，一直是着眼长远，他不看细节，不看短期，但对大局和长期利益把握得紧、分析得准。进入商界不久，他就对土地和地产钟情。他认定，城市会越来越发展，城市的土地会越来越珍贵。

　　“我马上告诉李金耀，一起收购，他要工厂，我要大楼。他非常高兴，因为他刚好不想要房地产。我们评估后认为，房地产占80%，工厂资产占20%。于是我投80%，他投20%，然后实施计划。”黄鸿年笑言，“当时看，他是占了我便宜的，因为当时最赚钱的是工厂，不是地产。但后来呢，还是我占了大便宜。”

　　投资长期利益，能以超凡眼光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是黄鸿年在商界立于不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是投资长期利益，他的事业总有增长的潜力；因为看到的是别人看不到的机会，他会少掉很多竞争的对手，把生意做得皆大欢喜。

　　“眼前的利益和金钱，永远不会打动我。”黄鸿年斩钉截铁地说。

　　答应与李金耀合作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融资。收购联合工业共需1亿元新币左右，黄鸿年也没那么多钱。当时，李金耀在莫斯科人民银行新加坡分行担任法律顾问，他和黄鸿年决定，“就找莫斯科人民银行，总经理维克多-格拉先科就在隔壁，后来他当了苏联和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还和普京竞选过总统，我们也成为好朋友。我们到他办公室说了这个事，5分钟就OK了。”黄鸿年笑着说：“所以人治也有人治的好处，如果层层审批，起码要几个月时间。”

　　这笔借贷，不但帮助黄鸿年收购了联合工业，还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商业课。莫斯科银行愿意借钱给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好人有好报。

　　1970年代时，莫斯科人民银行曾为占领市场在新加坡大肆放款，黄鸿年就曾得到一笔很大的贷款。一次，该行毫无缘由地在未有告知的情况下将黄鸿年公司的信用状额度砍了下来，造成黄鸿年开出的票据不能兑现。不讲诚信，是黄鸿年最痛恨的事情，年轻气盛的他，决定起 诉银行。这个消息震惊了银行，若在此关键时刻输了官司，一定形象大损。于是，银行请来顾问向黄鸿年说情。“他告诉我说，年轻人，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今天告这个银行，就算赢了，也是赢了战役，输了战争。大家会认为你这个人太危险，动不动就告银行，将来还有哪个银行敢借钱给你。”黄鸿年认为前辈说得有理，将官司半途撤诉，银行也向他道歉了事。

　　“没想到多年后我又碰到这家银行了。他一见我就说，黄先生，当初你放过我们了，我们现在一定帮助你。”黄鸿年感叹道，“你说，这是不是因果相循呢？所以，我对佛教里的因果相循有深刻的体会。”

　　联合工业被黄鸿年、李金耀合作收购并发展壮大后，遇到很多“怪事”，其中之一就是说黄鸿年利用了李金耀，不少人信以为真，事实并非如此。新加坡是民主法制国家，李光耀的弟弟可能是最不能利用、最不好利用的人，事实上，联合工业还因为有这样一位主席而遭遇到一些不平等待遇，“很多项目别人可以批，我们报上去，不给批，为了避嫌嘛。”黄鸿年说。

　　收购联合工业后，黄鸿年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经营思想和手法，在新加坡商界独树一帜。

　　1982年，美国地产价格跌至很低水平，黄鸿年带领联合工业与法国银行合资，以4000万美元收购了一栋100万平方尺的大楼。联合工业的董事会最初一致同意了这项投资，但后来，小股东们对这项投资信心动摇，觉得风险很大。黄鸿年相信这是一个可以很快盈利的项目，为了继续持有，他让自己全资的集联投资从联合工业手里买过了这项投资，而且承诺“如果集联投资一年把这宗产业卖掉，所有的盈利应该归还给联合工业”。这就是说，投资失败黄鸿年要自己扛；如果盈利却要全数上还。消息传出后，许多人猜测黄鸿年为何签定这个“包输”的协议，而最让人吃惊的是，黄鸿年竟然在这个“包输”协议的最后一天把大楼卖掉，然后将3000多万新币，合1亿6千多万港币的盈余交给了联合工业。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成交的日期改晚一天，这3000多万新币就会完全是他自己的。

　　当时是1984年，正值中英谈判，香港股市低迷，恒生指数才700多点，整个长江实业集团总市值才不过20亿港币，黄鸿年这笔原本可以独享的巨利，在当时可以买到长江实业8%的股票，但他却拱手将这么大一笔钱献给了联合工业。这个举动震动了市场，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做一个大事业，一定要有大胸怀。中国人讲，舍得舍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这也是黄鸿年做事的一贯原则。

　　黄鸿年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要一城一池的得失，他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无水大河枯”，这样做，首先是为了照顾小股东的利益，增进投资者对联合工业的兴趣和信心，而在经济上，他也绝对不会吃亏。“不要忘了，我还是联合工业50%的大股东，我送给公司3000万，实际上也送给自己1500万，因此真正送出去的只有1500万而已。投资者对我们有信心了，股票就看好。在股市上，公司每赚一块钱反映在股票上一般都是20倍、30倍。我送给公司3000万，这3000万反映到公司股价上，可能就是让公司的股票增值6个亿，我是公司大股东，这6个亿我也有50%。”黄鸿年说，“所以我真希望每年掏出3000万，让公司去赚。”

　　大胸怀，大舍，大得，敢舍，会得，黄鸿年依靠这个独特的生意经把联合工业越做越大！

　　收购联合工业后的整个10年，黄鸿年都在新加坡以联合工业为旗舰进行企业收购和兼并。他通过不断地收购公司或项目，又不断地出让收购来的公司和项目， 在10年间将联合工业发展成为新加坡的重量级财团。期间的许多公司或项目买卖，至今被新加坡商界奉为经典。

　　1987年，他以1.01亿新币买下宝珑坊大厦，一年后以1.55亿新币卖出，套利4500万新币；卖掉项目3天后，他以2.8亿新币买下百丽宫大厦，之后以7700万新币买下拥有百丽宫大厦后段地皮的投资公司，进而得其地皮。再过一年后，他以6.9亿新币打包售卖了百丽宫大厦及后段地皮。一年内，一单生意获利高达3.33亿新币，这令那些还不太重视黄鸿年的人大跌眼镜。上世纪80年代，3亿多新币可不是个小事情，而这两个项目也都是新加坡历史上最大宗的地产买卖。

　　1990年，黄鸿年完成了新加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收购战，一举并购了新加坡土地(后易名新加坡置地)。

　　新加坡置地是新加坡最大专业写字楼发展商，其规模比当时的联合工业还要整整大3倍，许多商界大亨都对其垂涎不已，但无人成功。卖出百丽宫之前，黄鸿年就已看上它，但也一直没有机会。他还曾找到公司大股东，拥有21%股权的公司创始人陶欣伯表示收购意向。用一生精力创办起这个事业的陶欣伯坚决不卖。“他还对我说，你要买，从前门来，不要从后门来。”遭到拒绝后，黄鸿年毫不放弃，“我告诉他说，那好，我改天从前门来。”

　　“一天深夜，我得知新加坡置地大股东之一科威特投资局有意把手中12%股权转让，条件是比市价高出5%。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召开董事会讨论通过，然后马上买下了这批股权。”黄鸿年回忆。之后，他向新加坡置地发出了全面收购献议，同时在市场上展开收购行动。因为平日常和基金经理打交道，加上黄鸿年对其股权结构已有清晰的了解，所以每次出击都很精确，尚在全面收购献议期内，他便拥有到了51%的股权，当陶欣伯想反击时，乾坤已定。

　　胜券在握后，黄鸿年拜会了陶欣伯。陶欣伯原以为他会“清场”，没想到黄鸿年获得成功之后竟然一点都没有当初做事情的勇猛。“我告诉他，我不是来请您走路，而是要请您留任公司的董事长。”陶欣伯听了非常感动。“我是真的尊重他，觉得他耗尽一生的精力建立了这样一个地产王国非常不易。我可以不要他，因为我拿到51%了。地产和别的工业不一样，没有什么高科技，谁当董事长关系并不大。”黄鸿年说。

　　收购完成后，黄鸿年出任新加坡置地总裁，联合工业也由此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房地产集团，总资产在新加坡金融和国营公司之外排名第一。

　　当然，联合工业的债务也因这次收购大为增加。黄鸿年有清晰的计划：把一些比较零散的投资转让出去套现；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则进行重组；集中力量办大事。总的目标是，全心全力，打造出一个新加坡企业的巨无霸。

　　他还以高超财技制定出财务计划：先以高于市价30%的价格发行一亿股配股给林绍良，可以集资2亿元新币；再以新加坡置地25%的股权交换林绍良对MarinaCenter的控股权；然后再以一股供四的比例集资3亿元新币……一系列计划实现后，联合工业既可继续控制新加坡置地51%股权，还可将债务基本全部还清，并通过控股MarinaCenter间接控制滨海中心文华东方的3间五星级酒店。

　　然而最终事与愿违，这个计划出台后，黄鸿年陆续遭到很多人为的阻碍，计划也被迫胎死腹中。“有些人开始制造舆论，阻止我进行资产重组。因此，整个计划无从实现。最使我感到难过的是，我们的一位独立董事兼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主席公然在报纸上否认他签署的董事会决议。我受不了精神上的折腾，我想退一步海阔天空，否则我会得罪很多人。”虽然对于自己在此期间的遭遇，黄鸿年不愿多提，但据了解当时情况的人说，事实上，当时“树大招风”的黄鸿年已在无形中得罪了很多人。

　　风波中,黄鸿年常用高尔基的一句话鼓励自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之后，他将持有的绝大多数股份转让给林绍良，并辞去了联合工业总裁职务，开始淡出那些因为联合工业过于成功和出头而导致的“枪打出头鸟”的纷争和伤心之事。

　　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不断有人向黄鸿年打探当时之事，但他早已不愿再提。追问之下，得到的也只是他很潇洒的一句：“一个人成功时要感谢大家，但失败时只能怪一个人，那就是自己。”

　　他还引用大文豪巴尔扎克的话来补充：“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结果完全因人而异。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

　　如果联合工业的计划受挫算是苦难的话，它很明显地成为了黄鸿年的垫脚石和财富。1990年12月，转让了联合工业的黄鸿年淡出新加坡商界，转往香港发展，并从此起步，开创了一个轰动中外的奇迹。

　　新加坡的10年，除了将联合工业由一个注册资本1700万新币的小公司发展成为注册资本超过10亿新币的大集团，让其资本增值将近60倍之外，黄鸿年还在波诡云翳的商界收获到很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收购新加坡置地后，陶欣伯对他说的一席话，就让他终生难忘。

　　“当我拿着51%的股权到他办公室以后。他说，‘我花了半个多世纪，几十年的心血，你一夜之间就拿去了。’”黄鸿年说：“一个70多岁的老人，站在我这个当时只有40来岁的人面前这么说，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黄鸿年想到的是，人一生中，能有几个十年？一年365天，8760小时，10年也不过是87600小时，青春只有一次，如果只单单依靠自己，你得用多少青春才能建立起一个大企业。“兼并看起来是买厂买公司，实际上，就是拿钱去买别人的青春啊。我花一个月时间，人家花一辈子”。他说。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