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慨道：“改革开放30年我还是高度评价，是伟大的，是非常值得的，所谓不足的地方就是步子还可以再快点。当然，我现在的困惑就是快到往哪里走……”

　　沈昌文1931年出生，邹韬奋1932年创办三联书店。回顾一生，他说邹韬奋是抗争，老上司范用是焦大，而自己一生性格软弱，做过首饰店学徒、肄业生、校对员、秘书和编辑，最后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如果邹活在今天，恐怕和活到解放后的鲁迅是一样的结局。”

　　有人评价他的性格是“外圆内方”，有江南宁波人曲折务实的生存智慧。他从列宁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里学来一个词，并且引为自道：跪着造反。他一生最景仰的人是周恩来——“他跪着造反，他委曲求全，这后头有复杂的原因。”

　　[附文]

　　“我一生见过的那些人”

　　这么多年，我和这些文化精英交往，最大的收获就是四个字：“贪污盗窃”

　　我一生见过很多人，也伺候过很多人。小时候做学徒，是从生活上伺候别人。后来做编辑，是从思想上伺候别人。我认识那么多老头，总能做到成为他们的心腹，我就有这个小小的本领。

　　我和李慎之关系特别近。60年代反帝反修的时候，我被组织派去出“灰皮书”和“黄皮书”。当时有一个指导方针，叫“废物利用”，当时最大的“废物”就是李慎之。第二大右派是董乐山，董鼎山的弟弟。《第三帝国的兴亡》就是那时候出的。这样我跟他们都混熟了。这一拨人都是自由主义者。

　　80年代是一个空前的大时代，这个大时代推着你往前走，很多观念的罗网都被冲破了。像金克木，50年代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敢说，到了80年代多么活跃。还有王小波的爸爸王方名，逻辑学家，也是到了80年代才开始说话。王小波也是80年代开始给《读书》写东西，出名已经是很后面的事情了。我印象最深就是他讲国家专制的《花喇子模国信使问题》。

　　经济学家也比较熟，很多经济学文章，比如樊纲的《股份制度考》，最先就是在《读书》上发表的。我前几天还和周其仁一起吃饭，这才发现原来他也是上海人。汪丁丁就更熟了，他妈妈是我在人民出版社编辑室时候的支部书记，所以他经常到我们编辑室来玩。小孩儿挺可爱，就和他一起玩，教他怎么做矿石收音机。

　　和我关系最深的是吴敬琏和茅于轼，我叫他们老吴、老茅。以前茅于轼住东单三条的时候，我经常上他家里去。吴敬琏和厉以宁当年讨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其实我们发表文章的时候，都是对这个深有感触的。

　　这么多年，我和这些文化精英交往，最大的收获就是四个字：“贪污盗窃”。贪污盗窃他们的思想。真正贪污两毛钱也是犯法的，可贪污思想不犯法，我自己又不拿去发表。前几天还有人跟我说，对笛卡尔感兴趣。我要是有那个能耐，就把他的想法推荐给总理——总理一说《沉思录》，不是就火了吗？

　　现在大家都关心80后，这个我就不懂了。他们拉我去谈，我也不去了，一谈谈到半夜，我身体受不了。以前在王朔的“王吧”聊天我还去去。上次我在电视上说王朔现在的文章有不对的地方，后来他托人带话给我——别人说我我是一定要反驳的，不过老沈嘛，就算了。

　　女性里头，王安忆我不熟，但是跟她妈妈茹志娟比较熟。卫慧现在美国跟王德威做研究，我去美国都会去看看她，她是宁波人，叫我娘舅的。木子美我也是欣赏的。每当社会动荡的时候，总有些女性会站在最前头，免不了说上一些过激的话，可以理解。后来木子美说要请我吃饭。我吓死了，免了吧。她文章里老把吃饭和上床混为一谈，我跟她一吃饭，就说不清楚了。要真说审美，我们这代人还是喜欢张兆和那样听话的美女。我在老上海长大，可真没什么喜欢的女明星。我在专科学校学习的时候，有位潘先生教我们电影。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以前的太太就是大名鼎鼎的舒秀文。

　　真要说喜欢，那是邓丽君——倒不是她的人，是她那些歌。我小时候做首饰店的学徒，站柜台，每天大喇叭都在放那些歌，整整6年。那时候，这是我们惟一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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