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意再展宏图的荣家三股力量，只得放弃自创业以来“重积累”的扩展策略。1946年，仅申新二、五厂两厂一年就分红5次，荣家两房从中获利达30亿元以上，折合黄金11000两以上。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申新厂长赚了多少钱的故事。这些半真半假的传闻，自然招来了贪婪的目光。

　　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德生和儿子、女婿外出，在家门弄堂至路口的转弯处，突遭人拦车袭击。匪徒出示毛森签发的第三方面军红色逮捕令，随后将荣德生强行架入一辆印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标记的小车里，劫持而去。

　　棉纱面粉大王被绑票的消息走漏后，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淞沪警备司令部和毛森均插手“破案”。荣家最后与绑匪商量以50万美元赎回荣德生。交款当日，正当荣家带着两皮箱美钞等着交易，稽查人员忽然从天而降，搜走巨款，随即发还。第三天，警备司令部再次上门取走50万美元，次日晚荣德生被绑匪雇车送回家中。之后，军警接连向荣家索取破案“酬金”共计60万美元，分摊酬金的申新各厂只得靠出售棉纱的价款来支付。种种证据表明，淞沪司令部与上海滩第一绑票案脱不了干系。

　　时隔两年半，荣宗敬长子荣鸿元因“私套外汇”又遭牢狱之灾，被扣押77天，前后被勒去财物折合50万美元。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紧急处分令，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等罪名逮捕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其中华侨王春哲因把存款汇到纽约被处以死刑，官方广为宣传，说是“杀鸡儆猴”。外国驻华报纸评论：国民政府出现“反企业家”的倾向。

　　荣德生四子荣毅仁在上海解放3个月前被控“贪污罪”，被法院勒索黄金10条、美金5000。更令他悲痛的是，决定去港台发展的三子荣一心赴港途中坠机身亡。

　　接连发生的牢狱之灾，军警法庭的敲诈勒索，国家垄断资本的野蛮扩张，使得荣德生、荣毅仁父子逐渐对南京政权失去了信任。抗战后日益尖锐的官民经济矛盾，最终将这对父子推向了共产党这一边。

　　中共一度在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上摇摆不定。直到194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逐渐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政策路线：把资产阶级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商”利益集团区别开来，将其定性为“民族”的，宣称愿与之合组联合政府，从而成功地分化了社会富裕阶层，博得了多数人的同情与支持。

　　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就利用各种公开、半公开的方式与工商界接触。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在重庆举行茶话会招待产业界人士。为防止机器设备和资金外流，恢复生产建设，以及充实革命部队中的经营管理人才，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政权迫切需要留住一批资本家。

　　对实业大亨荣氏家族的统战工作，成为地下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荣德生创办的公益小学从1947年9月起，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秘密的机关所在地。地下党员薛明剑通过她父亲(荣德生的老部下)，向他宣传中共对工商界的政策，已向中共靠拢的钱孙卿父子也去做他的工作。

　　荣德生心情很矛盾：一旦离开大陆，毕生事业将去之大半。作为赤手空拳打江山的创业一代来说，这样的结局毕竟很凄凉。年轻的荣毅仁也很彷徨，若一走了之，到海外很可能就是做一个寓公，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

　　对于荣毅仁此刻和之后的选择，计泓赓个人感同身受。上海解放的前两三年，她不满20岁，在《大公报》就职，是个典型的“不问政治”的上海小姐。因为朋友的影响，经常能看到秘密流传的进步刊物，1948年夏，她和另一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解放区。“那时，真觉得被一个更伟大的使命所激动的幸福。”

　　这种源自信仰的幸福感和崇高感，对刚入而立之年、充满着理想与激情的荣毅仁来说，一样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文革”期间，受到冲击的荣毅仁精神上非常苦闷，然而每当夫人杨鉴清抱怨如果他当年不留下来，一家人不至于遭此境遇，涵养一向很好的荣毅仁就会朝她雷霆大发——“这就是我和你之间的差别！”

　　红色资本家是怎样锻造出来的

　　1949年，33岁的荣毅仁肩负起管理家族在大陆余下产业的责任。这位原本在荣家二代中并不突出的二房四子，成为荣氏家族百年历史上最富传奇的人物。

　　进城之际，擅长统战的中共政府尤为注意团结工商业界，不仅保护私有财产，而且倡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给予种种扶持和优遇。不少原本已逃往香港的老板，放不下留在大陆的产业，纷纷回来。在中南局赴港统战人员的工作下，李国伟于当年12月把“申四福五”系总管理处迁回内地。

　　分任市长、副市长的陈毅和潘汉年一登场就给上海工商界留下非常好的印象。这些有着戎马生涯的红色官员，明朗豪爽，生气勃勃，与企业家们往日熟悉的充满陈腐气的国民党高官形成鲜明对比。

　　考虑到荣家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国内外的影响力，中共中央对留在大陆的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尤为关切，对年轻的荣毅仁尤其刮目相看，希望他在工商界起到榜样作用。被视为新政府和工商界“桥梁”的民建上海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著名“红色小开”盛康年常常找荣毅仁吃饭聊天，向他宣传党的工商经济政策。荣毅仁每遇资金困难，总能从主管私营企业贷款的上海人民银行副行长孙更舵那里得到帮助，孙后被戏称为荣的“财神爷”。

　　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荣德生心绪烦乱。不断激化的劳资冲突，也令他心力交瘁。1952年，他怀着复杂的心态离开了这个纷乱的新世界。

　　1951年3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曝出资本家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勾结官员以盗取经济情报的大量问题，上海地区尤为严重。解放初期权钱交易的泛滥，一方面是因为政策的宽松，另一方面是因为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轰轰烈烈进行，行政权力广泛介入到经济生活之中，几乎所有大订单都来自党政部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立马认定：这是资产阶级有预谋有计划的行为，是“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

　　一年后，一把针对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物、反偷工减料”的熊熊大火烧到黄浦江畔。这是中共建国以来对中国工商业资本家的第一次重大运动。

　　荣毅仁一开始是有抵触情绪的。根据军管会的精神，上海民建分会会员被分成6组，限期10天之内坦白交代违法事实。一份报告称：“大资本家荣毅仁、吴蕴初、刘靖基、郭棣活等，三催四请仍不参加小组，坦白书亦未送民建会。荣毅仁、经叔平等并书面声明，绝对‘不能’经常出席(会议)。”

　　随着运动升级扩大，从未见识过“革命威力”的工商业界很快陷入巨大的恐慌。杨奎松在《上海五反运动情况》一文中披露，“仅据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到4月2日，荣毅仁已如坐针毡，一早跑到事务所去等开会通知，打电话到市工商组，原来通知送到他家里去了，等他赶到会场，已经迟到半个小时。

　　在互评互助会上，资本家们争先恐后“坦白罪行”。最初，荣毅仁交待违法获利280亿，随后追加到300多亿，最后竟报出2096亿这样的天文数字。因数额巨大，他只得向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表示：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已准备押款10亿，以还付欠中粮公司的款项，其他退款，只能将申新等厂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实行公私合营；如果不行，“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

　　随着生产停顿、资本家自杀事件上升，薄一波受命到上海指导运动。在他建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对“五反政策”的调整方案。新方案特别提到，“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对荣毅仁、郭棣活、刘鸿生、经叔平、吴蕴初一类大资本家实行保护过关的政策。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后，把荣家定为基本守法户，当即汇报中央，毛泽东大笔批复：再大方一点，划分为完全守法户。

　　经过这场运动，资本家再也看不到私营企业的发展前途了。在压倒一切的人民专政面前，交出企业是惟一的出路。之后几个月，各地资本家纷纷要求公私合营，或抵厂还款。一场原本计划需要15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随后几年以惊人的速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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