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员工常说，郭台铭骂起人来就像军队里的大将军一样，架势威严十足，就算是身价百亿的高管，也会罚站好几个小时。这些细节，郭家的邻居回想起来，和当年郭父教训儿子的“铁血教育”如出一辙。

　　为什么要罚站？因为在会议中或是工厂巡视中，郭台铭会临时要求主管口头报告，如果是没办法完整回答，郭就当场不给经理面子。经理如果想继续呆在富士康，如果想分得股票，就得接受这样的方式。“基本上，我们都把郭老板当皇帝看待。”富士康一位台湾中级主管对《环球企业家》说。

　　尽管严苛，尽管像军营，但富士康的分红及配股都比其他高科技公司多，这成了其能够不断吸纳人才的主因。

　　以一个进富士康台湾总部三年的专员来说，虽然平常的薪资仅仅3万至4万台币(约合6500元至8000元人民币)，并没有比其他公司好，但是只要表现优异，年底能分到5000至1万股鸿海股票并非难事。照目前富士康的股价计算，光是股票就值上70万到150万元台币。大部分员工确实是冲着富士康诱人的股票分红而到鸿海上班的。

　　“鸿海的文化，是有严厉执行力，又有高度激励。”程天纵对《环球企业家》说。

　　每一年的富士康尾牙(即年会)，郭台铭都会刻意等到除夕前一天才举办。因为他要等所有科技大厂都办完尾牙，知道它们最大的奖项是什么之后，再决定富士康的抽奖的金额——它一定要是全台湾最高的。历年送出的股票都在价值3000万台币以上，由此营造出富士康的“幸福”印象。但是，这样的高额股票红利，并非普通底层员工有机会得到。

　　驯化

　　这么庞大的帝国，除了郭台铭之外，他身边的五虎上将，包括卢松青、游象富、戴正吴、徐牧基、简宜彬等五位副总裁，则是为他打天下的团队。他们手下每一个事业群的营收规模，已达700亿元人民币以上。

　　共治连接器事业群的卢松青与游象富，可说是与郭台铭在事业上的桃园结义兄弟。由于年资久，两人身价也是在鸿海内部最高，更多次进入台湾前五十大富豪之列。卢松青与游象富加入鸿海征战20年，连接器事业群虽然不是营收最大的单位，却是“制造鸿海”跨入“科技鸿海”的关键。

　　戴正吴负责的消费性电子产品事业群，则深得主要客户索尼的欢心，包括PS与PSP各款系列游戏机，以及搭载准系统的液晶电视。以生产基地山东烟台来说，也已有10万人以上的规模。

　　徐牧基负责的模具事业群，则是鸿海竞争力的根源。在山西晋城，是鸿海开发模具的秘密基地。

　　简宜彬，则是五人之中最年轻的，旗下的计算机产品事业群，也是营收规模最大的。他主要负责的惠普订单，从桌面计算机到笔记本，占鸿海营收比重愈来愈高。

　　除了五虎上将外，包括程天纵、蒋浩良、段行建、曹治中、李广益、钟依文、杜家滨、吕芳铭、陈伟良、胡国辉等，则是近年来陆续加入鸿海的外来高管。

　　程天纵分析，鸿海这样的成长速度，自己培养的人才数量，一定跟不上，所以要赶快找外头的人，“更关键的是，无论从哪里来，他们都要迅速融入鸿海文化。”

　　程天纵回忆说，他刚进鸿海的第一年，B5大小、约200页的笔记本，满满记了4本，其中大半是郭台铭的亲口指示，“只要他讲了，我就速记下来，不断咀嚼思索。”

　　和程天纵的经历一样，每一个在外呼风唤雨的大将军，到了鸿海，都要从菜鸟做起。

　　鸿海内部不成文的说法是，三个月是一关、一年是一关，三个月关卡是要习惯郭式领导，一年关卡则是要学会做事方法、组织结构、高度纪律。期间如果不能够顺利磨合，就算郭台铭不叫你走路，自己也会受不了，乖乖递出辞呈。“亲朋好友当初都说我没办法在鸿海活很久。”程天纵说，他在惠普20年、德仪10年，习惯了外商的温润文化，因此很多人都不看好他能在这唯“郭”独尊的企业待很久。

　　关键是每一位在外咤叱风云的元帅，在郭台铭跟前，把自我都压缩到最低，都懂得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我就是抬轿的人。”现在的程天纵，他自承非常了解自己的角色，“企业家是坐轿子的，而且要让他坐得舒服。”

　　沛鑫董事长曹治中则对《环球企业家》说，鸿海最大的好处就是团结，高阶将领们彼此合作起来，跟官阶、身价、年龄都没有关系。

　　同时，郭台铭也很懂得制衡。为了不让某一个诸侯独大，他采用“2 in a box”“3 in a box”的方式，让两三个大将共治同一个事业群，彼此监督。

　　鸿海里头没有一个人对郭台铭不服气，也因为这种人治式领导塑造出来的企业文化非常强，使得今后他想要顺利接班，是鸿海不可能的任务。

　　郭台铭总是跟老臣说，绝对不能以目前的成就沾沾自喜，否则就像无知的公鸡。如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打天下是一批人，治天下该是另一批人，如果老将不懂得虚心请益，习惯沿用过去的成功方程式，就难以超越现有格局，最终因环境变化而失败。

　　但确实，郭台铭忽略了很多现实的变化。

　　“世界工厂”不再与中国划上等号，“人口红利”不再由中国自顾独享，两大趋势已在过去三年中慢慢发酵，但郭台铭却充耳未闻。

　　无庸置疑，郭台铭是全世界高科技外企“力用中国”最成功的。“他很幸运，过去20年就用这一模式。”宏创办人、智融集团董事长施振荣说。施强调，以台湾高科技的企业发展史来看，最多十年时间，就要面对转型的阵痛。

　　军事化的生产管理，仍适合中国吗？以追逐廉价劳动力而居的电子代工业，还能在中国维续多久？

　　“很多台资企业只把中国当作驿站。”工业计算机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研华科技总经理何春盛对《环球企业家》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台企到大陆设厂，主要原因是大陆人力与原料成本都低，但当人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地价上涨之后他们纷纷转移到相对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

　　加薪三成、加薪一倍，一再喊高的员工劳动价码，确实让微笑曲线底端的鸿海吃不消。花旗集团分析师估计，鸿海公司为此次加薪所付出的成本或达每季度27亿新台币(合8400万美元)，有可能减少其10%至12%的运营利润。

　　“这次富士康调薪只是个引爆点。”郭台铭强调，未来中国工资高涨的风潮，将比外界预期来得更快，企业再也不能依赖中国的廉价劳工。

　　富士康一再回击关于“血汗工厂”的指责，本刊记者调查发现，跨国公司对代工商的监督和调查事实上作用有限，也难以从供应链条上替换掉富士康(参见附文《脆弱关系》)。从某些方面的标准而言，富士康显然不是做得最差的。“这里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富士康通路事业群董事长、万马奔腾计划负责人胡国辉告诉《环球企业家》。

　　交恶

　　由一系列自杀事件所导致的富士康危机，也让当地政府处于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并撕开了富士康与当地政府关系微妙变化的一角。

　　在过去的30年里，遍布珠三角的夜夜灯火通明的工厂宛如象征着中国制造的丰碑，成为“世界工厂”的最佳诠释。而今，每年为地方政府贡献了超过百亿元人民币税收、雇佣着尽50万中国大陆工人的富士康却与意图摆脱劳动密集型制造标签的深圳形成了某种错位，深圳市新任市长许勤，上任以来再三提及“三大新兴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科技。他也强调，中央赋予了深圳当好科学发展排头兵的使命。

　　如果中国制造的优势长期以来只是停留在低廉劳动力成本上，那么失去这一优势并不令人遗憾。

　　在珠三角“腾笼换鸟”策略下，有着大量劳动力需求的富士康，是那只该移出的鸟吗？

　　“相互依存的关系仍然密切。”一位富士康高管如此形容当下富士康与深圳市政府的关系。不过，在此次危机中，富士康却不免感受到一种疏离感。5月末，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深圳说，要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完善工会组织，优化企业用工管理环境。5月31日的深圳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工作报告中表示，要更加关心新生代劳务工，推动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引导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改善管理方式。

　　这些变化，一方面是深圳谋求产业升级转型的必然之义，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富士康今昔位势的落差。

　　富士康与当地政府之间关系的转折点或可追溯到2006年其与比亚迪的诉讼纠纷。比亚迪成立之初，创始人王传福多次向郭台铭取经，双方互动良好。不过，当比亚迪跨入手机代工后，即开始向富士康大幅挖角。从基层作业员、中层干部甚至是厂长，比亚迪都开出优渥薪资，吸引他们加盟。

　　这引发了郭台铭的极度不满。2006年6月，富士康旗下的两家子公司以盗取商业秘密为由，将比亚迪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比亚迪索赔500万。2007年10月，富士康在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诉讼，以相同的指控向比亚迪索赔650.7万人民币。自此，“比富大战”在市场上和法律上全面展开。

　　去年5月3日，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后第二天，郭台铭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公开质疑投资比亚迪的股神巴菲特，为何要投资偷窃商业机密的公司？敢不敢开比亚迪汽车上下班？巴菲特用何种专业知识判断比亚迪的潜力？

　　郭如此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懑和高调反击的做法，是当地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据悉，一开始，深圳就希望富士康与比亚迪能够私了，但个性强硬的郭台铭不肯。一位鸿海高管对《环球企业家》说，郭认为比亚迪明显有错，他的性格让他不可能轻易放手。

　　郭台铭似乎从来不顾忌这样的公共关系恶名。其在两岸曾经告过三家媒体或记者。熟悉鸿海的台湾记者，没有人不知道郭台铭有一份“黑名单”，都是曾经写过郭台铭认为对鸿海有负面影响新闻的记者。郭惩罚这些记者的方法，就是不让他们参加一年一次的股东会以及尾牙—那是他一年中难得的两次曝光机会。此外，有时鸿海的高管对记者多说了几句，郭台铭看到报纸后若不高兴，就在内部“悬赏”，要找出泄密者。

　　深圳态度的微妙转变，郭台铭一定有所感。而郭台铭“只看上，不看下”的政府关系策略，让其对地方政府的经营力度明显不足。因此，他现在积极转进其他省份设厂，虽然没办法一下子从深圳“搬家”，但制造重心将缓缓移出珠三角。这包括设在重庆的笔记本电脑生产线，以及在武汉、烟台、淮安、南京、廊坊、太原等中国腹地的富士康新厂。这一分散策略，预计在跳楼事件后，明显加速。“中国大陆内部自己的竞争，比台湾还要激烈。”郭台铭曾经说，因此，很多地方政府仍将视富士康为解决当地就业、提升GDP的骑士。

　　就在受自杀事件影响的5月，富士康的业绩依然强劲。单月营收达到1632亿台币，同比增长78.1%，创造了历史上的单月次高纪录。今年前五月总营收则达7318亿，同比增加57.71%。犹如一个帝国极盛之时的阴影，一系列不幸的员工自杀事件仍给富士康渲染上了某种乖戾和不安的色彩——这个中国代工制造模式的典型代表性企业，已经从骨子里开始出现腐坏的信号了吗？

　　(《环球企业家》记者胡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