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者

　　深商，是一个深圳本土商人很少提及的名词。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开拓者，除了市场化程度高、较少官方资源结合之外，其他的共性并不突出。早在1993年，《深圳商报》草创之时，曾经为“深企北上”欢呼呐喊。不过，包括万科在内的那一批深圳民营企业的“北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深圳的发展受到种种政策和潜规则的局限，不得不选择到外地求变，最后结果大都惨淡收场。等到深圳公司卷土重来，再拓全国市场，那已经是21世纪了。

　　不过这一次，华为、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腾讯、中兴通讯以及中集集团等等在深圳蓄势积累多年的公司，都成了体量足够大的行业翘楚，而且大都完成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利润导向的企业战略较为清晰。所以，这一次深圳企业的全国发展，就顺利得多。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我们选择三位深圳企业家，挖掘其成长路径之点滴，试图为形象模糊的深商立此存照。

　　隐者任正非

　　任正非的刻意隐身，已经不仅仅是个性使然，

　　而有了更多中国式管理的价值贡献。

　　撰文：叶乔木 插画：吴尚文

　　一

　　1987年，43岁的任正非以副团级的级别从部队转业，来到改革试验田深圳。在这里，先他而来的妻子成为南油集团的高管，却最终结束了两人的婚姻关系。当时，任正非只是南油集团下属一个电子公司的经理，接下来的人生似乎只有可以想见的平淡无奇。然而机会从天而降，任正非的人生道路从此改变了方向。

　　故事的开始方式很有深圳特色。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程控交换机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任正非以2.4万元资本注册了深圳华为公司，成为香港康力公司HAX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凭借特区的灰色地带和一些信息优势，从香港进口产品到内地，以赚取差价，这是深圳商人起家时最常见的商业模式，无论代理交换机还是代理饲料，都是一样的。任正非本人是通信技术的门外汉。他的爷爷是一个做火腿的，父母是普通教师，他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的专业是暖供。十几年的军旅生涯可能使他成为中国比较早用上电话的人，却远不足以让他对这个产业有深入了解。

　　1991年9月，华为租下了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最初有五十多名员工。这里既是生产车间和库房，又是厨房和卧室。十几张床挨着墙边排开，床不够，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任正非和所有员工吃住都在里面，工作累了就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干。这是创业公司所常见的景象，只不过后来在华为成为了传统，被称为“床垫文化”。直到今天，当华为漂洋出海与国外公司直接竞争的时候，华为的员工在欧洲也打起地铺，令外国同行叹为观止。

　　另一件深刻影响到华为风格的事，是1997年任正非参观美国IBM。那次参观让任正非意识到华为与国际一流企业在管理上的差距，他决定要向IBM学习。他的学习不是挂在嘴上或者买几本 《大象为什么会跳舞》这么简单。1998年，华为与IBM的合作项目“IT策略与规划”正式启动，内容是规划和设计华为未来3—5年需要开展业务的流程和所需的IT支持系统，包括集成产品开发、集成供应链、IT系统重整和财务四统一等8个项目。为此，仅顾问费一项，华为的投入每年就在5000万美元，再加上其他费用，据统计，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任正非为了华为业务流程变革所付出的代价高达10亿元人民币。

　　任正非的面孔在公众视线中消失，是1998年以后的事。那一年华为的营业额达到八十多亿元，一举成为当时国内通信设备四巨头“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之首。然而面对巨大成功，任正非出人意料地回避了有利于华为形象的各种采访、会议、评选，甚至政府的活动也一概拒绝。他给华为高层下了死命令：除非重要客户或合作伙伴，其他活动一律免谈，谁来游说我就撤谁的职！整个华为由此上行下效，全体以近乎本能的封闭和防御姿态面对外界。

　　由那时候起，一直到2010年的今天，任正非几乎变成了一个隐形人物。尽管商业世界处处有他的传说。

　　不过，早在21世纪，华为公司就设置了专门的公关部，定期开展媒体公关联谊活动。华为的公关部门对接人特别有耐心，也特别有信心。例如，他们会把记者带到华为的大楼，说你们在被允许参观的地方可以自由走动，可以了解你想了解的东西，我们不做任何引导，我们将在快结束参观的时候给你们报告一下公司的整体业绩。

　　除了涉密实验室，其他的部门和办公室都可以参观，参观者可以跟见到的每一个员工谈话，每个员工都变成了不卑不亢的接待

　　人员。

　　二

　　华为2009年年报显示：公司去年销售收入达1491亿元(约218亿美元)，同比增长19%；净利润为183亿元(约27亿美元)，同比增长29.9%。在全球通信设备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个成绩单可圈可点，无论是营收还是净利润，都处于行业前列。

　　这份年报中，华为罕见地首次披露了公司的股权状况，与其他民营企业创始人动辄占股多达50%不同，截至2009年底，任正非持股比例仅为区区1.42%。华为员工持股人数为61457人，持股成员全部由公司员工构成，约占9.5万名员工总数的64.7%。年报公布后，有人给任正非算了一笔账，他的股权“权益”大约为6.15亿元，即使加上每年所得的股票分红，身家也不过7.5亿元左右。作为一家非上市民营企业，员工持股比例如此之高，创始人持股比例如此之低，殊为罕见。联想到他对企业长期采取的军事化管理，联想到他那些属于上一个时代的军事术语，这种分散股权的做法，更是一种奇观。

　　而熟悉华为的人都会说，任正非是个异常清醒的人。随着年龄日增、精力衰退，他为“后任正非时代”所做的人事准备越来越明显。大约从2000年开始，“愤怒大王”任正非脾气大为改变，无论对内对外都日益谦和。他已经能够控制在下属面前发雷霆之怒的频率和程度，缓解自己给周围的人带来的紧张和压力。他还每周尽可能抽时间去健康中心做理疗，整个人散发出一种修身养性的味道。华为的一些高层感觉到，任正非正有意收缩他在公司中的辐射范围，他要亲手淡化自己在华为烙下的印痕。但谁是华为的第二代接班人，至今仍然是难解之谜。

　　任正非说，只有员工真正认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分权才有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权力分下去就会失控。企业管理层要淡化英雄色彩，实现职业化的流程管理，即使需要一个人去接受鲜花，这个人也仅仅是代表，而不是个人英雄。

　　任正非的刻意隐身，已经不仅仅是个性使然，而有了更多中国式管理的价值贡献。

　　名人王石

　　王石珍惜自己的名誉，爱护自己的羽毛，

　　追求完美，近乎苛刻。

　　撰文：陆新之 插画：吴尚文

　　一

　　王石对数字有偏好。

　　谈低碳，谈绿色地产，一般企业家会大呼，不关注二氧化碳排放不行啦，不自己带头做起对不起下一代啦。而王石，则是甲乙丙丁，对着媒体算账：

　　“目前世界上合法、非法砍伐木材的70%源源流入中国，除部分制成品再出口外，留在中国的，有70%用在建筑工地上，而建筑工地的70%是住宅建筑工地。作为中国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万科是怎样想的呢？……”

　　“我们国家在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将降低40%至45%，跟住宅行业有什么关系呢？如果2020年，我们的住宅绿色环保标准达到了住建部的三星级标准，在碳减排的40%至45%里，绿色建筑占12%。因为社会总能耗40%是住宅里的消费者消费电能产生的。减少碳排放，不仅是建设过程中的住宅产业化，更关键的是提高低碳住宅的比重。”

　　王石的数字偏好，也是他管理万科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他主导万科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即便在当年关于“拐点”的讨论中，王石使出的“杀手锏”，也是他的数据分析。

　　万科自己也拥有足以自豪的数据。例如，在2002年到2007年，在整个内地房地产市场中，万科占有两个百分点的份额，每年销售都名列第一位。

　　但是今天的王石，对于最大房地产开发商的头衔已经看淡，对于这些数字已经不怎么在意。他认为，“如果有企业要在规模上超越我们，那就超呗，我不介意。这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再说了，目前万科销售六百多个亿，两个500亿公司一合并就超过了，但这意味着他们的风险也更大。”

　　他现在更关注的是增强企业的体质，提升企业的内在实力。他率领万科在绿色地产之路上一路快跑，他更关注那些枯燥的环保数据。

　　二

　　王石珍惜自己的名誉，爱护自己的羽毛，追求完美，近乎苛刻。

　　我在1994年开始与万科打交道，在我到过的所有场合，都强烈感受到王石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有一年夏天在深圳搞活动，广场上的人大都东倒西歪，只有王石和几名日本来宾站得笔直。当然，他也一样会满头大汗。

　　有一次随王石到中原某市参观。当地一位开发商见是偶像真人现身，兴奋不已，掏出纸笔，请王石无论如何要赐墨宝。这个老板可能希望王石题写个“世外桃源”一类的褒扬字句，日后也好拿来为项目增光添彩。不料王石滴水不漏，执笔过来，写下“向XX

　　市人民问好”。

　　他签名也认真，从来不会把“王”字写成连笔字，而是一笔一划，横平竖直。

　　王石的博客更新频繁，访问量也很大。有时候有网友留言，大公司老总哪里会天天写博客，是有枪手吧！王石看了立马发帖，强调博客都是自己写，绝无假手他人之理。

　　2008年的“捐款门”事件之后，很多记者对他说，你经过那么多的历练，但是到最后发生了这些事情，确实使你名声受损啊。面对这些尖锐提问，他会坦率地说：生活不可能随心所欲，我们不能走极端，否则你不可能成为社会人，只有进神经病院了。

　　无论误解或者批判，那一刻，他全盘接受。

　　三

　　对于自己的性格，王石有时候会给出一个遥远的答案。他的母亲是锡伯族，个性刚强，王石多次透露自己性格受母亲影响大。不过，当兵，当锅炉房工人，以及到深圳背鸡饲料大包，对于这个非典型知识分子的性格塑造，更有作用。

　　王石的父母都是红军时代就参加革命的军人。他小的时候对父母的印象是他们天天工作，就像职业革命家，对家庭顾及很少。受此影响，后来王石也是这样。

　　“这不是好坏的问题。你生在一个充满欺诈的家庭，你想有诚信就很难，相反也是一样。我的父母给我的印象就是工作，那我就会把工作看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王石很少提及从军那一段历史。但是他还是很感谢这段历练。

　　“我们那个时候能去当兵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我当时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职业军人。但是到了部队以后，我发现我的个性特征可能不太适合当兵，因为我比较喜欢出风头，喜欢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

　　所以在当了5年汽车兵之后，王石离开了部队。在服役的后期，他甚至特别盼着离开部队。但是他承认，无论日后到深圳创业，还是至今所做的许多事情，当年的部队生涯都给了他许多正面的、有意义的帮助。“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王石多次说过，他最希望从事的职业是外科医生。也有老万科的职员跟我提起，王石更喜欢的是文化历史。假如一切可以重来，王石未必会再次选择房地产业。

　　四

　　王石理性，有时候也会显得很无奈。他的表达不够直接，也就不能迅速地满足公众的期待。

　　例如，很多人说，自从“捐款门”之后，王石“滑头”了，对房价经常支吾其词。对此，他大不以为然，有过详细的自剖：“作为房地产从业者，谈房价，无论私下、公开，我从来不忌讳。但2008年经过了‘拐点论’之后，你们会发现，到2009年、 2010年，公开场合我不谈房价了。我不谈并不代表万科不谈，万科是很透明的。如果我不谈，万科也不谈，就不行。万科董事会秘书还有万科高管都谈到房价问题。但为什么媒体对老王谈房价还是这么穷追不舍呢？我想，这是‘娱乐’的时代，名人被‘娱乐’是很正常的，但也有风险。风险和教训就是断章取义。”

　　五

　　万科是做贸易出身的，1988年通过拍卖获得了万科历史上的第一块土地，从此进入房地产市场。拍获这块土地的故事，时常为王石津津乐道。

　　这个项目，就是万科威登别墅。在深圳的罗湖区红桂路上有个不起眼的小巷口，多年前，巷口醒目地竖着一块淳朴的万科物业标牌—“全心全意全为您”。从繁华喧闹的红桂路穿过这条小巷，不到两分钟便来到威登别墅的雕花铁门前。威登别墅是由一组错落有致的城堡式建筑构成，是欧陆风格与中国园林艺术的结合体。

　　1994年的夏天，我在这里见证了王石的一次公开道歉。那天下班之后，在水贝二路万科总部的食堂吃完饭之后，王石带着办公室的一位职员，跟来万科闲逛的我说，“一起去，看看项目发生的一些事。”

　　那时候的王石还坚持不配专车，我记得是乘坐一辆面包车到达威登别墅，进了别墅一个公共会所的办公室，那里面已经聚集着几十个业主代表。这个项目的管理处主任正脸红耳赤地跟大家解释着什么，他就是后来缔造万科物业管理高质量神话的陈之平。

　　业主投诉的内容包括：物业管理费用使用不透明，部分建筑物的维修不及时，万科物业管理公司长期占用项目的公共设施办公，等等。

　　乘车去威登别墅的路上，已经有万科的职员在车上提示，发难的业主之中，有一位黄先生，他本身就是深圳另外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副总。果然，当晚这位黄先生挑头，引用深圳的物业管理条例，甲乙丙丁地提出了很多万科的不是，要求一二三四。而王石首先向业主们正式道歉，然后又针对业主的要求一一作了答复，答应万科物业公司将会一周内搬走。这个时候，陈之平在旁边还偷偷嘟囔几句，显然是不乐意。王石则是一瞪眼说，“错在我们，哪还有什么好说？”

　　业主对于王石的态度和承诺是满意的。但对于其中的物业收费问题，王石认为是根据相关规定制定的，不能让步。

　　在离开别墅回家的路上，王石还提示同车的《万科周刊》编辑，要就这个事情写一篇文章。编辑突然想起来说，好像有一个晚报记者也了解这个事情，要不要去劝住？王石说，这有什么问题，记者调查就查吧，写个报道，也能说明万科物业知错就改啊。

　　创新者马蔚华

　　由插队知青到体制内干部，再到中国最令人瞩目的商业银行的掌门人，

　　马蔚华为世界提供了迄今为止惟一一个中国现代银行家的标本。

　　撰文：鲁庞志 插画：吴尚文

　　在深圳的深南大道上，高耸着如同一顶硕大的“博士帽”的招商银行大厦。这栋高达237.2米的大厦是内地各个银行总部大楼中最高的一座。这就是马蔚华领导的招商银行总部所在地。

　　与内地国有商业银行不同，招行是在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它没有得到过政府注入资金的支持，它所有的成功都是自身努力的结果。

　　体制内代表

　　1949年6月，马蔚华出生于辽宁锦州。高中毕业后，他同千万个同龄人一样“上山下乡”，打起行囊来到辽宁省北镇县长兴店公社状元堡插队。在节奏缓慢的农村生活里，爱好写作的马蔚华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报道员，这是他职业才能的第一次显现。下乡4年之后，他参加了招工考试，随后这位原本打算做一辈子农民的知青幸运地回城，成为锦州铁路局大虎山工务段的一名工人。1978年，在长春，已经年近而立、当过农民和工人的马蔚华通过高考踏入了大学校门。吉林大学经济系一定没有想到，这位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以后会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变革者。

　　1982年大学毕业后，马蔚华被分配到辽宁省计委工作，后来辽宁省委书记李贵鲜南下任安徽省委书记，马蔚华也随之调任安徽省委办公厅秘书。1988年，李贵鲜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马蔚华再次随同李贵鲜调到北京，担任央行总行办公厅副主任、计划资金司副司长等职。在央行任职期间，他亲身参与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见证了中国银行业的许多重大事件。

　　1992年10月，马蔚华京官外任，南下独挡一面，出任央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党组书记、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分局局长，一直至1999年，马蔚华50岁的时候，进入了他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出任招商银行的第二任行长。

　　事实上，这家由招商局下属的蛇口工业区结算中心发展而来的银行，初期经营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交了很多学费。

　　在招商银行第一任行长王世祯的退休的前一天，我采访了他。这位在招商局工作了数十年、一直是袁庚主要助手的老者感情复杂地对我说，招商银行一直在努力，希望其后的接任者，能将这家难得存活下来的民营银行做强做大。

　　如今12年过去，面对招商银行的今天，他可以欣慰了。

　　银行业，从来是以稳健为第一要务。但在中国的银行业，这种稳健更多时候表现为保守和沉滞。而马蔚华的行业地位，来自于他持续的业务创新，不断地突破行业桎梏。

　　上任伊始，马蔚华就锁定银行业务网络化的战略目标，决定让招行与网上银行联袂。在现实世界，招商银行与传统大行相比还差得很远，可是在应用新技术和开发新业务上，招行却远远走在前头。网上银行的兴起，为中国银行业提供了与国际银行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的机遇，也大大缩小了招商银行与其他大型国有银行的距离。

　　业务网络化的结果是：一提到网上银行，人们自然就想到了招商银行；一提到招商银行，人们就想到了网上银行。而当国内大多数银行都进入第二代网上银行时代，招商银行在一路领跑后已经开始挖掘新的增值服务，进入第三代网上银行，推出了个人财务分析、网上财务管理等针对个人的新型业务。

　　银行代言人

　　2001年，刚刚主持招商银行两年，马蔚华就成为了当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候选人。在体制内工作了近二十年的马蔚华一度不想出这个名，其时正逢招行准备在A股市场上市，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对他说，这个评选不光是在评你，也是在评招行，你被选上还能省几千万元的广告费。于是马蔚华参加了活动，并从此经常性地出席一些社会活动，包括去大学演讲，宣传、介绍招行，应邀出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一个国际MBA班的班主任，担任清华、复旦、南大等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可想而知，由此带来的传播价值也很大。担任了班主任后，马蔚华常常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到清华授课。马蔚华喜欢与学生交流，这种互动也经常能给他带来一些启发。

　　他认为，一个银行行长要同各方面的人打交道，所以需要具备各方面的知识。他每天下班回家，会花一个小时上网，除了国内外大事，也看看社会新闻。从几年前的“超级女声”中，马蔚华看到了消费者心理的变化，他说：“超女的PK模式很好，今后招行也要引进这种模式，激励员工。”

　　他亲自选定东北出生的钢琴家郎朗作为招行的品牌代言人。用他自己的话说，“选择郎朗代言强化了招行品牌高雅、高端的特征，深化了招行品牌差异化个性，拉近了招行与钢琴爱好者家庭之间的距离，塑造了招行国际化品牌形象，提高了招行的品牌声望。”

　　他特别注重招行职员的礼仪穿戴品质。招行柜台员工年轻、阳光、漂亮，是全行业公认的。招行也曾在内部征集“形象大使”，符合条件的应征者上万人。后来，招行平面广告中选用的都是自己的帅哥靓女。他要求中层管理者每人都要定制阿玛尼西服，他认为，一个最受高端人群信赖的商业银行的管理人员，也要重塑自身的品牌形象。

　　他在旅行中总是带着一本书，同时他也在招行内部网站上定期向员工推荐好书。在他刚刚出版的新书《感悟华尔街》中，他记录了自己的金融风暴之旅，并且写下：“肃杀的冬日，不能动摇你我的信念；我们将一路向前，永不停息。”此语境具有典型的七八十年代大学生的情怀。据说，和大多数企业家靠秘书、助理捉刀不同，这本十几万字的书稿，大部分是这位忙碌的银行家自己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