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晓宇 来源：《东方企业家》 日期：2011-02-25

　　“你有多少次适当地坠入爱河？”

　　奥普拉。温弗瑞笑了。她坐在摄像机镜头前面，轻而易举地化解了这个轻佻的问题。2011年1月17日晚上，所有CNN《皮尔斯。摩根脱口秀》的观众都在客厅的电视机前看到了这一幕。对于这个57岁的脱口秀女王来说，坐在演播室里回答这么一个娱乐性的问题，实在算不得什么挑战。非但如此，甚至就连站在房间正中央，以女主人的身份提问，面对镜头，招待来宾，享受掌声，并且掌控局面……总之，这些都不再吸引她了。

　　奥普拉不干了。2010年11月20日，奥普拉在自己的同名节目《奥普拉秀》上宣布，节目将于2011年9月停播。

　　这可是件大事。25年来，《奥普拉秀》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电视史上最成功、最长寿的日间脱口秀节目。凭借这档节目，奥普拉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最富有的女人之一。在各种富豪名人榜上，她往往名列前茅。最新的数据是，在2009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奥普拉以2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0亿元)的身价排名第234位。

　　和那些靠房地产、石油和互联网起家的人不同，奥普拉算是个另类富豪。1986年，她创办了自己的独立制片公司哈普(Harpo)。以《奥普拉秀》为核心和起点，她建立起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传媒商业帝国。她有自己的演播室、杂志、脱口秀节目、网站、读书俱乐部、电影投资业务，她甚至还创办过自己的Oxygen电视频道。

　　哈普不是一家上市公司，我们能够获得的公开财务数据非常有限，不过，从已知的资料来看，其中大部分业务无疑都大获成功。仅2009年1月，她的《奥普拉》杂志就卖出110万本。2007年，哈普公司拥有员工410名，年收入3.45亿美元。

　　“这样一个公司，性价比相当高了。”一位制片公司总裁评价说，“这样的收入，才这么点人。你随便去现在一个什么公关公司、制作公司看看，太了不起了。”

　　现在，奥普拉有了更大的野心。她将自立门户，与“探索频道”(Discovery)运营商美国探索传媒公司合作，创办“奥普拉。温弗瑞有线电视网”(the Oprah Winfrey Network，简称OWN)。奥普拉将掌握该频道50%的股份。按照计划，未来这一频道将被建设成一个主流有线电视网，成为与音乐电视(MTV)、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和探索频道(Discovery)一样知名的品牌。该频道于2011年1月正式开播，总部设在洛杉矶，约7000万美国家庭能收看这个频道。此外，从2011年9月开始，OWN将获得过去25年的全部《奥普拉秀》录像的版权。

　　“奥普拉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个人品牌的商业化。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主持人如何变成福布斯富豪的故事。但是这样的故事要在中国复制，很难。”清华大学传媒学院教授胡泳说。

　　尽管如此，奥普拉的新动作还是在她的中国同行里引起了关注。今年元旦节的时候，优米网创始人王利芬一直在家看奥普拉的传记。“她跟我一样，也做自己的网站。她前几年也做过自己的有线电视频道，但是并不太成功，2007年的时候卖给了NBC，才10亿美元。但是为什么她现在还是要再做电视网呢？”

　　王利芬一直对奥普拉有好奇心。早在做《赢在中国》之前，她就曾经去美国芝加哥参观过哈普公司，并且和对方的财务总监交流过。至今，王利芬仍然收藏着《奥普拉秀》的几百盘录像带。“我应该是全中国看她节目最多的人。”王利芬说。

　　不过，最近一两年来，王利芬看奥普拉看出了新的名堂。以前，她看的是奥普拉的专业价值，看她怎么做节目。“她是一个不断打破规则的人。人人都说主持人要长得漂亮，口音要标准，她就不是。我也不是天生的主持人长相，我的普通话也没那么标准，后来也一样做电视。”

　　2009年，王利芬从央视辞职，创办了优米网。从这个时候开始，王利芬更多地关注奥普拉的商业路径。创业之后，她和当年的奥普拉一样，面临着从制片人到内容制作公司，甚至平台运营商的三级跳式的职业转型。

　　几乎同一时间，北京电视台《名人堂》栏目主持人、制片人路彬彬也在研究奥普拉。去年10月，她让弗吉尼亚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助手(一个美国女生)整理了一份奥普拉研究报告。

　　“我第一次注意到奥普拉是很多年前，那时候鲁豫开始做访谈节目，说要做中国的奥普拉。第二次就是这次，她停了节目去做电视网。中国凡是做电视内容出身的人，对奥普拉多少都有点心向往之。如果自己的节目也能够像她那样影响那么多人，获得那么大的价值，不是很好嘛。不过现在我们都明白了，要在中国复制奥普拉根本不可能。”路彬彬说。

　　中国没有奥普拉

　　中国的奥普拉，这个头衔听起来并不陌生。

　　去年10月，记者去吴征(微博)的办公室采访，那儿有整整一面墙，墙上挂的都是他的他的妻子杨澜的剪报和名人合影照片。它们被精心裁剪下来，裱在木质的相框里，显然已经被主人视作某种荣耀。最打头的位置就挂着美国《新闻周刊》在上世纪90年代对杨澜的专访，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的奥普拉》。照片上，杨澜穿着带垫肩的桃红色西装外套，双手抱肩，笑容很有分寸，正是最标准的持人形象。

　　“我们都是主持人出身，都有自己的谈话类节目，也都有自己的公司，除了做节目，也都做一些商业方面的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和奥普拉是有可比性的。”杨澜说。不过她话锋一转，又说，“如果奥普拉来中国，没准人家还说她是中国的杨澜呢。”

　　杨澜是头一个获得这个头衔的中国女性电视人，但绝不是唯一一个。

　　“很多人想学奥普拉。奥普拉是很有经商才能的。”胡泳说，“她是做访谈节目起家的，先是通过做内容达到一个无可争议的个人品牌。然后她不仅做节目，她还做杂志，做读书俱乐部，有了新媒体以后又做新媒体，都很成功，现在又做电视网。她的轨迹就是从内容慢慢融入渠道，然后渠道内容一起抓。她完成了从主持人到制片人再到独立制片公司再到渠道控制者的三级跳。”

　　在中国，上世纪末的时候，这种奥普拉式的商业路线图(主持人-制片人-公司-渠道控制者)似乎开始出现一丝生机。199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82号文件。这份文件的核心内容有三点：网台分营；电视与广播、有线与无线合并；停止四级办台。其中，“网台分营”被一些学者和一线电视制作人解读为是要电视台和电视网(节目供应商)分开经营，是中央鼓励“制播分离”的信号。

　　在政策的吸引下，1999年至2000年上半年，诞生了一大批民营电视公司。在这份名单里，有些公司活了下来，在漫长的十年里获得了投资人的青睐，甚至有上市的前景。这些幸运儿包括王长田(微博)的光线公司和李静的东方风行公司。这两家公司都是1999年成立的，前者的《中国娱乐现场》和后者的《超级访问》都曾经风靡一时。

　　然而，当我们环顾四周就会发现一片凋零的画面。更多的公司和创始人不是夭折就是被遗忘。当年的银汉传播、派格、欢乐、唐龙……后面三家公司的创始人甚至曾经和王长田一道被誉为“京城民营四公子”，倘若如今要再加以谈论，90后那些不看电视的年轻人们会感到十分陌生。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袁岳(微博 专栏)说：“如果服务与文化资源还是如石油和高铁一样的资源分配和供给机制，那么即便奥普拉在中国，她也面临很大挑战。”

　　无论如何，在电视资源被国有电视台垄断的情形下，11年前的那次政策改革为今天“寻找中国的奥普拉”的话题提供了可能性。从那以后，一些有能力、有抱负、有社会资源的女性主持人、电视人从电视台辞职，加入了创业者的行列。

　　我们有一份并不完备的候选名单：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澜(2000年)、东方风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静(1999年)、优米网总裁王利芬(2009年)、唯众传播董事长杨晖(2006年)、贝都因传播总裁路彬彬(2006年)。

　　当然，在这份名单里，并非每一个人都有奥普拉式的知名度，甚至不是每一个人都做过主持人，更加没有一个人像奥普拉那样拥有自己的电视渠道(杨澜和她的丈夫吴征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但是当然，失败了)，再说白一点，这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奥普拉那样惨痛但是传奇的个人成长故事。但是，她们都是有丰富经验的电视制作人，都渴望通过商业和创办公司的方式把自己的专业能力转化为生产力，并且都面临着从电视人到创业家再到企业家的转型挑战。

　　她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她们都认为，中国没有奥普拉。

　　杨晖曾经是湖南卫视《新青年》的制片人。2006年，她辞职创办上海唯众传播，开始和东方卫视合作，制作一档名为《波士堂》的财经脱口秀节目。在她看来，中国的媒体环境根本不可能诞生奥普拉这样的人物。“不说别的，光说渠道，谁敢说自己控制了渠道？即便你做了网站，目前从营业角度，也是可以忽略不计。”

　　2010年9月，杨晖去英国伦敦考察，拜访了当地数十家电视台和制作公司。她分析说：“奥普拉式人物的诞生和他们的文化环境密不可分。首先，有法律保障独立制片公司的利益。英国1990年颁布广播电视法，规定电视台至少要拿出25%的体量交给独立制片公司。其次，有知识产权体系的法律保障。英国2003年颁布传媒法，规定不管钱是谁出的，电视台向制作公司定制节目，节目版权和衍生产品开发权全部归制作公司。第三，频道专业化。大而全的综合频道极其有限，细分频道不计其数。专业化频道就可以走广告，走订阅，走电视网分账，多条生财之道，完全是消费者导向，内容供应商的发展空间就从此而来。”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个示范效应是巨大的。只要在适当时候推出适当的创意，你在英国就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这些政策不仅保障了电视人的创业积极性和创业成果，也保障了创意产业，让电视人不再是只赚制作费的电视民工，而是有可能拥有一家凭借创意和头脑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企业。”

　　“再看国内，所有的频道，除了第一财经和新闻频道，其他全是娱乐频道。而且难有版权一说。电视台一句话，我出的钱，版权怎么可能归你？他没有想到，点子是你出的。”

　　然而，对于奥普拉来说，能够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恰恰就是版权。胡泳说：“奥普拉发展最关键就在于她拥有《奥普拉秀》的版权。版权不属于媒体机构，就属于她的公司，所以她可以把节目卖给美国各大电视广播公司。她能够挣到第一桶金，核心就在这里。”

　　路彬彬已经尝到了版权的一点儿甜头。几年前，李开复(微博 专栏)从GOOGLE辞职创业，当时上了路彬彬的《名人堂》节目。此后，中信出版社很快就此出了一本书。路彬彬把当时的节目录像剪辑成两张光碟，和书一起捆绑在机场销售，两张光碟100元人民币。因为拥有自己节目的版权，完成了一次二次销售。

　　“谈话节目和新闻不一样，它有二次销售的可能。我可以跟电视台要更多的制作费，但我宁可不要，也要把版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路彬彬说。

　　2007年，路彬彬在北京电视台目睹过不少风波。那一年，北京电视台改变了和民营制作公司的合作制度。以前，他们以节目换广告的方式合作。有的节目，比如李静的《超级访问》，单单靠一年卖广告就能挣800万-1000万元人民币。但是从2004年起，合作方式被改为电视台直接购买节目，制作公司则可以另外购买节目的广告时间。

　　“问题在于，卖你多少钱，买你多少钱，全都是电视台定。这个价钱对于一个内容制作公司来说，如果没有边际产品的话，甚至都不够用。很快，派格就撤了，欢乐也撤了。本来李静和王长田还想联合起来怎么样一下，我说算了，我是个特别怕扯皮的人。跟电视台合作，你不要想着说服他什么，你只能顺势而为。他的逻辑很简单，要么你别做了，你不做，人家没有任何损失。”

　　当时的风波以电视台的强势获胜而告终，各个制作公司要么开始寻求其他业务，要么开始寻求其他的买家。不过后来路彬彬发现，电视台始终不会变。她的《名人堂》节目2006年12月在北京电视台开播，她也开始学会跟电视台打交道。

　　“我有自己的广告公司和公关公司。如果是公关项目，一般不需要我亲自出面，专人去谈就行。可如果是电视台，哪怕一点小事，比如一个广告，都要亲自跑一趟，找总编室，找广告部，找制作中心。整个作业秩序和商业逻辑都不一样。”

　　为什么内容提供商在电视台面前这么弱势？胡泳分析说：“第一，电视行业因为是喉舌，始终存在管控。第二，中国的电视业是分散的，每个省都有一个自己的垄断台，各自为战，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这种情况下，所谓制播分离，其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做一些边缘性的小打小闹，并且还困难重重。”

　　有人看的节目当然挣钱了，不过——“钱都被平台挣走了。”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王冉(微博)说，“电视媒体的盈利模式无非是两个，要么卖广告，要么直接卖钱。直接卖钱很难，中国从来都是轻内容产品的，电视节目不卖钱跟唱片不卖钱是一个道理。没有终端用户买单，就只有靠广告客户。目前中国电视还是强势媒体。互联网一年300万广告，报纸两三百万，杂志300万，只有电视能到800万的量。但是，电视台是政府垄断性质，这意味着你想进入就要服从，所以最后钱都被平台挣走了。”

　　退一步说，奥普拉那样的励志、情感的谈话类节目如果放在中国，是不是真的会有观众捧场？

　　“很难。”王冉说，“奥普拉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受众群体，她的节目大多数在下午四五点播放，观众都是一些家庭主妇。中国还是一个以白领群体为主的社会，很难想象这么一个节目在下午时段播放还会有人看。”

　　“奥普拉是给家庭主妇群体做心灵鸡汤。在咱们这儿，观众要的都不是鸡汤，是菜汤的事儿。”几天前，路彬彬从哈尔滨亚布力论坛回来，一路上司机开的车上一直在放刀郎的歌。她觉得奇怪，去年流行的歌曲，到了今年，在一个省会城市仍然是最时髦的，可见中国地域的精神生活时间差。这就是说，即便是从文化环境来说，奥普拉那种纯粹以精神产品为核心，向终端客户销售的方式在中国也行不通。

　　其实我国不可能有自己的奥普拉。即便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佼佼者杨澜，也在遭遇尴尬。今年1月，李国庆去《名人堂》录节目，制作方给了一个商人夫妻名单让他评价，结果他说杨澜吴征这一对是“最麻烦的”。

　　这话像是李国庆又在放炮。不过，他很快解释说：“不是因为他们夫妻关系麻烦，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媒体行业麻烦。”

　　娜拉出走后怎么办

　　早年间，李静喜欢看王朔的小说，她过的日子也像是《顽主》里的生活。她好热闹、聪明、鬼点子多，但是她在电视台工作，做主持人，“一上台就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她觉得电视上那个李静根本不是真正的李静。她主意多，倒着镜头拍节目，领导说反动。她晃着镜头拍节目，领导说想吐。最后，她看见领导就靠着墙晃大腿，然后说“哎哟，我要上厕所了”。

　　1999年，李静29岁。中央台要她，她不去，自己从北京台辞职，在小西天租了一个工作室，开始鼓捣自己的节目。这个工作室就是东方风行的前身。“他们天天说那不是你那不是你，把我说搓火了，我还真就做一个自己的节目给你们看看。”李静说。

　　不仅是那个年代，即便在后来的日子里，很多电视人的出走也有着类似的背景。杨晖在湖南卫视干了11年编导，她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是最后，她还是辞职了。“我在电视台做的是我喜欢的工作，但是制播分离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的唯一的方式。”她说。

　　至于王利芬的出走，她想得比其他人更多些。“我进央视的时候已经29岁了，如果我在国有体制下一直做下去，55岁就要退休，如果我活85岁，剩下的30年干什么？那我等于只活了一半。我创业就是希望有一个平台能对接到坟墓，我想干多久干多久。”

　　出于个人性情和发展空间的考虑，这些女性电视人不约而同辞职创业。这是一群中国式的奥普拉，然而她们面临一个娜拉式的问题——出走之后怎么办？她们出于自由离开体制，出走之后发现，其实制定游戏规则的还是背后的机制。她们搞不好只能身处江湖，靠庙堂挣钱。

　　她们首先面临的就是商业模式的挑战。

　　王冉分析说：“这些创业的女性电视人，她们的商业模式基本分为三种。一种是路彬彬和杨澜，她们先用电视节目把自己做成名人，就会有企业老总和地方政府官员欣赏这种气质和形象，她们在这种基础上做一些晚会、论坛、公关活动，同时提供增值服务。说白了，主持是个体力活，她们把它变成公关公司了。另外一种是王利芬和杨晖，她们和奥普拉比较像，以提供精神产品为主。另外，李静是目前商业模式最清晰的，她走的是内容加销售的路子。第一，她是一个女性谈话节目主持人。第二，谈话的内容不是行政性的内容，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人物采访，更多是跟你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第三，她真正实现商业价值并不是通过电视本身，而是通过产品销售。”

　　由于法律、政策、市场、文化等种种因素，单单做一个内容制作公司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一家企业的生存需要了——节目发行不挣钱，节目广告的钱又大多数进了电视台的腰包。每一家公司都在探索新的业务类型。

　　从去年开始，杨澜的公司承接各个城市地方政府的晚会制作，同时配套立体宣传服务，帮助其打造城市文化品牌。杨澜透露说，这一块业务在2011年可能会占到公司收入的一半以上。有业内人士估计说，杨澜承办一台晚会的收入可能在500万-1000万元人民币之间。此外，杨澜在北京和上海各开了一家实体珠宝店。她还和工商银行合作推出了一款信用卡。

　　总之，自从2003年出售阳光卫视业务之后，曾经代表精英文化阶层的杨澜就一直在尝试着“下降”。从《天下女人》开始，她瞄准了中国的女性白领阶层，并且专门为之打造了天女网。她一面继续着《杨澜访谈录》的采访，一面在新的节目、微博和网站上为年轻女孩解答各种人生和情感的困惑，提供职场指导，并且试图巧妙地帮助自己的珠宝和信用卡产品完成更好的销售。据万事达卡国际组织(MasterCard International)的估算，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20至34岁女性的消费支出在10年间将增长56%，至760亿美元。

　　和杨澜相比，杨晖和路彬彬瞄准了另外一个可能更加有利可图、也更加精准的人群——城市职业人和创业人群。

　　4年前，杨晖制作的《波士堂》大获成功。那之后，她又推出了几档新的节目，《上班那点事儿》、《谁来一起午餐》、《我为创业狂》。这些节目，有的在地方卫视播放，有的干脆直接在互联网上播放，反响都还不错。杨晖推出了一个“圆规理论”。她说：“创业者就是一个圆心，围绕这个圆心，我们的实力就是半径，画出的圆就是我们的市场份额。围绕圆心，我们可以做节目，可以和企业合作举办行业创业大赛，可以制作创业榜单，可以做手机视频，可以拍摄创业题材影视剧……总之，就是做跨媒体的整合传播公司。”

　　“整合”这个词看起来非常时髦。不论杨澜、路彬彬、杨晖还是王利芬，都上瘾一样反复提到这两个字。一方面，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假使你不能够做电视平台，做电视节目也不挣钱，便只好以电视节目为核心来吸引相关人群，围绕人群做业务延伸。但是另一方面，她们也乐观地认为，这恰好是难得的机遇。

　　“十二五规划里提到说，未来5年文化产业要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现在文化产业占GDP3%，要成为支柱产业那就要占6%左右，这就是翻番的意思。你说这空间有多大？”杨晖说。

　　互联网的发展为她们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尽管并不明确下一步的节目内容和盈利模式，不过王利芬的优米网运营一年来已经收支平衡。她并不怎么着急，表示要“稳步中速地走”。“优米网就是一个社会大学，下一步我们要大做情感。”王利芬晃晃她的iPhone4，说，“未来一切都在这个上面，没有它就跟丢了魂一样。我们把节目放在手机上试了一下，一天有300个点击，还可以，下一步我们要为手机开发一个新的WAY，看看是前置收费还是广告什么的。”

　　杨晖的唯众传播则计划专门为互联网制作了两档节目。以前是电视台的节目拿到互联网上面播放，以后可能是互联网的节目再放到电视上播放。路彬彬的《名人堂》也和各个视频网站有合作。考虑到互联网的媒体特点，路彬彬专门调整了自己的节目制作流程，要求工作人员在录节目的时候一定要能够剪辑出三段可以分别播放的段落，比如说，一段名人轶事，一段财富传奇，一段职场规则。

　　李静则走得更远。2008年，东方风行拿到红杉资本的投资，创立乐蜂网，开始做电子商务。2009年，创立JPLUS，开始做自有品牌。2009年，东方风行的电商收入就达到了6000万元人民币。201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个亿，占公司业务总量的60%。甚至有人说，在这么发展下去，东方风行到底是一家电子商务公司还是一家媒体公司都很难说。还有人说，一旦《美丽俏佳人》这个节目成为乐蜂网和JPLUS的宣传平台，那么节目落地的旅游卫视是否甘心袖手旁观？电视台是否要介入，要求分成或者占股？ 

　　事实上，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中国的电视行业存在一种“滞后效应”。一方面，电视观众人数越来越少。即便央视不断开播新频道，其收视份额仍在不断下滑，去年一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电视台的广告却在不断上涨。2011年，中央电视台的广告预售额已达127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6%.2001年以来，电视广告费总计增长7倍，是迄今为止最昂贵的媒体。今年中国广告支出将有63%都花在电视上，相比之下，英国则只有28%。

　　这样的错位之下，电视台并未产生危机感，仍旧坚持着强硬的议价立场。用一位制作人的话说，就是“没法说，什么都想要，只能顺着它，不然就别玩了”。“电视台仍然以为自己是垄断的，但其实媒体的边界已经很模糊了，互联网是媒体，手机也是媒体，微博也是媒体。我让任志强(微博 专栏)潘石屹(微博 专栏)帮我转发一下微博，广告效果可能都比做点事广告强呢。”

　　2010年底至今，以优酷网为首，中国视频网站掀起了上市热。更多的制作公司更加愿意跟视频网站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合作，而不是电视台——最起码，这是一个更自由的选项。

　　路彬彬说：“视频网站有钱，管制尺度比较宽，互动性强，能够和我的广告客户实现互补，而且好沟通。电视台就不是一个公司，逻辑不一样，有时候没法平等对话。但是视频网站就很简单了，大家从商业的角度交流就行了。”

　　从很早的时候起，路彬彬就没有再把自己的公司定位为一家电视内容制作公司了。

　　电视节目对于她的公司而言只是价值链上的一环，或者说，是一张不赔钱的名片。她希望以“职业人”为核心，提供专业的、全面的公关媒体顾问服务。她做过大型的论坛、公关活动，也做过跨国公司领袖的个人媒体顾问。有一次，她去三亚参加世界小姐的总决赛，决赛现场，她看见组织方公关公司的三个老外，拿着对讲机站在那儿就把事情干完了，主持、媒体对接、宣传片拍摄都很专业地外包出去。她心想，自己要做的就是这种有服务价值的专业顾问公司。

　　她也和李静的投资人沈南鹏(微博)聊过天，沈南鹏的结论说，公司有价值，但是没法上市。路彬彬说，我没想要上市呀，我又没有需要钱的商业模式。再说，人家奥普拉也没上市呀。

　　当然，不论上市或者不上市，不论规模大小，几乎所有创业的女性电视人都遇到了管理挑战。她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人。

　　融资之后，李静找了5个高管来帮助她管理公司。管理公司的压力大得让她一度在《名人堂》上节目的时候哭了出来。她承认自己一度因此很焦虑。“这几年做电商，决策对不对都要自己做，又没有干过。很容易焦虑。下面人做得一点不对，我就跳出去。后来我知道我这是在背猴子，人家的猴子我接过来，结果背了一座花果山。我应该给下面人犯错误的机会。一个不犯错误的公司太可怕了。我们有节目制作、电商和自有品牌三大业务，如果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我已经做好了迎接失败的准备。这就是说，一旦有失败，不能说原来我还真的不行呀，就放弃。爱做节目也就那样了，但现在有了新事做，我很有信心，是重新被点燃的感觉。”

　　和电子商务相比，电视行业的规范程度和人才成熟度都不高。在电视圈流行一个对联：节目在问题中录制，事情在扯皮中度过，横批正点开播。

　　路彬彬最大的苦恼就是专业电视人才不足。几年前，潘石屹想模仿《学徒》做一档选秀节目。他的助理找了一圈，最后跟路彬彬抱怨说：“全国怎么连个像样的做节目的公司都没有。”最后这档节目做了没几个月就收摊了。

　　其实，电视圈的钱不少，有的省级电视台还富得流油。好几年前，就一直有人撺掇着她一起做新节目。“有客户跟我说，现在几千万打广告根本听不见声儿，不如跟你一起做个新节目。现在这样的节目不少。奥迪在旅游卫视做了一个艺术访谈节目，杨澜和轩尼诗也做了一个节目。但是我一直不敢接，就是没人。你看市面上还有几家公司啊？倒的倒，转型的转型，剩下的还大多是做娱乐节目的。娱乐节目和泛商业节目还不一样，后者是有门槛的。”

　　不过，真要说起来，对这些女性最大的挑战不在别人，甚至也不在行业，而在她们自己。

　　有时候，她们发现创业之后的自己更淡定了。“以前都是‘都怪你’，现在成了‘都怪我’，头条都是我干的。做企业你不能永远让别人宠着你。有些责任你是不能逃避的。以前不喜欢了可以离家出走，或者泼人一脸水，现在就要用温和的方式解决冲突。”

　　有时候，她们发现创业之后自己更能承担责任。“以前在电视台，总觉得自己怎么有才华，怎么有能力，什么都是自己的。离开之后才发现什么叫做树大好乘凉。其实你什么也不是，都是平台给你的。现在你要从一个棋子变成一个棋手。”

　　有时候，她们发现创业让自己更加理解创业者。“以前做《赢在中国》觉得自己懂创业，其实不懂。最大的不同是，以前做节目不管怎么样有电视台托着，现在什么我都是自己买单。你签几次工资和保险试试，非常残酷的。我连家里有多少钱都不知道，但是我财报看得很好，我做半个公司财务绝对没问题。”

　　说白了，要做奥普拉得先做自己。而做自己比做奥普拉也简单不到哪里去。如果想做更好的自己的话，那就更难了，不过也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