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败退大陆后，开始整顿吏治，末代王朝出了不少清官

　　文_本刊记者朱汐编辑_萧三匝摄影_朱岚清

　　“这个、这个、这个，各500斤，送到我厂里。”马建华的手指从几种蔬菜上扫过，菜贩便已经将他点的菜名熟记在心。做便当工厂十来年，马建华自认为对吃食已经颇有心得，买菜的讲究更是一套一套，“台湾的高山高丽菜那是一绝，越大、越轻、里面越蓬松的越好吃，要是一拿很重，那完了！”

　　国民党要员马树礼的侄子马建华只是个“伙头军”

　　买完了菜，马建华坐着太太开的车返回位于台湾中坜市杨梅镇的工厂准备开工。“我年轻时爱喝酒，酒驾两次，被吊销了驾照，现在出门全得靠老婆。这样也好，安全第一。”他说。每周一到周五，他的工厂要为附近6所学校的几千名学生供餐，台湾的人工不便宜，他和太太在忙碌的日子里也要帮忙打包盒饭。他愿意踏踏实实赚辛苦钱。“钱啊，只有自己辛苦赚的才会珍惜，血汗钱才是万万年，随随便便给你的钱，你是不会有感觉的。”

　　我们的到访多少让他有些意外，“现在的年轻人还有知道马树礼的？”回到台湾生活了20多年，马树礼去世也已经有7年之久，这还是第一次有记者因为他“马树礼侄子”的身份专程找上门来。

　　马树礼是国民党要员，曾担任两任“总统府资政”，再往前则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主席团主席、亚东关系协会会长、驻日代表、中国国民党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国民党驻印尼总支部负责人等重要职务。在担任国民党秘书长(1985-1987年)期间，马树礼襄助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解除党禁和报禁，并建言蒋经国“要多起用台湾青年”。

　　由于在国民党内的敏感身份，直到去世前两年——2004年，马树礼才得以返回家乡江苏涟水扫墓。一生没有子嗣的马树礼曾过继了一名堂侄到他名下，但从未在一起生活，倒是幺弟马树奎的独子马建华与他最亲近。上世纪80年代初，马建华就曾被他带往日本留学，二人的关系不是父子，却近似父子。

　　正因为有这层关系，有些事情马建华不能做。还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的同学中也有很多大陆来的留学生，年轻人常在一起玩，有一次两拨人在其中一方的宿舍包饺子，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被台湾的勤职人员约谈了。大陆留学生也常常请他偷偷去大陆玩(当时台湾尚未解严)，“说只要把护照给他们，不用在上面盖任何印章，不会有任何记录。我是打死也不能答应的，包个饺子都马上能知道，要去大陆，我们家老的不得跳楼自杀啊！”马建华口中那个“我们家老的”并非指自己的父亲马树奎，而是他大伯马树礼。

　　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回忆，1989年圣诞节，他与其他几名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同学成为第二批来到台湾访问的大陆留美学生，马树礼是促成此事的重要人物。对于丁学良等大陆学生此行，当时的媒体有不少政治化的解读。丁学良也与马树礼有过多次长谈。“他对我说，推动大陆留学生访台，让他们亲眼看看台湾的现状，不是为了哪一个党派的利益，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在这件事上，他受到了一些压力，但他当时从来没有对外说过。”

　　马树礼一生清廉、谨慎。丁学良记得他访台时，马树礼请他们吃饭，声明是他“自掏腰包”而非公款吃喝。马建华则记得，大伯在日本当驻日代表的时候，马家的另一位侄子跑到日本去，被马树礼知道了，硬是把人找来，当面一顿质问，“问他来干嘛，说是来买东西，他就说，你以后没事不要跑过来，要什么东西列张单子给建华，让他买好了给你寄回去。”

　　按照马建华的说法，清廉是两蒋时代国民党官员颇为普遍的价值观。“他们那时候觉得台湾就是他们的，已经是口袋里的东西了，何必贪呢？当初大家也都没什么钱，蒋方良想回俄罗斯娘家，拿不出路费，也只好作罢；中国钢铁创始人赵耀东退休的时候，民进党追查他以前有没有贪污，一查就不敢讲了，因为太清廉了。后来中国钢铁的董事长一年要拿几千万的薪水，赵耀东退休时才领20万。”

　　马树礼的退休金、工资、积蓄、房产，常常不是捐掉了，就是为了支持朋友的股票上市急匆匆拿钱去认购，结果股票暴跌不止，损失惨重。他90高龄时，急需一笔钱建基金会，还被人骗购了房产。“他这人一辈子搞的是政治，在生活上很单纯，重情重义容易被骗。”马建华说。

　　正因为恪守清廉，马树礼很怕自己的亲戚会成为这一规矩的破坏者。也正是这个原因，令他对那个苦了一辈子没要过他“半毛钱好处”的幺弟马树奎青眼相加。

　　1949年前后，马树奎跟随部队来到台湾，在位于台北的空军眷村外，租了个破房子卖蔬菜。对于小时候的记忆，马建华已经有一些模糊，“他也是阿兵哥，但不知道为什么没给他安排眷村的住处，我们全家就在眷村外面租了个房子住。父母亲卖菜，我很小就要帮忙进货。有一年下大雨，眷村门口的河水特别急，有个小孩掉水里了，我爸就跳下去救人，救上来以后才发现，是眷村后勤负责人的小孩，这样我们才在眷村里有了一个摆摊卖菜的摊位。”

　　当时的台湾百废待兴，纺织业是最赚钱的行业。“我常常碰到老一辈的，我说那个时代赚钱就像用扫把扫钞票一样，他说马先生你错了，扫把扫怎么来得及啊？是大的吸尘器在吸啊！”马建华说，那时候，父亲的堂姐马树桃的丈夫是台湾棉纺织业领军人物、华南纺织有限公司创始人倪克定，自然相当有钱，但父亲也没想过要去找堂姐求个差事，最后还是马树桃在一次同乡会上得知还有一个堂弟在台北，才泪涟涟地跑来与其相认。“我姑妈也有些重男轻女，她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因此也把我当儿子看。”马建华说。

　　弟弟的为人给了从来都很在意自己的清望的马树礼有了更多亲近侄儿马建华的理由。“有一次我大伯问我，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是谁。我从孙中山猜到蒋中正，到最后他说：‘我最佩服你爸爸，你爸是我们马家树字辈里年纪最小的，没赶上读书，当了阿兵哥，跑到台湾，起早贪黑就靠卖菜养活全家，一辈子没跟我张嘴提过要求。’”马建华话锋一转，“他倒是不张口，因为张了也没用，我大伯这辈子最得意的就是退休的时候，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挑不出他的错来。”

　　但一生清廉的马树礼还是在一件事上动用了自己驻日代表和前海工会主任的身份，帮了侄子一个忙。

　　上世纪70年代初，马建华按规定进入台湾的部队服兵役。在新兵训练期间，由于身体素质优异、表现突出，顺利入选要求最高的海军陆战队，眼看着就要入选“蛙人”部队。这支部队将驻扎在金门、马祖与澎湖防区，主要执行海域巡弋、渔船驱离、水文侦察、运补护航、海上救难等任务，是台湾特战部队中训练最严格的部队，亦是菁英中的菁英。

　　1985年，马建华带儿子在日本探望伯父马树礼

　　对当时仍处于“戒严”中的台湾而言，入选蛙人便意味着一旦有战争发生，这批士兵将会是第一个冲上前线的，即便不开战，也保不齐什么时候需要“突击到大陆去”。“我当时一想，不行啊，这好几家都等我生儿子呢，于是偷偷给我爸写信，说我有可能会被选进蛙人。我大伯一看紧张了，就赶紧和海军总司令讲，他要来参观，他有个侄子在那里当兵。他也没说我名字。”

　　那是马建华第一次在正式场合见到了官位与官威在身的“马代表”。“他说要去，陆战队司令都来迎接。我前一天晚上还被连夜洗脑不能乱讲话，第二天，陆战队司令坐直升机赶过来，又升旗，又吹号的，我看到一个上校吓得魂都掉了。过了不到10分钟，大伯的车子也来了，大家都站在司令部大门口接，我也去了，以前看我大伯是闷闷的一个人，还挺慈祥的，也没什么，结果那天一看，乖乖，星星都好几颗，指挥官、参谋长，一个个对他都毕恭毕敬的。”那一次探访，马树礼并没有特别关照什么，倒是伯母吴为琳心疼侄子，问了句，“怎么晒黑了？”那以后，马建华顺利进入通讯班，直到退役。

　　此后，马建华再也没有动用过伯父的关系。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一边念书，一边做小生意赚生活费。当时台湾已经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加上亚东关系协会的努力，台湾与日本间的关系素来不错，每年从台湾前往日本观光旅游的人数可以达到60万人次。

　　台湾旅行者有买伴手礼的习惯，常常列一张长长的购物清单，但是购物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马建华便跑去各个旅行团，把需要购买的物品清单接过来，然后以批发的形式为游客代购，从中赚取部分差价和劳务费。“他倒是一直赚的是辛苦钱。”陈其美的孙子陈泽祯(详见2013年16期《“又穷又硬”是家风》)当年在马树礼的介绍下认识了马建华，对于马建华的拼劲，他至今仍感到佩服，“当时以马树礼的身份，有多少人想巴结他，怎么赚钱都比这样轻松。”

　　与大多数的民国政要后代一样，马建华并未染指政治。早年在日本，倒也有人想让他到中山研究会(即国民党在日本的党部)找份差事，被马树礼严词拒绝了，远离政治的马建华在“赚辛苦钱”上延续着自己的天分。

　　1970年代，蒋经国举债大搞台湾十大建设的时候，马建华跑去工地拉钢筋，修建圆山大桥那一段高速公路，一天磨破两副手套，一个月能挣7000多块。他很知足，“我比我爸挣的还多。”

　　1987年前后，他又在姑父倪克定创办的南亚工专里承包了一个福利社，一做十几年。

　　他也一直在帮伯父跑腿。1990年，马树礼捐出20万美元，准备在家乡重修马圩小学。由于身份敏感，只能由做生意的马建华代劳，带着图纸跑到大陆来落实细节。那是马建华第一次踏上大陆，也是第一次从马树礼口中听到关于老家的点点滴滴。此行给他留下的记忆是“冷、拥挤、物价低、老百姓很弱势，都小心翼翼的”。

　　马树礼退休后，他又开始给大伯当司机。“我大伯这个人不会给自己留钱。退休金一拿到手，转手就捐给了社会运动人士。”一次，他照例去探望伯父，司机小庄把他拉到一边说：“少爷，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不做了。”他以为小庄犯了什么错，结果小庄为难地表示：“是马先生雇不起我了。”

　　但雇不起司机的马树礼居然还和蒋纬国、夏功权(驻美代表)一起，在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共同出资拍摄了一部真实反映抗日战争的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这部纪录片耗时10年，共采访历史见证人800余名，经历了5次再版。

　　2002年，马建华的好朋友陈泽祯打算在北京开面包房。马树礼知道后，专程写了一封信，让马建华带到大陆，给他当年在上海做《前线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时的报社出资人、大实业家王艮仲，拜托这位颇有地位的“党的老朋友”照顾一下后辈。“王老先生一看，又是陈惠夫的儿子，又是马树礼拜托的人，二话不说就帮了很多忙。你要说我们受到前辈的庇荫，这些就是庇荫，躲也躲不开，但我们都在尽自己的努力把该做的事做好。”

　　他本打算帮陈泽祯开面包房，结果父亲在家跌了一跤，摔成了植物人，他只好赶回台湾，创办便当工厂。“每天抡着大铲子炒菜，一炒几千份，一天站下来腿和胳膊都软了。晚上送货，老婆打电话来，我正把车停在路边睡觉。就是这样子，我现在也请了十个工人，有稳定的供餐了。”

　　与陈泽祯时不时遇到工商税务找麻烦的遭遇相比，马建华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幸运了。“这边的卫生检查也很频繁，但他们绝对不敢没事找事，更不敢吃拿卡要。现在这年头到处都有摄像头，台湾的公务员在职的收入虽然不高，但是安安稳稳熬到退休，是有一笔非常优厚的退休金的，我现在塞给他一万两万，他也不敢要，贪这点钱，丢了退休金，那就太不划算了。”这些执法人员甚至连他的便当都不敢吃一盒。

　　但马建华并不认为这一切都与后来的民主化有必然联系。“贪污其实是民进党上来以后才有的事。每次选举都要花费大量的成本，那么他在任期间怎么会不想着收回来点呢？”曾经，马建华的一位朋友要参选市“议员”，让马建华支持他，马答应了，“那一年我就赞助他便当啊，做一次活动我送几百个便当，他没选上，我的便当都砸进去十几万，太没意思了。”

　　对马建华来说，王朝终将老去，而世俗生活常新。

　　朱汐

　　注：更多精彩报道，详见2013年第24期《中国企业家》杂志，未经授权，谢绝转载。有意与中国企业家网站的内容转载等业务合作者，请与市场部联系(电话：64921616-8657)。欢迎来天猫店(http://chinaentrepreneur.tmall.com/ )订阅《中国企业家》杂志，2014年全年征订，亦可跨年度订购，优惠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