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午将企业权力一分为三，但有人怀疑这套制度未来能否一直运行下去

　　大午：“虚君”还是“摄政”

　　文 | 本刊研究部 段明珠

　　在乡间小道上又行驶十分钟后，车子终于停在一片建筑前，有厂房、有学校、有度假村，它们突兀地趴在麦田(微博)中，仿佛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般，这就是大午集团。

　　作为一个“文物级的民营企业”，让大午集团闻名的不是规模或者发展速度，而是创始人孙大午借用西方三权分立概念，创设的一套企业管理和传承制度，对这套被外界称之为“私企立宪”的做法简单归纳：集团设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实行决策权、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所有权不分散，属于监事长，监事长只能由孙大午夫妇及其子女担任；董事长有决策权，由企业内部推选产生，但没有股权；集团各子公司经理组成理事会，行使执行权。

　　追溯制度来源，是孙大午2003年的牢狱之灾。出狱之后，孙大午不再担任董事长，儿子孙萌虽有继承权但能力尚嫌不足。孙大午于是琢磨出这套制度，三权分立，作为父亲，如果有一点私心，也许是希望留给儿子成长的时间。

　　如今，孙大午退居二线，“不理朝政”、只问民风，两个儿子进入集团管理层，企业运转有常。国际家族企业协会主席Panikkos Zata的评价是：“有一点它做到了，就是真正从上到下贯彻执行了这个(私企立宪)制度。”

　　精心设计与试验运行八年后，“私企立宪”将迎来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因为年底，企业所有权的继承人孙萌有可能竞选董事长，如果成功，大午的所有权和决策权将重新集中在孙大午父子手上。

　　选战

　　孙萌是孙大午的长子，2003年的企业变故中曾被短暂推上董事长的位置，旋即离职，回顾当时，孙萌依然感觉无力，“你想做点什么都因为不了解情况做不了。”因此，这几年他保持着事必躬亲的管理方式和高强度的工作状态，“每天有处理不完的事情。”

　　对儿子的成长，孙大午很满意，但也指出“他就是年轻，气性还比较大”—孙萌有时候会忍不住越权，干涉下属公司的工作，激动时还会吵架。

　　这种作风，不符合北京理工大学家族企业研究中心裴蓉教授对这套制度的理解，孙萌将继承所有权，而为了保证“三权分立”的神圣性，所有者需要克服“去管事的诱惑”。

　　30岁出头时孙大午就开始创业，现在孙萌也到了这个岁数，于是有人提议让孙萌锻炼下，竞选董事长。

　　孙萌认为这是“赶鸭子上架”，董事长要从具体管理中抽身，这是现阶段他最不愿意做的。父辈可以放手，但他还有管事的冲动，超脱不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状态。

　　按三权分立，所有者不能参与管理或决策，是“虚君”，而孙萌竞选董事长，就是出任“摄政王”，对制度的有效性，这是一道坎。

　　在大午，无论是不是家族成员，身份平等，职业经理人的发展没有上限，家族成员想获得管理决策权要通过公开竞选，这些是很多大午职业经理人的信条。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员工的高稳定性，集团副总刘金虎解释自己在集团一干15年的原因：“我在大午集团真的有当老板的感觉。”

　　从业务员、业务经理，到厂长再到集团副总，刘金虎一路通畅，他甚至敢对总经理刘平下“挑战书”，去竞选她的位置。刘平是孙大午妻子的侄女，家族成员。因此，对“私企立宪”，刘金虎竭诚拥护，因为“我们非家族成员有了平等竞争的机会”。

　　这也让管理层中的家族成员感到压力，刘平在大午是从饲养员做起的，她感觉“必须比别人干得好，否则都会认为自己沾了光”。年三十她仍要工作，在别人眼里，“太辛苦”。

　　她认为，管理层中“家族色彩绝对会越来越淡化”，目前董事会中仍有9名家族成员只是历史原因，因为家族成员多数在企业中工作多年，而改变“只是时间问题”。

　　目前，对家族成员唯一的优待是可以拿工人平均工资两倍的收入，但这种差别有限。大午员工的收入更多取决于所在子公司的经营业绩，刘金虎的饲料公司是集团的龙头企业，因此他的工资和奖金是最高的，对个人收入“很满意”。

　　竞选董事是三权分立里最具动态的环节，参选董事不是件容易的事。30个候选人中选出15位董事，是2:1的差额选举。此外，候选人所在子公司效益及个人业绩都会与竞选结果挂钩。

　　如果说制度实行初始，竞选还有些作秀的成分，那么当员工一旦发现投票真有效果，就越来越珍惜，这些年投票制度不断改进，更让刘金虎有信心，“如果监事长指任能力差的家族成员(当董事)，我一定找他理论。”

　　对这套制度，裴蓉归纳了它的本质：“就是一套确保所有权属于家族，但其他人都有发展的平台与空间的制度。内部互相牵制，让企业管理处于一种平衡稳定的状态。”

　　企业所有权无争议，企业关注的重心自然转移到如何发展上来。同时管理层赛马制度具有的弹性减轻了接班者的压力—有能力可以选自己，做不好可以换其他人。

　　大午的产权不分割、不转让，由创始人直系子女中一人继承，管理层在员工中竞选产生，企业收益主要用以投资，家族成员只拿普通员工两倍工资，这样的安排让香港中文大学的范博宏似曾相识，“这种共产制度有一个挑战，大家必须要有非常崇高而且共同的价值观”，在初期，尤其是大家长还在时，他可以调节各方利益，但随着时间推移，价值观能否传递，制度是不是还能够运行下去？霍英东家族曾坚持家族同财，所有权不分割，甚至汽车都要公用，但霍英东去世后，仍旧发生了家族争产官司。

　　但也许在孙大午看来，这不是问题，因为他有不一样的企业愿景，大午集团“不以做大做强为目标”，不以利益为诉求，现在的大午集团除了工厂，有学校、公园和住房，企业就是社会，“一个企业可能会垮，我们已经把企业办成了社会，社会是不死的企业”，孙大午这样认为。

　　大午人也认为，企业地处封闭的河北农村，主营的是饲料等农副产品，没有多少高科技，员工大多是乡里乡亲，为的是“搭伙过日子”，因此他们有实行这套制度的土壤。

　　但没法回避，大午仍然褪不完家族的色彩，选举时孙大午带着孙萌的儿子出席，“爷孙三代都在选举现场”，为的是让第三代早些见见世面。

　　私企立宪能不能长时间贯彻下去，会不会被中途废止？制度还没有运行到第二代、第三代，这总是一个结。管理层一方面强调，谁“执政”都没有影响，一方面刘金虎也拿日本天皇作比，“整个日本都是天皇的，所有人都效忠于天皇陛下，我们不也是这样吗？”不过他指出一点，如果演变到后来，三权重新合一，那群众的“心会散，企业也就毁了”。

　　还需要有人把这套制度顶起来，监事长孙大午在大家眼里是产权的象征、精神领袖，高管们希望“只要他身体允许，就长久做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