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金融
Finance of Post Crisis
危机催生变革，变革创造机遇。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是最近一年间，以两次G20峰会为代表，全球积极探讨国际金融秩序重构。与此同时，各国相继出台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给笼罩于阴霾天空下的世界经济带来一丝曙光。本刊约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丁志杰教授和他的学生撰文，从加强国际协作、改革金融监管、约束国际组织和创新产品等方面，全景式展现初露端倪的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世界。
后危机时代的金融世界
Financial World in Post-Crisis Time
文/ 丁志杰
去年7月持续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金融环境、力量对比都发生了剧烈变动。2009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以“自由的新生”作为自己总统就职演说的主题，在演说中他提到，“世界已然改变，我们也必须随之变化”。以往美国总统就职，演讲主题多围绕美国“自由”、“民主”的国家精神；而此次奥巴马总统将重心置于“责任”与“变革”，其主题的转换恰恰反映出世界局势的变化。
早在危机伊始，关于金融体系改革的呼声就已开始显现，并且在这近一年的时间内愈演愈烈。全球范围内，以两次G20峰会为代表，积极商讨国际金融秩序重构。在各国合作的前提和G20工作组报告的基本框架下，全球金融及货币体系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与此同时，各国国内的金融体系改革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以美欧为例，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白皮书；6月30日和7月10日，美国财政部分别向国会提交关于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的法案。在欧洲，改革的大幕也已拉开。2009年2月25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法国人德拉罗西埃领导的欧盟金融监管高级工作小组提交改革报告；5月27日，欧盟委员会提出强化金融监管建议； 6月19日，欧盟峰会通过泛欧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各国的行动无一例外地表明，在全世界，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危机催生变革，变革创造机遇。相继出台的改革方案，给世界经济这片阴霾的天空带来了一丝曙光，也将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推上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后危机时代崭新的国际金融世界初现端倪。在不远的未来，各国经济和金融将在这个全新的环境下重新谋求发展。一个事实正日渐清晰——在现阶段，谁能够率先完成改革，谁的改革方案更适应危机后世界金融环境的变化，谁就能够抢占发展的先机。
中国作为在此次危机中受损程度相对较轻的国家之一，在当前的世界金融环境中发挥着日益深刻的影响力。以银行业为例，在2009年最新的全球银行业市值排名中，中国工商银行以2750亿美元的市值高居榜首；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紧随其后，分列第二、三位；中国交通银行也进入排行榜前列，占据第13位。然而，仅仅在七八年之前，在此类排行榜上还鲜见中国银行业的身影，也未有一家银行能跻身全球市值前25位。可以说，是危机给了中国金融业赶超和向世人展示的机会，这个东方经济大国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崛起。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现有的暂时性的成绩。在世界金融体系改革的大浪中，静止不动无异于坐以待毙。如果没有对金融体系的深层次改革，无法使中国经济、金融环境适应于后危机时代新的金融世界，就缺少了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所有的成就也都只能沦为昙花一现。因此，我们需要顺应这一历史性改革的浪潮，让此次危机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实力崛起的转折点。
从华盛顿到伦敦：国际金融改革一路前行
From Washingtong.D.C to Lond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form Forward
文/ 沈佳妮 蔡 薇
危机带来变革，变革促成机遇，不可一世的美元霸权根基正在松动。在本次应对危机中表现抢眼的法国总统萨科奇正试图让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到这个昔日的大国身上。去年年初，就职仅半年的萨科奇语出惊人，“数年前流行的‘超级大国’一词已过时，未来世界将进入‘相对大国’时代”。
美国的“好时候”正在过去
2008年伊始，欧洲智库LEAP/E202曾预言——全球金融体系将在2008年全面崩溃。该机构同时指出，美国将失去引领全球市场以及推动全球央行按照它意愿一致行动的能力，而这种对全球金融体系领导权的丧失是导致金融体系崩溃的主要原因。它同时预测，由于金融领域在当代经济中占有过多的比重，此次破坏性将比前两次崩溃(1929年“大萧条”和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更为严重，全球金融体系将面临重组。
现实的发展与这一预言惊人的相似。向来被媒体冠以“亲美”头衔的法国总统萨科奇在危机期间公开谴责“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不可持续，并宣布“应该结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重建一个受管制的资本体系”。
透过历史的镜头，不难发现，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国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利用汇率政策调解其强势美元与财政赤字之间的矛盾。
从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大厦崩溃，为缓解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美国放任美元贬值；到里根时代强势美元的回归又给拉美债务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再到1985年签署的“以邻为壑”的广场协议使日本经历了“失去的10年”；直至次贷危机爆发，美元汇率再次成为其维持金融霸权的战略工具。
在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的2008年7月，美元又一反常态地结束了长达6年的贬值周期，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美元指数升值超过20%。美元升值及投资者对于美元资产安全性考量的根深蒂固，使得大量资金从欧洲及新兴市场国家撤离，资本的逆转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华尔街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掌控也给了美国人以危机转嫁成本的机会。在危机集中爆发前期，华尔街的金融炒家们利用信息不对称和精明的推销手段，向各国兜售所谓的避险衍生品，结果造成各国企业、金融机构大量亏损，这是典型的欺诈行为。美国这种毫无节制的印美元占用他国资源，支付国际收支赤字，并通过让外国人持有美元资产获得美元铸币税收入的方式，遭到了全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
华盛顿峰会“会诊”危机
危机的爆发揭示了真相，真相引来了抗议的呼喊。首当其冲的就是欧盟，它们毫不掩饰妄图在后危机时代建立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的野心。然而，单凭欧洲某几个国家的实力还难以与美国相抗衡，因此，想通过拉拢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与其一同制衡美国的金融霸权。于是，G20华盛顿峰会应运而生。
G20(“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初建于1999年，由主要工业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组成。其初衷是为应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经济危机，并改变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协调中被日渐边缘化的地位。其成立至今，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进展，并促进了标准规则的国际应用，提高财政政策的透明度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华盛顿峰会”是G20对此次危机的第一轮“会诊”。这次“会诊”将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各国对各自当前的经济状况和联合救市计划的信息共享，联合美元储备充足的新兴市场国家加大对市场流动性的注入，增强金融机构资本、解冻信贷市场。其次，是变革国际货币体系，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修改IMF组织参与危机救助的门槛条件、启动程序和投入力度。再次，加强国际合作并纳入宏观审慎监管，健全金融市场诚信机制。最后，强调要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
从总体上说，华盛顿峰会还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合作性氛围和建设性思维始终贯穿着整个会议。
伦敦峰会硕果累累
然而，随着危机的演进，各国对峰会行动计划的执行开始出现分歧，在2009年4月伦敦峰会召开前夕，各方势力仍在暗中博弈。美英立场相近，都呼吁加大政府经济刺激规模；德法则强调，应加强金融体系监管，反对英美提出的加大经济刺激的方案。法国总统萨科奇甚至以退出峰会相威胁，宣称新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一个“不容妥协的目标”。
同时，欧盟内部也存在激烈的矛盾，尤其是欧盟老成员国和东欧新成员国之间矛盾尤为突出，主要原因是较为富裕的西欧国家不愿意拿出资金救助遭遇严重冲击的东欧国家。而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代表的中国，也在伦敦峰会之前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呼吁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此构想得到了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热烈支持。
然而，英国首相布朗为保证伦敦峰会顺利进行，在各利益冲突国之间灵活斡旋。最终，伦敦峰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G20达成协议向IMF注资5000亿美元，并大幅增加SDR规模至7500亿美元；出售黄金储备帮助穷国，并宣布采取行动打击避税天堂；加强金融监管，并对大型对冲基金和金融机构纳入全球监管框架；促进全球贸易，反对保护主义。
值得关注的是，“金砖四国”财长在会议期间也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要求重视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保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拥有相应的话语权和地位。“金砖四国”这一最早由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在2001年发表的《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中首次提到的名词，此刻具有了非比寻常的历史意义，“金砖四国”首次以一种团结的力量表明共同立场，这将对国际金融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
虽然G20华盛顿峰会和伦敦峰会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依然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改革提议缺乏统筹安排，在IMF的投票权问题上美国仍拥有绝对优势，发展中国家想争取更多的发言权依然困难重重，对于现有金融体系的改革也只是在原来基础上的修修补补远非根本性的变革，全球金融秩序变革依然任重道远。
新兴市场国家机身“富国俱乐部”
emerging countries enter into "rich country club"
文/陈琪 胡婕
2009年6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及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同时前往瑞士巴塞尔，出席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的首次全体会议。同时参加这一举世瞩目会议的代表还包括来自各成员经济体中央银行、监管当局和财政部的52位高层代表和国际组织、国际监管机构的17位代表，阵容之庞大，足见各国对此次会议的重视程度。
其实，全球金融监管合作的意识早已存在，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前身——金融稳定论坛(FSF)于1999年就已成立，那是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7个发达工业国家为了促进金融体系稳定而成立的国际金融咨询和协调组织。后来，该组织又邀请澳大利亚、荷兰等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加入。扩大后的组织成员已囊括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和机构。但是，由于金融稳定论坛的成员多为发达国家，因此长期以来都被视作“金融富国俱乐部”。
然而，FSF存在的诸多弊端使得其作用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G7试图建立一个全球化的监管体系，但G7产生的影响力仍然有限。新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填补了这一空白。
扩大后的FSB在其基础上有了三个方面的改进：一是引进了新的成员，伦敦峰会后，接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新成员，最终包括24个国家的央行、财政部和监管机构，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和专业委员会。中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以及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均为该委员会的成员机构。二是扩大了职责范围，承担更多的任务。其具体的职能不再局限于金融咨询及协调，而是得到了细化，有助于在全球层面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管理，避免监管套利。三是改革了组织架构。金融稳定论坛仅分为3个工作小组，而金融稳定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的改进是形成了包括全体大会，指导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并且各个部分的职能也更加明确。
体现不同的利益诉求
金融稳定委员会改进的每一个细节，都蕴涵着各国对未来金融稳定的期望，同时也体现了各个国家和经济体的利益纷争。
此次会议的举办地选在欧洲，委员会主席为意大利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常务委员会负责人分别为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卡鲁阿纳、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阿代尔·特纳和加拿大副财长蒂夫·麦克勒姆。环顾整个委员会，除了标准执行委员会以外，全部由欧洲人当权。单从负责人的人选来看，委员会的重心明显偏向欧洲。
尽管国内的反对呼声很高，美国还是签署了金融稳定委员会的相关协议。众所周知，欧洲和亚洲国家的金融体系主要是以银行为主导的，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对美国金融机构过度扩张能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从而对国内的金融机构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而目前对于美英这类以市场主导金融体系的国家，加强管制无异于对其金融市场的发展设置了层层障碍，尤其对于其发达的资本市场，比如监管条例中对信息透明度的要求，对于运用信息来盈利的对冲基金经理来说无异于梦魇。
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影响日益显著，这一点从金融稳定委员会成员的扩张中也可以看出。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加入金融稳定委员会后，从全球金融风险防范的旁观者、相关国际标准的被动执行者，变为直接参与者，这对于通过推动全球金融更快复苏，更好维护全球金融长期稳定，从而保护中国自身利益都有重要意义。
运行问题
尽管全球监管合作确实能填补各国单独监管的不足，起到积极的协调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监管组织，在运行过程中必然将面临许多问题。
首先，是关于FSB与IMF的合作。从监管的角度看，FSB侧重规则制定，IMF侧重政策监督，所以两者需要在明确任务和职责的基础上加强合作。IMF负责宏观金融风险和系统脆弱性的监管，FSB负责金融系统脆弱性的监管。两者合作开发早期预警系统，IMF成立一个新的宏观金融部门，侧重开发宏观金融关联的分析框架；FSB基于其对脆弱性的关注，开发更具操作性和系统性的预警系统。从目前来看，IMF与FSB的分工与合作更多的是具体任务层面和原则性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定位存在很多模糊地带。另外，IMF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机构，一直以来备受争议，如果IMF未能彻底改革，则二者的合作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其次，是关于如何具体运作。这不是各个国家的监管机构简单地捆绑在一起，委员会要同时监管全球所有国家，每天无数笔资金的流进流出，不论是人员的配备还是机构的设置都是一项繁杂的工程，具体如何落实，委员会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美国最近就提出，要求委员会在9月底之前给出一个详细的计划方案。
再者，是针对保护主义的现象。危机时期，各国为了尽量减少损失并维护自己的利益，积极响应监管合作，但是经济一旦恢复，这种监管合作是否能够继续维持仍然要打个问号。毕竟，任何监管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对于美国，监管的好处在经济繁荣时期要远远低于自由经济所带来的效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快各国的监管者们将忘记该机构，针对国外银行的保护主义必将卷土重来。
总之，金融监管改革必须能够保护市场投资者，并且使市场重拾信心，渡过这个难关需要各国齐心协力。
中国该怎样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How China to Pursue Discourse Power?
文/ 刘 琼 李钦军
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来，各国都在尽力探索消除危机之道。中国作为发展中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不仅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在危机后的国际金融秩序重构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08年10月底，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上海经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时就指出，“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华盛顿峰会再亮立场
事实上，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就已经此起彼伏。表面看，导火索是此次全球金融海啸，但实际上积怨却早已有之。
近年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迅猛，中国更是强势领跑，经济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发展势头强劲。目前，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债权国和第三大贸易国，经济总量也在持续上升，早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可忽视的经济巨体。
然而，经济实力的上升并未带来明显的经济地位和话语权的提升，世界经济范围内规则的制定权和执行权还是大多为欧美等国家、尤其是美国所把持。新兴市场国家心生不满，而欧洲也未见得就能真正满足现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多年以来，美国在IMF中维持了17%的投票权，德国为5.88%，英国和法国分别是4.86%，中国直到2008年4月才仅占到了3.807%，这显然与中国的经济实力严重不匹配。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一票否决”的权力也恰恰很好地解释了IMF“跟谁姓”的问题。在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下，指望这些全球性金融机构能够履行其本应公平、公正的职责权限，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世界经济的稳定，这无疑是极为不现实的。故此，各国借此危机的契机，期望能改革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为本国谋求相应的地位和话语权。
2008年11月15日，G20国峰会在华盛顿召开，吸引了全世界亿万人民的目光。会后，G20集团通过了《华盛顿声明》，就加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建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等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举足轻重的代表者，中国在此次会议上亮出了明确的态度。胡锦涛主席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展现出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责任和风采，受到广泛好评。
攻势凌厉的一周
跨入2009年初，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惨淡景象不减反增，经济触底反弹似乎遥遥无期。在这段时间内，许多国家相继提出对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建议，俄罗斯等国更是提交了详细的改革报告。在全球范围内，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然而，在各国纷纷推行自己的改革计划时，中国却似乎沉默了许多，未见有何明显的态度。直至3月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4天之内连发三文——23日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24日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26日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动作之快之猛，让世界都为之一震。尤其是在首篇中，其提出的以SDR为基础的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想，更是引起了各国的广泛关注。
周小川行长在文章中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此次，中国的态度之一致，声势之浩大，都是危机以来前所未见的。继周小川行长23日撰文后，财政部部长谢旭人25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呼吁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27日在英国《泰晤士报》发文称，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中国愿意在安全和合理收益的基础上支持IMF增资，发挥力所能及的积极作用，但同时，IMF应依据份额增资，而不仅仅是盯住外汇储备。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的提议无不反映了其利益诉求，制约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努力在新秩序中谋取应有的话语权。针对这些提议，各国的反映也不尽相同。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尼、巴西、俄罗斯等纷纷表明支持中国对超主权货币的构想；IMF总裁、联合国独立委员会等也赞成该方案的可行性。联合国成立的独立委员会专家组——斯蒂格利茨小组也于3月底发表报告，呼吁另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取代目前美元独大的地位，以解决单一储备货币带来的经济不稳等问题。
然而，大部分发达国家对这一提议持鲜明的反对态度。美国总统奥巴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财长盖特纳明确表示，没有必要建立新的储备货币，澳大利亚总理、欧盟委员会秘书长也表示，支持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其实，发达国家会有以上态度并不难猜测，各国在这场政治、经济的博弈中，其态度无一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尽管有许多国家表示支持中国的这一构想，愿意与中国一同推动改革的进行，但专家普遍的意见是，这一构想在短期内还不具备实现的条件。
伦敦峰会作用积极
无论如何，通常在世界经济问题上处于守势的中国，还从未像那一周采取如此凌厉而强大的攻势，此构想称得上是危机后中国政府正式点燃的第一枚重磅炸弹。实际上，周行长的这一关于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想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更有价值的是其背后的战略意义。
2009年4月1日，G20伦敦峰会开幕。在这次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的讲话，全面介绍了中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采取的有效举措，深刻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看法和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与体系的立场，重点强调了中方在加强金融监管、促进合作、反对保护主义、重视发展中国家利益等方面的主张。中国在此次峰会上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评价和普遍赞誉。
此后，中国在国际经济会议中频频发声。2009年4月26日，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发展委员会会议上呼吁，加快世界银行发言权和代表性改革进程。他同时强调，实现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与发达国家拥有平等投票权，是世行改革的核心目标。6月16日，胡锦涛主席在“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时指出，“金砖四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应合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7月9日，国务委员戴秉国代表胡锦涛主席出席八国集对话团会议时提出，国际社会已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达成共识，关键是要抓紧落实。
从华盛顿峰会到伦敦峰会，中国逐渐成为国际经济舞台聚光灯的焦点；从胡锦涛主席的讲话到周小川行长的构想，也反映了中国在国际金融秩序重构中日渐清晰的声音。而各方对中国言论的关注，也充分体现了世界对中国声音的倾听。这是话语权的一种体现，也是争取话语权的一种方式。中国应抓住机遇，运用话语权，在未来的秩序中体现“东方元素”，为自己及广大新兴市场国家争取应有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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